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孔丘及儒家的教育本质
古印度的奥义书时代,又产生了“古儒”学校。奥义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古儒”,指的是对论证经义的书————《奥义书》的研究、注释的专家,是对经义具有研究而又专门从事青少年教育的人。奥义书,愿意为“近坐”,也译作“近坐书”,意为“师徒对坐传授知识”,引申为“传授秘密知识”。课程设置除四卷吠陀经外,还有许多科目,其中主要的学习科目有六,即语音学、韵律学、文法学、字源学、天文学和祭礼这六科,亦称“六艺”。“六艺”是基础学科,在此基础上再学吠陀经。吠陀一卷学习约12年,完成四卷需要48年,用我国李白的话来说就是“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我国西汉设置“五经博士”,可西汉的儒生往往也是一辈子只通一经。古儒特别重视对学生的道德训练,通过师生接触,进行言传身教。教学采用口授法,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的教诲,容不得半点怀疑与思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记忆。古印度严格的等级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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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教学,以及艰深晦涩的佛陀经,加上教师的绝对权威,很不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这种教育培养的只是唯命是从,死记硬背,头脑僵化,缺乏活力的书蠹和婆罗门教士。
我国的六艺教育起源于夏代,商代又有所发展,西周更为发展与充实。春秋末叶,“学在四夷”,私学已经存在于四方各地,或传授新知,或固守旧学,孔子曾到各个私学去游学,他的学问也得之于私学。当时官学的教学内容仍然限于传统的“六艺”,用以培养官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即源于此。孔丘出身于没落贵族,他不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顽固地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和思想,他所办的私学完全是一所官学性质的私学(很值得怀疑他是否兴办私学,可是一位官学校长,或许是一位官私合营的学校)。国际社会公认孔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实他是在儒家学说行将被崭新学术代替的关键时刻出现的一位固守原始学术的重要人物,所谓“天将丧斯文也”而救之。柏拉图说,传统文化就像黑洞,人们习惯了黑洞,看到光明就感到刺眼,很不适应。孔丘在他那个时代“肩住光芒的闸门,让青年继续留在黑洞里面”,唯恐青年适应了理性的光芒,让青年们做到“四勿四毋三畏”,并且想法设法熄灭那发出理性光芒的新学术,所以两千年之后明清时代的觉醒者们,鸦片战争之后的鲁迅、梁启超、胡适他们,不得不猛烈反儒,“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他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
孔子的教学方式与古印度的古儒学校完全相同,也采用“师徒对坐传授知识”的方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学习期间,印度的古儒学校对学生的卫生、宗教、举止、言行等方面严格要求。古希腊柏拉图却要求尊重儿童天性,展开寓教于乐的教学,他说:“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你可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到他们每个人的天性。”孔丘的学生子夏还建立了培养“洒扫应对”的专门学校,并且为南宋朱熹之流继承并发扬,说什么培养“圣贤胚子”。
孔子身为教师,他自己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相自况,并且还有一套不求创新的理论依据:“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论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所谓“传”,就是对经典的解释。当他的学生对于他的陈腐学问表示怀疑而欲学习新学问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之为:“野哉,回也”、“小人哉,樊须也”、“予
之不仁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等等。所以,与其说孔丘是一位教育家,还不如说是一位扼杀教育和人才的婆罗门教的宗教家,他所创办的学校完全就是一所扼杀新思维与新学问的原始宗教裁判所。
如果孔丘的学校与印度的古儒学校非常神似的话,那么汉代的经书注释学,则与古印度的古儒学校不仅完全神似,而且完全形似。古印度的古儒学校要求学生不准凝视或接触妇女,我国的古儒马融则做得更玄妙,请看《三国志》及《三国演义》所记:“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听讲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人耳!’”这种创举,不知是与古印度“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是“英雄所见略同”,真是妙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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