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西化_影响下的京津市民物质生活变迁_1912_1937_孔祥宇(精)

“西化”影响下的京津市民物质 生活变迁(1912~ 1937* 孔祥宇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249 [摘要]民国以来,在京津市民的物质生活中,出现了“西化”现象。该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它是近代西方文明的“衍生物”,伴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入侵而传入;其次,京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经济特点,促进了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第三是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以及留洋人士的榜样效应起到了一定作用;最后西方事物本身的一些优点也助长了它的传播。这种“西化”现象,体现在衣着时尚、饮食喜好、居家摆设、出行工具等多个方面。考察该现象可以发现,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速度比较快,程度比较高,并呈现不平衡的特点。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西方物质文化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迁。 [关键词]“西化”京津市民物质生活变迁 [中图分类号] C 9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 3642(201103—0075—07*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项目号:03J Z D 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11-03- 27作者简介:孔祥宇,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民国以来, 在北京、天津市民的物质生活中,无论是衣着时尚、饮食喜好,还是居家摆设、出行工具等, 都出现了“西化”或“洋化”的现象。后人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指出当时的人们“衣:以新奇为美观;食:以‘洋’为排场;住:阛阓仿西式;行:山高水 长处处通”。[1](P 152- 171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经 过二、三十年的演变,从最初的盲目崇尚和引进,到一段时期的折衷和改良,最后达到一个比较成熟和理智的状态。从总的趋势来看,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 一、民国时期京津市民物质生活“西化”之原因民国时期京津市民物质生活西化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这种西化现象是近代西 方文明的“衍生物”,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入侵,和中国人在民主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上对西方的效仿, 西方习俗和新事物也不断流入我国,并成为我国近代风俗变迁的先导。 其次,京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经济特点,促进了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20世纪以来的几十年里,天津以近邻首都、交通便利和腹地广阔等优势,在华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始终居于首位,进口商品中生活消费品占最大比重。北京长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汇聚了庞大的不事劳作、以享乐为主的寄生人群,在城市经济中形成了以消费为主、以服务性商业为核心的消费型城市,是土洋货巨大的消费市 场。[2](P 65-66、70、174- 175京津城市的上述特点使京津市民 5 7 便于、乐于接受西方新事物,在衣食住行方面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 再次,这种西化现象的出现与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以及留洋归来人士等的榜样效应是分不开的。如在衣着服饰方面,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就曾发布禁缠足、剪辫、统一官方服装等命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颁布《服制条例》。在近代风俗变革中,学生特别是那些被讥讽为“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两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3]的留洋学生,在新风俗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应该看到,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新事物,确实改变了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在衣着服饰方面,传统的褒衣博带、长裙雅步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服饰上森严的等级区分,既不符合近代平等观念,又繁琐的令人难以适应。[4]因此,简洁、精练,又色彩斑斓的西式服装自然吸引人们的眼球。饮食方面,西方食品传入中国后,京津市民在食品的种类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饮食观念上也有了一些进步。居住方面经过改造的房屋在采光和防尘等方面优势明显,一些西洋交通工具在舒适和快捷上优于传统的交通工具,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民国时期京津市民物质生活“西化”之变迁 1.衣着时尚 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对京津市民的衣着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一些不合时宜的服饰退出了历史舞台:“民国光复,世界共和,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5](P17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衣着服饰方面对西洋文明的崇尚也愈加明显:“大家都知道了西洋文化的好处,中国人非学它们不可了,于是乎,阿狗阿猫,就都着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靴,提起了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的一切。”[6]京津市民的服饰质地日益西化。进口呢绒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毛皮衣料,机织细洋布逐渐取代粗厚结实的土布,甚至连原本中国的特产丝绸,也受到了空前挑战。据1929年北京崇文门税关统计,进口丝绸仅10项就价值247.4379万元,而国货丝绸仅24.8万元。国货丝绸的销量只有进口丝绸的10%左右。[7](P59天津市民中西式质地的服装也呈增加趋势:“最近二年来,阴丹士林布大盛行于学界,其余各界,则视其经济及习惯而定。”[8]这一时期京津市民衣着服饰的结构和样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民国初年京津市民在穿着上呈现出中西杂陈的混乱局面。不同社会阶层穿着 差异比较明显:上层社会的人们,新潮者穿着西装、中山装,城市工商界人士及乡村绅士仍然穿着长袍马褂,一般百姓则穿着圆领对襟的短上衣和不开缝的长裤,妇女则穿着圆领右大襟的短襦。[9]还有的人将中西服饰一起穿在身上,显得不伦不类,十分滑稽。 经过二、三十年的演变,京津市民衣着服饰的结构和样式已经比较稳定了:“经过对中国传统服装和西式服装都进行改良和选择以后,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都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后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虽然最为外套的西服没有得到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却渐渐得到推广。”[1](P160在这些装束中,男子的服装以西装、中山装、长衫为主,女子服装则以旗袍为主流。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俗,结合中国人的穿着习惯和传统服装的特点创制而成的,在国际上亦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可以说是“西体中用”的成功范例。 民国以来各级政府曾在衣着服饰方面做出了一些除旧布新的改革,对京津市民的衣着服饰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男子剪辫后,北京男子原本的瓜皮帽由于不适宜而遭到淘汰,博士帽(西式毡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等各式帽子开始流行起来。天津有些文化的男女,则时兴戴平顶呢帽或草帽。女子放足后,适合三寸金莲的弓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布鞋、胶鞋、皮鞋,其中洋式皮鞋尤为京津女子所喜爱。女鞋需求的增多催生出了专门卖女鞋的坤鞋店,1930年代以后逐渐与男鞋合卖,“只以鞋履论,到此男女始真平等”。[10]民国初年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官方的服装图案样式,基本上是以西式服装为主,这种选择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市民在衣着服饰上的西化倾向。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女子服饰的斑斓多彩:“凡是到过现代大都市的人,便可以看见各店铺的窗子里所陈列的,都是些女子的需用品,大百货 6 7 商品所售卖的,大部分都是为满足女子装饰虚荣的产物”。[11]北京女子所穿旗袍由清代的筒子型,变为随身型,又变为流线型,突出胸部、腰部,显得婀娜多姿。女衣袖由长变短,及至半袖。对于当时北京女性的时髦程度,有诗为证:“蓬松烫发最时兴,鞋著高跟底数层。外罩毛衣风光腿,春风一路看摩登”。[12]天津时髦女子头发由自然平直逐渐用电机烫成各种花样,头花采用染成大红色的洋绢等,手指上戴着洋金打造的戒指(天津又称“镏子”,夏天穿着各式旗袍,冬天“大衣盛行,在女界则尤非大衣不足以言时尚……履以礼服呢质者为最多,革履次之,近三数年来,陈嘉庚公司出品之自由鞋等,深为学界及一般女士所乐用。”[8] 2.饮食喜好 民国初年,京津市民逐渐接受和享用各种西方食品。宫廷、王府和民国社会名流的公馆,大多聘请西餐厨师,或者设有西餐厨房,不具备条件的时髦人士则到西餐馆里就餐、请客,以至于北京“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5](P21914年北京较有名的西餐厅有4个,到1920年发展到12个,天津民国后出现了11家西餐厅。[13]当时的西式菜肴主要有冷菜类、汤类、热菜类、米面食品类等,如果细分,还会分出很多种。上述菜式中,由于口味、地域的差异,比较受欢迎的是冷菜和热菜两种。[14] 相比较于价昂的西式大菜,更多的普通市民则是享用各式各样的西式副食和饮料。费钱不多的火腿、洋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汽水、罐头、卷烟等进入寻常百姓家。啤酒、汽水成为北京市民的新宠,1915年创办的北京双和盛啤酒厂,年产啤酒最高达到10万大箱(约3000吨,再算上各式各样的洋啤酒如德国的云龙啤酒、日本的太阳啤酒等,数量更多。[7](P47民国初年纸烟愈加盛行,传统的鼻烟和旱烟等则受到冷落。当时香烟牌子繁多,价钱有高有低,为不同阶层的人所用,达官贵人、阔太太们抽“茄力克”、“三九牌”,普通民众则抽“红锡包”(北京俗称“大粉包”、“强盗牌”等。[15](P68随香烟赠送的香烟画片,是当时儿童非常喜爱的玩具。 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津市民的饮食喜好仍具有奢侈和崇洋的特点,北京中上层家庭是“器必洋氏,食必西餐”。天津市民在饮食方面也是“以南北大菜东西洋餐为上品,鸡鱼鸭肉青菜等为必需品。”[8]1927年随着国都南迁,北京日渐凋敝,更以“九·一八”后,外患日逼,人心不安,餐饮业受到影响,但西餐厅数量仍比较可观,规模大小不等,菜式有英美式的,也有俄式的,无论是在菜品的丰富和讲究上,还是在人性化的服务方面,都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6](P41天津有法式、俄式、日式、中西 合璧等多种西餐厅,一些正宗的西餐厅烹调和服务质量好,价格高昂,当时可与上海国际饭店媲美,在远东地区也堪称上乘。[17]西洋的各种副食和饮料对京津市民的影响更大,如一些西式糖果、罐头、糕点逐渐和北京老字号的点心并驾齐驱,成为老北京日常馈赠亲友的礼物。 西方饮食的传入,使京津市民在观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他们开始关注营养的搭配和食品选择。如自从v i t a m i n s(即维生素,时人称作“生活质”—引者注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家庭也开始注意营养的均衡,日常食物中除了原来的蔬菜外,还要在“经济可能时”再加上水果和牛羊乳,目的是使我国将来的青年“体力必较雄伟,心力必较强盛”。[18](P9一些原来生产豆制品的厂家开始出售鲜牛奶,在宣传广告中称“鲜牛奶(常用之物,按月三十瓶一元八角”。[19]说明鲜牛奶已逐渐成为一些家庭每日饮用的食物。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关注食品的质量问题,指出城市里的“市贩食物”有许多危险性:“第一是商贩道德堕落的可怕,面粉里搅白土,米里掺石砂,五谷杂粮外面弄假色等等且不必管。近年来最危险的是以糖精代蔗糖。市上发甜食的如汽水、糖果、点心、杏仁茶等据闻不用糖精的竟如凤毛麟角。……在人体内绝不消化,毫无食物价值,不但如此,而且有害。”因此,他们呼吁进行“食物立法”和“卫生宣传”,并在学校中加授关于食物的科目,在关系生命的食物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革”。[18](P10上述观念的变化,体现了京津市民在饮食方面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 3.居家摆设 民国以来京津市民在居住方面也出现了西化现 7 7 象。其原因除了一些人的崇洋心理外,还由于西式建筑华丽美观的外表和整洁实用的特色,如西式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20]京津市民的居住条件则在某些方面稍逊一筹。[21]民国以来京津市民居住方面的西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建筑在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上完全西方化;二是吸收西方建筑的优点,对旧有的建筑加以局部改造;三是在屋内陈设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新。 北京和天津的西式建筑是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陆续传入的,民国以后西式建筑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与提高。据统计,1933年北京较现代化的居民楼约有7万余间,83.8万平方米,占北京住宅总面积的6%。[22]天津各种风格的小洋楼引人注目,建筑规模大(如小洋楼最集中的五大道,共有房屋2081所,总建筑面积达99.4万平方米。[23]、建筑时间长(从1901年到1941年,即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没有停止。、风格各异(有希腊古典复兴式、英国城堡式、乡村高直式、日耳曼式、法兰西式、意大利式、日本式、俄罗斯式等,各具风情,五花八门,[24],为天津赢得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小洋楼以外,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西式商用建筑如劝业场、中原公司大楼等也非常醒目。 除了新建筑,京津市民的一些旧建筑按照西洋风味进行了局部改造。如当时民国外长顾维钧的住宅:“三间大红门,很像王府的大门,但比较低一些,汽车可以直开进去。里面很大,有中式游廊四合院,也有西式房舍,还有假山花园。”[25]相比较于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和西式房舍等都是经过改造和后建的。又如清朝末代总管太监小德张在天津的宅邸,房子外观是西方特色,但房子的布局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经过改造的这些建筑具有了“中西合璧”的特色。 京津大多数居民无力建造或租住新式住宅,但是并不妨碍采用一些新式建材或构件,或者在房屋内部采用一些新式的装修和生活用品。如玻璃的使用取代了原来的糊窗户纸、冷布,使室内采光更充足,显得室内更亮堂,因此受到广泛欢迎。又比如一些有条件的家庭将家中地面由过去的方砖铺地,改为水泥地,有助于防止夏天返 潮。[7](P83旧时北京住户的顶棚多是用纸来裱糊的,后来人们往往挑掉纸糊顶棚,抹上灰顶,使居住的环境变得更加惬意。屋内陈设的上述变化甚至影响到了糊棚匠的生计,因为“房子改为洋式的,棚顶抹灰,一劳永逸;窗子改成玻璃的,也用不着再糊上纸或纱。什么都是洋式好,耍手艺的(糊棚匠可就没了饭吃”。[26]新式家具大量出现,在时髦和富有家庭中,新式沙发、桌椅、皮箱、铁床等替代了太师椅、八仙桌、樟木箱子、火炕等。据统计,民国初年来自英美、日本的新式桌椅在北京市场上数量较多,销路甚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制作传统的红木家具的工厂有14家,而制造西式木器的有119家,专营西式钢铁床的商家也有4家。[7](P84 谈论京津市民在居住方面受西方的影响时,一方面应看到这种西化给京津市民带来了居住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西方钢筋水泥的现代洋楼也有其不足之处。如人们的居住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失去了往日居住在四合院等传统民居的乐趣。在老北京人的心里,四合院的四季都值得留恋:“如果用极少的词语来概括四合院的四时,我苦心孤诣地想了这样四句: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混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27]据文人邓云乡回忆,他曾就四合院的秋天赋诗一首,寄给友人俞平伯。俞平伯在回信中写道:“奉手书并新著五言,得雨中幽趣,为欣。视我之闷居洋楼,不知风雨者,远胜矣”。邓云乡因此感慨住在洋楼中的俞平伯享受不到四合院的秋季情趣:“他现在虽然住在南沙沟高级洋房中,却也免不了怀念老君堂的古老四合院中的古槐书屋了”。[15](P8四合院经过北京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深藏着北京民众的文化心理,是北京文化精神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是现代楼房建筑所难以替代的。 4.出行工具 “但于国计民生便,善法何嫌仿外洋”,[28]当西方现代交通工具开始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民国时期的京津市民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式交通工具的。 民国以来京津新式的近现代交通工具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前,一些旧有的交通工具如肩舆、轿车等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就人 8 7 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来说,出现了人力车、自行车和三轮车。以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有马车等,以机械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有汽车和有轨电车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如人力车由日本传入,发展十分迅速,成为京津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人以价廉,随地雇坐,……拉车者,促促如辕下驹,汗流浃背,东来西往,驰走如风。[29]人力车既小又轻,非常方便,从舒适程度上也优于以前的骡车。我们从时人讨厌坐骡车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乘骡车的滋味,不是没乘过的人所能想象的,……小时候听到大人要带出门。先问乘什么车?如果是马车,顶欢迎,洋车,还可以!说是骡车,只好找一切借口摆脱不跟去了。”[16](P100-101民国初年自行车还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往往是富家子弟用来显示时髦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行车数量渐增,逐渐从纨绔子弟的玩物变成了平民百姓的代步工具,既有从日本、英国进口的,也有中国人自己仿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由人力车改良而来的三轮车开始出现,车夫坐在车上脚踩踏板驱车前行,不仅节省了劳力,还提高了行车速度。畜力交通工具受到现代交通工具的冲击,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得到一些人的偏爱,“盖怒马扬鞭,其趣味盎然也。”[30] 这一时期京津以机械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有汽车、有轨电车、火车、飞机等。汽车的乘坐者除了外国人和国内当权者外,也有一些买办、富商和殷实家庭,一般市民可望而不可及。这一时期火车和民航业也已经发展起来,不过火车主要用于长途运输。民航则主要用于运送邮件和报纸,乘客的数量很有限,票价也非一般市民所能接受。对京津市民影响比较大的是有轨电车。在有轨电车开通以前京津市民以马车、人力车、汽车等为代步工具,“但又不能彻底解决路远和价昂的矛盾,直到有轨电车的开设,才给市民带来了方便”。[16](P101天津电车于1902年开通,北京电车直到1924年才正式通车,主要大街和商业集中的区域都有了电车。电车的开通在城市交通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代表着自步行城市的时代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向非畜力的、机械化的、大批量生产的、以大众为导向的城市公共交通的转变。”[31](P269有轨电车凭着价格上的优势、有规律的运行时间和线路,受到京津市民的欢迎。不过电车线路都设在主要街道上,“较密集的居民区,都曲曲折折深藏在主要大街之后,出家门徒步走上三五里才能到大街乘上电车,并不稀奇”。[16](P102能提供上门服务的人力车等就有了用武之地。 三、民国时期京津市民物质生活“西化”现象之考察 考察民国时期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现象,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速度比较快,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如刚进入二十世纪的北京城,居民生活状况非常糟糕:“当时大多数北京居民饮用的是味道刺鼻的苦水,点煤油灯照明,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公共空间,有事外出主要是步行或坐畜力车。只有权贵之家才能用煤气灯,饮用清洁的泉水,出门乘坐轿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尽情享乐”。而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的二、三十年里,北京得到了比较好的改造,包括道路的铺设,沟渠的重建,电力的使用,自来水的引进,铁路和电车交通网的修建等,使古老的北京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大都市。这种变化之大,以至于若干年后重访北京的游客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的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31](P15后人也对这一时期的变化进行了总结,指出“慢慢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电灯代替了油灯,人力车(黄包车、汽车代替了牛车,碎石路、沥青路替代了黄土路,高楼耸立在传统的宫殿、民房旁边,在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2](P18二是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西化”程度相对较高。从地区上看,北京、天津是华北地区比较发达的城市,西化程度也较高。但是从整个中国来看,华北地区与江南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在天津和青岛这样的城市,其经济上不仅从属于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附于上海。[2](P313从城市之间的比较看,京津城市的西化程度之“高”也是相对的。时人曾将北京与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做过一些比较,在他们看来,北京的西化程度高于南京:“北京与南京是两个相反的大城,南京是旧的,北京是新的;南京是简陋的,北京是繁华的;南京是城里到处种菜的,北京是城外也是‘笙歌达旦’的;在北京的太太们已经进化到知道用黛绿来染眼眶的时候,南京的太 9 7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T H E P A R T Y S C HOO L O F C.P.C.Q I N GD AO MU N I C I P A L COMM I T T E E[33]” 太们却尚是薄施铅华不改旧时装。与上海、广州2011年第3期N o.3,20 11殊,也使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 西化” 现象呈现不平衡性,有些惠及全体民众,有的则仅限于上层社会和“ 近代服饰更多地在上流社时髦人士。举例如服饰,会、城市以及有钱人那里推陈出新,之于百姓,之于[(3 2]P4)。许多东西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二广大农民,相比,京津的“ 西化” 程度又稍逊一筹,如上海长期处“ 全国妇女永以上海妆饰为于中国时装中心的地位,,1马首是瞻” 933年上海某报刊刊登过这样一首“ 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像;等到学了歌谣:[34]。描述的就是上海时装翻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 新之快和国人对上海服装的青睐。虽然京津等地区衣着服饰的西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但相比较于上海,仍是略显保守和迟滞的。时人曾质疑北京将会“ 记得有人说,北京代表过去,上海代表现在,落伍:广州代表将来。名震古今的北京,将一蹶不振,从此” 而已吗?[35]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的一次调查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指出,天津辟“ 为商埠后,贫富既甚悬殊,生活自亦不同,举凡人民之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及一切社会上之现象,罔不成畸形状况。富者资产累万,炊金爨玉,一饭十金,重裀叠缛,一衣百金。居则深宅大院,洋楼高厦,行则汽车飞驰,用以代步。身受者虽尚自恨不足,旁观者实已望尘莫及。至于辛苦劳工,贫穷小贩,终年竭尽全力劳苦工作之结果,而所入亟微,其生活也,甚称薪而爨,衣难蔽体,食难一饱,居求一至数米为炊,贫民之窟,而不可得者,固比比皆是,以与日食膏粱,[39]。居必华贵者较,实大有天壤之别” 该报告集中体三是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 西化” 速度和程度,与外来新事物是否适应当时京津的社会现实密切相有两个方面值得关。就当时与之相关的因素来说,重视,一是京津市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二是京津市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京津市民物质生活的“ 西化” 过程,也是他们接触和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不同文化的碰撞,必然有一个适应和认可的西装多在上层和新潮人士中过程。如在穿着方面,流行,而在西装基础上改造而来的中山装和旗袍,却除了价昂以外,刀得到了快速的推广。又比如西餐, 叉的使用、中外食品的迥异也使京津市民很不习惯。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也寻找不到四合院等传统民居那份悠闲。民国时期京津市民较低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和西方物质文明的距离。据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多数的家庭是住在一两间屋子里的。平均每家四五口人。平均计每年全家衣服费算每人每月的饮食费不到二元半,不到二十元,每月房费不到三元,燃料费不到一元“ 半。衣食住外他项杂费不到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彼[36]” 等都在最低健康的生活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以下活着。京津市现了由于贫富悬殊而导致的市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平衡性。普通市民可以买些便宜的洋布,品尝一些西式糖果和糕点,在窗户上安上几块玻璃,乘坐价廉但对于时装、西餐、洋房、汽车的人力车和电车等,等,则很难企及。这种“ 西化” 现象的不平衡性,归根“ 谁又能说,穿衣吃结底在于动荡不安的中 国社会:[(32]P34)” 饭只是生计而不是政治的晴雨表呢?参考文献:[]章开沅、严昌洪.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1的演变[长沙:湖南出版社,M].1991.[]张利民.,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天津:天津2M]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顾军.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2002.261.[]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4M].出版社,1992.236.[]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石家庄:河北5M].人民出版社,1986.[]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南6M].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26.[]宋卫忠.民俗北京[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7M].2005.[]津市风俗调查报告[益世报,8N].193 2-05-05.[]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9M]社,2000.37.民还长期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据统计,自1901年以后北京每年一般物价的平均增加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之间,差不多每过四年就发生一次非常的飞[37]天津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前的物价虽有所波涨。[38]但总体上也呈不断上升的趋 势。处于较低生动,活水平的京津市民很难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民国时期京津市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和贫富悬80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J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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