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2009年1月 第lO卷第1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ofShanghaiAdministrationInstitute Jan.,2009 V01.1O.N01 中Illt~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09)O1—022一(7) 中国政治合法性的 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 兼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 徐家林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1620) 摘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 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 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 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 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认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教育 “政治合法性”(politicallegitimacy)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并被系统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政治合法性问题本身则是人类自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就已存在,并与政治统治伴随始终,可以说 任何社会的政治秩序,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都存在着合法性问题.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这 一 观念首先并且特别地涉及到统治权利,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 百科全书》则具体强调两点: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有效运行;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 围,基础和来源.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制度基础,来源于 对规则的遵循;二是政绩基础,来源于统治的有效性;三是理念基础,来源于意识形态.中国历代 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利用意识形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供理念支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 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收稿日期:2008—10—12 作者简介:徐家林男(1966一)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22 徐家林: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可以设想,任何统治的权威最初都可能是通过强力构建起来的,但可以肯定,任何仅仅通过强 力构建的权威是不可能持久的,类似动物界的猴王,他可以用强力暂时迫使力弱者认可他的权威, 但他无法使自己的权威持久,无法禁止新的强者挑战他的权威.正如卢梭所言:”即使最强者也决不 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即是说统治者必 须给自己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使被统治者认可他的权威. 人类的统治者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无一例外,都不是仅仅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 强力的基础上,而是在用强力建立政权或夺取政权之后,甚至在同时,总会为自己构建统治合法的 基础.而合法的观念基础,即从意识形态出发,在观念上为自己的政权寻求或构建合法根据,寻求社 会的理念认同,则是统治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方面.本文仅以中国为例略加论述. 马克思指出:”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更高 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科学远未昌明的古代社会,中 国的统治者利用人们对上天的崇拜和畏惧,创造出”君权神授”的宗教神话,以此来为自己的统治构 建合法性的理念基础. 夏代的奴隶主统治者就声称自己的政权受之于”天命”.《尚书?召诰》就有记载说:”有夏服天 命”.商统治者更是祭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帝”或”上帝”,形成一种与巫术密切结合的早期宗 教.这种宗教认为”上帝”是整个自然,社会的主宰.商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就假托神意,编造”天罚”来 威吓人民,并以暴力为后盾,对人民实行统治. 中国早期这种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统治合法性观念是不完善的,建立在这 样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统治也是不牢固的,无法避免政权更迭,而在面对政权更迭时又难以自圆 其说,特别是周灭商,对商统治者原先宣扬的对某一固定统治者的”政权神授”永恒化就是致命的打 击.同时,周统治者也认识到他们与商统治者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困境.周统治者为了能 够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根据,也为了从思想上征服商奴隶主贵族和全体人民,周统治者提出新 的”天命”说,来论证自己取得政权,实行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周的”天命”说强调”德”的重要性,是 “德”和”以德配天命”的理论.就是说,君王要认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这样 就在理论上说明,商王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商的后代不能修明其德以从天命;周先祖因为能修明 其德配天命,所以上天就改变了他的授命,授命于周.周公旦就曾对商奴隶主贵族说:”非我小国敢 弋殷命.唯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周统治者把宗教,政治与伦理结合起来,用统治者是否有”德”来说明”上帝”或”上天”更换统治 者的理由.这种统治合法性理念中的道德因素对后来的儒家政治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儒家继承了周的”天命”思想,把”德”置于核心地位,辅之以”灾异”说,对君王的恣意妄为有一 定的约束和”警告”作用,但更主要是为君王统治提供合法根据.儒家认为君权”受命于天”,君王之 所以能”受命于天”,则在于君王具有最高的”德”,君王能够”体天之德”,”具天之德”,”行天之德”, 是集三者为一身的圣人,所以完全具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儒家思想之所以被中国封建君主看重, 并被树为”独尊”,就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为封建统治者提供较为完整的合法性理念依据.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政治是”儒表法里”,尽管统治者实际上是以武力夺取政权,以严刑竣法进行 统治,以强力维护君权一统,但他们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也不得不利用儒家学说为君权之绝对地位 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圣人自诩,所谓内圣外王,以势驭道.其实他们自己最清楚.据《汉书》记载,陆贾动 不动就向汉高祖”称诗书(《诗》《书》)”,汉高祖就骂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汉高祖自己 23 第1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正 很清楚,他的政权是靠武力征伐获得的(马上得之),跟”天命”,”德”这一类儒学学说没有关系.但他 最终还是接受了陆贾的建议,因为这些学说对己统治有利.事实也是如此,”圣人”只不过是历史的 幻象,”所谓圣君贤相者,旷百世不一遇,而桓,灵,京,桧,项背相望于历史.” 天命,圣人既不存在,儒家为封建王朝杜撰的理念合法性就站不住脚.早在秦末,农民”造反”领 袖陈胜就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强烈质疑;中国历代”造反”者也总是利用儒家学说,祭起”替 天行道”的大旗,这实在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讽刺意味.也因此,中国历史上君权不断 被推翻,王朝更迭成了历史常态,而每一”僭越”者也总能从儒家学说中毫不费力地找到自己合法的 根据. 由此看出,儒家学说并不能真正解决封建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除了王朝统治本身的不合理 这一根本原因之外,从意识形态来说,儒家学说内在的逻辑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儒家学说只能说明 王之所以为王的根据,但它无法提供排他性的根据,即某人有大德,为圣人,可为王,但无法排除第 二个这样的”圣人”的出现,尽管统治者从不吝惜用暴力消灭这种潜在的挑战者.更为麻烦的是,许 多统治者既无德也无能,无法”配天命”,儒家学说反而直接给”造反”者推翻该王朝统治提供了理论 依据. 统治者自己也看出了这一点.《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都曾记载辕固生与黄生在汉 景帝面前关于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的一场争论.二人观点相左,但都可以从儒家学说中找 到根据.最后辕固生的话:”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使汉景帝看出了争论的严重 性和危险眭,用一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结束了这场争 论,从此以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统治合法性问题不让讨论本身就说明这是王朝统治者的软 肋,心虚,也说明儒家理论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解决王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儒家学说所提供的合法性理念基础是不完善的,无法真正解决政权的取得与政权长久维 持的排他性理论依据,最终也就只能靠暴力.夺取天下靠暴力,统治天下也不得不依靠暴力,这或许 是中国传统政治”儒表法里”之无奈.但依靠暴力维持的统治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改朝换代也就是 必然了. 尽管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王朝时代没有多少可比性,但”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会给我们以智慧, 使我们能从中得到启示;以史为鉴,也可以看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构建政治合法性的理念 基础方面曾经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我们正确认识和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 其认同的自觉性. 政治合法性主要回答的是政治统治或者治理被认同的问题.?因此,严格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建 国前尚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它还不是执政政党,还没有政权需要认同的问题(根据地政权除外).建 国后,合法性才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需要很好解决的现实问题.从推翻旧政权,建立新 政权两个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包括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革命合法性)与维护政权的 合法性(执政合法性),而且二者是前后相承,紧密联系的. 中国共产党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应该是中国共产 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它的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际过程中,从社 会底层动员和中国传统思想对民众的影响来看,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反而不如中国传统的道 德伦理批判更直接,更有效.建国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进行马 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仍在运用各种形式对”旧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批判旧政权的不合理,也就是 24 徐家林: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在确立自己革命的合理与合法性.如”忆苦思甜”等.直至今天,我们在教科书,文艺作品,影视作品 中,当涉及到推翻旧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时,对旧制度采取道德批判的做法仍然随处可见,仅从所运 用的语汇来看,”剥削”,”压迫”,”苦难”,”不平等”,”卖国”等都是运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这样的道德 或价值批判类似于说统治者”无德”,”无道”.从价值的角度来论证政治的合法性,在西方合法性理 论中被称为”规范性方法”;在此我们也套用一下,将道德或价值批判亦称为”规范性批判”. “规范性批判”只能说明推翻旧统治,夺取旧政权道义上的合法性.道义上的”正义”性也被认为 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勘咀是,这种在传统中国早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即 使能促使当政者行”善政”,”仁政”,对人民群众有利,对于当政者自身来说,如前文所述,却可能是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因素,因为当政者的任何”过失”都有可能被视为失”德”而成为被推翻的理 由.因此,价值性因素不能成为当政者维护其持久政权的基础.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没有任 何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 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合法性就是内化在民众观念中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与忠诚,只有存在相对固化的信仰与忠诚才 会产生合法性.如何唤起并维护对自己合法性的信仰,对于任何政权来说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新政权除了要向民众说明推翻旧政权的合理合法性,还要向民众说明自己执政的合理合法性.而在 1949年后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以及如何唤起人民的信仰与认同方面,即 在宣传与教育方面,曾存在过一定的误区.以下仅举两例说明. 其一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之说.这是典型的”强力”合法论.”枪杆子里面 出 政权”,当年作为革命的手段和路径选择无可厚非,完全有必要,但把它误读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 显然就不恰当了,尽管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而”打江山坐江山”之说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 一 些人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强力”政权观. 此类论调过去讲得很多,很多文艺作品也在宣传和强化这一点,也能相当程度上获得人民群众 的认同,的确曾起过政权合法化的作用.但在面对政权合法性的进一步拷问时,我们既难以从”枪杆 子里面”必然推出”出政权”的合法性,也难以从”打江山”必然推出”坐江山”的合法性来,更何况如 果人们普遍接受了”打江山坐江山”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政治合法性根据的话,我们的政权也 必然会受到反对者”打江山”和”枪杆子”的潜在威胁与挑战,而这恰恰是任何政权都要极力避免的, 即使王朝统治者在通过武力实现改朝换代以后,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使自己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 合法化,同时又不允许后来者效仿.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把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打江山”或”枪杆 子”上,显然存在问题,潜伏着严重的政权危机. 其二为”历史选择”,”人民选择”之说.这一说法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也不能简单 地作为我们政权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我们在强调”历史选择”时,既包含客观的历史因素,也包含主 观的”人民选择”因素.一方面,”历史选择”论确有历史根据,无须辩解,不容置疑,因为夺取政权本 身已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历史选择”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民选择”,符合近代以来主流民主政 治观之”人民意志”之说,即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选择与支持,由此,党的执政似乎也就理 所当然有了合法性.而且我们在宣传”历史选择”时往往又是以批判前政权的非道德性为前提,以说 明我们夺取政权道义上的正当性.既然”历史选择”与”人民选择”既体现了现代政治合法性之”人民 意志”根据,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之伦理道德根据,那么以此来说明我们政权的取得,巩固 与持久的合法性似乎也就没有问题了. 但问题是,”历史选择”之说同样必须能够接受进一步的拷问与质疑:历史选择即使可以解决政 权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但能否解决政权巩固及持久的合法性问题?历史选择能否代替现实选择?历 史选择只是一次选择还是永久有效?况且,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也确有面临永久选 第1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矩 择的巨大现实压力.面对如此压力,党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解决好国家 建设与人民生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即必须十分注重制度基础和政绩基础建设;同时,党还必须注 重理念基础建设,着力解决好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解决好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问题,首先 要使之成为党的自觉,并通过教育与宣传使之成为最大多数人民的共识,从而化为党的执政的现实 支持力量,使历史选择成为坚定的,持久的现实选择. 只有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核心理念.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还没有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执政合 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来宣传和教育.这可能与我们的政治话语有关,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在官方 话语中明确谈论政治合法性问题;更可能与党一直没有真正遇到合法性危机有关.新中国成立之 初,武装斗争的胜利本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镐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来自底层社 会的广泛支持,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宣传,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等异己分子的严厉镇压和打击,都 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曾一度面临执政 危机,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效为其政治合法性奠定了重要的政绩基础,加之思想上的”拨乱反 正”,使这场危机很快化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西方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开始影响我国,引发国人对政治合法性及其来源和基础的思 考,也迫使党认真考虑和对待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xl~d,平是”文革”后对此问题认识较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 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一般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只是告诉大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都必须坚持,不可偏 废,却很少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 性理念基础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和核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因为它可以从理论上很好地 解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 主义社会发展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向阶级消灭,国家 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胜利是历史的必 然,而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都要由工人阶级在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 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因此,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就必然要承认社会 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就必然要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长期执 政(直至共产主义实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逻辑整体,密不可分,承认其中之一必然承认其他,相反,否定其中之 一 ,必然否定其他.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合规律的,同时也是合道德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人民史观,马克思 主义理论代表社会底层民众(无产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对不合理的,非人道的旧制度深刻批判的基 础之上,以建立财富公有,社会平等,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这样的理想社会为目标和理论归宿,在儒 家政治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理应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在当代中国更具有现实针对性.马克 徐家林: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则更多地从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解决民众现实生活 中的诸多困惑,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府行政的认可,实现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强调 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中的重要地位.《决定》把”建设和谐文化” 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 根本”,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 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中,”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 《决定》同时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党的十七大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也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 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换一种语言表达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是当代中 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则是这一理念基础的核心(即”灵魂”,”旗帜”),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人民 对这一基础的认同,真正达到合法性的目的. 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政治合法性理念不是靠执政者的 自觉就能完成,而要以民众的认同为前提,没有认同也就没有合法性.实现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理念 认同的首要途径是教育.在当代中国,对民众进行政治合法性教育,首先就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 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在民众中灌输合法性情感,造就共同的信念,培 育同质的政治文化,就是要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当前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站在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高度,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更要站在 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民众认同的高 度. 因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体现特定阶级的意志,更主要的是与党的执政地位相联 系,与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也 只有从这一高度出发才能真正有效,也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根本之所在. 注释: ?一般认为,最先明确提出”政治合法性”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并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参见:张 娟,习裕军:《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在西方:一个文献综述》,《中州学刊))2007年第l期,第26—3l页;杨文革:《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 性理论评析》,E方论丛))zoo6年第1期,第156—158页. ?如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之制度的能力”((美)西摩?马丁?李 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 值.”((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27 第1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矩 ?有人从更多的方面对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加以归纳,认为在一般认为的制度基础,绩效基础,理念基础(意识形态)之 外,还包括价值规范,个人魅力等.(参见张娟,习裕军:《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在西方:一个文献综述》,《中州学刊))2007年第l期,第 26—3l页.)本人认为,”价值规范”可纳入意识形态或理念范畴. ?马克斯?韦伯曾把统治体系划分为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合法型.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政治领袖的非凡人格或超凡 感召力.(参见:燕继荣:《论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和实现途径》.《学海}2004~4期.)中国是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很容易把 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德”的基础上,推崇具有超凡人格的魅力型权威. 参考文献: [1]让一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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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deologyBasisandContemporaryIdentification ofChinaSPoliticalLegitimacy——OntheEssence ofEducationofMarxismasGuidingIdeology ×UJialin Ab~ract:Politicallegitimacyisacommonproblem.Ideologyisoneoftheimportantbasesandsourcesof politicallegitimacy.Chi— na,sruleminthehistoryall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ideologytosuppo~thepoliticallegitimacy.H owever,theinherentdefects oftheideologytheycreatedcouldnotreallyguaranteethelegitimacyoftheirruleorpreventtheirregimesc hange.IncontemporaryChina 8omemisunderstandingormistakesonceappearedinpoliticallegitimacyideologybuildingandpublicizing.MarxismistheCOreofthe ideologybasisofthepoliticallegitimacyandMarxismideologicaleducationistomakepeopleidentifytheideologyofcontemporaryChi— nesepoliticallegitimacy. KeyWords:PoliticalLegitimacy;IdeologyBasis;Identification;Marxism;MarxismIdeologicalEducation (责任编辑陶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