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国家所有制:中国社会止于盛衰循环的根源
发布时间:2007-3-13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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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伴仙 提交日期:2005-3-5 17:58:00
土地国家所有制:中国社会止于盛衰循环的根源
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半点儿正经
在没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之前,我只知道在新社会河南有溺婴的习
俗,这是小时在老家听人言的。现在我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走访太湖地区的江村
时,那里就有溺婴的现象。溺婴在于当时江村人口对土地压力太重,江村平均每户4口人(平均每家有16岁以下儿童1.3个)和10亩土地。“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
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人们并不为这种行为辩护,他们承
认这是不了的,但是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免贫穷呢?”(见《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P46-47)。
前时,在网上读贴时,见网友说中国人口问题与土地所有制相关,深以为然。中国人口
在17世纪初明万历年间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19世纪的1834年(道光十四年),就已突破4亿。百年后到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才5.4亿多。社会主义实行土地公有制后,很快
在1966后文革时达到7.4亿(好在毛领导下,我们在1960年和1961年成功实现了人口负增长),到1980年就已近10亿了。我不知道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和土地公有制后,太湖流域的
江村还存在溺婴现象否,但人口迅速增长是事实。我在进城之前,曾在两个贫富差别极大的
两个农村各生活过10多年,当时农村家庭,父母近四十岁的,平均有4-5个孩子,多则6-7个,反正是大锅饭,饿不死人。而在土地所有制时的1930年代的江村,平均每户仅4人,小孩只一到二个,比现在厉行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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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农村家庭孩子还少。
当然中国特色的人口问题古已有之:几乎每个大皇朝末期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对土地的
压力,皇朝末期的动乱和倾覆基本原因也是如此(有时加上外力因素)。这在两汉、明、清之季的革命最明显,文革之所以有动乱,原因之一也是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年轻人太多的缘故。
每次皇朝末期长期动乱后,人口都要减损太半;然后新朝又拜人口土地压力缓解之赐,在初
期有休养生息,在中期繁荣过后又是人口压力紧张和动乱。中华民族似乎永远走不出这种人
口土地关系陷阱,这是为什么?真正的原因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土地所有制和儒家理想(社会主义政策)。
中国最初的国家,夏商周是直接由氏族部落而来,无论是对贵族或诸候的分土(分民)的
分封,还是底层的井田制。无论我们把他称作部族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或是封建贵族所有制,都不是希腊罗马建立在地域的而非血缘部落社会基础上的私有制,是
某种意义上的公有制。因法家的绝对君主专制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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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的制度竞争中获胜,所以自秦
开始的二千几百年,“百代均行秦政制”,在土地问题是国家或君主拥有最终所有权,由国家
对农业社会的“民”实行计口授田(农民则在一定年龄后要退田给国家)。当然,在皇朝初、中期,皇朝秩序良好时,计口授田(人丁到一定年龄后退田)会执行得很好。在皇朝秩序因各种原因衰落后,土地会在实际为占有者所有,占有者会有土地交易行为。但在法理上,皇帝
或国家仍是最终的所有者。虽然在宋以后,土地私有制所有发展,但拥护大量土地的地主,
不是官僚,便是依附皇权体系的土豪劣绅(扬师群则认为,宋明清以后的地主大多是官僚地
主),即使如此皇帝仍然对官僚地主的土地有予取予夺的权力。
古时的“计口授田”,是建立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人口压力不大、可耕地比较充裕的基础上
的。所以,在前朝末期动乱中人口减损太半后,新王朝在前期总有条件实行“计口授田”。而
基于土地国家所有制的“计口授田”,减轻了家庭在生育上的压力和人口控制上责任,人口便
迅速增加,皇朝也因人口的增加而繁荣(这种国家繁荣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皇朝中期以后,增加的人口已无田可授了。另一方面,公有制必然会腐败变质,皇朝中后
期官僚体系的腐败,土地公有制或经济的国家所有制演变成了拥有权力的官僚所有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一旦失去皇帝赋予的权力,很容易失去),人口土地关系不断紧张带来的社
会矛盾日益尖锐,打着“耕者有其田”“均平富、等富贵”旗号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会到来。
土地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核心,没有土地私有制,其他财产私有制便不可能良好地运作。
因此,与土地的君主或国家所有制相联系的,是山海资源开发经营的国家经营或国家控制(如盐铁的国家经营或国家控制),工商业者的地位低下且不能随便转业经营。国家对资源和经济
的控制,对人民职业的控制在明朝发展到极致,而清随明制。毛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
和明朝一致而有所发展,国家控制更严密,这也可以说明毛时代的制度选择是有传统基础的。
土地公有制造成的人口迅速增长,在技术进步跟不上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大量剩余人口。又
由于国家对山海资源开发和工商业的控制及歧视,人民没有其他发展和创造的机会,剩余人
口不能转移,工业技术不能进步。另外,皇朝控制和国人在文化上的内聚性,也不能向帝国
以外殖民(所谓中国人爱好和平)。这样,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带来的皇朝末期动乱就是必然
的,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会实行土地的国家或君主所有制?为什么会实行计口授田?这就与儒家及儒家思
想(包括儒家中的法家的国家控制经济的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有关。儒家非常崇尚三代的
理想社会制度,其中的井田制是实行土地公有制和“计口授田”的法理基础。在春秋战国技
术进步(铁器出现)后,儒家中的法家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对山海资源开发和工商业的控制理论。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皇朝前期的皇帝大都能施仁政,实行轻徭薄赋和除豪抑富政策,鲧寡孤
独残老皆有所养。汉以来各代皇朝的法定税赋都很低(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明朝是最低的。土地国家所有制,计口授田的平均主义,轻徭薄赋的仁政,被钱穆称为可拯救世界于资本主
义之迷途的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传统。殊不知,恰恰是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政策,造成中国的
人口问题和人口素质的不断降低。
私有制,虽然有生与俱来的,甚至是消除不了的罪恶。但私有制,尤其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使人(和家庭)形成能够养成自我负责的观念和行为,形成自我负责、
自我发展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私有制很严酷,不养懒人奸人。从而使人(和民族)在与自
然和社会的竞争中,不断提高素质。而中国传统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则使社会中的每一个
人失去对自身、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形成依赖社会、国家、君王或领袖的心理,形成对理想
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依赖和期待心理。公有制,不仅不能优胜劣汰,反而鼓励或养懒人和
奸人。由于儒家思想形成的财产法,中国家庭的财富都是平均地或所谓公平地遗传给儿子们。
更由于大家庭不分家的儒家理想,古时富裕的大家庭中只要有老人在,儿子们即使结婚生子
后,也是不分家吃大锅饭的。因此,中国古代小说都可以看到,那些富裕家庭众多的子弟,
成器的极少,败家子很多。所以,中国的家庭,都富不过三代。家庭如此,实行儒家社会主
义的社会又能富过多少代呢。
没有土地私有制的公有制,不仅会使人不能养成自我负责观念,使人民和民族素质下降,
而且也会使上层腐败堕落,形成腐败的上层文化。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土地平均分配的计
口授田政策的皇朝,在皇朝前期二三代皇帝励精图治后,其官僚体系避免不了走向腐化,并
利用所掌握的权力不断侵蚀土地和社会财富。中国的精英没有公共精神,中国(的上层)文化
是腐败的(是官员腐败的温床),莫不与这种社会主义传统有关。
读罗马史,可以看到,罗马的衰落与罗马共和国后期实行社会主义的救济政策有关,不
工作的罗马公民可免费得到国家的补贴。有人相希望美国衰落,那么你就鼓动美国实行社会
主义政策吧。但是,这种鼓动对西方可能不起作用。虽然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的社会主
义成分比我们的还多,但西方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上的,是
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体现在收入的再分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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