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史概说

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史概说 古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 1 - 古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农业灾害的历史和农业生产的历史一样久远，自从有了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灾害的破坏也随之而起。中华先民在创造了厚重的农耕文明的同时，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与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农耕 农业 灾害 虽然农业灾害史研究长期以来并未从灾荒史之中分化出来，但因古代社会自然灾害侵袭的对象主要是农业生产，大部分灾荒史研究文献一般都涉及农业灾害问题。因此，灾荒史研究是农业灾害史的主要源头。 20世纪初，许多学者已关注中国古代的灾害问题并进行初步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古代灾害发生极为频繁，于是对中国古代的灾害史料逐一统计，计算灾害发生频次。《二千年来之荒歉次数》(《农林新报》1924年卷6)、兰可祯(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卷3),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商务印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馆1937年)等等论著得出各种统计结果，其中以邓云特的统计值最具影响力。他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灾害统一按年次计算，认为自公元前1766年,公元1937年的3700多年间，发生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蝗灾482次，雹灾550次，风灾518次，此外还有疫灾、地震、霜雪、歉饥等，总计5258次。他的统计结果比马龙格(D. H. Mal-long)、何西(A. Hcsie)、兰可祯、陈达等人的统计更为全面。直到现在，人们还在灾害史研究中经常引用邓云特的灾害频次统计数据。 收集整理灾害历史文献是灾害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早在1931年李秦初就编成《汉朝以来中国灾荒年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新建设》1931年4月30日),1934年朱焕尧编成《江苏各县清代水旱灾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1934年卷7)。邓拓先生在研究中国灾荒史时也编制了一份《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惜《中国救荒史》付印时未能全部刊出，仅以一份简表代之。后来，陈高佣编成《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十卷，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出版)于1939年印行。50年代以后，灾荒史料的辑录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不但有多种大型的全国性的灾害史料集问世，地方性灾害史料集的编撰工作也大放异彩。王嘉荫《中国地质史料》(科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汇集了大量灾害史料，还发现15—17世纪存在一个陨石等灾害发生的显著峰值，即明清自然灾害宇宙期，后来也被灾害研究者称之为―嘉荫期‖。这一发现对现代灾害学研究的深化也具有待别重要的意义，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灾害学研究中就把灾害集中频发的时段概括为―灾害群发期‖(马宗晋主编《自然灾害与减灾600问答》，地震出版社1990年)，也叫灾害发生的宇宙期。我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灾害群发期还有大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等。1978年，我国近五百年早涝史料及旱涝等级分布图在南京整理完成。1981年，《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地图出版社1981年)出版发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也将编成多年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农业出版社1988年)付梓印行。宋正海主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灾异史料予以分类编排。张兰生教授主持编绘的《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对各种主要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予以图示。1992年，张波《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方面观》(《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3期)对农业灾害史料的分布情况做了研究，指出我国农业灾 古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 2 - 害史料主要分布于历代正史、政书、类书、古农书等十大方面。张波教授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技出版社 1994年)则是一部专门的农业灾害史料汇编。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近代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全面收集了近代灾荒史料。地方性的灾害史料集主要有各省、地(市)、县编制的灾害史料集和具有典型区域特点的灾害史料集，其中以各省编制的灾害史料集最有影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四川文史馆编《四川省历代灾异记》(《人民日报》1956年9月2日)，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广东省文史馆编印《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初版，1963年增订二版)，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1975年)，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印《广西自然灾害史料》(1978年)，赵传集《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情报所1979-1980年)，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灾害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登弟《陕西历史上的水、旱等灾情资料选辑》(《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82年第4期)，张杰《山西自然灾害史年表》(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9年)，水利部水管司等《清代长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5年)。 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人们从多方面思考着灾害成因问题。一般认为，灾害成因中包含着自然和社会两大方面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往往协同作用，导致灾害发生。早期的灾害史研究中，多侧重于社会因素的研究，从社会政治方面探讨灾害成因问题，认为吏治腐败、救荒不力、连年战乱等是致灾的根本因素(W. H. Mollory著、俞佑世译《中国灾荒原因》，《东方杂志》1929年卷5;吴毓昌《中国灾荒之史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卷10;刘秉仁《我国的旱灾和农荒救济》，《清华周刊》1925年卷11、12;梁庆椿《中国早灾之分析》，《广播周报》1934年总12期;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58年)。后来，人们把灾害的孕育发生置于灾害系统与其环境中去考察，认为灾害发生的影响因素有天文因素、地球物理因素和人类社会因素等多种形式。天文因素中，太阳黑子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太阳黑子活动的11年周期与灾害发生周期相吻合(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气候变化是影响灾害发生的又一重要因素，竺可祯先生对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情况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四个冷期和四个暖期的交替变化(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科学出版社1976年)又对气候变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研究。气候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灾害发生，并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翟乾祥《清代气候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生第1期)。社会因素中，政治状况与灾害的发生确有直接关系(黄秀媛《明万历年间水旱灾和政治的关系》，《史学会刊》1983年卷27)，但过度的农地开发也是导致灾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宋平安《清代江汉地区灾荒经济简论》，《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袁长极《山东南北运河开发对鲁西北平原旱涝碱状况的影响》，《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张国雄《明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张国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它不但会破坏农业生产环境，导致湖泊湮废，造成河流泛滥和沙漠扩张(张之恒《历史时期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对生态和农业的影响》，《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还会使超载的土地肥力降低，单位面积的产量减少(蓝勇《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 古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 3 - 《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谭其骧先生研究了黄河流域水灾发生情况后指出:山陕峡谷流域和径、渭、北洛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情况是黄河下游水灾发生的决定因素，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游地区以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他们经营农地的主要方式是退耕还牧，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也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大大减少(谭其骤《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金香研究山西―丁戊奇荒‖后认为，广种婴粟、交通不便等因素是导致这次历史上特大灾荒的主要原因(王金香《山西―丁戊奇荒‖略探》，《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人们对长江流域水灾成因进行了历史反思，认为过度的垦荒开发是引发和加剧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控、水土流失、河湖淤塞等一系列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肖鲜威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变》(《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史念海《隋唐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马波《历史时期河套平原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 灾害的发生破坏了农业生产，同时也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灾害史研究者在历史灾情及灾害后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现代灾害学研究认为，灾害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情况下灾害发生后侵害了农作物和家畜，导致作物减产，农畜伤亡，这是灾害的初级效应;如果灾害的破坏性超过了社会的承灾能力，还会导致工商、金融、财政、交通等社会经济部门秩序混乱，物价失衡，大面积流行饥荒;社会系统对此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整的话，灾害的冲击波就会深入到上层建筑领域，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危及国家政权(张演《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历史上严重的灾荒比比皆是，两汉时期的灾荒对社会经济就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方清河《两汉的灾荒》，《史原》1976年第7期)。元代灾荒发生后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赵经纬《元代天灾状况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晚清灾荒发生后也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在1901,1910年阅灾荒连绵不断，财产损失巨大，人心惶惶，大批饥民纷纷参加了―抗粮‖、―抗捐‖、―闹槽‖、―抢米‖等斗争，扩大了反抗清政府的斗争规模，增强了声势(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针对灾荒发生后的灾情状况，灾害史研究者还剖析了历史灾荒的特征、性质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问题。灾荒的发生是自然、社会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灾荒发生后又会对自然、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王国士、崔国柱《试论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甚至还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政府高层官员的人事更迭等等(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历史灾害的性质主要表现为灾害种类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时间上的季节性、空间上的区域广泛性、灾害群发性、灾害后果的双重性等(陈国生《唐代自然灾害初步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清代江汉地区的垸田生产促进了土地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但也因自然生态平衡的失调而引发水灾，反而对江汉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宋平安等《清代江汉地区灾害经济简论》，《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在某些历史时段，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与粮食价格变化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王业键、黄莹钰《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劳动人民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防灾抗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代防灾抗灾措施主要有兴修水利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改进农作技术、采用物理化学方法防灾抗灾等，反映了中国人民与灾害抗争的决心和毅力，不但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减灾成效，它还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向灾荒宣战(史观《对灾荒宣战:中国历史上的灾荒》，《大公报》 古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 4 - 1950年3月20日;孙寿荫《河北的旱涝灾害及防治》，《天津日报》1961年8月23日;张水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斗争》，《历史教学》1982年第12期;石清秀《北宋时期的灾患及防治措施》，《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张水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3期;洪琢《明清时期的农业灾荒及其对策》，《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6年第2、3期)。水利工程的兴修历代都很重视，水利水害问题一直是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水可为害，水亦可生利。兴修水利工程成为兴利除害的重要举措。早在西汉时，司马迁就因为患20多年的瓠子河决在汉武帝亲自领导下一朝修治而慨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古代的水利工程已兼具灌溉防洪的功能。潘孝伟《唐代蜀中农业发展原因初议》(《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研究认为，积极建设水利工程并妥善管理是促进蜀地农业发展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唐光沛《宋代太湖水患及其治理》(《中国历史论丛》)1984年，第20辑)，陈启生《武都州治的迁移及其防洪抗灾述略》(《长江志通讯》1985年第1期)，汪家伦《古代太湖地区的洪涝特征及治理方略的探讨》(《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曹隆恭《商丘地区的水灾规律及其治水的历史经验》(《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洪廷彦《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水利和旱涝灾害》(《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等对各种防灾抗灾工程的功效进行了研究。农业技术措施主要是引入优良的抗逆性强的动植物品种、改进农作技术等。西汉武帝时，就帮助和鼓励灾区人民种植冬小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桓帝时，要求灾区种芜菁以救饥度荒(《后汉书桓帝记》)。祀胜之所创区田法也是一种抗旱作业方式，它重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多量劳动，通过作区深耕、集中施肥、等距点播、及时灌溉、中耕除草等耕作栽培措施以求获得高产(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物理化学方法在防治虫害、霜冻等灾害中应用较多，据《汜胜之书》载，当时已采用拉绳的办法防治霜冻。在蝗虫灾害防治中人们采用扑打、火烧等方法消除蝗害(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0、17日;陈永林《我国是怎样控制蝗害的》，《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彭世奖《中国历史上的治蝗斗争》，《农史研究》1983年，第3辑)。 目前，许多从事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史等方面的研究人员都涉足农业灾害史领域，为农业灾害史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系统研究灾害史的论著也不断涌现，如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地震出版社1997年)，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尹钧科《北京历史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耿庆国《中国旱震关系研究》(海洋出版社1985年)，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孟昭华《中国灾荒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等。在传统的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农业灾害史研究也向理论化和定量化方向迅速发展。龚高法、张王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宋正海、孙关龙、艾素珍《历史自然学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1994年)，李文海《论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许厚德《论我国灾害历史的研究》(《灾害学》1995年第1期)，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探索。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灾害史首先涉及到灾害史料的等级量化问题，灾害史研究者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多种量化方法(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基本可归结为单项量化和综合量化两大类(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此外，郑斯中《气候对社会冲击的评定——一个多学科的课题》(《地理译报》1982年第1期)，方修琦《建立历史灾情序列方法的探讨》(《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增刊)》1989年第2期)、邹立晔、于德源《灾害史研究中的年代换算及其软件》(《灾害学》1997年第1期)，高建国《自然灾害基本参数研究》(《灾害学》1994年第4期)等也是比 古代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 5 - 较重要的参考文献。但是，系统的农业灾害史研究体系尚未见创设，量化研究也有待改进(卜风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在今后的农业灾害史研究中，建设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定量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将是这一领域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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