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创伤研究进展回眸

西方文化创伤研究进展回眸 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是在世纪之交由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并加以使用的。通过运用文化创伤这个概念，学者们来研究和解释西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现代社会变迁过程和影响，也有的学者用来研究突发事件(如9?11事件等)。本文将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创伤的研究加以梳理，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创伤的概念和研究取向，并对其研究的领域作简要的回顾。 一、文化创伤的概念界定 当某个集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 [1]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未来的认同，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关于文化创伤的概念，Alexander认为，文化创伤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 [2]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同时，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民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 [3]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 Neil Smelser提出了一个更加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的文化创伤界定:文化创伤是一种被相关成员群体接受且公开相信的记忆，这种记忆将唤起一种事件或情境:承载着负面的作用;展现为无法去除;被认为对社 [4]会的存在有威胁或违背这个社会的一个或几个基本文化前提。 二、文化创伤的研究取向 在《迈向文化创伤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这篇文章中，Alexander认为，以往的关于创伤的研究因为来自日常生活的常识性认识而遭到了扭曲，与这些常识性认识构成的“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不同，他要建立的是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常民创伤理论有“启蒙”(enlightenment)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两种解释方法。 根据启蒙的理解，创伤是对个人或社会层次的剧烈变化的理性反应。因此，行动者能清楚觉察到引发创伤的物体或事件，他们的反应很清，且他们反应的效果有助于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解决和进展的。当坏事降临到好人身上，他们会很震惊、愤怒、愤慨难平。从启蒙的视角看，人们会对政治丑闻、经济萧条、 自然环境灾难、人身攻击和技术灾难产生各种强烈的感情，引发创伤。对于这类创伤的应对方案，是致力扭转造成创伤的环境，而对于过去的记忆，引导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之后人们会发展出行动 [5]方案，个人和集体环境将会重构，创伤的感觉也会平息和消退。 关于创伤研究的精神分析取向在外部的损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扭曲认知的心理防卫机制模型。根据这种方法，当坏事降临好人身上，他们会非常惊骇，以至于实际上将创伤经验本身压抑下来。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的想象和记忆里被扭曲，而非直接得到认知和理性的认识。正确进行责任归属的努力，以及发展改善反应的进步努力，都因为移置(displacement)而破坏了。精神分析的取向，针对人类有意识予以感知的能力，提出了比较复杂的认识，使得经验的真相有所察知，但只是停留在无意识层面。实际上，真相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正确的记忆和责任行动都成了牺牲品。因此，对创伤的感觉和感知，不仅来自起源事件，还来自加以压抑的焦虑。创伤的解决不仅是恢复世界的正确秩序，还在于整顿自我的内在。精神分析取向的目的在于透过移除社会压迫和恢复记忆，来复原集体心理健康。为此，社会科学家强调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透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6]。 Alexander指出，启蒙与精神分析的研究取向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而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就是在拒斥这种自然主义谬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事件本身不会创造集体创伤，事件并非必然具有创伤性质。创伤可能会随着事件展开而同步发生;也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发生而成为一种预示;还可能在事件结束之后成为事后的重构。事实上，有时候引发深刻创伤的事件，实际根本没有发生;不过，想象的事件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一样能够造成创伤。无论指涉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或是并未真实发生的事件，想象同样支撑了创伤的建构。唯有透过再现的想象过程，行动者才掌握经验的意义。创伤可以归于真实或想象的现象，并非因为它们实际的伤害性或它们客观的突发性，而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现象是突发的且造成伤害的而影响了集体认同。认同牵涉了文化参照。唯有集体的模式化意义突然遭到驱逐，事件才会获得创伤地位。是意义，而非事件本 [7]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 三、文化创伤的研究领域 Arthur Neal(1998)在《国家创伤与集体记忆》一书中研究了国家创伤的产生与应对。他在解释集体是否蒙受创伤时，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他主张，民族创伤的产生，源于“对于火山——犹 [8]如撼动社会世界根基的事件——的个人和集体反应”。一个事件之所以会损伤集体，乃因为它是个“非比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拥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了“断裂”和“短时期里的„剧烈变化” [9]。这些客观的经验特质“掌握了人口里所有主要次群体的关注”，引发了情感反应和公众关切，因 [10]为有理性的人不可能会有其它反应方式。“忘却或忽视创伤经验，不是个合理的选项”，“抱持温 [11]和怠慢的态度”或“犬儒般的冷漠”也不合理。正因为行动者合乎理性，创伤事件典型上才会导向 [12]进步:“发生破坏性事件的这个事实”，意味了“出现了创新和变迁的新机会”。换言之，几乎毫不意外的，“内战、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结果，导致了〔美国〕国家的恒久变迁” [13]。 根据精神分析的视角，大屠杀史学家Saul Friedlander提出了“记忆来临”的概念。“记忆来临”其实正是佛莱得兰德讲述童年于大屠杀期间身居德国和法国的回忆录名称。他以动人的文学笔触，重述了他早年的迫害和移徙经验，指出对于深度创伤事件的有意识感知，唯有在经过心理省思和“奋 [14]力穿越”，让行动者恢复完整的能动性之后，才会浮显出来。 Cathy Caruth采用的也是精神分析的视角。在她的论文集《未声明的经验:创伤、叙事与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和文选《创伤:探索记忆》(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中，Caruth集中探讨了无意识情感加诸创伤反应的复杂置换。然而，在遵循精神分析传统之际，Caruth将她的分析根植于起源创伤事件的力量和客观性上，指称“弗罗伊德对于创伤经验的直觉，以及热情着迷”，将创伤反应联系上“某人无法轻易抛却之事件的不知不 [15]觉重演”。事件无法抛诸脑后，因为根据Caruth的说法，“心灵经验里的裂痕来得太快了”。这种突如其来，让心灵无法完全认知到事件，在经验到时，“太过出乎意料„无法完整察知，因此无法为意识所掌握”。埋藏在无意识中，事件的经验是非理性的，“现身于幸存者的梦魇和反复行动中” [16]。 Eyeman(2002)在《文化创伤:奴隶制和非裔美国人认同的形成》(Cultural Trauma: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一文中，运用文化创伤理论来研究非裔美国人认同的形成，认为创伤并不是来自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甚至经历，而是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植根于民族的认同形成。他认为，作为文化过程，创伤通过多种形式的表现来排解，并将集体认同的再形成与集体记忆的再作用联系起来。正因如此，一个独特的非裔美国人的认同就是出现于废除奴隶制后的后国内战争时代。奴隶制作为记忆中的创伤，能够将美国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管他们是否曾经是努力或者有没有关于非洲的知识及感情。奴隶制通过集体记忆来形成集体认同。Eyeman梳理了相关学者对奴隶制的影响与当代非裔美国人行为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指出他所研究的非裔美国人认同的概念是由19世纪后几十年的一代黑人知识分子所阐释的，对他们而言，奴隶制是一个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事件。与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不同，文化创伤指的是认同和意义的戏剧性丧失、社会结构的撕 [17]裂，以及影响民族中的某个群体达到一定程度的认同。 Piotr Sztompka(2000)在《文化创伤:社会变迁的另一面》(Cultural Trauma: The Other Face of Social Change)一文中指出，以往的学者在研究中将文化创伤应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变迁中负面的、反功能的和相反效果引发的社会弱化的问题，而他则将文化创伤概念应用于主要社会变迁给社会的文化组织带来的损害。Sztompka认为，创伤情境或创伤事件作为主要社会变迁的副作用而产生，它们并不是直接与文化关联，而是影响变动社会中的成员的现实社会生活，或社会的社会结构。他指出，导致文化创伤的主要社会变迁有:革命、政变和种族暴乱事件;市场崩溃、证券交易所崩溃;激进经济改革(比如国有化或私有化);被迫迁移或驱逐出境、种族清洗;种族灭绝、屠杀或大规模谋杀;恐怖主义行为或暴力;政治领袖被暗杀，高级别官员的辞职;开放秘密档案，揭示关于过去的真理;对国家英雄传统的修正解释;帝国的崩溃，战争失败。他认为，文化创伤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或创伤序列，他所重建的这个创伤序列被划分为六个阶段:引发创伤的结构的和文化的背景;创伤情境或创伤事件;通过可继承的文化资源获得的界定、理解、表达或叙述创伤事件的具体方法;创伤症状，如具体的行为或信念模式;创伤后适应;克服创伤。他运用Robert K. Merton的异化概念和Anthony Giddens的风险概念，指出了社会应对文化创伤的一系 [18]列策略。 Aarelaid-Tart(2006)在《文化创伤与生命故事》(Cultural Trauma And Life Stories)一书中，将文化创伤看作是一种新的主导范式、社会实践和话语，指出作为话语的文化创伤，用来为人们研究和创造一个新的有用的过去。借助文化创伤，她研究了经历过数次剧变的爱沙尼亚人在20世纪的命运。她以148个传记为研究基础，将每个生命故事看作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展现了人们对红色恐怖的恐惧回忆、苏联生活方式的广泛建立及歌颂民族主义、保持民族延续性的心态。因此，她认为，人们可以讨论日后生活中的个人创伤的影响，而不是集体创伤。从表现来看，作为话语的集体创伤，首先意味着很多人希望公开讨论这些负面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他们认为他们的遭遇与他们同胞的经历类似。在以下情况下，传记成了集体创伤的表现:第一，当有着不同出生日期的生命故事谈到重要的被迫发生的价值观变迁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时(战争、占领、革命，重大改革等);第二，当对暴力事件的回忆与由此产生的心态变化之间存在足够的相似性时(大规模的驱逐或逃离，日常生活中的震惊，意识形态困扰等);第三，当有关对导致文化创伤的事件进行象征理解的比较负面评价被不同的受访者提出时(“集体耻辱”，“国家灾难”，对“我们”认同的虚假理解，对国家“黄金”过去的去英雄化等);第四，当个人传记反映应对创伤的集体方式时，就像新社会运动和志愿者团体的建立，日常习惯和仪式的根本改变，新兴的政治虚伪和心理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双重性等;第五，当使用由不同世代的被试提供的故事时，人们可以重建一步一步瓦解的集体应对策略，开始于与民族、族裔或社会身份相关的刚性，结束于几十年后的全体同化。Aarelaid-Tart指出，作为话语的文化创伤，出现在政治的或文化的条件成熟的特定历史时期。创伤话语受到强大惯性的影响，保存在长期的集体记忆中，并等待合适的时机在不同世代的生命故事中一次又一次的体现。然而，每一个创伤话语在一定时间后都有着去现实化的倾向，以隐藏在受到公众关注的新的社 [19]会问题中 。 四、相关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 综观西方文化创伤相关研究文献，这些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视角独特。西方的文化创伤研究，通过运用“文化创伤”这个概念，不仅局限于对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静态的描述和分析，还将这些研究置于动态的研究和解释，深刻揭示出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产生深远社会影响的原因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于现实需要不断对事件进行的社会建构，显得有强大的解释力。第二，研究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丰富。这些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宽广的研究视野，在借鉴启蒙思想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还引入了比较理论的反身性理论研究，将历史上的大屠杀、奴隶制、激进暴力革命等问题统统纳入自身的研究范围，除此之外，他们还分析了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第三，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强。如同Alexander所指出的，进行文化创伤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建立起“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以促使“各种社会群体、民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正因如此，对大屠杀和奴隶制的研究不仅将责任归因于相关群体，也对现代性本身进行了反思，还对今天的犹太人、波兰人和非裔美国人产生民族认同、争取自身的社会权益产生着巨大影响。即如Aarelaid-Tart所说，创伤话语将保存在长期的集体记忆中，并等待合适的时机在不同世代的生命故事中一次又一次的体现，以解释之后公众关注的新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些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研究中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虽然Alexander已经指出，创伤理论不止局限于西方社会生活，并指出“承受了最骇人的创伤损害的确是非西方 [20]的世界，以及世界人口里最弱势的部分”，但是连他本人也承认，文化创伤研究有着西方人所有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尽管世界上发生了大量的集体屠杀事件，引起西方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却只有犹太人大屠杀、红色高棉大屠杀等对西方社会和价值取向有利的事件，包括中国南京大屠杀、西方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土著的大规模屠杀等对西方社会形象有负面作用的事件则始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产生影响。第二，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社会生活的研究，缺乏对自然灾害引发的文化创伤的研究。西方的文化创伤研究，主要是将研究兴趣和关注点放在了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变迁等社会生活上，也关注“9?1 1”等现实事件，而没有或很少关注因自然灾害(如地震等)引发的文化创伤。而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中国，研究自然灾害的发生对中国社会整合和民族记忆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创伤研究，在西方是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则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尽管西方相关的研究文献不少，研究的范围很广，文化创伤研究仍然是一个有意义和价值的主题。今日之中国，由各种灾害诱发的文化创伤形态无处不在。因此，中国的学术界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已有的文化创伤理论研究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要基于中国历经苦难而始终屹立不倒的历史和现实，通过理论探讨、比较研究，强化对文化创伤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构架，研究治疗路径和方法，无疑对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多难兴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P1 [2] 同上 [3] 同上 [4] Eyeman, R. (2002), Cultural Trauma: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 [5]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P2-3 [6] 同上，P4，6 [7] 同上，P6-8 [8] Arthur G. Neil, 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Major Event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1998), p. ix.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P3 [9] Ibid., pp. 3, 9-10.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2003.12:P3 [10] Ibid., 9-10.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2003.12:P3 [11] Ibid., pp. 4, 9-10.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2003.12:P3 [12] Ibid., p. 18.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2003.1 2:P3 [13] Ibid., p. 5.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2003.12:P3 [14] Friedlan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1979)， "Trauma, Transfe When Memory Comes rence and ‘Working through’ 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hoah" in History and Memory 4 (1) Spring/Summer 1992.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P4-5 [15] Unclaimed Experience, loc. cit., p. 2. 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 :P5 [16]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P5 [17] Eyeman, R. (2002), Cultural Trauma: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 [18] Sztompka, P. (2000), “Cultural Trauma: the Other Face of Soci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3 Issue 4, P449-466. [19] Aarelaid-Tart, A. (2006), Cultural Trauma and Life Stories (Edn), Kikimora Publications. P7-56 [20]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转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世新大学曹演义讲座——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2003.12: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