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分析框架看国际上两大政治事变

从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分析框架看国际上两大政治事变 从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分析框架看国际上两大政治事变 [字体:大 中 小] [ 内容 提要]美国 政治 学家戴维?伊斯顿创立的“政治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和深刻的 分析 框架。通过用这一 理论 模型分析苏联解体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政权的崩溃，从一个侧面分析了如何使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如何使一个国家政权机构有效而良性地运转。 [关键词]伊斯顿 政治系统论 分析框架 如何使一个国家政权机构有效而良性地运转?如何使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在稳定和变化的世界上持续下去?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创立的“政治系统论”理论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到而深刻的分析框架。 伊斯顿运用系统论的 方法 分析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把国家机构的决策与公民 社会 的反馈结合起来，创立了以输入和输出为循环系统的政治系统论。 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由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一系列变量组成。具体来说，政治系统由官方机构的活动和决策过程所组成。他将这些官方机构称为“当局”。 “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 影响 ，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为了使一个政治系统具有最大的效用，可以把它看作一些互动，一个政治系统通过这些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这就是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的不同之处。” 政治系统受到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总体环境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社会内部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和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 经济 系统、人口系统和其他子系统)。社会外部环境指的是国际社会，包括国际政治系统(单个政治系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联合国及其他子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和国际社会系统(国际文化系统、国际社会结构、国际经济系统、国际人口系统及其他子系统)。 伊斯顿认为，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这两种系统是一个政治系统的外部系统，它们一起构成了政治系统的总体环境。“正是从这些环境中产生了各种影响，对政治系统造成了可能的压力。” 那么，来自于环境的压力是如何与政治系统相联系的呢?伊斯顿提出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等概念。他把“输入”看成是“包括了系统外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改变、修改或影响系统的所有事件”。。“正是输入。成为连接社会生活非政治领域中和政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实际纽带。” 然而，伊斯顿指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局限在某种输入上„„根据它们对于压力的作用， 计算 出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极大地简化分析环境影响的任务，无须再分别 研究 和描述各种不同环境时间的后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用的理论方法就是把重要的环境影响的考察逐渐集中到两种主要的输入上。这两种主要的输入就是要求和支持。环境中的大量行为正是由它们加以输送、反映、集中并用来对政治生活施加压力的”。 什么是要求的输入呢?伊斯顿指出，“所谓要求，就是说要求实现以自我为核心的目标，或者很可能是说意欲寻求某种政治决策，以便把各种职责和繁多的义务强加于系统的全体成员。人们可能受攫取个人利益的愿望所驱使而提出要求，也可能为最大的公共动机所激发而愿意付出最崇高的牺牲。”社会成员 的期望、公众意向、动机、意识形态、利益都可能刺激和形成要求，对其产生很大的或决定性作用。“要求不仅在政治生活和非政治生活领域之间的天堑上构建了通途，它还由此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领域中的变化对其他领域的影响方式。”。 什么是支持的输入呢?伊斯顿把支持视为公民个人或团体对政治系统表示的赞同。支持的对象是当局，支持的内容是典则、主流价值观。公民个人或团体以行动来支持，叫做显性支持;以一种态度或情绪来支持，叫做隐性支持。 伊斯顿把“当局”的决策看作是政治系统的输出。他说，“某种输入由此而被转换为我们称之为官方政策、决策和执行行动的输出”。“当局所产生的输出包括约束性的决策、实施这种决策的行为。这些输出可能与政治系统本身有关，或者与其环境系统有关。”有两种输出类型，即权威的输出和相关的输出。权威的输出是约束性决策、 法律 法令、规章命令和司法决策，其执行方式以约束性行动为主。相关的输出是政策、基本理论和许诺，其执行方式以利益和恩惠为主。 在伊斯顿的理论模型中，政治系统与总体环境之间有若干“反馈环”。每一个“反馈环”由许多环节组成，它们是:当局生产输出，社会成员对于输出作出反应，这种反应的信息输入给当局，当局作出下一步的可能行为。因此，新一轮的输出、反应、输入以及再输出、反应、输入形成不停运动着的系列。社会总体环境通过各种“反馈环”不断地向政治系统输入，给当局决策提供了原料，政治系统为了生产“输出”，便对原料进行加工，而这个加工的过程就 是一个巨大的处理和转换过程。 伊斯顿指出，输入和输出是政治系统与社会总体环境联络的通道。其中，发生在输入过程之中的政治参与称为“输入性参与”，其功能是为当局的政治决策输入动力和信息。发生于输出过程之中的政治参与称为“输出性参与”，其作用是公民对当局决策的接受、贯彻和实施。由于政治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公民对当局决策的反应很快会通过“反馈环”成为影响政府的新的决策的动力和信息。公民政治参与就是在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发生的。 伊斯顿运用政治研究中的“均衡分析”(EquilibIium Analysis)方法探讨 政治系统输出、输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体系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即公民对当局的决策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与此同时，公民不断地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输入要求和支持，形成压力。政治系统的输出和输入处于一种比较通畅的良性循环状态。 在一个不正常运转的政治系统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往往处于失衡状态，即病态。 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一种情况是，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入一端，输入过大，输出过小。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公民和民间组织向政治系统骤然间输入了巨量要求和压力，这些要求的数量超过了当局实际上可以处理的限度，出现了“输入超载”现象，形成了“过分容量压力”。当局如果不能及时地将各种要求转换处理为决策，就不得不冒着崩溃的危险运行。伊斯顿把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无能称为“反应失败”，把当局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满足公众相关要求，未能对稍后会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或者当局的输出被公众认为极不符合具体情况称为“输出失败”。“输出失败可能是当局本身素质的产物。当局内部人为的过失、不太理智、缺乏统治术、缺乏对系统成员作业反应的能力以及必要的物质手段等等都有可能使输出面临失败。”“输出失败” 会导致公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下降。“假如要求未能得到满足，那就可能削弱系统成员对系统的支持„„要求和输出之间可能十分不平衡，以至于不仅激起了对于现存的当局，而且引发了对于典则或政治共同体的强烈对立”。从而使公众对政府发出的政令和决策消极抵制或不屑一顾。一旦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认为他们已无法影响当局并由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感到有必要转而诉诸严厉手段，努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典则，诉诸摧毁现存政治共同体”。“当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 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失衡状态的另一种情况是，政治参与过分地集中于输出一端，输出过大;输入过小。政治决策完全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作出。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令和决策，却不能向政府输入自己的要求。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为我们分析 历史 上一些国家政权的崩溃或灭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用这个理论模型分析苏联政权的崩溃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政权的垮台，可以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和启示。 , 1 , 2 , 下一页 2, 欢迎浏览更多首页 ? 政治论文 ? 其它政治论文文章 [字体:大 中 小] 用伊斯顿的“ 政治 系统论” 分析 苏联政权的瓦解和崩溃，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高度中央集权时期的苏联，其政治系统输入过小、输出过大，瓦解崩溃时期的苏联，其政治系统输入过大、输出过小。政治系统的两种不平衡状态在苏联演变的 历史 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二战后，苏联形成了单一公有制、计划 经济 、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经过赫鲁晓夫改革，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达到顶峰。在这种体制下，公民的思想受到控制，言论受阻。老百姓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政治系统的输出，而难以主动、自觉地向政治系统输入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政治系统的“输出性参与”大于“输入性参与”。苏联 社会 生活表面上虽然稳定，却缺少活力，死气沉沉，渐渐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1985年戈尔巴乔大上台时苏联社会矛盾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最突出的表现是日用消费品奇缺，老百姓的物质消费和精神生活严重匮乏，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宣布进行改革。 198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和 发展 经济的“加速战略”。然而，经济体制改革还未见成效，戈尔巴乔夫就急急忙忙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政治改革。1988年6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和舆论多元化。同年12月，苏联开始公开竞选新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各个城市和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工人罢工，“街头政治”活动泛滥成风。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全国有近200个城市举行了5000多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1990年1,2月，全国举行了2000余次群众集会，参加者达800万人。。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纷纷出现，1989年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大多 数政治组织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些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具有明显的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联盟中央的性质。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在较短的时间里突然向政治系统输入了大量要求，给政治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和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转换、处理这些要求，及时输出政治决策。一时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系统处于运转失灵的半瘫痪状态。政治系统的输入过量，有效输出过少。 政局的剧烈动荡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1988年9月，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宣布独立。1989年8月，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闹独立。1990年3月，立陶宛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面对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没有采取有力的政令和措施加以阻止。戈尔巴乔夫发出的呼吁无人响应。国家处于失控状态。1991年底，苏联政权崩溃，国家解体。 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分析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政权的灭亡，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政治系统输出过大、输入过小的失衡状态会给一个国家的政权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979年7月，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集最高军事统帅、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及复兴党党魁于一身。上任头一天，他便以叛国罪处死了60名异己。这些被处死的“叛徒”死前都经受了酷刑的折磨。这场清洗运动的录像带在全国热卖，使伊拉克民众惊恐不安。此后，内阁成员中凡有对他的决策提出异议者，几乎都遭杀身之祸。伊拉克政界无人敢挑战萨达姆的权威，他身边没有了直言秉谏之士，也缺少了出谋划策之人。国家的重大决策由他个人决断，伊拉克人民只能被动地接受萨达姆发出的指令，而不能向政府输入要求和建议。在萨达姆独裁统治的高压下，民间向政府输入性参与的反馈渠道严重受阻。伊拉克政治系统处于“输出性参与过大”、“输入性参与过小”的严重失衡状态。1980年9月，萨达姆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对伊朗开战，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拉克陷入了战争泥潭，极大地消耗了其国力。1990年8月，萨达姆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下令其军队悍然入侵科威特。这场战争使伊拉克在国际社会陷入了极其孤立的境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美军进驻科威特，打败并赶走了伊拉克军队。此后，伊拉克经历了十多年的国际制裁后，美国第二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彻底消灭了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本人也被捕处死。 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战争是导致萨达姆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而这两次战争都是萨达姆亲自下令发动的。在萨达姆独裁统治期间，伊拉克政治系统的输入性政治参与严重阻塞，政治智囊不敢直言秉谏，老百姓的要求和愿望不能及时输入到政治系统之中，公众社会无法纠正或制止萨达姆作出的重大错误决策，致使他一错再错，一步步走向深渊。 通过分析上述两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保持平衡状态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其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必须畅通无阻和平衡协调。 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法制建设，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增多。然而，从近些年来我国出现的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和各种社会案件来看，来自公民社会的输人性政治参与还很不够，公民社会对党政系统的腐败行为监督和制约 力度比较弱。政治系统的 科学 民主决策机制正在建立， 目前 还很不完善。因此，执政党和政府应当在 现代 法治宪政体制下积极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的整合性功能，通过代议制程序对公民的要求给予有效的政治表达，使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支持及时地反馈到政治系统中来，使政府能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接受和选择信息。为了应付特定时间内出现“输入过量”的状况，政府应当建立控制“输入过量”和及时输出决策的机制，实现政治系统内部的专业化管理，增强政治系统接收、集合、贮存、输送、转换、处理输入信息的功能，建立政治系统对付“输入超载”及减缓压力的机制，防止政治系统的“输送失败”和“反应失败”现象发生，使政治系统的输入更为通畅、输出更为恰当，保持政治系统输出和输入的平衡，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 上一页 , 1 , 2 1, 欢迎浏览更多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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