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论文-社会文化-《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

学士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4107055484_0-社会文化-《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对杜预注极为不满，焦循在《春秋左传补 疏》自序中，斥杜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 之蟊贼”，[1]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里，认为历史上《左传》有四 厄，其中第二厄就是杜预为《左传》作集解：“（杜预）起纨绔之家，习篡杀 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乃绝智决防以肆其猖獗之说，是其于《左 氏》，如蟹之败漆，蝇之污白，其义理没于鸣沙礁石中，而杜预之妖焰为鸡为 狗，且蓬蓬于垣次矣”[2]；在几乎完全否定杜注的同时，清人却极力推崇汉儒 古注，尤其是贾逵、服虔《左传》注，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左氏》 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 是贾、服旧说。”[3]在他们看来，《左传》非贾、服注不足以阐述其精义。 这种尊汉儒古训以驳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 其后惠栋《左传补注》继之，并开始辑佚旧说以指出杜注来源，这一工作，后 来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完成，杜注《左传》，采 用前人旧说往往不加标明，洪氏此书，则对杜注加以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逐条指出杜注的来 源，这种穷根溯源的作法，目的仍在于破杜立汉，在训诂方面洪氏则多以贾 逵、服虔注为主，“欲复汉儒说经之旧”[4]；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也力 主贾、服注而斥杜注；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则初步总结了清代学者攻击 杜预的成绩。在清人看来，只要辑佚出贾、服旧注，使其重见天日，杜注的荒 谬之处就会不驳自现，[5]所以清人破杜立汉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面辑佚恢复《左传》贾、服汉儒旧注，这样的著作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还 有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二卷（续、补逸各一卷）；并以全面恢复贾、服汉 儒旧注的形式，建立与杜、孔不同的新注新疏，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 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其代表作。 实际上，《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的对立，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晋南北朝时 期，即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成后不久。《北史?儒林传》序云： 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 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 康成。[6] 东汉时服虔《春秋左传》注即已“大行于河北”[7]，西晋时杜预注《左 传》，在南朝宋、北魏前期的山东、河北一带，开始为士人所传习[8]，其后 “河外儒生，具服膺杜氏”[9]，可见，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 传》以杜预注为主，服注和杜注以南北学的形式对立起来。东晋、南齐时， 杜、服注《春秋左传》彼此抗衡，并立于国学为博士。《梁书?儒林传》载：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 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 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 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10] 尽管崔灵恩习《左传》服解，在北仕为太常博士，但到南朝以后还要“改 说杜义”，可见当时南学乃杜注《左传》一统天下；而对那些申贾、服义难驳 杜注的《左传》学者，南学中的杜学维护者则大加批驳，维护杜注，《南 史?儒林传》载： 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 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11] 在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魏书?贾思同传》：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 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 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 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12]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史?儒林传上》： 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13] 李崇祖之父李业兴师于徐遵明，徐氏专攻《左传》服义，“河北诸儒能通 《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于徐生之门”[14]，李崇祖即继承父业申服 驳杜；徐遵明的另一个弟子乐逊，也坚守师法，在西魏教授诸子，“通贾、服 说，发杜氏违”[15]。 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被定于一尊，《左传》贾、服注与 杜注的对立，随着南北学的统一而消失。在政府认可颁布的《五经正义》中， 杜预《左传》注得到了正统的独尊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以致亡佚。 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贾、服注的消亡而消亡，八百多年后，清人又再一次 扛起了申贾、服驳杜注的大旗。[16]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贾、服注和杜注 到底有何异同？两次攻杜浪潮的原因是什么？ 二、贾、服注与杜注之比较 贾逵有关《左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长经》 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后汉 书?贾逵传》说他还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服虔著作，《隋书?经籍 志》著录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十卷，此 外还有梁代尚存隋唐已亡的《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在今存《左传》贾、服注佚文中，服虔注的数量多于贾逵注，尽管《隋 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毓撰《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但由于服注和 贾注多有相同，所以唐代孔颖达等撰《左传正义》在征引时常常将二人并举， 每用“贾、服曰”来括引贾、服说。可见，《正义》已将《左传》贾、服注视 为训诂上有相同特点的同一类型，这一看法，清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后人所 辑贾、服注的情况来看，由于有较多数量的注都笼统地系于“贾、服曰”等类 似表达语之下，我们也已很难在今存贾、服注文中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那么，贾、服注与杜注到底有哪些异同？一一逐年排列比较现存《左传》 贾、服注和杜注，经过统计可以列出下表： 《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统计表 鲁公 相同条数 相异条数 隐公 22 16 桓公 29 11 庄公 21 8 闵公 19 5 僖公 80 23 文公 50 21 宣公 38 16 成公 25 11 襄公 88 40 昭公 102 76 定公 24 6 哀公 66 21 十二公总计 564 254 本表所据贾、服注佚文，只采自《左传》传文注而不采《春秋》经文注， 从隐公到襄公五年，采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刘文淇 《疏证》）[17]、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18]和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以下简称李贻德《辑述》）[19]，襄公五年以后采自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辑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整部《左传》中，贾、服注和杜注相同有564条， 相异254条，相同条数是相异条数的两倍多；从单独某个鲁公看，甚至从某个 鲁公的某一年看（作者曾做过每个鲁公每一年贾、服注与杜注异同条数的详细 统计表，在此文中略去），情况也大致如此，即贾、服注与杜注相同者多于相 异者。 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注和贾、服注在措辞和意义上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多，如? 隐公五年：“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 服曰：“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杜注：“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氏。” 服曰：“馆，舍也；?氏，鲁大夫。” 杜注：“馆，舍也；?氏，鲁大夫。” 桓公二年：“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子也。’” 服曰：“师服，晋大夫。” 杜注：“师服，晋大夫。” 同年：“士有隶子弟。” 服曰：“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杜注：“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 服云：“上淫曰?。” 杜注：“上淫曰?。” 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享公。” 服曰：“为公设享燕之礼。” 杜注：“为公设享燕之礼。” 庄公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 贾云：“遍舞，皆舞六代之乐。” 杜注：“皆舞六代之乐。” 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 贾云：“羁，寄；旅，客也。” 杜注：“羁，寄；旅，客也。” 宣公三年：“铸鼎象物” 贾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 杜注：“象所图物，著之于鼎。” （二）杜注和贾、服注在意义上完全相同，但在措辞上略有小异。如? 桓公六年：“以德命为义” 服云：“谓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命武王曰发。” 杜注：“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 庄公八年：“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 服云：“公见彘，从者见彭生，鬼改形为豕。” 杜注：“公见大豕而从者见彭生，皆妖鬼。” 昭公四年：“飨大夫以落之” 服云：“衅以?豚以落之。” 杜注：“以?猪血衅钟曰落。” 定公十年：“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 服云：“牺、象，飨礼牺尊、象尊也。嘉乐，钟鼓之乐也。” 杜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磬也。” 这种在措辞上的小异，往往是杜注取用贾、服说，而稍变其辞，这在下面 几个例子中尤其明显： 隐公三年：“郑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 服云：“得臣，齐世子名，居东宫。” 杜注：“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 桓公元年：“是以清庙茅屋” 贾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 杜注：“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 服云：“初献酒。” 杜注：“始献酒。” 有时甚至只变一二字： 襄公二十九年：“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 三族乎！’” 服云：“言晋国之祚将集于三家。” 杜注：“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 昭公十二年：“昔我皇祖父昆吾，旧许是宅。” 服云：“陆终氏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 伯父也。昆吾曾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也。” 杜注：“陆终氏生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 为伯父也。昆吾常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 （三）杜注同于贾、服说，但杜注常常简明总括言之。这种情况也很普 遍。如? 桓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 贾云：“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邾田；四战， 邾、郑伐宋，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 败宋师于莞；八战，宋、卫入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 以虢师大败宋。 服说基本与贾说同，只是补记年分而已。 杜注：“殇公以隐公四年立，十一战皆在隐公世。” 桓公六年：“不以畜牲” 服云：“马牛羊豕犬鸡六畜。” 杜注：“畜牲，六畜。” 庄公二十年：“虢公请器，王予之爵。” 服云：“爵，饮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贵者。” 杜注：“爵，饮酒器。” 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 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服云：“虞舜祖考来格，凤凰来仪，百兽率舞。” 杜注：“亦有神异。” 襄公二十五年：“公拊楹而歌。” 服云：“公以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 杜注：“歌以命姜。” 同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服云：“谓公义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随之而死。” 杜注：“谓以公义死亡。” 昭公三年：“谗鼎之铭曰” 服云：“谗鼎，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 铸九鼎于甘谗之地，故曰谗鼎。” 杜注：“谗，鼎名也。” 昭公六年：“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服云：“仪，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 能为万国所信也。” 杜注：“言文王作法为天下所信。” 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贾曰：“《三坟》，三皇之书。坟，大也。《五典》，五帝之典。《八 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国之戒。” 杜注：“皆古书名。” 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贾、服云：“好生于阳，恶生于阴，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 生于明。” 杜注：“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 杜注这种概括简要的风格，是和他整部《左传》注相一致的。 但杜注还不完全都是对贾、服注作概括扼要的简单总括性陈述，从下面几 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杜注对贾、服注还有鲜明的取舍，从这种取舍上，可以 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杜注和贾、服注的区别： 隐公五年：“节八音而行八风。” 贾云：“兑为金，为阊阖风也；乾为石，为不周风也；坎为革，为广莫风 也；艮为匏，为融风也；震为竹，为明庶风也；巽为木，为清明风也；离为 丝，为景风也；坤为土，为凉风也。” 服说略同。 杜注：“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八风，八方之风 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叙其情。八 音，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箫管；土，埙；木，??；匏，笙； 革，鼓也。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方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方凉风， 西方阊阖风，西北方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方融风。” 贾说乃根据纬书《易纬通卦验》而来，杜取贾、服说，而摒弃纬书的八卦 相配，所释“八音”、“八风”，较贾、服注更通达平实。 桓公六年：“卜士负之，士妻食之。” 贾云：“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桑 者，木中之众；蓬者，草中之乱，取其长大统众而治乱。” 杜注：“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 之妻为乳母。” 哀公十四年：“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服云：“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明麟为仲尼而致。” 杜注：“言鲁史所以得书获麟。” 服说以为，因为只有孔子能说出这兽的名字叫麟，所以麟是因为孔子而 致；而杜注认为，因为孔子能说出它的名字，所以鲁史才能记载猎获的兽是 麟。可见，贾、服注意在解经，处处不离谶纬、圣人；而杜注意在说史，释义 平实。 （四）也有是杜注本于贾、服说而详之的。如? 隐公元年：“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贾云：“隐立桓为太子，奉以为君。” 杜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 是以立为太子，帅国人奉之。为隐元年春不书即位传。” 庄公九年：“管夷吾治于高?。” 贾云：“齐正卿高敬仲也。” 杜注：“高?，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于敬仲。” 庄公三十二年：“使?季?之” 服云：“鸩鸟，一名远日乌。” 杜注：“?，鸟名，其羽有毒，以画酒，饮之则死。” 特别是在地理的训注上，杜注普遍详于贾、服注，往往指明所注地名今在 何处： 隐公元年：“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贾云：“京，郑都邑。” 杜注：“京，郑邑，今荧阳京县。” 又本年：“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贾云：“共，国名。” 杜注：“共国，今汲郡共县。” 隐公十一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服云：“菟裘，鲁邑也。” 杜注：“菟裘，鲁邑，在泰山梁父县南。” 庄公十二年：“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 服云：“萧、亳，宋邑也。” 杜注：“萧，宋邑，今沛国萧县。亳，宋邑，蒙县西北有亳城。” 僖公二十三年：“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 贾云：“卫地。” 杜注：“五鹿，卫地，今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阳平元城县东亦有五 鹿。” 襄公元年：“败其徒兵于洧上。” 服云：“洧，水名。” 杜注：“洧水出密县，东南至长平入颍。” 昭公四年：“成有岐阳之?。” 服云：“岐阳，岐山之阳。” 杜注：“周成王归自奄，大?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 （五）杜注和贾、服注在文辞上迥然相异，在意义上则相同。 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 贾云：“温，周地名，苏氏邑也。” 杜注：“温，今河内温县。” 《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县十八：„„温”班固自注?“故国， 己姓，苏忿生所封也。”[20]可见，贾注本于《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之 文，而杜注取其正文，实则一也。 庄公二十二年：“使为工正” 贾云：“掌百工。” 杜注：“掌百工之官。” 贾注释“工正”此官所职，杜注释“工正”为掌百工之官，各从不同角度 出发，实则一也。 闵公二年：“齐人使昭伯?于宣姜。” 服云：“昭伯，卫宣公之长庶，?之兄。” 杜注：“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顽也。” 服注从宣公的角度出发，杜注从惠公的角度出发。顽即卫宣公之长庶，? 即卫惠公。 又同年：“重锦三十两。” 服云：“重，牢也。” 杜注：“重锦，锦之熟细者。” 刘文淇《疏证》：“按今人织作，以缕之疏密为良窳，牢谓缕之密者耳。 《说文》‘重，厚也’，亦牢意矣。服说非不可通。《觐礼》‘重赐无数，在 车南’注：‘重，善也。所加赐善物，多少由恩也。’„„是郑以重锦为善 锦。”可见，杜、服所注实际并不相异。 襄公二十五年：“下车七乘，不以兵甲。” 服云：“下车，遣车也。上公饔饩九牢，遣车九乘。” 杜注：“下车，送葬之车。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 损。” 而《周礼?春官?巾车》：“大丧，饰遣车。”[21]遣车即送葬车。 定公九年：“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 贾云：“葱灵，衣车也。” 杜注：“葱灵，辎车名。” 《说文》：“辎，辎?，衣车也。?车前衣也，车后为辎。”又：“?， 辎?也。”[22]辎与?，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辎车即衣车。 从上面五种情况看来，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形式很多，杜注取用贾、服 注的形式也很多。和贾、服注相同的杜注，大部分可以肯定是取自贾、服注， 有一小部分我们则很难确认它们也是取自贾、服注，因为杜预《左传集解》除 了广采前人注说外，常常还掺以己说，我们不能保证没有杜预自己的意见有时 和贾、服说不谋而合的情况。例如： 僖公十二年：“陪臣敢辞” 服云：“陪，重也。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 杜注：“诸侯之臣曰陪臣。” 《礼记?曲礼》：“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 某。”[23]此处很难说是杜注取自服注，还是取自《礼记》。洪亮吉在《春秋 左传诂》中，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时，都认为是杜取自贾、服，未免是一种 过头的看法。 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训诂上的歧异： 襄公四年：“武不可重” 服云：“重，犹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杜注：“重，犹数也。” 李贻德《辑述》：“按《吕览?贵生篇》：‘天下重物也’高注以大训 重，大任言大用也。” 刘文淇《疏证》：“杜读重为重累之重，故为数也。„„杜意止谓武不可 黩。” 襄公十四年：“王室之不坏，?伯舅是赖。” 服云：“?，蒙也。„„王室之不怀柔诸侯，恃蒙齐桓之匡正也。” 杜注：“?，发声。” 按：当以杜注为是，此“?”字与隐公元年“?我独无”之“?”用法相 同。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贾、服注比较，杜注在训诂上疏陋得多： 庄公十二年：“覆而败之曰取某师。” 服云：“覆，隐也。设伏而败之，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敌人不知，败 之易，故曰取。” 杜注：“覆，谓威力兼备，若罗网所掩覆，一军皆见擒制，故以取为 文。” 按：隐公九年“君为三覆以待之”杜注：“覆，伏兵也。”又襄公十二 年：“凡书取，言易也。”可见当以服义为长，杜注“覆，谓威力兼备”乃臆 说，前后所注不统一。 文公十七年：“又曰：‘鹿死不择音’” 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 杜注：“音，所?荫之处。古字声同，皆相假借。” 李贻德《辑述》：“案《诗?鹿鸣》传：‘鹿得苹，呦呦然而鸣相呼。’ 服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约毛公传意；‘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 者，《文选?吴都赋》（‘兽不择言’）注：‘凡闲暇而有好声，逼急不择 音。’刘炫云：‘不择音声而出之言甚急也’„„《正义》曰：‘杜意言本当 作“荫”，以传曰“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言走险，论其依止之处，以其怖 急得险则不能选择宽静?荫之所。传文所论，只止其处所在，不论音声好恶， 故杜不依服义。刘以为音声而规杜，非也。’按‘鹿死不择音’，为古人成 言。《庄子?人间世》‘兽死不择音，气息?然’郭象注：‘野兽蹴之穷地， 意急情尽，则和声不至。’是音为音声之音，未尝改字，至下文‘铤而走 险’，是言困迫将死之状，非论其依止之处，传明云走险，孔氏乃云得险则 停，更与传意相违。云急何能择，仍言不择音也。” 刘文淇《疏证》：“案《后汉书?皇甫规传》：‘中外诬规货赂群羌，令 其文降，规惧不免，上书自讼曰：“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 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亦是读从本字。„„此是杜氏新说， 非古义所有。” 可见服注乃有训诂上严格的根据，杜注则是乱用假借，别为它说，这种疏 陋，孔颖达在《正义》中也是遮掩不住的。 在训诂上，杜注不如贾、服注，这种疏陋常常是因为杜注望文生义、随文 而训造成的： 文公六年：“八月己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 服云：“晋国数有患难。” 杜注：“立少君，恐有难。” 刘文淇《疏证》引顾炎武云：“（杜）非也。谓连年有秦、狄之师，楚伐 与国。”顾说与服注同，都谓因为晋国连年有战事兵难，所以欲立长君。杜注 则望文生训。 又本年：“有此四德者，难必纾矣。” 服云：“纾，缓也。” 杜注：“纾，除也。” 按：《尔雅?释言》：“纾，缓也。”[24]庄公三十年“以纾楚国之难” 杜注：“纾，缓也。”成公二年：“我亦得地而纾于难”杜亦注：“齐服则难 缓。”而此处杜训纾为除，洪亮吉认为是“杜注随文生训”[25]。 昭公二年：“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 服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 度。’” 杜注：“誉其好也。” 李贻德《辑述》：“案惠氏栋曰：‘一游一誉，今《孟子》作“豫”，赵 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传》曰‘季氏有嘉树，宣子誉焉’”《周 易?序卦》曰：“豫必有随”郑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为证。则知 此传誉字本作豫，故服、赵互引为证。《孙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 之，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外传》作“暇豫”，李善曰：“誉犹豫，古 字通。”愚案：杜本作‘誉’，为‘豫’之假借字，其义则当从‘豫’之训 ‘游’也。杜云‘誉其好也’是望文生义。《正义》云：‘若是游于其下，宣 子本自无言，武子何以辄对，故杜以为誉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为此 言。” 襄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云：“谓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为望。” 杜注：“诸侯望祀竟内山川星辰。” 李贻德《辑述》：“《书?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礼?小宗伯》 ‘四望四类’注：‘四望，五岳、四镇、四窦。’按《周礼》言望，主天子 言，故得遍祭岳、镇、窦。《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谷梁传》注引郑曰：‘望者，祭山川 之名也，非其疆界则不祭。”杜注望祭，较贾、服注多出“星辰”，而诸家旧 说都只说名山大川而无星辰，可见是杜注随文而训所误。所以钱大昕《左氏传 古注辑存序》说：“辅嗣之《易》，元凯之《春秋》，皆疏于训诂。”[26] （二）在名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阐释上，杜注也比贾、服注疏陋： 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 服云：“车有藩曰轩。” 杜注：“轩，大夫车。” 刘文淇《疏证》：“《广雅?释诂》：‘轩，韦车也。’王念孙云：‘轩 之言?蔽也。《说文》：“轩，曲?藩车也。”王逸注《招魂》云：“轩，楼 板也。”《周官?小胥》疏引《左传》注云：“诸侯轩悬阙南方，形如车 舆。”皆?蔽之意也。’按王说是也。《文选?东京赋》薛注：‘属车有藩曰 轩。’《巾车》注：‘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为之。’皆与服注合。又作 ‘?’，《景帝纪》‘朱两?’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 以箅为之，或用革。’《舆服志》注：‘车有?者，为之轩。’” 可见服说胜于杜注，孔疏引定公十三年“齐侯敛诸大夫之轩”以证杜注， 十分牵强。 隐公四年：“君为主，敝邑以赋。” 服云：“赋，兵也。以田赋出兵，故为之赋。” 杜注：“言举国之赋调。” 《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郑注：“赋，军赋也。” 孔曰?“赋，兵赋。”又《国语?鲁语》“悉率弊赋”注，《淮南?要略》 “悉缩薄赋”注，并云：“赋，兵也。”[27]杜注不明制度，望文生训。 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杜注的疏陋更多： 桓公二年：“藻、率、?、?” 服云：“藻，画藻；率，刷巾。礼有刷巾。” 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 男二采。” 刘文淇《疏证》：“藻率，《东京赋》作藻?，《司几筵》：‘加缫席画 纯’注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读从桓二年臧哀伯藻率、?、 ?、?、厉、游、缨，此盖（阮刻注疏“盖”作“并”）取彼义也。’《典 瑞》‘缫藉五采五就’注：‘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干，用韦衣而画 之。’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桓二年臧哀伯谏辞也。’藻是 水草之文，故读从之也。是先、后郑皆以藻、率为二物，与服同。杜注：‘藻 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正义云：‘杜以藻率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无 名率者。服言礼有率巾，事无所出。’阮氏校勘记云：‘孔冲远误也。依《说 文》“帅，佩巾也”，即?字。古率、帅通，故《仪礼》注云：“古文帅作 率。”服虔云“礼有刷巾”，其语亦见《说文》。凡《仪礼》言?者，即《左 传》之率也。’按阮说是也。乐师故书帅为率，《聘礼》古文帅皆作率，《采 菽》‘亦是率从’，襄十一年传作‘帅从’，《广雅?释器》‘帅，巾也’， 皆率得为巾之义。” 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贽，贰乃辟也。” 服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贽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 节于其君也。” 杜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 刘文淇《疏证》：“顾炎武云：‘孟子出疆必载质，庶人不传质为臣，皆 是贽字。惠栋云：‘服读质为贽，《晋语》云“臣为质于翟之鼓”韦昭曰： “质，贽也。”士贽以雉，委贽而退。《尚书》称二死一生贽，故云委死之 质。’”杜注以身体训质，训委质为屈膝委身于地，乃不明古代礼制而误。 （三）杜注和贾、服注区别最大而且最多的，还是他们《左传》注的指导 思想不一样。贾、服注意在解经，经常阐发微言大义；而杜注意在释传，所释 比较客观通达，多近于史。这种经史之别，在《左传》注中随处可见，最明显 处莫过于开篇对“春秋”一词的解释： 贾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 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杜预却认为：“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 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杜预虽还不敢大胆明言《春秋》、《左传》“皆史也”，但这种观点在他 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已露端倪。他首先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 书，孔子只是刊正了其中“教之所存，文之所害”的内容，“其余则皆即用旧 史”；然后说《左传》是随《春秋》而发，“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 备言之”。其次，杜预反对称孔子为素王，称左丘明为素臣，并排斥《公羊 传》和《谷梁传》，认为“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斥责旧儒 （实际上是服注）哀公十四年获麟是因为孔子“制作三年，文成致麟”的说 法，认为这是妖妄之说。[28] 这种从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经学的角度去为《左传》作注，可以说是杜 预《左传》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去做的。 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贾云：“葬嗣君之事，公弗临，言无恩。” 杜注：“以桓为太子，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 隐公十一年：“不书葬，不成丧也。” 贾云：“君弑，不书葬，贼不讨也。” 杜注：“桓弑隐篡立，故丧礼不成。” 贾逵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未讨伐杀隐公之贼。杜预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桓 公谋杀隐公而篡立君位，所以丧礼不成；丧礼不成，所以不书葬。传文明言不 书葬是因为不成丧，杜注即以传释传，而贾逵却另寻微言大义。 桓公七年：“七年春，谷伯、邓伯来朝。名，贱之也。” 服云：“谷、邓密迩于楚，不亲仁善邻以自固，卒为楚所灭。无同好之 救，桓又有弑贤兄之恶，故贱而名之。” 杜注：“辟陋小国，贱之，礼不足，故书名。”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服云：“鲁以壬申被灾，至乙亥而尝，不以灾害为恐。” 杜注：“灾其屋，救之则息，不及谷，故曰书不害。” 僖公十六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 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服云：“?退、风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从生，襄公不问己行何失而致 此变，但问吉凶焉在，以为石陨?退，凶吉所从而生，故云君失问。” 杜注：“言石、?阴阳错逆所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阴阳而问人事，故 曰君失问。叔兴自以对非其实，恐为有识所讥，故退而告人。” 可见，贾、服注还在“微言大义”中打转，杜注已能以史学的眼光较客观 地审视《左传》，所释远胜于贾、服。 贾、服注还本于《公羊传》和《谷梁传》来释《左传》，在杜预看来“肤 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因而弃而不取。 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颛孙生搏之。宋 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 服云：“耻而恶之曰靳。” 杜注：“戏而相愧曰靳。” 服说乃本于《公羊传》：“宋万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 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曰：‘此虏也！鲁侯之美恶 乎至。’”[29]若如服云，宋公对宋万耻而恶之，又怎会请求鲁国归还宋万？ 宋公此言，当是戏语，只不料宋万当真，而后怀恨弑杀宋公。 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礼也。” 贾曰：“礼者，言其先救后次，为得礼也。” 杜住：“救盟主，故曰礼。” 贾说乃本于《公羊》说。孔疏：“《公羊传》曰：‘曷为先言救而后言 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 ‘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其义言君则进止自由，故先次后救，臣则先通君 命，故先救后次。’”[30]贾、服注本于《公羊传》去释“微言大义”，远不 如杜注平实客观。 （四）在对应经、传出现错次差异的解释上，贾、服注往往牵强附会，强 为之解“微言大义”；而杜注以史学的态度，所释客观平顺，真正做到了他在 《左传》注自序中所说的“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31] 桓公十一年：“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服云：“不书宋，宋后盟。” 杜注：“宋不书，经阙。” 文公十一年：“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 服云：“反不书者，施而不德。” 杜注：“八年意诸来奔，归不书，史失之。” 成公二年：“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贾云：“杀庐蒲就魁，不与齐盟，以亡其邑，故讳不书耳。” 杜注：“取龙、侵巢丘，不书，其义未闻。” 襄公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 服云：“不书，讳从晋不能服郑，旋复为楚、郑所伐，耻而讳之也。” 杜注：“于鲁无所耻，讳而不书，其义未闻。” 襄公二十六年：“遂袭我高鱼。有大雨，自其窦入，介于其库，以登其 城，克而取之。” 服云：“取鲁高鱼及反之，皆不书，盖讳之。” 杜注：“取鲁高鱼，无所讳而不书，其义未闻。” 以上所举成公二年齐取鲁龙地、侵巢丘，襄公十年楚、郑侵伐鲁西鄙，襄 公二十六年齐攻取鲁高鱼，于传有记载，于经则无，实际上都是鲁史漏载而缺 文，并没有贾、服注所释的那些“微言大义”在里头。杜注和贾、服注在这里 的区别，归根到底也是经、史之别。 （五）因为杜注不取贾、服另取旧儒他家之说，而和贾、服注相异： 桓公五年：“?动而鼓” 贾云：“?，发石也，一曰飞石。《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 发，行二百步。’” 杜注；“?，旃也，通帛为之，盖今之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 杜注本于马融，刘文淇《疏证》：“按《说文》?字下又引《诗》曰： ‘其?如林’，当系三家传诗；马融《广成颂》云：‘旃?掺入其林’。?与 旃伍，则以为旗之属，故杜注不用贾义。”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 服云：“接者，子初生，接见于父。” 杜注：“以礼接夫人，重嫡也。” 服谓接太子，杜谓接夫人。李贻德《辑述》：“案《内则》云：‘国君世 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郑注：‘接读为捷。捷，胜也。谓食其母，使补 虚强气也。’王肃曰：‘以太牢接待夫人。’杜此传注云‘以礼接夫人’，是 王本郑义，而杜又本王义也。”此是杜注取自郑玄、王肃说。 僖公十年：“臣闻之，神不歆非类。” 贾云：“歆，贪也。” 杜注：“歆，飨也。” 杜注本于《诗?大雅?生民》毛传。 宣公三年：“载祀六年” 贾云：“载，辞也。祀，年也，商曰祀。” 杜注：“载、祀皆年。” 此处杜注取自王肃，此传王肃注：“载祀者，犹言年也。” 昭公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馆” 贾云：“使邾、鲁大夫各居一馆。” 杜注：“分别叔孙、子服回。” 此处杜注取自郑众，此传服虔引郑众云：“使叔孙、子服回各居一馆。 邾、鲁大夫本不同馆，无为复言使各居一馆也。欲分别叔孙与子服回不得相 见，各听其辞耳。” （六）杜注和贾、服注，还有因为所据师说文字、句读不同而引起训释相 异的。 所据文字相异者，如： 襄公二十五年： 服据传文：“陪臣干诹有淫者，不知二命。” 服云：“一曰干，?也；诹，谋也。言受崔子之命?御谋淫之人。” 杜据传文：“陪臣干?有淫者，不知二命。” 杜注：“干?，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之命讨之，不知他命。” 李贻德《辑述》：“案：干，?，《尔雅?释言》文；诹，谋，《释诂》 文。言受崔子命，即传云不知二命也。?御谋淫之人者，崔氏欲掩其宿通之 迹，故称为谋淫之人。服以?御训干，以谋淫之人训诹淫者，则服本当是‘陪 臣干诹淫者’，不得有‘有’字矣。《正义》以服为谬说，不知杜本作 ‘?’，服本自作‘诹’，师读异授，各据其本之字诠释，不得指服为谬说 也。《释文》云今传本或作‘诹’，是从服本，又云犹依‘?’字，是读又从 杜义也。此由六朝以来，不别两本字及音义并异，致有字从服本，音从杜读以 牵合之者，则后学之误也。” 昭公二十三年： 贾据传文：“亲其民人，明其五候” 贾曰：“五候，五方之候也。敬授民时，四方、中央之候也。” 杜所传文：“亲其民人，明其伍候” 杜注：“使民有部伍，相为候望。” 所据句读相异者，如： 昭公十三年： 贾据传文：“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贾曰：“郑伯，爵在男。或云男当作南，南面之君也。” 杜据传文：“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杜注：“言郑国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应出公侯之贡。” 哀公七年： 服据传文：“（子服景伯）对曰：‘„„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 服云：“诸大夫诚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 杜据传文“（子服景伯）对曰：‘„„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 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 杜注：“知伐邾必危，自当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孙所 怪，且阿附季孙。” 哀公十二年： 服据传文：“侯伯致礼地主，归饩。” 服云：“致宾礼于地主。” 杜据传文：“侯伯致礼，地主归饩。” 杜注：“侯伯致礼，以礼宾也。地主，所会主人也。饩，生物。” 还有所据文字、句读均相异者，如： 昭公十四年： 服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咸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服云：“不为末者，不为末?隐蔽之也。咸曰义也，言人皆曰叔向是 义。” 杜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杜注：“末，薄也。减，轻也。皆以正言之。于义未安，直则有之。” 从以上所述，可见《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其中 最重大的差别，可以归纳为经史之别，他们《左传》注各自的长短之处亦由此 而来。 贾逵、服虔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所以贾、服注长于名物、制度的训 释，在训诂上往往有严格的体例和训诂依据，做到了言必有据，特别是在礼制 的训释上，二人常较杜预精当。但也因为他们是经学家，为《左传》作注，意 在解经，处处不忘圣人和“微言大义”，受今文经学影响，往往牵强附会。这 是因为贾逵所处的时代，古文经学正在兴盛，而今文经学衰落却仍固守地盘， 为了争立《左传》的合法地位，于是贾注努力也从《左传》里寻求“微言大 义”以适应人主，并对今文学作了策略上的让步和容纳，所以他虽是一个古文 经学家，其注《左传》却并不摒弃今文，往往引用《公羊传》《谷梁传》的说 法；此外，贾逵《左传》注还和他的学术渊源有关系，贾逵之父曾从刘歆受 《左传》，贾逵之说亦源于刘歆，刘歆虽是《左传》古文经学提倡者，但他本 身是一个今文经学家，其说《左传》仍然和今文学家一样探寻褒贬，深求大 义，贾逵《左传》注就常采用刘歆说，如前面所举贾逵对“春秋”的解释，又 如僖公十六年“六?退飞，过宋都，风也”，贾逵注都本于刘歆说。 服虔之学，师承已不甚清楚，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服注《左传》与 郑玄多同。[32]《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虽不一定可靠，但服虔《左传》注也杂取今文经学，和郑玄其它经注是一样的。 有人称杜预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在‘博士’‘经师’之外的权威经学 家”，[33]杜预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经学家尚可商议，但他是独立于“博 士”“经师”之外却是无疑的。纵观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戎马生涯占其大半， 这种政治、军事上的丰富阅历，形成了他后来注《左传》时高瞻远瞩视野宏阔 的学术见识；《晋书》还说他“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34]明律令，精 历法，通技艺，尤其是他第一次以史的眼光去审视《左传》，去解释《左 传》，其识见远远超出当时及以前的《左传》经学家，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摆脱 经学的影响，但已取得了经学家们达不到的成就。由于能从史学的角度出发， 再加上他的博学多才和宏阔的学术见识，形成了杜预整部《左传》注求实、通 达、简明的特点。杜预的成就除了和他自身的人生阅历、酷好《左传》有关 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学术背景紧密相关。思想、学术至魏晋而一大 变，玄学在曹魏正始年间以后，开始逐步形成和流行，正统的儒学思想受到冲 击；反映在学术上，经学至此更加衰弱，时人对汉代旧儒冗长繁杂的经解也已 感厌倦，而崇尚并转向玄学清通、简要的风格，王弼《周易》注、韦昭《国 语》注、杜预《左传》注都体现了这一风格，因而“别异先儒”。[35]另外， 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官方在思想和学术上控制松散，史学在 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这无疑也是杜预注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36]所有 上述这些背景，都已和贾逵、服虔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 所以杜预《左传》注的特点，首先是他意在释传，能以史的眼光较客观、 求实地审视《左传》，训释比贾、服注通达平实，较少阐发臆想中的“微言大 义”；比较注意史事发生的前后、因果关系，常用“为„„年„„事张本”和 “事见„„年”等形式进行系统的解释，注意以传释传；杜预还长于地理的训 释，所释普遍详于贾、服注。但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经学家，在名物、制度、 训诂上比贾、服注疏陋得多，有知今昧古之弊；在训释体例上为了简明扼要， 常常没有严格的训诂上的根据，随文生训，只求意相合，不求辞相符；贾、服 注比较注重字词的训诂，而杜注则比较注重史事和文意的疏通。 尽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有如上差别，但这种差别的数量在整部《左 传》注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前表所统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数量是相异 的两倍多，相同部分远远超过相异部分。通过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可以得 出结论，《左传》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主要的相异 可归纳为经史之别。杜注大份量地取用贾、服注（特别是服注），这和他《左 传》注题名“集解”是相关联的。[37]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表中的统计数字，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事实上有时贾、服注和杜注很难断定它们是否相同， 或者相异；在技术处理上，对贾、服注与杜注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相异的， 本表统计不列入相同类也不列入相异类；对不能明确肯定是贾、服注的汉注佚 文，本表亦不列入统计之列。虽然如此，由于表中两类在统计数量上相差的悬 殊，这种统计的模糊性并不妨碍本文得出的结论。另外，本表比较统计所据只 是贾、服注现存佚文，而非贾、服注全部，是否可以用来作为全部贾、服注和 杜注异同比较的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存散见于各处大量 的贾、服注佚文看，似乎没有道理说，存下的大部分贾、服注碰巧都和杜注相 同，亡去的碰巧都是和杜注相异的。 既然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为什么学术史上出现 了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呢？ 三、对两次攻杜浪潮的分析 这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第一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的对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实际上纳入 了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以南学和北学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学《左传》 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既然有攻击杜注倡申服注的北学 学者，当然也少不了斥责服注回护杜注的南学学者，双方争辩起来互不让步， 如当时崔灵恩著《左氏条义》以申服难杜，则有虞僧诞作《申服难杜》以答灵 恩；梁代诸儒有以贾、服义难驳杜注凡一百八十条，则有王元规“引证通析， 无复疑滞”；[38]有姚文安难服虔《左传》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则有李崇 祖申明服注名曰《释谬》，真是针锋相对。 这场延续上百年的辩驳，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因为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匮缺，今 已不得详而知之，但从杜注本身已大份量地采用了贾、服注这一点上看，这场 辩驳超越不出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南北学的区别，在《世说新语?文学》 中有非常形象的概括：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 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 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孝标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 暗，故曰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39] 审察杜预《左传》注，如本文所述，的确比贾、服简明通达，而在这之前 和杜预同时代的人就已称杜预“文义质直”。[40]杜预《左传》注之所以能在 玄学流行的南朝传习，除了可能有因为杜预在晋朝功名较大书遂流传的原因 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杜注自身简明、通达。相比之下，服注可能如刘孝标所说 的：“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这是一个经学家所难避免的。 《世说新语》所概括的这种南北学的区别，只是总而言之，[41]具体到 《左传》杜注和贾、服注上，其实这种区别并不太大，只是经、史之别而已， 除此以外，南北学者就《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争辩，大抵只是门户之 争罢了。也可以说，这场论争是因为学分南北而起。随着隋唐一统天下，唐代 统一经学，南北学的差别随之而消失，为《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辩驳 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清代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学者似乎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未有持对立意见 的反对者，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所以这次浪潮实际上不能称为一场争论。这 些学者却并不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减弱攻击杜注的尖言厉辞。他们可粗略分为 温和派和激烈派两种。 温和派，早期如顾炎武《左传杜解集正》，主要是不满意杜注在字义训诂 上的疏陋，常引用汉儒古训以驳杜注知今昧古之弊；其后如臧林、沈彤、梁履 绳等，也主要是从训诂、地理、礼制等方面纠正杜注的疏陋之处，但仍然认同 杜注的绝大部分；虽已开始注意并提倡汉儒旧注，但还没有完全搬出贾、服注 来砸倒杜注，他们可说是本着一种健康的学术态度去批评杜注，严格说来，似 乎不能把他们列入清代反对杜注倡申贾、服的阵营中去。 激烈派以惠栋发其端，洪亮吉、焦循、李贻德、沈钦韩、刘文淇为主力， 丁晏为殿军。他们对杜注激烈的攻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左传》杜注“时多疵类”“??横生”，“其稍可观览 者，皆是贾、服旧说”，因而大肆贬斥杜注，极端推崇贾、服注，有着明显的 学术上的偏见。究其原因，从清代的学术环境看，学者崇尚汉儒古注，崇尚郑 玄之学，越是亡佚的汉儒古注越受重视，贾、服注自然列于其中，《世说新 语》载郑玄曾注《左传》未成，但皮锡瑞说：“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 宗郑，学出于一也。”[42]在这里，清代学者对杜注的攻击，实际上是整个汉 学与魏晋学对立在清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学术继承关系上，清代学者和汉儒 无疑是最紧密的。在清人看来，魏晋人经注是远远比不上汉注的，严蔚在其 《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中说：“唐儒义疏，于经不为无功，但嫌择取 不精，未堪奉为准的。即如《春秋内传》取杜，《易》《书》之取王弼、伪 孔，皆魏晋人改师法者；并又曲拘一家庸妄之说，不从汉儒精核之谊，间遇支 吾之处，不能曲为臆说以扶谬语，乃引一二经师旧说，用相考证。”[43]王鸣 盛也叹道：“„„九经疏，汉学佚其四，而《谷梁》之用范宁，犹为稍可，其 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44]十三经注中，除何晏 《论语》注、郭璞《尔雅》注外，几乎所有的魏晋人经注，都遭到了清人的斥 责，由此可见清人对魏晋经注的不满态度。至于南学，那更是“与郑学枘凿， 亦与汉儒背驰”的；[45]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这样论断：“魏晋人所 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46]可见清代学者 倡申贾、服注贬抑杜注，和当时大的学术环境是合拍的。而清人崇尚的贾、服 注的亡佚，清人还认为也是杜注引起的，这尤其使他们痛恨。洪亮吉说：“自 杜预《春秋集解》出，而汉儒训诂失。”[47]刘恭冕在《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 述》跋中也说：“汉儒注《左氏》者自贾谊始，其后刘歆、郑众、贾逵、马 融、延笃、彭汪、许叔、颍容、谢该、服虔、孔嘉各为之训释。而诸家中，以 贾、服为最备，故学者多并称之。顾自杜氏集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48] 这也成为了使清人感到气愤而攻击杜注的一个原因。 但他们很快就碰到一个难题，因为当他们大肆攻击杜注倡申贾、服时，也详细排列比较了贾、服注和杜注，结果发现贾、服注和杜注竟然绝大部分相 同，歧异只是小部分。[49]这使他们尴尬的同时马上又换手牢牢抓住了另一个 把柄?指责杜预剽取服注。这种指责的直接起因是，杜预在《左传集解》序中 只提到所采诸家有刘歆、贾逵父子、许叔、颍容，却一字不提服虔。丁晏在其 《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根据孔疏，一一列举出杜注和服注相同的地方，说： “服氏之学当时盛行，东晋已置博士，不容遗弃其名。窃尝反覆考之，而确知 杜氏之窃取服说，攘为己注，故有意没其名氏，其居心之诡?，深可鄙也！今 服注之仅有存者，其说多与杜同。行同窃贼，已露真脏。„„夫使服氏三十卷 全书具存，则其攘窃之迹必更有显露之者。惜夫！《解谊》久亡，无由尽摘其 状而发其奸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杜氏抄取服说，比比皆是，而孔疏犹阿杜 云‘劣而不论’，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袭其说？袭其说而序没其名，此 攘窃之小人也，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50]在这之前，王鸣 盛也作过类似的推断：“左学以服为首，杜解中攘窃其义甚多，顾隐而不言， 明系忌服名高，作此狙诈耳。”[51]这已从开始学术上的指责扩大到人品上的 指责了。杜预《左传》集解采用他说，均不指明出处，所采服注多于刘、贾、 许、颍各家，为何序中不提服注？细玩序意，“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 见异同”，[52]可见杜预列举此四家，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至于服注，本和 杜注差异不大，杜注曾大份量地取用，基本是被杜预认可的，所以并不列在批 评之列。孔疏误解杜意，臆说“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53] 遂又使清人发生误解。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尖刻批评的是焦循。他对杜预《左传》注中的疏陋之处作了思想上的解剖，并进一步推广到杜预整部《左传》注的指导思 想上。他在《春秋左传补疏》序中说：“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 为司马懿女婿。《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 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 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 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罗才士，盖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 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 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故其说 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 《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54]焦氏所持此论甚有见地，然失于过 激。丁晏甚至在焦氏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引伸，他在《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列 出杜注和贾、服注相同者后，又一一列出和杜注相同的王肃说，因为晋武帝是 王肃的外孙，杜预身仕晋朝，所以丁晏认为杜注取用王肃说也是因为谄附贵 戚。 今天看来，激烈派的攻击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都过火，有失公允，带有 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从整个清代学者攻击杜注的走势上看，早期比较温和，也大都认同杜注， 到后来，这种攻击却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杜注是否就此完 全被推翻了呢？清代学者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吗？ 平心而论，《左传》杜注遭到清代学者的强烈攻击，的确也有杜注自身的 原因，如前面所述杜注的诸多疏陋之处；另外，清代学者由于能深通音韵、明 于训诂，所以能广泛地发现问题，指出杜注的疏陋，这使清人具备了批评杜注 的厚实的学术条件；还有，孔疏独尊杜注，疏不破注，处处唯杜是从，大凡 贾、服注与杜注相异时，都一概贬斥贾、服注，即使相同时，也替杜注另为歧 解而斥责贾、服，这可算是清人攻击杜注的一个间接原因，所以沈钦韩称孔疏 是《左传》历史上四厄中的第三厄：“孔颖达者，卖国之谄子也，枵然无所得 于汉学，蜣螂之智，奉伪孔氏与杜预而甘且旨焉，排击郑、服，不遗余力，于 是服氏之学始显终亡，而杜预之义赫然杲日之中天。”[55]他在与周保绪书中 说：“然为《左氏》之而得罪于圣经者，无如杜预也。贾、服之注，今已不 传，其精者，偏为杜预攘取，孔疏唯摘其细碎以为嗤笑。„„故经学之亡，亡 于唐初撰《五经正义》，弃河朔之朴学，尚江左之虚浮，殊可浩叹！”[56]在 答董琴南书中又一次强调：“孔颖达等素无学术，因人成事，《五经正义》稍 有伦理者，皆南北诸儒之旧，观其固陋之习最信。„„名曰表章经学，实乃剥 丧斯文，可胜恨哉！”[57]自《五经正义》颁布后，《左传》杜注孔疏近千年 来一直处于受尊崇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权威挑战，这也无疑是清人逆反而攻之 的又一个原因，如皮锡瑞就曾不满地说：“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尊 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又 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 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58] 从清人攻击杜预的总体上看，激烈派的这种攻击，无疑是不公正的，它反 映了清人为了维护汉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而对异说进行横蛮攻击的一种极 端排斥心理，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霸道色彩。激烈派斥责杜注的疏陋，并企 图借此否定一切，来抬高贾、服注；既而发现杜注和贾、服注大部分相同，又 转而指责杜注攘窃他说。严蔚甚至说：“蔚采辑存，乃知《集解》一书，其文 证详悉、义理精审者，皆属汉人旧说；或辞多舛讹、理昧精研者，具出一己新 意”，[59]这是很不公平的，正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所说:“贾、服与元凯互有得失，„„近儒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 论。” 魏晋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可见服注在当时之盛行，而 后来却被杜注取代，以至于逐渐亡佚。服注被取代和后来亡佚，并不是偶然 的。杜注《左传》，晚于服虔，杜注广取他说，服注自在被采之列，而且如前 所述，服注是被杜注大份量地采用，我们不敢说服注的精华都已被杜注采用， 但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现存服注和杜注实际上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 杜注已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服注的内容，清人认为杜注是“专以己意解传，并 以己意解经”，[60]这完全是忽视了杜注的学术继承关系。另外，一方面杜注 简明、通达的风格，也使其能在崇尚清通、简要的一个长时期内被更多人愿意 接纳，用今天的话说，杜注在当时是合乎潮流的，服注的亡佚，有孔疏独尊杜 注舍弃服注的部分原因外，也和当时人对汉儒冗繁、琐碎的旧注感到厌倦有 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杜注自身的学术质量很高，这一点，清人 在口头上虽加以否定，实际上却是予以默认的，例如杜注在地理上的精详，就 常被清人承认： 宣公元年：“楚?贾救郑，遇于北林” 服云：“北林，郑南地也。” 杜注：“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也。” 服注认为北林在郑南，杜注却认为北林在郑北。郦道元在《水经注》“渠 水”中说：“《春秋》宣公元年，„„楚救郑，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郑 南地也。京相?曰：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 乡故城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不得在新郑北也。 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 南去新郑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 矣。”[61]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沈钦韩《左传地 名补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采用杜注的这种说法，而不用服 虔说，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于地名亦首列杜注。又如，《春秋》《左 传》在汉代是分别单独流传，分经附年把经传合二为一，是杜预的一大改创， 清人极力提倡恢复汉儒旧注，但于《春秋左传》无论在辑佚旧注还是另作新注 时，大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经传合一这一作法（例外的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 诂》）。所以，《左传》杜注在清代虽遭到学者们严厉的攻击，却并不能最终 被推倒，清代学者也不是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在研究《左传》时，杜注仍然 是他们广泛征引和发扬的对象，可以说，他们仍然是杜注的继承者。 [1]见《焦氏丛书》，清嘉庆间江都焦氏雕菰楼刻本。 [2]转引自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颐志斋稿本，“适园丛书”，1914年刻。 [3]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附录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 1979年，第1页。 [4]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附嘉庆十八年吕培跋引洪亮吉语，李解民点 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5页。 [5]如王鸣盛在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序中说：“此书（作者按：指严 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出，彼杜注之苟驳，前师向壁虚造者，尚能以惑人 哉？”光绪十五年，味义根斋刊本。 [6]《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2709页。 [7]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8页。 [8]《北史?儒林传》序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 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同[6]，第2708页。 [9]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9页。 [10]《梁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第677页。 [11]《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765页。 [12]《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1616页。 [13]同[6]，第2725-2726页。 [14]同[6]，第2709页。 [15]见《周书?儒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版，第818页。 [16]在唐与清之间，只有一些宋元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批评杜注解经屈从 传文，阿谀传文而悖背经文。朱熹曰：“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自成一 书。”黄泽曰：“杜元凯说《春秋》，虽屈从左氏多有违悖经旨，左氏有错误 处必须少加辨明，庶不悖违经旨。而杜氏乃一切曲从，此其蔽也。”元代陈则 通《春秋提纲》曰：“左氏之夸，固可惜；杜氏之谀，深可罪。杜之释传，阿 媚取容，有不可晓，动曰经误。预，圣门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以上见 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论所引）其实杜预在自序中早已对此作了明白的说 明?“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逸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 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法，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 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 释经。”(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 [17]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 [18]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 报告第八册，昭和十一年。 [19]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同治五年刻本。 [20]见《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1554页。 [21]见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巾车》，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2186页。 [22]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0页。 [23]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4]见郝懿行《尔雅?释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影印，第520页。 [25]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2页。 [26]转引自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243。 [27]分别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92页；《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文典《淮南鸿烈 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8页。 [28]以上所引均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中华书局， 1980年版。 [29]同[28]，见庄公十一年孔疏所引。 [30]同[28]，见襄公二十三年孔疏所引。 [31]同[28]。 [32]《世说新语?文学》?“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 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 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 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周祖谟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33]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六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139页。 [34]见《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025页。 [35]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3页。 [36]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引张杓说，认为“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 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释经，如《公羊传》、《谷梁传》；载记之传， 主于纪事。而《左传》，“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 之传是也”。将《左传》视为纪事的史书的人，在汉代也许并不多，但魏晋时 由于思想的解放和史学的发展，虽不一定如皮氏所言“莫不以为纪事之书”， 但持此观点的人肯定不少。同[35]，第41-42页。 [37]对“集解”一词，王鸣盛认为：“晋杜预者，乃别为《集解》一书， 夫名曰《集解》，则是集合诸家之解矣。”（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王 鸣盛序）孔疏则认为：“杜注《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很显然，孔 疏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38]同[11]。 [39]同[32]，第216页。 [40]同[34]，第1032页。 [41]其实，南北学所主也有相同者，如《诗》则并主毛公传，三《礼》则 同尊郑玄注。 [42]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170页。 [43]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44]同[5]。 [45]同[42]。 [46]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同[42]，第164页。 [47]同[4]。 [48]同[19]。 [49]对于现存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清人也是承认的，如丁晏《左 传杜解集正》自序：“今服注之仅存者，与杜注颇有相同。” [50]同[2]。 [51]同[5]。 [52]同[28]。 [53]同[28]。 [54]同[2]。 [55]同[2]。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所引。 [56]同[2]。 [57]同[2]。 [58]同[35]。 [59]同[5]。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60]同[35]。 [61]见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