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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doc

[笔记]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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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3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笔记]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doc》,可适用于企业制度领域

笔记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出处】《中国刑事法杂志》年第期【摘要】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存在性质不清、适用对象单一、适用条件模糊、决定主体不明以及适用程序缺失等问题致使这一制度的现实运行缺乏程序保障。构建科学、完备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既符合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有利于发挥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之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程序的启动、法庭审理以及裁判和救济等基本程序作出规定以实现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化和诉讼化。【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写作年份】年“第四章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第二百八十一条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强制医疗。(主体)“第二百八十二条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于被申请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可以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程序)“第二百八十三条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救济)“第二百八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监督)【正文】我国刑法第条第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政府强制医疗是一项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安全的有效措施。然而由于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立法对于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主体、程序运作、适用条件等都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致使这一制度在实践层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保障强制医疗措施能够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作从而发挥其防卫社会、治疗疾病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门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实现程序的法治化和司法化。一、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强制医疗的性质不清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强制医疗的适用主体、裁决程序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设计问题。强制医疗作为一种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处分措施具有保护性、强制性和治疗性等特点它强调事前的预防与具有事后惩罚性的刑罚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与我国强制医疗性质类似的制度系保安处分。由于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的性质缺乏具体明确的界定导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强制医疗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是保安处分“强制医疗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也是世界各国保安处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保安处分。”也有人认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有人认为是刑事强制措施。认识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强制医疗的程序设计和制度运作即究竟是采用司法程序还是行政程序做出强制医疗决定。(二)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单一我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是经司法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只能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这里的精神病人是指在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没有辨认或控制行为能力的人。对于不能完全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以及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人不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制医疗范围。综观国外的立法例强制医疗的对象不限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还包括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条第款规定:“法院可以对下列人员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本法典分则规定的行为的()在实施犯罪之后发生精神病因而不可能对之处刑或执行刑罚的()实施犯罪并患有不排除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失常的。”日本、瑞士、奥地利等国刑法典规定的保安处分(强制医疗)对象不限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还包括责任能力降低的精神病人德国、蒙古国刑法典强制医疗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对于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待其精神恢复正常后再继续审理。但这类人若被取保候审而得不到家庭的有效医疗放人社会同样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然而他们目前并不属于我国政府强制医疗的对象。(三)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模糊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很明确对造成了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以家属或者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为主以政府强制医疗为辅。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强制医疗措施才被适用。作为强制医疗适用的前提条件何时为“必要的时候”,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就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结合法条的前后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家属或监护人无力看管和治疗以及没有家属和监护人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即便按照这样的解释与国外关于强制医疗条件的立法例和立法精神相比我国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仍然缺乏科学合理性。其一我国强制医疗的客观条件是精神病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但危害结果有轻有重存在着程度的差异是否要求达到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程度并不明确。其二以是否有家属或监护人看管治疗而非以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为适用条件与强制医疗作为预防再犯的社会防卫措施之立法精神不符。同时作为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应当实现法定化即适用强制医疗的条件应当大体相同而不是以有无家属看管、医疗为前提。且不说“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本身缺乏强制性即便家属愿意看管医疗受家庭看管能力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精神病人一般也很难得到有效的看护和医治其人身危险性依然存在。(四)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不明对于强制医疗措施由谁来决定我国刑法规定同样不明确仅仅指出“由政府强制医疗”“政府”究竟是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还是实施主体,“政府”是指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还是民政部门、卫生机关等等,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实践中要么相互推诿要么滥用权力使强制医疗制度在现实中难以有效运行实践效果大打折扣。目前强制医疗的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采取由公安机关商请精神病治疗机构自行决定的做法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不断遭到挑战。“公安机关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决定权受到质疑。在实践中有些精神病人及其亲属提出质疑有的公安机关因此而成为被告还有的群众将矛头直指执行强制医疗的场所安康医院。”将强制医疗的决定权赋予公安机关还是人民法院不仅是一项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而且是关乎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宪法问题。(五)强制医疗的适用程序缺失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程序严重缺失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实施缺乏应有的程序规范和程序保障。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处分措施此乃实体性规范。这种静态的规定不可能自动实施离开了动态的程序法保障即是一纸空文。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强制医疗方面却是一片空白由此导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设置相脱节强制医疗的实施在程序上失去依托造成保障机制失灵。如果法律上没有强制医疗措施的程序规定那么对行为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就缺乏程序上的正当性非以正当程序对行为人做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就难以保证其公正性都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大陆法系各国凡是刑法中规定了保安处分的国家其刑事诉讼法中必有相应的保安处分程序设置并且作为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俄罗斯联邦年刑事诉讼法典更是在“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中将“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的诉讼程序”作为专门一章用十四个条文详加规定。俄罗斯关于强制医疗的程序之完备内容之具体值得我国借鉴。二、构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一)程序正当之必要根据程序法的价值和功能实体结论只有从法定程序中产生才具备基本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强制医疗决定无论是由哪个机关做出的都普遍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由于无程序可循“实践中各地公安机关自行掌握收治对象和程序。尽管公安部屡次试图制定规章予以规范但收效甚微。”暂且不论其效果如何单就强制医疗这类事关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宪法事项由公安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做出也违反了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如上所述强制医疗决定权的配置与程序的选择密切相联如果决定权赋予公安机关那么程序的选择必然是行政程序如果由法院来行使那么必然通过司法程序、采取诉讼的方式做出裁决。因此决定权的配置问题是程序选择和程序正当性的前提和核心。“在对强制医疗的法律规定中不具备完整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而欠缺独立操作功能的情况下就使得强制医疗的处理要素转至行政措施之中。所以就强制医疗的执行来看行政立法占主导地位。在强制医疗措施的适用程序方面是由公安机关来决定的。”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单方面决定通过行政化的程序处理不仅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而且有违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把强制医疗、收容于精神病院作为保安处分的大陆法系国家保安处分被确立在刑法之中成为与刑罚相并列的刑事制裁体系这就使它与刑罚一样被纳入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的轨道。保安处分与刑罚一样都属于司法性质的行为。因此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必须按照司法裁判程序由法官通过裁决来进行依附于有罪或无罪判决之中从而适用刑事诉讼的程序。由公安机关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只有公安机关和相对人(精神病人)的两方组合缺乏中立的裁判者更缺乏被害方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公安机关连基本的听证程序都不举行是否实施强制医疗完全听凭公安机关单方面决定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完全沦为程序的客体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既无参与和防御的机会对决定不服也没有任何救济的权利和途径。在强制医疗的适用程序中同样存在证据效力和待证事实证明的问题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侦控方应当承担被指控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包括证明被指控人(精神病人)确实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条件其必须向法官举证证明否则就是自我证明强制医疗还要求必须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认定行为人在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由于鉴定结论无预定的证明力必须经过举证、质证由法官审查后才能做出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判断。这些在公安机关单方做出的强制医疗决定中不仅没有了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也失去了对鉴定结论效力进行审查判断的能力和机制由此做出的强制医疗决定其客观性、正当性均令人怀疑。总之根据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和程序正当性原理对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医疗措施应当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二)医疗救助之必要强制医疗措施是为了使精神病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得到恢复通过对其人身自由进行一定限制达到治疗精神疾病消除人身危险性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所以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人身自由权受到了限制甚至剥夺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埋单”使疾病得以治疗健康权有所保障它是一项社会和精神病人利益兼得的制度。然而由于精神疾病治愈率低、容易复发、治疗周期长、治疗费用高很多精神病人的家属难以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且精神病人大多出自贫困家庭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仅仅依靠家庭的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治疗很多家庭希望得到政府的强制医疗。我国宪法第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我国已经加入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无论是从我国宪法的规定还是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的内容看实施了危害行为的严重精神病人作为社会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理应在患病时得到国家的物质帮助和医疗照顾。然而由于程序法内容的缺失使得宪法的原则性规定无法通过具体的程序规则得以实现。“我国的强制医疗措施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对其消极功能即隔离排害的功能较为注重而对于改善恢复的积极功能重视不足。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往往是将精神病人强制性地限制在特定的医疗机构中即大功告成至于在此之后精神病人的治疗和恢复状况则是一个不被关注的问题其实际的治疗和恢复情况则取决于监护人的经济实力。”实践中的这些做法严重背离了设置强制医疗制度的宗旨也与我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的精神相距甚远。为落实宪法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使“纸上的权利”变为现实中的利益也为了使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真正得到国家的医疗救治构建完善的诉讼程序机制、通过程序实现法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三)社会防卫之必要据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联年召开的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透露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各类精神病人约万人严重肇事肇祸、危害社会治安的约占精神病患者的,左右。照此估算全国大约有严重肇事肇祸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多万。有关法律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的刑事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最近每年精神病人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超过一万件其中,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死(人最多的杀死余人。另外中国每年约有万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身亡。为了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防卫目的必须使强制医疗措施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偏离法治的轨道。由于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不清、条件模糊、程序缺失加之公安、司法机关更偏重于从定罪量刑方面进行考虑的职业习惯导致强制医疗在实践中的使用率不高强制医疗的对象存在很大随意性强制医疗的实施失去有效的监督使一些本应该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未能收容在精神病治疗机构而是流落社会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社会造成二次侵害有的反复作案酿成更严重的后果。此外法律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治疗的场所、治疗费用的承担、治疗达到的程度、治疗的期限以及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和程序均没有规定就使得强制医疗徒具形式沦为变相的监禁和惩罚精神病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反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因其精神疾病尚未治愈或根本未得到治疗人身危险性仍未消除如果回归社会仍然达不到社会防卫的目的。通过诉讼程序的条件设置对那些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具有再犯可能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使其精神疾病得以改善和康复从而不致再危害社会通过规定终止强制医疗程序使那些通过医疗、人身危险性已经消除的人重新回归社会从而实现社会防卫的目的。(四)人权保障之必要强制医疗制度应当在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两种冲突价值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由于它是一种对人身自由较长时间的强制适用不当就会对公民的基本人权造成侵害。精神病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精神病人就漠视他们的权利无视他们存在的价值。由于我国强制医疗制度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化程序的启动、条件的认定、决定的做出和执行都处于无序化状态这就难免会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侵犯相关人的权利。鉴定程序是我国强制医疗措施实施的前置程序只有经过法定程序做出科学的鉴定结论才能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然而由于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当事人及其近亲属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程序上的职权主义使得鉴定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公安、司法机关手里被追诉人及其亲属对鉴定程序的启动未能施加任何影响只能消极的等待国家处置。即便他们认为行为人患有精神疾病并提出鉴定申请也不一定会启动鉴定程序不仅不可能给予强制医疗还有可能被定罪判刑甚至被送往刑场。邱兴华案件中关于是否应当进行精神疾病鉴定在社会上所引发的争论便凸现出此问题。强制医疗作为一项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它涉及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以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包括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只有构建严密的诉讼程序实现强制医疗的法治化和诉讼化才能使公权力的行使得到节制包括精神病人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才不至于被轻易侵犯。三、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具体诉讼程序(一)适用对象为了充分发挥强制医疗制度的功能作用我国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应当适度扩大。除了实施危害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外还包括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以及在实施犯罪后患精神病、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二)适用条件我国强制医疗具有预防再犯、防卫社会的功能条件的设置应当便于该功能的发挥。(行为条件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在客观行为方面我国刑法仅规定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对于这种“危害结果”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则不明确。在规定了保安处分或强制医疗的国家都要求这种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有的还从可能判处的刑罚方面进行限制。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条规定:“只有实施了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并且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才可以适用保安处分。”《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条规定:“因精神障碍而没有第十六条第一项(责任能力)所规定的能力或者该能力明显减低的人实施了符合禁锢以上刑罚行为如果不加以治疗和看护将来可能再次实施符合禁锢以上刑罚的行为在保安上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做出附治疗处分旨意的宣告”。要求行为结果达到犯罪或一定刑罚的程度不仅使强制医疗具有了客观化的适用标准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的恣意而且也是衡量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一项指标。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牧野英一认为在缺少客观的危害行为的情况下若任由法官根据主观危险性决定适用保安处分不利于保障国民人身自由不利于维护法制原则。(个体条件人身危险性如果一个人仅实施了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而没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强制医疗就没有适用的必要故人身危险性是适用强制医疗的实质条件。对人身危险性有无和大小的判断就成了强制医疗适用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把“人身危险性”作为适用强制医疗的重要条件规定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当中。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条第项规定:“如果精神病对本人或他人构成危险或者可能造成其他重大损害则判处医疗性强制措施。”《德国刑法典》第条规定:“当行为人在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不法行为时如果对行为人及其所犯罪行的全面评估表明在目前状态下行为人可能实施更严重的不法行为而对公众造成威胁法院应当判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院。”《瑞士联邦刑法典》第条“对精神病患者的保安处分”规定:“实施应被科处重惩役或监禁刑的犯罪的行为人如其精神状态要求进行治疗或特别护理且认为行为人因此将减少或避免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的法官可命令将其收容于治疗或护理机构。”(医学条件精神障碍为了使强制医疗的适用精密、准确必须设定一个医学条件即通过法定的鉴定程序得出科学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的依据。否则单靠“怀疑”、“大家公认”等所谓的社会经验判断是很危险的有可能使那些精神正常的人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强制医疗为名剥夺其人身自由权。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程序既能保证强制医疗适用的准确性也为公民人身自由权设置了一道保护屏障。(三)程序的启动(启动的阶段强制医疗程序是依附于刑事诉讼而存在并伴随着刑事诉讼的推进而进行。社会经验层面的“犯罪”发生在先然后才有立案、侦查和起诉等活动。强制医疗适用前提之一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也只有在立案后才得以进行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启动以鉴定程序的提起为标志尽管它与普通的刑事诉讼存在程序竞合问题。鉴定结论的做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强制医疗程序能否继续往前推进经鉴定精神正常者终止强制医疗诉讼程序依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只有经鉴定为精神障碍者且具备上述的其他两个适用条件才可以向法院提起强制医疗诉讼。因此强制医疗程序既可以在侦查阶段启动也可以伴随起诉过程而启动。(启动的主体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主要是通过公安、检察机关依职权指派或委托法定机构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开启。为弥补国家职权进行主义之不足体现程序的公正性和参与性应当赋予被追诉人及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一定的鉴定决定权使其具有独立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能力。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必须先向公安、检察机关提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而被驳回二是有相当的事实和理由证明被追诉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通过鉴定权适度当事人化的配置打破国家垄断的局面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为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启动提供方便。(四)向法院提起强制医疗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起强制医疗诉讼并不等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就像提起公诉不同于刑事诉讼的启动一样。强制医疗程序不是定罪量刑程序它不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不具有惩罚性重在通过约束治疗实现预防的社会功能。因此对强制医疗的提起不宜适用公诉的方式而应以申请的方式向法院提起。《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条规定:“申请等同于公诉。申请书代替起诉书必须符合对起诉书的规定。”德国的上述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检察官既可以提起单独的强制医疗申请也可以在提起公诉的同时附带提起强制医疗申请。在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经鉴定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而有强制医疗必要的应当中止刑事追诉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或由检察机关直接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对于作案时精神正常、作案后患精神病因而无受审能力的人也要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做出是否中止诉讼、进行强制医疗的决定。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若有强制医疗之必要的在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同时一并提交强制医疗的申请书。以上各项的申请书均须说明申请强制医疗的理由和相关证据并附有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书。(五)法庭审理(缺席审判由于审理对象可能是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为了维护法庭秩序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了照顾精神病人的精神健康对此类案件法庭根据情况可以在精神病人不到庭的情况下实行缺席审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条规定:“在保安程序中由于被指控人的状况、公共安全或者秩序方面的原因他不能或不适宜出庭的时候法院可以对进行被指控人缺席的审判。”《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条第款规定:“如精神异常违法者的状况不允许在规定期限内出席法庭或出席会严重危害其身体健康庭审则需在精神异常违法者缺席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强制医疗诉讼案件的审理重点是被审理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对这些问题的调查涉及他们的家庭历史、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等个人和家庭的隐私。如果这些个人和家庭的信息资料向社会公开将会给他们将来的生活、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不利于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和再社会化。因此对强制医疗案件的诉讼应当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指定辩护由于被审理人可能是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他们无法针对强制医疗的申请自行行使辩护权。同时这类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比较差也无能力为他们聘请专业律师进行辩护。此外强制医疗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超出了普通人的知识领域。为了更好的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建立指定辩护制度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参与诉讼并且参与的时间不应局限于法庭审理阶段应提前到司法精神病鉴定做出之时。德国、俄罗斯的刑事诉讼法典都要求保安处分或者强制医疗诉讼必须有辩护人参与。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实行指定辩护制度也符合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即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应当由法院指定辩护。(鉴定人出庭在强制医疗诉讼中鉴定意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强制医疗诉讼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即是确认行为人在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和过后的精神状态即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对于解决是否对行为人采用强制医疗措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这种鉴定结论必须当庭进行核实以确认其真伪。”司法精神病鉴定涉及复杂的医学问题和专门的知识仅靠一纸书面的鉴定书难以做出判断只有通过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质证才能对相关的问题做出说明和解释。鉴定人出庭作证不仅能够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而且能够保证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条之(五)规定:“在审判中要对鉴定人就被指控人的状况予以询问。鉴定人如果还未对被指控人作过检查的在审判前要给予他作检查的机会。”可见在德国的保安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中是要求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了其诉讼活动的证明对象不同于普通的刑事诉讼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它不是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证明而是针对上述强制医疗适用的三个条件运用证据进行证明。具体而言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主要应当证明以下事实:()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其他情节()该人是否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行为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大小()该人过去是否患有精神病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时或者进行刑事案件诉讼时精神病的程度和性质如何()精神病是否对本人或他人构成危险或者可能造成其他重大损害。只有上述事实得到证明才能做出是否给予强制医疗的正确裁决。(六)裁判种类法院通过开庭审理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做出以下裁判:()如果确认行为人是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并且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的应当宣告无罪判处强制医疗处分()如果确认行为人是在刑事责任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并且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的应当在宣告有罪、判处刑罚的同时附带强制医疗处分()如果确认行为人在犯罪后患精神病因而不具有受审能力的裁定中止诉讼判处强制医疗处分()如果确认行为人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时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以及行为人具有受审能力的应当驳回强制医疗的申请裁定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按照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追诉()如果未能证明被审理人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或者虽然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根据行为的性质和精神状况已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裁定终止刑事诉讼驳回强制医疗申请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和治疗。(七)强制医疗的期限各国法律对强制医疗期限的规定有很大不同有的国家没有规定强制医疗期限如德国、俄罗斯、奥地利、蒙古国等。在对强制医疗规定了期限的国家强制医疗的期限也不一样。《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疗护处分的期限视行为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而定如法定刑为年以上监禁的疗护处分的期限则是年以上如法定刑为年以上监禁的则疗护处分的期限为年以上日本《更正刑法草案》规定:治疗处分的收容期限为年但裁判所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每两年予以更新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规定的疗护处分期限为年。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了立法上不应对强制医疗的期限做出硬性的规定其期限的长短应视被处分人治疗效果和精神状态恢复的情况而定不可实行“一刀切”的办法。因此我国法律对强制医疗处分不应设定一个固定期限宜采取不定期的方式。(八)救济程序对于不服一审裁判的利害关系人应赋予其提出上诉的权利检察机关也有权提起抗诉。鉴于被审理人的精神状态不能行使或者不能正确行使上诉的权利为了维护被审理人的利益应当赋予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独立的上诉权可以代为提起上诉被害人是直接遭受侵害的人与裁判的结果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为了防止二次被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也有权提起上诉。对强制医疗的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由上级法院对不服一审裁判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监督和纠正一审裁判的错误。(九)强制医疗处分的终止经过一定期限的强制医疗后如果认为被强制医疗人的疾病痊愈或者精神病情得到好转、人身危险性已完全或基本消除没有必要再实施强制医疗处分的根据实施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治疗机构的申请或者根据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请法院可以裁定终止强制医疗处分。裁定做出前法院应对申请书进行审查举行听证活动听取强制医疗机构、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检察机关的意见必要时还可对被治疗人的精神恢复情况做出鉴定对被强制医疗人的人身危险性做出综合评估。(十)刑事诉讼的恢复如果实施犯罪以后发生精神病而被强制医疗的在确认其精神健康状况已经恢复、具有受审能力的情况下法院应裁定终止强制医疗处分恢复刑事案件的审理对该人按照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追诉和审判。【作者简介】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注释】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页。陈刚、代敏:“我国精神病人管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年第期。参见申君贵:“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构想”载《政治与法律》年第期。同。王伟:“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年第期。程味秋等主编:《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第页。王伟:“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载《法律与医学杂志》年第期。转引自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年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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