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对当下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借鉴意义

《文心雕龙》对当下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借鉴意义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试论《文心雕龙》对当下应用文写作的借鉴意义 1赵忠富 摘要:《文心雕龙》是一部集文体论、创作论等为一体的巨著，其中所蕴含的某些理念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启示与指导作用。本论文拟从应用文功用、应用文的“合体”与“通变”、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该书对于当下应用文写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应用文、功用、文体、创作主体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将这部“体大而虑周”的著作与亚氏《诗学》并提，先生在为某青年学者诗学论著所作的《题记》中说:“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 [1]370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而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也被尊称为“龙学”，属于学术界的显学之一。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序志第五十》)，涵盖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两大门类，尤其是上篇文体论部分“囿别区分”彰明较著。在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文笔”是有优略高下之分的，《南史?任昉传》“昉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可能是限于这种传统偏见，以往学术界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文学文体上，而缺乏对于其应用文理论的关注，这种状况近年来稍稍有所改观，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发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粗略探讨《文心雕龙》中应用文理论体系，汲取其中的有益养分，以期对当下的应用文写作提供些许借鉴。 一、政事先务——应用文写作目的的“尚用” “尚用”，亦即重视社会功用是应用文的一个本质特征。通过考察应用文的原始发生，我们不难发现“尚用”对于应用文而言是与生俱来的。《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在我国应用文的出现是先于纯文学的，这里的“书契”，不是“雕琢情性”(《原道第一》)的文学作品，而是“政事之先务”的应用文字。二应用文字自来便具有“治百官”、“察万民”的社会功用。 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尚用”并不是为应用文所特有，文学文体也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功用。先秦儒家便要求当时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承担起教化黎民、裨补时政的社会作用，经过两汉经学家的鼓吹，“尚用”便成了应用文和纯文学的共同的目标诉求。六朝时产生了许多这样的言论，曹丕说“盖文章，经国 1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陆机说:“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赋》)，挚虞说“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文章流别论》)。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彦和，秉承崇尚实用的文学观念，在总论文章时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序志第五十》)不过，以“弥纶群言”、“擘肌分理”为务的刘勰对于文学的“尚用”，并未停留在这种总括笼统层面，像曹丕、陆机、挚虞等人那样，而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细致探讨每一文体尤其是应用文体的现实功用。 《祝盟》:“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风和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 《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 《章表》:“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 《奏启》:“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启者，开也。„„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 《议对》:“议之言宜，审事宜也”。“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书记》:“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从以上的例举中，可以看出每一种应用文体，都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获得存在的理由，同时也认识到“尚用”是刘勰对于应用文一以贯之的总体要求。《檄移》中，刘勰论及“檄”这种文体的功用和效果时说:“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言语之间雄姿英发、豪气激荡，千载之下，犹且令人神往。 2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伴随“书契”而产生的应用文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古今应用文体从称谓到写作规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由挚虞对于“铭”、刘勰对于“诏策”的考察便可看出。但应用文始终未改变的就是“尚用”的特质，当下的应用文作者也应当秉承此一传统，这样才能写出功在当今、传之后世的经典作品。 二、文体有常——应用文写作的“合体” >的文体论》一文中提出，“文学的特性，须通过徐复观先生在《<文心雕龙 文体的观念始易表达出来，所以文体论乃文学批评鉴赏之中心课题，亦系《文心 [2]145雕龙》之中心课题”。徐先生对于《文心雕龙》的这一评价颇有见地，刘勰确实将文体的理论作为重点探讨的课题。 重视文体理论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如王瑶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他的开始起，主要即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和论文体。„„一面是‘读其文不知其人可乎’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评语，一面是‘体有万殊’而‘能 [3]87之者偏’的各种文体体性风格的辨析”。在中国文学批评逐渐走向成熟的六朝时期，“文笔之分”亦即文体的探讨便是当时的一个中心论题。从曹丕的四科八类到陆机的十种文体，再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文体学理论的构建是他们共同的努力，不过直到刘勰这里这种文体理论的构建才逐渐成形。 刘勰的文体理论，是在社会功能的指导下，以不同的题材内容为依据，着重探讨各文体的语言规范。大体来说刘勰的这种作法是合适的，因为文章尤其是应用文字究其根本乃是语言之处理与操作。同时，刘勰之前的的曹丕、陆机等人也都是从语言风格来探讨文体的。曹丕、陆机等对于各文体语言风格的探讨大都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限定，精则精矣，但过于笼统不利于操作。刘勰对于各文体语言风格的探讨，既有像曹丕等人的笼统的总体论述，同时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结构模式下有各各文体的分述。 刘勰对于各文体语言风格的总体论述是在《定势》篇中进行的: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在总论之外，每一篇文体论中也都有对于该文体的语言规范的探讨，如《明 3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乐府》:“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诠赋》:“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或立标准，或谈教训，总之使人明白“文之体有常”(《通变第二十九》)。以上所举的是文学文体的例子，对于规范性和操作性更强的应用文体来说更需要如此的探讨。 《檄移》:“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 《封禅》:“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 《章表》:“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 客观地讲，刘勰这些关于应用文体语言规范的见解和论述，对于当今应用文写作已经失去了指导作用。但是他有关语言合体的论述，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或者研究时，还需“即体成势”(《定势第三十》)，潜心把握各文体的语言规范，写出得体合体的应用文。 三、变文无方——应用文写作的“通变” 《文心雕龙》中对于文体的探讨，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这是刘勰从往昔的一切文学实践中发现的一个规律。所以，他在强调各种文体尤其是应用文创作的合体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章写作的“通变”规律，并且认为“通变”是文学发展的大趋势，是文学得以繁荣的前提，“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 4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通变第二十九》)。范文澜先生对此早有 [4]6认识:“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贵通变二要义，虽谓为全书精神也可”。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通变”乃是《文心雕龙》中心探讨的一个问题，也是该书一以贯之的精神。为了证明文学创作的“通变”规律，刘勰从三个方面入手来探讨“通变”的必然性:一是“文律”使然，《通变》篇从内部规律来解释了文体之变化，认为通变乃是文学本身的要求，是不得不变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二是“时代”使然，《时序》篇从外部规律来探讨通变，“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变染乎世情”、“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等都在说明时代社会因素导致了文体的新变。三是“主体”使然，《体性》篇从文学创作的主体角度论述了文学通变或者新变中的人的因素，“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深入探究了创作主体因才气、学习、性情的差异所带来的文章的不同风貌。 在这三篇重点探讨文体通变的文章里，刘勰不仅有以上这样的理论探讨，而且还都举有实例，《通变》中提到了“九代咏歌”“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变化，《体性》中涉及贾谊、司马相如、杨雄、班固等人因才学、血气的差异而造成的赋之风格的多样化，《时序》中更是上起陶唐、虞舜，下讫刘宋、萧齐，纵论诗赋随时代的发展变迁。同时，在每一篇文体论文章里，刘勰也都从“文律”、“时代”、“主体”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出发，探讨文体的通变。通过这所有的努力，向人们阐明“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的道理。 相对于创作的“合体”规律而言，今天人们对于刘勰所说的“通变”规律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应用文的创作，人们往往更看重“合体”的操作规范，而忽视“通变”，导致应用文的“千文一面”。其实，我们不妨在保证规范性的前提下加入一些个人创造，而这往往是经典应用文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四、积学储宝——写作主体的学识修养 刘勰认为优秀应用文的创作除了上述三点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即 5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是创作的主体的学识与修养。 首先谈谈学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被刘勰推崇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足见创作主体学识的重要性。而在刘勰这里“学识”有三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对于经典的继承，《宗经》中所以说“三极彝训，道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事类》“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即是此意，当然这里刘勰所谓的“经”集中体现为儒家经典，我们则可将其推而广之——往代所有文明之经典，都应当成为学识积淀的对象。 二是对于历史的借鉴，《议对》“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观晁氏(错)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这里所谓“采故实于前代”、“验古明今”、“究列代之变”就说明历史知识的重要性。 三是对社会的考察，作为“政事之先务”(《书记第二十五》)、“经国之枢机”(《章表第二十二》)的应用文总是指向现实生活的，所以，对于现实生活深入体认和多方面知识之于写作主体而言显得更为直接和迫切。《议对》“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精当地说明了社会知识对于应用文写作的前提作用。马克思的“实践出真知”、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在向我们展示同一个道理。 再来说说修养，应用文创作主体除了具有学识积淀之外，还应具有德性和政治的修为。在古代绝大多数应用文体都是国家治政服务的，那就要求创作主体首先具有一定的政治修养和政治敏感，这样才能写出符合“尚用”目的文章。《程器》“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议对》“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这里说的都是政治修为的重要作用。 另外，创作主体还要具有高尚的德性，心系君民，不畏强势，《论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 6 秘书之友2012年第2期 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奏启》“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涵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其应用文创作理论绝非上述几点所能盖。仅就上述几点我们便可看出该书的不同寻常，其所阐释的创作理念和操作规范，对于今天的应用文创作仍不失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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