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6张世超：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1176张世超：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的文字學啟示 (首發) 張世超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是2009年初接受捐贈而入藏北大的一批竹簡，目前正在整理中。據介紹，此批竹簡內容十分重要，可惜現在只公佈了為數不多的一部分簡的圖片，我們僅能據已見到的材料進行一些討論，鄙陋之處，在所難免，祈學界同仁是正。 《文物》2011年第6期上刊登有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文章《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下文簡稱《概說》)，文中刊佈了此批簡中選自《蒼頡篇》《老子》《周馴》《趙正書》《妄稽》《反淫》《荊決》《雨書》《醫書》諸書中的28支簡。嗣後，2012年9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墨蹟選萃》(下文簡稱《選萃》)，後者放大製版，印刷較前者清晰，所刊出的28支簡與前者相同。此外，還新公佈了《老子》《周馴》《趙正書》《妄稽》《反淫》《荊決》等書的篇題。《概說》簡號1903者，《選萃》作1930;簡號3910者，《選萃》作3190;簡號2549者，《選萃》作2439，則明顯是誤植。看來，目前公佈的材料，簡號當以《概說》為準。 一、關於《蒼頡篇》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關於這批竹書的抄寫時代，《概說》據一枚數術簡上所記“孝景元年”及隸書書體推斷，“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多數當在漢武帝時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應不晚于宣帝。”是可信的。 對於北方匈奴的侵擾，漢初統治者除高祖曾率兵征討過一次外，文、景二世均以和親之手段安撫。武帝即位後，開始組織大規模的征討。元狩4年(前119年)，大將軍衛青率軍出定襄，“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 [1]北大簡《蒼頡篇》簡2469:“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胡無噍類，菹醢離庭。” 異。”當即指此事。《居延漢簡》(甲乙編)9.1A+C+B:“漢兼天下，海內並廁， [2][胡無噍] 類，菹離異。”與此同為武帝版的《蒼頡篇》。我們曾指出，《急就 [3]篇》中“賢聖並進，博士先生”源自武帝版《蒼頡篇》，而漢初版《蒼頡篇》 [4]則作“[漢]兼天下，海內並廁，飭端脩法，變„„”見阜陽漢簡《蒼頡篇》。二漢版《蒼頡篇》“漢兼天下，海內並廁”一句應套改自“秦兼天下，海內並廁”。今以北大簡2396簡校之，知漢初《蒼頡篇》“飭端脩法”一句下當作“變 [5]大制裁”。“端”字用法具秦人語特點。此二句當為秦《蒼頡篇》原有之辭句。秦王政二十九年所立之罘刻石曰: “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2/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 [6] 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所謂“變大”，意為改變了“大矣哉”之宇內，所謂“制裁”即指“普施明法，經緯天下”。 2008年8月甘肃永昌縣水泉子M5漢墓出土的木簡中有七言《蒼頡篇》，從現存材料看，全篇都是在原有四言《蒼頡篇》的基礎上增加三字而成。當是開始進入七言詩時代的產物，在此之後，《急就篇》之類七言字書便出現了。其時代 [7]當在漢武帝之後，元帝、成帝之前。 秦版《蒼頡篇》迄今未見，推想此部分大抵不出泰山、嶧山、琅琊台刻石讚頌秦王朝之辭。 二、“書同文字”與漢字的發展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 [8]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關於“書同文字”，《說文?敘》中有著更為詳細的記載:“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9]“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即以秦文字統一全國的文字，這本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3/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但《說文?敘》緊接此句云:“斯作《倉頡篇》，中東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漢書?藝文志》曰:“《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 [10]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學界一向以為古本的《倉頡篇》是用小篆寫的。其实，從出土的文字材料看，從戰國時期的秦國延至秦漢，一直是篆、隸二體文字並行的。雖然《說文?敘》有“秦書八體”之說，但當年通行的字體只是小篆和隸書。《倉頡》《爰歷》《博學》三書的產生與秦統一文字有着密切的關係，作為兼有識字教科書、規範字樣雙重功能的《倉頡篇》，自然應有篆、隸二種版本——《說文》《漢書》是僅敘其篆文者而已。實際上，從文字的應用看，當年隸書版的《倉頡篇》應是更為流行的，迄今所見漢簡中之《倉頡篇》皆為隸書抄寫，正證明了這點。由此而衍生的“秦始皇以小篆統一文字”、“秦以隸書統一文字”之說，皆為偏頗之論。 2002年出土于湖南龍山里耶的簡牘中，有一片木方，最早由张春龍先生在芝加哥大学顧立雅中心2008年10月召開的國際簡帛論壇會議上公佈，後刊于《簡帛》第四輯，初次公布時稱此木方為“8—455號”，後著錄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編號為“8—461號”。今擇其與本文有關的內容迻錄於下: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4/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諸官為秦盡更。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曰產曰疾，曰曰荊。毋敢曰王父曰泰父，毋敢謂巫帝曰巫，毋敢曰豬曰彘。王馬曰乘與馬。 誠如研究者們的推斷，此木方可能“是某一位書手的個人行為，將秦改制後 [11]的相關稱謂匯於一牘以便記頌和查驗，以免在抄寫公文時觸犯忌諱。”“我們懷疑，木方的製作者是一位擔任了秦吏的楚人，他不光對統一後的秦朝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稱謂不熟悉，對官方規定的語言辭彙的正讀也很不熟悉，需要‘惡補’，因而製作 [12]了這樣一塊木方。”秦始皇平定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確實進行了不少改制和更名的工作，例如“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朕’。” [13]“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更名民曰‘黔首’。”但如果認為木方上所記的語辭變化都是官方規定，甚至皇帝下詔通告天下的，顯然不符合事實。秦王朝建立後，對於官署的設置，職官的稱謂等只需延續戰國時的秦國，一個楚國故吏而在秦王朝任職的人當然要熟悉、遵循秦的職官稱謂，木方文“諸官為秦盡更”正是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此意。與此同時，秦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以及高級官員都使用秦方言，他又必須理解並學會運用這些方言語彙。木方是他為適應新的政治形勢而製作的自我提示版，唯其如此，有的地方簡略到只需作者自己能看懂就行。例如“曰產曰疾，曰曰荊。”意思是官場上經常說“產”說“疾”，說“”說“荊”。 “產”作為“生”的同義詞，表示人或動物的出生，最早見於春秋時期的哀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5/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成叔鼎銘:“余鄭邦之產，少去父母。”戰國時，秦地以“產”表人之出生較為常見，如: “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李斯《諫逐客書》) “正月，速產。” “十一年，十一月，獲產。”(雲夢秦簡《編年紀》) 秦統一後，官吏以“產”為官場常用詞。大概正因如此，秦漢之際，“產”代替“生”的趨勢越來越強。“牲畜”義戰國時秦語似還作“生”，雲夢秦簡《日書》乙89簡:“殺生(牲)，必五生(牲)。”孔家坡漢簡《日書》70簡已作:“殺產，必五產。”此外，漢簡中“產”又代替“生”有了“活的”、“生的”(與“熟”相對)之義。木方提示作者，現在官場上說“產”，不說“生”。 輕捷之義，楚人說“佻”，《離騷》:“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方言》十二:“佻，疾也。”木方提示作者，現在官場上說“疾”，不說“佻”。 [14]“曰曰荊”相當於說“不說吳楚”，而說“荊”。重點在“荊”的說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是秦特有的字體，石鼓文中有“”字，即以“”為基本聲符。 下面說有關字形的兩條提示。 第一條“故皇今更如此皇”，前一“皇”字作“”，意思是從前寫作“”(从“自”)的字现在要写作“皇”(从“白”，不是黑白之“白”)。其实，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6/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现在所见秦汉文字中的“皇”字一般都从“白”，秦代偶有人写作从“自”的原因，可能是楚文字“皇”所从之“白”上部一豎往往加有短横飾筆作形，陵 [15]上部从“自”的“皇”君豆“皇”字作，所从之“白”已很近於“自”了。 很可能是楚地人學習秦文字後出現的異體。不管怎麼說，秦代已有人將“皇”字寫作从“自”了。《說文》正是選取了這秦漢文字中並不多見的“”作為“皇”字正篆。 第二條“故旦今更如此旦”，前一“旦”微有泐損，游逸飛先生認為與後一 [16]“旦”字沒有不同之處是不確切的。前一“旦”字原應作“”，此寫法 [17] 直至西漢末年仍很流行。 “旦”字在睡虎地秦簡中有兩類寫法:第一類作，強調“日”與“一”之相連，乃源自西周金文之構字之意，此種結構入秦漢後衍變出兩種字形:一種即是上文說到的，另一種今見於北大漢簡作(此體兩漢時代文字中多見)。第二類作，為了書寫方便，已放棄了“日”“一”相連的構字之意。 [18]與秦簡相同的二類“旦”字形在漢初的馬王堆帛書《出行占》中還可以見到。《說文》選取後一類字形作為正篆，其實是不妥的。 就像木方所記的詞語使用提示一樣，有關字形書寫的提示也僅是作者對於當時文字形體的認識，既非“書同文字的規定”，也非“秦政府推行”。有的所謂新字形其實是早已有之的;木方所記不應再用的字形實際上秦漢時期一直在用。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7/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秦統一以後的秦漢兩代，漢字處在一種以戰國秦系文字為基礎的統一、規範進程中。推動這一進程發生的前提是秦漢時期大統一的政體。統一的王朝管理強 [19]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但我們不能調文字的規範，“書或不正，輒舉劾之。” 誤認為當年就具有類似我們今天的文字規範手段和標準。今天我們規範文字的標準有二個:一是社會的約定俗稱，也就是看別人是怎麼寫的、書報上是怎麼印的;二是為了更加清晰、準確，制定標準字形表，例如1965年公佈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1986年公佈的《簡化字總表》，1988年公佈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以及2009年8月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用規範漢字表》等。而秦漢時期的規範標準則僅有前者，即以社會上的約定俗成字形為凖，或者說是看別人是怎麼寫的。如果我們把這一文化環境中發生的文字變化都歸為“書同文字”的結果，就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 還有兩個事例可以證明我們的推論。 1.合文，在睡虎地秦簡中還見有不少的合文，如“大夫”、“之志”、“貨貝”、“婺女”、“牽牛”、“驀馬”等，在秦及漢初的簡帛文字中，這些合文大部分都分解了，唯有“大夫”作為合文還十分常見，直到西漢末的尹灣簡裏， [20]才見到分解形式的“大夫”。如果是秦朝初年就進行了有計劃的、細緻到具體字詞的規範，就不至於使“大夫”合文延用到那麼晚才分解。 2.卄、卅、卌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8/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在戰國文字中，卄、卅、卌三字六國文字一般都加有重文號，秦文字則一般不加重文號。無論六國文字還是秦文字，都應分別讀為“二十”、“三十”、“四十”，即讀為二音節。 《說文》:“卄，二十並也，古文省。”據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三“開業寺碑”條，“卄”讀如“念”始見於宋代。是較晚的事情。宋版《說文》引《唐韻》“人汁切”，《廣韻》“人執切”，與“入”同一小韻。這一讀音實際上源於“二”“十”二字的相切，與“卅”讀“蘇遝切”源於“三”“十”之相切、“卌”讀“先立切”源於“四”“十”之相切同理。這些讀音顯示出人為地將二音壓縮為一音的痕跡。學界總結相關的文字材料，認為這些字有單音、雙音兩種 [21]其實，應解釋為這些字由先秦的雙音讀規範為單音讀。出土文獻材料中讀法。 最早之讀為單音節之例，今見於北大漢簡。《荊決》曰: 鐫龜告筮，不如荊決。若陰若陽，若短若長，所卜毋方，所占毋良，必察以明。卅筭以卜，其事若吉若凶，唯筭所從。左手持書，右手操筭，必東面，用卅筭。分以為三分，其上分衡，中分從，下分衡。四四而除之，不盈者毋除。 [22]句首“告”字整理者釋“吉”，董珊先生改釋為“告”，甚確。“告筮”即行筮前之向神禱告。《儀禮?少牢饋食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鄭注:“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這是典籍所見之“告筮”。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9/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整段簡文有韻，陽、長、方、良、明，陽部韻;卜、凶、從，屋、東通韻;筭、面、筭，元部韻。前半段以四言為主，後半段以三言為主。出現二次的“卅”顯然是讀單音節的。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卄卅卌”條: 今人書二十字為卄，三十字為卅，四十字為卌，皆《說文》本字也„„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秦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台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卄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 [23] 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是則“卄、卅、卌”諸字秦代即有讀為一音節者。 在里耶第六層出土的一枚木牘上記有九九乘法表，以其中的“四五卄”、“五六卅”、“五八卌”與“二三而六”、“二四而八”、“二五而十”比較，可知前者中的“卄”、“卅”、“卌”應當讀如“二十”、“三十”、“四十” [24] 等二音節。如果秦王朝對此有所規定，也不會出現這些歧異的讀法。 秦漢之際的文字中，合文的分解，“卄”“卅”“卌”等字改為單音讀，都是由漢字極其普遍的一字一音現象類化推動而形成的自然規範。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0/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與漢字的發展 《漢書?武帝紀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漢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經博士，這一舉措大大地激發了讀書人的讀經熱情，客觀上促成了秦火之後的文化復興。以儒學為主的古代典籍開始在九州大地廣泛傳播。 以前我們不明白，漢字為什麼至漢朝發展成了一種扁方體的隸書，現在可以從這一大的文化背景得到解釋，並從北大漢簡的字跡中得到證明。 當人們傳抄長篇的著作於竹簡時，自然地要追求兩種效果:簡容字多與視覺清晰。因此，為適應傳寫長篇著作供人閱讀的需要，在武帝朝以後的抄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扁平體的隸書。用這種字體抄書，同樣長的一支竹簡可以多容若干字，即使抄寫同樣的字數，讀起來也令人感覺眉目疏朗，視覺清晰。用這種字體抄寫的著作，我們早在五十多年前便於甘肅武威出土的《儀禮》簡冊中見到了。 下面僅作一些簡單的比較:上博簡《孔子論詩》簡長55.5cm，平均容字55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與《秦律雜抄》簡長均為27.5cm，《秦律十八種》平均容字37個，《秦律雜抄》平均容字29個，如果將其乘以2，則二書之簡容字分別為74與58。而以這種扁方隸體書寫的武威漢簡《儀禮》與之基本等長的簡，平均容字多者逹80或100。當然，由於抄手的習慣不同，字的疏密間距也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1/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有很大差別，僅以單簡的容字量進行比較，效果不算明顯。但如考慮到容字量和視覺清晰兩方面因素，這種扁方體隸書的優勢就十分明顯了。 北大漢簡的字體與秦及其前的古隸關係十分密切，這一點，從“左右”作 (2148簡)、“明” 从“目”作(2427簡)、“面”作(2594簡)等字形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書寫者在字形上追求扁方的用意十分明顯。例如:字所从之“艸”寫作(2469簡)，每個“屮”字兩側的豎筆幾乎壓縮至無有;“屈”字作(3883簡)，所从之“出”字兩側豎亦近於無，(2376簡之“出”字同);“之”字作(2172、5056簡)、“生”字作(2311簡)、“告”字作(2427簡)，都是同樣道理。“告”字如不注意其中間豎筆，幾乎與“吉”字全同，正因如此，原整理者將其誤釋為了“吉”;“歲”字作(3819簡)，上部所从“止”字的寫法也表現出強烈的求扁傾向，(《趙正書》篇題“正”字同)。 一些字形的演變也於此找到了原因，例如處於字下部的“火”東漢碑刻文字中基本都變成了並列的四點，《反淫》中之“焦”字作(1599簡)，為了求扁，所从之“火”已與東漢隸書一樣壓為並列四點。《趙正書》有“然”字作(2376簡)，不僅所从之“火”，已簡化為四點，而且置於右下角，將字變為整體的左右結構。 《說文》卷二有“”字，下附古文“”。卷八有“”，所从之“見”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2/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為“貝”之訛，學界已有共識。睡虎地秦簡中偶見“見”字簡寫類似“貝”形者，但“見”“貝”二字基本上還是分得很清的。北大漢簡文字中，為了壓縮字的高度，由“見”構成的上下結構字，“見”字都被寫得與“貝”形無別。如《反淫》“(霰)”字作(1599簡)。大約漢代人見到“”字形，便認為上部所从本應是“見”，於是逆推復原，造出了“”字。 《說文》“春”字作(卷一)，从艸从日，屯聲，這一字形已經得到古文字材料的證明，春秋時期金文有與之完全同構之字，戰國金文尚有省“艸”之 [25] [26]然漢碑“春”字作字形的來源頗令人費解。今北大漢“从日屯聲”者， 簡《雨書》有“春”字作(2022、2411簡)，根據我們對此種字體的瞭解，可以將其結構分析為:从“艸”、 从“日”，“出”聲。漢碑“春”字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演化的結果。睡虎地秦簡中“春”字《日書》甲作(87簡)，字中所从之“”當是“艸”之異形。同簡《日書》乙作(202簡)，則為省“艸”之“从日出聲”者。古音“春”，昌母文部，“出”，昌母物部，聲為同紐，韻為對轉，自可以“出”為“春”之聲符。《釋名?釋天》:“春，蠢也，動而生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曰:“„„蘇輿曰:‘《玉燭寶典》引作“春，蠢也，蠢動而生也。”„„《尚書大傳》:“春，出也，萬物之出也。”“春” [27]“出”雙聲，“出”亦“生”也。’”看來，訓“春”為“出”是有其語源根據的。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3/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2013.1.28夜 [1] 《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1975年，第九冊，第2910~2911頁。 [2] 朱鳳瀚先生在《北大漢簡〈蒼頡篇〉概述》(《文物》2011年6期)中認為“胡無噍類”以下幾句是秦《蒼頡篇》原有辭句，阜陽本中未存，可能是西漢初整理秦本時被刪掉。梁靜先生則認為此段內容指的漢武帝時對匈奴的打擊，與我們的意見相同。詳梁靜《由北大漢簡查考〈蒼頡篇〉流傳中的一處異文》，“簡帛網”2011年7月19日。 [3] 拙文《七言詩的起源及相關問題今論》，《山西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4] 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1983年第2期。 [5] 如睡虎地秦簡《語書》:“是以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及《呂覽》中的一些用法。 [6]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1975年，第一冊，第249頁。 [7] 參張存良、吳葒《水泉子漢簡初識》，《文物》2009年10期;張存良《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2010年;胡平生《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簡帛網”2010年1月17日。 8]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1975年，第一冊，第239頁。 [ [9]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本，第315頁。 [10] 《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1983年，第六冊，第1721頁。 11]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8—455號》，《簡帛》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15頁。 [12] 胡平生《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性質芻議》，《簡帛》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13] 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14] 陳偉先生主張讀“”為“吳”，見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簡8—455號》，《簡帛》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頁注2。 [15] 參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頁。 [16] 遊逸飛《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選釋》，《簡帛》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4頁。 [17] 參看張顯成、周群麗《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6頁。 [18] 見陳松長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77頁。 [19] 《說文?敘》。 [20] 見YM6D1正、YM6D2反、YM6D3正等簡。 [21]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版，第264頁;中華書局1990年1月版，第344~345頁。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4/15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 鏈接: [22] 董珊《讀北大漢簡<荊決>》，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12月21日。 [23] 洪迈《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9~70頁。 [24] 參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嶽麓書社2007年，第181頁。 [25] 參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96頁。 [26] 參顧南原《隸辨》，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第132、133頁。 [27]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頁。 收稿日期:2013年1月31日 發佈日期:2013年2月1日 頁碼: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