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在高校信息化建设博弈中的负效应与对策探究

机会主义在高校信息化建设博弈中的负效应与对策探究 机会主义在高校信息化建设博弈中的负效应与对策探究 [摘 要] 本文对高校信息化建设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博弈模型进行了阐述，着重分析了信息化建设中“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政治交换博弈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对高校信息化建设产生的负效应，提出了建立稳定动态博弈结构，实现优化整合，促进高校信息化建设和谐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 高等学校; 政府; 信息化; 博弈; 机会主义; 负效应 博弈(game theory)是指社会不同人群集合体在所构成的结构中按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具有竞争性的活动。一个博弈模型主要由参与人、策略集和效用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在信息化过程中，各类相关社会主体推进信息化的实践行动是与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一个社会博弈结构。我国由于特定时期或阶段在财力、物力上不能支持和满足高速发展的信息化建设，使高校、政府、it业在选择发展战略面临公平、效率和质量之间的矛盾时，表现为“合作”与“机会主义”两种不同的行为。合作行为是产生正收益的互动，机会主义行为是产生负收益的互动。本文针对后者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一、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成因 机会主义(opportunism)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基础概念之一，其行动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互动中，某个或某些参与方的收益 以其他方的收益减少为代价，总收益减少的行动。在一定的条件下，趋利避害、理性地计算行动的成本和收益是人的本能，行动的选择是权衡成本与收益之比的结果，机会主义以“转移”或者“剥夺”他人的效用达到自己效用和收益成本比的增加。[1] 高校信息化的本质是利用各种要素(技术、物质、人员、资金投入等)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创新与服务能力所进行的社会活动。高校作为社会主体，虽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发展过程中看重社会评价，必然追求教育资源的占有值和社会声誉。在资源短缺时，相关社会主体在互动中必然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在信息资源供给的社会最优水平难以达到，相关社会主体在思想认识不一致、自主创新能力强弱不均、应用水平高低不同、体制机制改革深度差距、经费充裕不等的多种因素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必然产生机会主义行为;高校信息化建设个体成员在自身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追求社会认可度和成就感，会自然萌芽“自利”情感。正如斯密思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以带来社会整体的利益，也可能带来机会主义行为。 二、高校信息化建设成员互动 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影响 (一)禀赋相同的高校在信息化建设中的“纳什均衡”现象 在高等教育发展资源稀缺时，禀赋相同的两类高校(参与人甲或 (资源)，通过合作各乙)，为获得信息化建设和发展需要的a与b 自能创造出6单位a和6单位b，共计有12个单位(utility unit)的效用。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构成了“两人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见图1)。 模型中，甲可对乙施加机会主义行为，抢夺b资源，使自己的效用增加到7;乙受损后其效用则降低至3。面对机会主义行为，甲和乙必然耗费部分资源防备对方的威胁。本各具有6个效用的创造潜力，只能产出4个效用的a与b教育信息化产品组合。[2]导致信息化建设中不能按高级人才“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规律进行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相关的领域里，多在较低水平层次上进行重复“建设”与无序“竞争”:一是争夺教育资源和生源，招生规模超常扩大，使办学条件相对降低，导致教育质量不断下降;二是毕业生质量与激增的供给量成反比，在市场“择优”法则下，较多的人力资源不能迅速转化为人力资本，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两人囚徒困境”中，虽然两类高校因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能产生同情约束，可在营造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不同的合作解，改变支付函数，欲获得倍加效用的第一选择是机会主义行动。其结果必然导致办学“规模不经济”，培养“范围不经济”，“产品”粗制滥造鲜有“精品”，培养的学生“客户”不满意，最终导致社会评价逐步下降，社会整体效益降低。 (二)重点院校机会主义行为——对一般弱势院校教育资源的抽 吸 我国高等教育偏好重点院校和重点学科优先发展的“单极化”模式，因此，造成不同地域、规模的高校各具不同的禀赋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实。重点院校天生“强壮”，一般院校则较“柔弱”。前者利用不对称结构为自己牟利，构成了“以强凌弱”、“强夺”资源的信息结构。[3]在这个结构中，由于地理条件、传统和历史的因素以及资源不平衡所形成的“强弱体质”，使机会主义的掠夺性，在制定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基本目标时萌芽，并在高校不断互动过程中蔓生，构成“零和博弈”。重点院校在实现国家主义的发展目标与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达成教育规模、数量扩张，忽视“强弱”差距，以实现最大期望值。在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能满足“效率优先”的追求时，则向社会强势攫取资源。一方面，通过“学科建设”、“教育服务”、“高级人员的培训”等项目向一般院校设租寻租，抽吸它们的信息化建设资金，实现额外收益。一般院校，尤其是教育资源处于劣势和实力弱小的普通高校，无力反抗而选择屈从，默认“强壮”者的剥夺行为，在教育规模无序扩展竞争中收益不断受损。另一方面，重点院校释放的强大引力，不断抽吸弱势高校人才资源;人的“自利”情感、行为和期望效应促使弱势高校人才外流。从2004—2009年期间，四川六个边缘地区高校高级人才单向流动数据可看出禀赋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实(见表1)。 再一方面，教育经费向重点院校“转移支付”。我国高校师资中高 级人员的培养及培训费用约为13,17万元/人。一般院校为了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从微薄的教育经费中“划出”部分资金，通过师资培训等形式流向重点院校。位于四川东部的四川文理学院，2003—2009年期间向重点院校支付信息化专业人员委培经费达144.8万元(见表2)。 重点院校对一般院校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迫使其接受非公平“竞争”，致使其综合实力及竞争力下降，教学、科研整体水平难以提高，不利于信息化发展应遵循的“分工与协作”、有效配置资源的愿景。 (三)政府机会主义在高校信息化中的负效用 高校是由中央、省级政府相关机构设置隶属关系的国民高等教育事业基本组织，国家确立了以政府宏观配置教育信息化经费为主的投资体制。政府是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主导者，具有购买力(财政资金)和资源调控权。因此，高校信息化建设行动本身及成果就具有了“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并通过学校以“准公共产品”性质满足社会的需要。由于教育管理机制与教育发展战略的缺陷，政府在满足信息化的公共需要过程中，不能完全改变教育领域里的利己主义动机，其权力则在社会权力结构性状态不对称时诱发出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近年的博弈结构中，政府与一些重点院校合作，对一般院校“剥夺和侵犯”，使其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主要表现: 1.不对称的社会权力结构性状态衍生政府机会主义动机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政府表达的政治利益反映了国际信息化背景下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教育信息化的社会需求是通过政府意志得到集中表达的。因此，政府既是拥有教育信息化决策权和策划权的主体，又是推动其发展战略现实化的利益主体。其作用和权力不仅在教育信息化的方针、目标、任务的决策中体现，而且在制定规划、执行建设与发展管理职能中得到体现。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应根据变革利益的需求，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建立有利于各类利益主体的关系框架，达成对称的社会权力结构性状态。但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级教育行政机关面对资源稀缺状况时，其行政作用、利益和权力以及资源和能量的差别，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导致“现实本身趋向政策环境”的结果，以致决策主体、利益主体、行为主体之间对称的社会权力结构性状态失衡、错位，成为衍生政府机会主义动机的诱因，为人格化的政府提供了萌生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条件。上述各相关因素交集、激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遂即萌生(见图2)。 机会主义行为动机萌生强度相关因素交集模型表达为:i,f(p.e)。具体形式如下: i = p + e 其中p = f1 + f2 ;e = z + j i是萌生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强度，i值越大，萌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就越大。 p指内在动力函数，包括f1和f2。机会主义行为动机萌生与否，取决于政府部门管理决策者为了满足实践需要产生的理念、理论拉力(f1)和“思想趋向现实”追求“政绩期望值”的推力(f2)。 e指现实环境拉力函数，包括政策环境z和经济环境j。z=ys-yz，其中，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因素为ys，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因素为yz;j=j1-j2，其中，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统筹、公平、合理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为j1，二元分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中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不对称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为j2。 (1)管理决策者 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常态进程中，管理决策者虽注重收益的社会性，强调信息化对教育发展、教学质量、人才数量和师生能力提高的效用，但其主观判断和追求在不对称的社会权力结构性状态下又转化为支配衍生“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推力。一方面，在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建设进程中崇尚非均衡发展战略，认为高校的二元制规划、建设方略是信息化建设与现阶段发展的必然选择，着眼于近期“量”的增长和局部资源优化配置效率，获取行政绩效。另一方面，在评估行政区域管理决策者和高校教育信息化绩效时，更看重政府占有的成果份额，追求“思想趋向现实”的成功感。由此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成为管理决策者衍生“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推 力。 (2)政策环境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国家教委《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决定设置“211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1998年，教育部制定和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985工程，支持重点院校超常发展;2005年国家制定和颁布的《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以及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教育发展规划的基本目标之一，指明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和终极目标在于提高内在质量，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而不仅仅只是追求局部高校群落发达。但事实上，在大力建设“211”、“985”工程时忽略了让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成为发展重点的另一层含义，仍然显现出非均衡发展战略理念并影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抉择，即相关部门的执行与管理职能，仍围绕着打造重点大学和一流大学来展开，不自觉地减弱了对一般院校的支持力度。以致管理决策主体因“政绩期望值”和政策“冲突”产生“盲点”，并在形成的推拉合力作用下，选择“扶富”策略和不对称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为政绩现实化助力，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在各级各类高校之间以及内部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衡。这种政策环境异样态，不仅反映了“思 想趋向现实”的追求，使高校的不对称二元组合信息结构得到了强化，而且其“冲突”特征与“盲点”所形成的拉力e(z)，为追求“政绩期望值”收益的政府部门管理决策者，挤出孵化“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空间来。 (3)外部经济环境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国家与省分级负担教育经费投入“二元分割制”机制，天然形成了不对称的经费投入结构。这种投入分配格局，虽满足了预算约束前提下最大化的收益函数，但其经费投入分配还是在部属院校与省属高校、重点高校与一般院校之间造成了较大的差异，使高等教育信息化领域形成不对称的社会权力结构性状态。一方面，中央强大的财政性固定投资主要用于部属院校教育发展和重点支持“211”、“985”工程，强力推行高校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各省除东部发达地区外，在财力不强、经费不足的压力下，教育经费分配均向省属重点院校倾斜，造就了重点院校和一般院校“强、弱”体质。另一方面，政府对不同类别高校的担保和支持力度，使其社会认可度产生大小不同的溢出效应，加大了重点院校和一般院校“富、贫”差距。在政府财政性教育固定投资的影响下，社会资金亦投入高等教育，遂引起“马太效应”现象。重点院校倍增的社会认可度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吸引大量的“专项补助拨款投入”、“社会教育投资”、“社会集团捐资”，强者愈强;而各省属院校教育发展经费不足，溢出效应较弱、社会评价下降，导致投资银 行、外资合作与提供资金支持的力度较低，形成了“弱者愈弱”的现状。因此，在经费总投入不变，政府期冀以通过宏观调整，缓解需求矛盾，达到短期经济平衡的举措，结果却成为信息化建设主体成员之间蔓生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催化剂，即转化为外部环境拉力e(j)，致使人格化的政府职能错位，蔓生追求近期“成效”和“业绩”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2.政治交换博弈孵化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我国高等教育由中央、省两级政府统筹发展和宏观管理。省域政治行政权力中心区域的重点高校群落，凭借“近水楼台”的有利条件，可以对政府施加较大的影响，使其在制定发展战略及资源分配时，作出偏重于重点高校的决策和制度安排，从而使其信息化建设得以超常规发展。 (1)信息不对称的政治交换博弈报酬模型与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讨论 下面用政府与重点院校默契配合的政治交换简单博弈模型(见表3)，解释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现象。 在模型中，2t为政府保护a、b的发展权力不受制约，功能获得的增长和提升;z是a、b在政府保护下获得的效用;c为a、b合作抵制政府对b的制约行为而使政府承担的巨额成本;c为a、b抵制政府制约付出的代价;a为政府通过对a的调控制约获得诸如政绩等方面的额外好处;2δ为a、b平均分担的由于政府对a的制约而 引起整体的长期效率损失;s是政府愿意向a支付的好处(如各种倾斜政策和投资)。借助“动机影响因子”k进行进一步描述，定义“动机影响因子”为: k = ? 当 k,1时，则a,s，即政府的收益大于投资，动机增强;当 k,1时，则a,s，即政府的收益小于投资，动机减弱。所以只要 k , 1 ? ? 重点院校的功能、信息化规模和质量可以得到提升，从而选择默认而不愿与一般院校共同抵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b也只能选取默认才能减少不平衡度。一般院校只得听任政府和重点院校削弱其发展和资源利用权。[4] 从模型可清楚地看到:政府与重点院校对一般院校利益的忽视和侵犯，收益是按权力进行等级性分配的。一方面，重点院校可以顺利地通过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控制约行为获得各种倾斜政策和投资，并利用“洼地效应”廉价吸引一般院校的教育资源，形成z-δ+s信息结构，使重点院校“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因此得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构成2t+a信息结构，在短期内获得显而易见的政绩;一般院校无力改变决策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默认信息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z-c-a-δ-s结构所导致的“被遗忘和被剥夺”的结果。因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重点 院校利益强相关，与一般院校利益弱相关。在这种结构中，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社会分工虽然能够动态扩展，但是政府机会主义造成分工的扩展被打乱、停滞甚至倒退的现实，使高校信息化的社会整体效用降低。 (2)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的负效用证实 笔者2009年对170多所高校进行了调查，选取信息化规模和质量数据较全的65所进行比较、分析和计算，结果表明政府机会主义轻视一般院校发展权利的行为，使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的平等、差异、补偿三原则效能降低。 ?忽视教育资源配置的同质、异质平等原则，经费投入偏好拉大“贫富”距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利用购买力和资源调控权，使部属院校成为中央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以政府投入为主、予以优先保障。各省、区也按距省城远近以及学校类型，规定了不同比例的财政支出结构和不同的财政拨款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从四川省63所高校的教学设备经费投入(见表4)可见:距省域政治行政权力中心远近和不同类型学校教学设备经费投入差距很大，这种“厚此薄彼”的资源分配关系和经费投入制度，削弱了一般高校的发展权和综合实力。 ?忽视用差异性原则调整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的“强弱”体质，导致“孤岛”群型的重点院校超常发展。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网络课程校均量为140?3.5门，是一般院校的40倍;计算机生均配置量为0.38?0.185台，是一般院校的2.05倍，最高的东南大学达 到84台/100生;重点院校的出口带宽平均达到了1322.44兆，而88%的一般院校只有100兆(见表5);这严重地违背了信息资源配置最优化，实现教育公平与平衡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命题和目标。 ?忽视用补偿性原则支持一般地方院校，特别是边缘地区地方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不能在资源配置上予以补偿，改善条件和不利的发展环境，以致两类学校基础应用系统建设方面差距加大，其“合作互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关系构建”和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进程滞缓。个别重点学校拥有10万元以上的服务器多达91台，而一般院校平均不到1台;据样本计算，高校平均拥有服务器价值达467.23 万元，985/211高校为3054.02万元，而普通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分别为280.44万元和79.55万元(见表6)。另外，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常见网络应用系统普及率也有较大差距(见表7)。[5]现实表明，基础应用系统建设方面差距形成的瓶颈，不仅使“柔弱”院校难以正常吮吸“强壮”院校的优质教学、科研资源获得“事后补偿”成长壮大，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信息高速公路交流密度和资源的共享效度。这种“强弱体质”的显著差距使两类院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与创新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难以促进高校解决教育公平与效率矛盾，实现均衡、共同发展的愿景。 三、建立稳定动态的博弈结构， 实现平衡发展的对策 “教育公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划中依据同 质平等原则加以通盘考虑，而且在具体推行时，又要求依据异质平等的原则，设计多样化的区域实施方略，以符合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实际”。[6]对高等教育信息化要素进行组织整合，实现平衡发展战略目标，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承担组织和管理高校信息化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的同时，与教育界、企业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建立稳定动态博弈结构，提高信息化及信息资源供给的水平，满足和实现博弈主体的需求和收益，促进其健康发展。 (一)建立稳定动态的信息结构，扼制高校机会主义行为 第一，合理制定高校信息化战略目标、发展纲要和总体规划以及各类学校信息化建设规模、标准及人力资源开发主要目标，让高等教育组织成员之间构筑起长期的信赖与合作关系。积极组织、调动省域内信息化建设资源，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形成稳定动态的信息结构，消除信息化建设领域里的机会主义行为，培育以高校为主体，政府、企业和社会参与的信息化建设市场，让合作各方自觉地协调利益，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使信息化建设组织成员之间的稳定性、竞争优势和各方收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 第二，运用“共同的文化背景产生的‘同情’的内生函数和对称效应，缩短博弈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构建合作社会情境”，“使博弈者得以冲破困境，达成合作”。[7]在体现博弈主体的多元化过程中实行“多极化”发展战略。一方面，在高校之间建立信息对称关系，以各重点院校为核心，省级高校和各层级社会成员组成优势互补的 信息化建设网络结构组织，改变禀赋不同高校之间“强弱体质”差异，用提高网络各节点与网ici之间信息化要素交流的强度和密度，提升和优化区域教育信息化的质量、结构、规模，并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关系，消除重点院校“以强凌弱”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各类学校合作互动;共同参与省域信息化的管理决策，制定合作框架下的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与行动方案，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学校信息管理的基础标准，共同推动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建立名师与骨干教师到弱势高校任教的长效机制，让优秀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带动弱势高校提高信息化建设、应用、研究水平，并将信息化建设参与者的“个人”行动提升到社会组织实践的高度，使“个人”在不同层次的合作中构成新型的互动关系，以激发出“个人”的恒久创新活力，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 (二)完善公共投资和资助机制，消除政府机会主义动机产生的根源 一是根据教育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各级学校教育信息化在教学应用、科研、管理方面的投入、产出与学生消费人均经费基本标准以及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保障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行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8] 二是进一步健全国家、省两级财政合理负担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项目、开通中央政府通过教育财政转移 支付的公共投资资助渠道，确保“省级承担财政投入达到60%到80%，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予以补贴”的政策全面落实，[9]中央、省级政府在承担信息化行动的组织与管理责任中，通过预算支出手段和再分配，“有倾斜地向某些团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保障效率”，[10]用“项目”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分工和持续的扩散，支持一般院校和教育信息化建设事业发展。 三是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筹集信息化建设“项目开发”和“课题研究”合作项目专项基金，以此为抓手，推进重点院校对一般院校的教育对口支援，促使强势高校用优势资源扶持弱势高校，扩大和提高其办学规模和社会评价。 (三)建立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和互信的社会秩序，遏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第一，政府权力在集中和垄断中要体现第三方执行机制的作用，对高等教育组织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实施裁判和惩罚，“迫使”其改变支付结构，避免机会主义的出现，使参与人在契约和开放性的原则之下采取合作行为，不断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建立既是多中心分散，又是权力中心的公共管理机制，不仅使参与人在选择开放状态策略和行动空间结构过程中以合作行为产生正收益的互动，还要注重区域高等教育长期内在质量的提高和信息化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杜绝人格化的政府职能错位与追求 “政绩”的短期化行为，有效地制约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政府在稳定动态的博弈结构中，推进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合作，维护高校信息化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社会秩序。用公平的机制来统筹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各类高校利用它实现互动与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提高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加大社会服务的力度和效益，满足高校信息化建设“社会成员”的需要，弥补管理机制和教育发展战略的缺陷，消除政府在教育领域里的利己主义动机产生的根源。 第四，依据“统筹规划，平衡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推行均衡与和谐发展战略。通过政策调整教育制度中存在的诸多形式或者实质的不公平，满足不同区域、层次与类型的高校信息化建设主体的需要，实现正价值，以推动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创新，缩短东、中、西部和区域内外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之间的差距，实现信息化建设的社会最优水平。 “博弈论对社会成员活动分析结论是:利益冲突者之间构筑长期的信赖关系会比争一时之利获得更大的利益。”[11]运用博弈理论研究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中的各种重要关系，用“信任”与“合作”原则，将各“极心”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信息文化连绵区或信息化建设群，构成稳定的动态结构，创建教育信息化和谐发展环境，提高信息化建设的整体质量，这不仅是政府引导、干预教育的方式和实现教育 公平与平衡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信息时代社会发展对高校信息化建设“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和教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2] 郑春光.知识与教育——基于社会转型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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