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误读.doc

论语误读.doc 《论语》误读研究 内容提要:经典与误读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概念。经典每使人顶礼膜拜，误读则多半是天马行空、肆无忌惮的读者自由主义。从词源上看，经典一语不妨视作中国古代文论早已有之的本土话语。许慎《说文》说:“经，织也。”又曰:“典，五帝之书也。”《尔雅?释言》则说:“典，经也。”可见经和典古代同义，同时经典这个概念，早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今天这个词所具有的权威著述的意义。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误读是后人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对其理解不够透彻而产生的错误理解，或者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意的加上自己的见解改变传统意义而形成的新的理解，经典和误读的对立，也是传统和创新的矛盾统一。正如创新本身已经成为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典的确立和传颂之中，误读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 距今2000多年的《论语》由于各种原因，历代学者对他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些认识拓展了论语境界，而另一些却歪曲了《论语》本义，“1000 个人心中就有1000 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都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思想都不同，阅读所理解的程度不同，同样的，一千个读者解读《论语》就有一千个不同的见解。读者对句子断句的不同，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知识积累的多少，地域文化的差异等都可能导致对经典理解的差异。本文就经典被误读的几个方面原因作如下有研究: 一、句子断句误读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候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句断”不同，句子意义也就不同，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通过不同断句理解孔子话语，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论语?子罕》篇中，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在何晏集解，刑昞作疏的《论语注疏》中对“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作了这样的解说: 【注】孔曰:“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疏】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义曰:“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万两千五百人为军，帅谓将也，匹夫谓庶人也。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士大夫已上有妻膢，庶人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按照《论语注疏》的解释，上面那句话应作如下断句: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虽人数众多，却能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没有谁敢逞其私欲，胡作妄为，因为有主帅的统领，主帅握有生杀大权，号令如山。“三军可夺”是由于对主帅的畏惧。匹夫虽然微贱，人不能强使其做或不做什么，因为匹夫也有自己的心志。人之所以为人，人有思想有心志，可以为了“志”牺牲自己的性命，外人不可夺也。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中对“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如下解说: 【译文】孔子说:“一国的军队，可以使他丧失主帅;一个普通百姓，却不可能强迫他放弃主张。” 在原句中两个“夺”的意义是一致的，都是“夺志”的“夺”，这个“夺”字在《汉语大辞典“里讲作:“用强力使之动摇，改变。宜谓由于强力而动摇，改变。”那么“夺志”这个词意为:“迫使改变志向”。在其他几部权威的字典和辞书中对此解释也大同小异。杨伯峻先生由于没大注意《论语注疏》中的解释，致使出现断句上的错误，从而也导致了在这句话解释上的失误，尤其把“夺”字解释成“丧失”，而不顾前后两个“夺”在意义上的一致性是说不通的。 《论语?泰伯》篇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中对“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说道:“孔子说:‘老百姓可使他们遵照道而行，不可使他们通晓道的真谛。’”此句中“之”指道。由《论语?阳货》篇第四章中的“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可作此论证。本章说老百姓可以遵道而行，但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孔子认为“民”属于“中人以下”，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庸也》)。这种解说似乎有些牵强，使民遵道而行又不可使民通晓真谛有违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对这句话有另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句中“可”解释为“接受”，“由”取“遵行，照办”之意，“知”取意为“了解，知道”。那么这句话可译为“老百姓接受，就可使遵照道而行;不接受，就可以使了解道的真谛”这种解释似乎更符合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如果人民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的做法;如果人民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教育他们。 很多人以为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最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事。这句训诫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 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 这又是后人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接受了诗礼乐，人民就会遵道而行事，如果人民不接受，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你看，这才更像“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 二，词语异议产生歧义误读 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经过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发展，词义也相应的发生者变化。一个词往往不只具有一个意义，因而在同一句子中，词义解释不同可能导致歧义，由此产生误读。 《论语?学而》第一篇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説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引起歧义的关键在于“习”字，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中“习”取“复习”之意，“时习”就是“按时复习”，而 且“习”不是简单的重复，能悟出新意，不断有所发现， 那么“学了就要按时的复习，这样不是很快乐吗,”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解释，可是这是孔子本来的意思吗,安德义先生的《论语解读》中提到，在儒家文化中，“学”有两重含义:第一，是品德的修养，即仁、义、礼、信、孝、悌、忠、敬、温、良、恭、俭、让等品德的修养，“仁”又是各种美德的总和，“仁者人也”，品德的修养即学仁，学仁即学做人。第二，是技能和文献知识的学习，学六艺，六艺有两种，一种是初级初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一种是高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习”不仅仅是复习，进修德业方面的知识，需要在恰当的时间内温习或演习，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光学就行的，是需要实践的。孔子并不是要学生成为两脚书架，光识记，不应用，而是要学生学以致用，并随即体验，用自己的经历去理解典籍。因此这里的“习”应当作“实习，演习”讲，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意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的“习”，也应作“实习，演讲”讲。 《论语?为政》第二篇中，“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句话的歧义关键在于对“攻”和“已”的理解，“攻”可以理解为“批判”或是“研究”，“已”可以理解为“消灭”或是语气助词。这样就出现了四种对这句话的理解。“批判异端，这样祸害就消灭了”这是一种解释，“批判异端，这就是祸害啊”，“研究异端，这样祸害就消灭了”，“研究异端，这就是祸害啊”这是对句话的另外三种理解。杨伯峻先生翻译成:“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而安德义先生则认为应译作:“专攻异端学说，这是很有害得啊。”此二者各执一词，究竟谁是谁非呢,杨伯峻先生训“攻”为“批判”是不甚合理的，有以今律古之嫌。安德义先生译“攻”为“钻研，一心致力于某事上” 。“攻”从“工”演化而来，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字，本义为治理(器物)，其所有引申义均有治理含义。所以“攻乎异端”中的“攻”可解作治学。安德义先生采钻研之义，实为引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说得很好，儒学的确有此性质，承认其他观念存在的天然权利，并不等于取消批评他们的权利。这才更体现儒家的中庸之道。“斯害也已”，杨伯峻先生认为其意思是“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声称这才符合《论语》的语法，并举《阳货》中的“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断言“斯害也”和“其终也”是主语，“已”是动词作谓语，“消灭、完了”的意思。这是没道理的。安德义先生认为其意思是“这是很有害的啊”，“已”作语气助词，表现出孔子告诫弟子们学习思考不能“攻乎异端”，从而耽误修习圣门大道之学，祸及自身的修养发展，祸及国政的治理。“斯害”，一为治学之害，二为成德之害，三位治国之害。安德义先生解释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治学之道，更具有其合理性。 《论语?子罕》第九篇中，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不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里的“闻”在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中取“名声”之义，“畏”取“可怕”之意，他的意思是指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也就不足以可怕了。然而这里的“闻”是指“名声”吗,孔子对于名声的认识有这三点:第一，名声可以由伪善而得，“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第二，君子应超越名声的诱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三，名声应建立在仁德之上，“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所以这里的“闻”可理解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闻”。取“知，悟”之意。人要悟出道的真谛，走正道，否则虚耗一生，孔子所重，不在名声。“畏”也可取“敬畏”之意，与前者的“可怕”相比多了一份尊敬之意。也就是说，人到了不惑之年还没有悟出道的真谛，不上正道，那么就不足以被人们敬重了。这种解释又不无道理，至于究竟如何，那就是仁者见智，各取所需了。 《论语?子张》第十九篇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中“优”字时常被认为是“优秀”的意思，于是就解释成:学习成绩优秀然后提拔去当官。但是，如 果前一句也这么解释就不通了:当官优秀了就选拔去学习。安德义先生的《论语解读》中“优”的解释是“有多余的精力”，将这句译为:“担任官职如果有余力就应该多学习，完成了学业，有余力就可以去担任官职”。当官后，官事之余就要加强学习，其实，真正为官之后，不要说之余，遇到事的时候他都会自己主动学习的，往往不学就无法应付得了。学而优则仕，这首先是一个学习的目的问题，其次是学习的成就问题。 三，断章取义误读 孔子本身的名望使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都可以出于自己的目的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偏离孔子愿意。文章“正解”的科学方法是义理和考据相结合, 既考察《论语》的历史语境, 又依据孔学的整体思想, 这样才能准确辨识“误读”。 《论语?雍也》第六篇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 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这一章的前一部分，即“夫仁者”之前的话，意思明白，误解在对于后一部分的领会，“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是说:岂能仅用“仁”来称呼他,如果一定要给一个称呼的话，就该称他为“圣”。杨伯峻先生给出的末句的译文是:“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但我认为这是误解,原因则是没有体认到孔子的思路，因之未能领悟到末句同前文意念上的实在联系。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中对“能近取譬”四个字解释为“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 推己及人, 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此话似乎既有字面翻译, 又有内涵阐述。“取譬”即“打比方”、“做类比”, 没有争议。问题在于“近”字, 有人理解为“近处”, 认为“能近取譬”就是能把身边别人的心思来类比自己的心思; 有人理解为“就近”, 如朱熹认为“能近取譬”就是能就近拿自己的心思来类比别人的心思; 有人理解为“浅近”, 如南怀瑾认为“能近取譬”就是能够以最浅近的事情来类比深远的事情: 以上三解均紧扣“取譬”, 算作言之有据的“异解”。而于丹却漏掉了“取譬”二字, 凭空多出“做起”二字, 脱离了篇章语境和孔学思想。子贡作为富商, 在老师面前询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算不算“仁”? 孔子批评他好高骛远, 说“博施于民而方”的看法。于丹解释的“推己及人”固然是“仁”的方法, 但孔子讲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即“己所欲, 而施于人”) 却是求“仁”的方向和道路。于丹把“能近取譬”曲解为“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完全是断章取义的“误读”。 四，缺乏历史背景知识的误读 经典的生长环境包括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历史环境是经典根植的土壤，是经典借以呈现的宏大背景。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如果要减少误读，就需要在全面了解经典写作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之上。 《论语?泰伯》第八篇中，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中解释说:“你在什么位置上, 要做好本分, 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于丹在这里抛开了历史语境, 没有结合时代背景去讲清孔子针对什么政治现实才说出这句话的。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 孔子所在的鲁国早已被“三家”专权, 士大夫越级行使着诸侯的权力,“三家”的家臣们也不同程度地把持着士大夫的权力; 这以下凌上的风习不合“周礼”的社会秩序, 孔子希望当权者回归到自己的权力范围以内, 不要越级把持不属于自己的更高权力, 因而劝导说:“你不在那个职位上, 就不要琢磨属于那个职位的权力! ”就是说, 从政者不应当谋求非本分的上位权力。正如曾子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这里关键是“谋政”二字, “谋”本为“谋求”, 于丹当成“做”;“政”本为“权力”, 于丹却当成“事”。这样,《论语》特指的不要越位“谋权力”, 她误读为日常泛指的“做工作”。 孔子的“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被于丹误读为“当代社会特别应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 实际被篡改为埋头分工、不顾合作的岗位本分规范, 从而抹杀了现代企业职员的“高位思考”、“团队精神”, 结果, 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思想, 即“不在其位, 必谋其政”的政治理念被颠覆为专制统治者让百姓安分守己、不闻世事的愚民政策。 《论语?述而》第七篇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历史上最早对它进行解释的自然是孔子的门人, 孔子当时究竟怎么说, 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我们只能从其学生书面的记述中来了解、彻悟孔子对历史、道、学术的态度。但是, 历来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孔子还讲过: “吾道以一贯之。”为了体现这一思想, 孔子的学生在整理孔子的思想形成《论语》时, 便尽力地体现此主张。历代以来, 这一论述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心理。表面上看, 它强调了孔子对传统“礼”、“道”的继承性思想, 但究其实质, 却构成了一对矛盾, 即“述”与“作”的矛盾。此句中“述”取“传述”之意。“作”取“创作”之意。朱熹注: “述, 传旧而已。作, 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 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 尊之之辞。我, 亲之之辞。老彭, 商贤大夫。见大戴礼, 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 定礼、乐, 赞周易, 修春秋, 皆传先王之旧, 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 不自知其辞之谦也。朱熹在作解释时, 似乎找到了那个前提条件: “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 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 其事虽述, 而功则倍于作矣”意思是, 孔子之前的“圣人”已经把道理精义全讲了出来, 剩下的就只是综合整理。朱熹的这种解释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儒家。这种误读致使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始终终保持在一种“述”的静态发展, 却少有“作”的勃兴。对“述而不作”存在种种误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孔子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语境缺乏足够的了解,。于孔子所处的历史语境, 即官学刚失, 私学方兴之时。在周朝时期, “作”和“述”是有严格等级区分的。《礼?中庸》云: “非天子不议礼, 不制度, 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 然必天子乃得为之。” “虽有其位, 苟无其德, 不敢作礼乐焉; 虽有其德, 苟无其位, 亦不敢作礼乐焉。”由此可见,孔子修《春秋》, 自言述而不作就是这个原因。所以, 朱熹所言差矣。孔子的思想主要以仁为核心, 但以礼为形式, 而礼的核心内容又是继承传统。在仁与礼之间, 其实也就是作与述的关系。仁的思想是从孔子开始创建并发挥的, 体现了孔子积极创新的精神, 也就是“作”的精神。礼是继承, 孔子说, “ 吾从周”,“克己复礼”, 但这种恢复也不是单纯的恢复, 而是恢复圣人之礼, 这就有了取舍, 实际上就有了“作”的意思。但是, 在历史语境发生变化后,对“述”与“作”的关系产生误读。 五，跨地域文化翻译误读 儒学思想被介绍到西方后, 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孔子本人也被推崇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例如, 德国人把孔子尊为教育学奠基人之一。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对《论语》 的格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以德报怨”等极为推崇。然而西方翻译的《论语》 体现了译者与作者不同的文化观与价值取向, 汉英两种语言具有异质性, 中西文化也存在异质性, 因而译文中陌生化现象不可避免。显示异域文化, 体现的是对翻译对象的尊重, 因为翻译的产生在于不同民族相互了解、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内在要求。在读者不懂原作语言时,译文就是接触原文的唯一途径。人在理解中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所以译者必须承认自身和原作者这两个不同主体历史的、地域的主体间性, 并辩证地对待这些差异, 在译作中反映这些差异。 《论语?学而》第一篇中，子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威利将“学”译成learn。可行否? “learn可以是得到知识, 也可以是学会手艺在内, 威利‘习’译成‘重复’, 似过于简单。‘说’(同‘悦’ )指精神上愉悦, ‘乐’指生活上寻欢作乐, 威利把‘愉悦’译成‘欢乐’ ,‘欢乐’译成‘愉悦’, 正好颠倒了。此外, 威利英译的‘君子’太西化了。”这样的译文使孔子所倡导的“仁”的意蕴显化、泛化了, 没有反映出孔子提倡的“仁”之深刻内涵和本质特征。 《论语?学而》第一篇中，子夏曰: “贤贤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虽曰未学, 吾必谓之学矣。”“贤贤易色” 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知道, “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的是品德, 而非容颜, 中国封建社会里素有“丑妻家中宝”一说。威利翻译的《论语》将“贤贤易色”译成“A m an who treats h is betters as betters, wears ana ir of respect. ”( 一个人对他是空前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尊重。)显然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内涵。《论语》的思想内容、价值取向早已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 熔铸了汉民族的个性和独特的文化。威利生长于英国, 耳濡目染的是西方文化, 其文化基因必然影响并决定其翻译的行为和结果。 结语:儒学思想在中国土生土长, 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2000多年来, 《论语》 历经焚书坑儒等破坏, 但它依然获得了超乎众学的地位, 自宋代开始, 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的大智若愚的智慧就像一切经典那样，足以引起后代读者的无条件敬畏。这种敬畏也是对文化根本的无条件敬畏，故此，对于经典的阅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应是一个无条件的前提。经典可以误读，但要减少和矫治误读，尊重文本作者之意，正确处理作者创作意图与读者创造性解读的关系。把握文本作者之意时，读者需要较深的理论素养，了解作者生平思想，和较丰富的图书资料可供参考。 参考书目:孙钦善《论语本解》 三联书店 2009,4 安德义《论语解读》 中华书局 2007.7 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2011.12 曾祥芹《于丹〈论语〉心得》: 自由化误读的典型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徐 珺 汉文化经典误读误译现象解析: 以威利《论语》译本为例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商务英语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陆扬 《经典与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