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愤》、《五蠹》两文分析秦王嬴政为何非要见韩非

从《孤愤》、《五蠹》两文分析秦王嬴政为何非要见韩非 id=“artibody”> 摘要:本文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记载秦王为何要见韩非的原因出发，回归到韩非子所著的《孤愤》、《五蠹》原文，并结合战国末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还原理事场景的方式，来浅析秦王嬴政为何非要见韩非。 关键词:《孤愤》《五蠹》韩非秦王嬴政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末期人，为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师从荀卿，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蠢》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闻此言答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是司马迁根据自己在当时汉代所见到材料，写下的秦王嬴政为何要见韩非的原因，即嬴政看到了韩非的《孤愤》、《五蠢》两篇文章后，深有感触，决心要见韩非。于是急攻韩国，韩国无奈，将公子韩非送到秦国当人质。 从司马迁的记载，我们了解到，秦王见韩非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韩非的两篇文章《孤愤》、《五蠢》，那么为什么嬴政会因为两篇文章而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笔者认为，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是韩非的《孤愤》、《五蠢》这两篇文章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从而符合了秦王嬴政的政治需求;二是秦王嬴政当时所统治的秦国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现实，需要韩非《孤愤》、《五蠢》中提出思想去解决。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一、《孤愤》、《五蠢》中所提出的思想 《孤愤》是一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对抗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文章。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不可两存之仇”，是“不可两立”的斗争。先来讨论一下“孤愤”两字的含义，学者历来把“孤”解为“孤独”、“孤单”、“孤立”等等，其实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来看，这里所说的“孤”，也可以代表当时新兴的法家。当时，法家的处境，同一切新生事物开始的时候一样，处于弱势，而且受当政者(奴隶主贵族阶级政权)和其他学派(儒、墨等学派)的打压。在《孤愤》篇里，韩非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首先，《孤愤》概括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人物，即文中的“智术之士”和“能法之士”两大特点:一是“远见而明察”，能洞察历史和事物的发展变化，提出“法治”代替“人治”、“礼治”。新兴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历史发展得大趋势，是无法避免的;二是“强毅而劲直”，法家学派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要以“强毅”的精神为封建统治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因此韩非提出了“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的政治构想，即通过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令”和“法”，来进行封建统治。而这又恰恰符合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本需求，迎合了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为我独尊”的需求，因为这里所说的“令”和“法”都是由封建君主所颁布的。 《孤愤》提出了“疏远与信爱争”、“新旅与习故争”、“反主意与同好恶争”、“轻贱与贵重争”和“一口与一国争”这五个方面的斗争。指出用人不可以一直任用那些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大臣，且不可对那些逢迎君主的佞臣委以重用，可以尝试多用一些“新旅”、贫贱、敢于提出己见而又有才能的人。这就直接把矛头指向奴隶制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理论上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于守旧派的奴隶主阶级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韩非也清楚地认识到，要实行这些政策，也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能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 《五蠢》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韩非对当时儒法斗争总结。此篇文章，韩非明确地提出他的“大一统”思想，即反对复辟、反对分裂，主张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地主阶级通知，构建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五蠢》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思想进行了辩驳，从多方面进一步阐明了法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五蠢》一文开篇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赫蟀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鱼系禹决读。近古之世，莱封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健于复后氏之世者，必为鱼系禹笑矣。有决读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惰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备之。”这段话，韩非借助于历史传说，展现了他的历史观，即人类社会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同样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每个时代都有适应本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事物，并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人们会随着时代变化更新自己的认识，因此人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用守旧。也因此，韩非提出著名的 “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思想主张，也批判了儒家那种言必称先贤，行必依周礼的陈腐观念。韩非能从当时所了解到的事实出发，并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因而得出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认识。这同样对于以秦王嬴政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封建化改革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五蠢》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法治思想。韩非认识到社会已发生了变化，单靠以往的伦理纲常、礼制规范治理国家已经不行了，所以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并大力进行宣传。韩非在《五蠢》中提到:“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对三个时代描述，从侧面体现出他确实看到社会是在变化，这种历史进步的发展史观在战国那个年代能提出来，也是相当不易的。因此韩非提出了法治的主张，通过对不才之子的教育谈到了“法”的重要性:“今有不才之一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焦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官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指出有些人以善言相劝总是无法改变他的恶习，只有通过严酷的法律，才能制止他们的行为。另外，韩非对法制的重要性也作了强调。他说:“故十刃之城，楼季弗能断立者，峭也;千刃之山跛辨易牧者，夷也;故明君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谬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拓不掇。”他把法看成是官员、百姓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他们的的准绳，可以约束一切不法行为。韩非也写道:“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大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韩非强调的“法”，是战国时代各个国家的当务之急。 韩非在《孤愤》、《五蠢》提出的思想主要就在以上几个方面，这些思想，是在总结了当时各国的历史经验，与发展需求上提出的。从我们今天到的角度来看，按照历史的发展进程，韩非提出的思想，是符合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需求，或者按照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来讲，是符合了秦始皇所统治下的正在走向封建社会道路上的秦国的需求的。那么，韩非的思想是怎样切合了嬴政的治国策略呢，这还需要进行第二个问题的讨论。 二、战国末期秦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 站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看待战国末期秦国所面临的社会大变革，整体而言是由奴隶主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即新兴的地主阶级不断的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压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抗。? 我们都知道，秦国的强盛是建立在同样是法家的商鞅进行的变法，或者称作改革的基础的。但从商鞅的下场来看，奴隶主守旧势力依然进行着顽强地反抗，但作为一个君主，秦王嬴政可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到法家思想对于进行国家治理所带来的优越性，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和嬴政个人有关，虽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可作为一说。 当时秦国的国力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已经全面的强盛起来，对于结束战国以来的 诸侯混战，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秦王嬴政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看到的《孤愤》、《五蠢》这两篇文章。结合上文所提到的，这两篇文章恰恰描绘了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蓝图，符合了嬴政作为君主的政治抱负，而这一点正是嬴政一定要见韩非子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提到，《五蠢》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进行依法治国，当然这里的法是由君主颁布指定的，再结合《孤愤》里对奴隶主贵族的打压，这就完全的迎合了嬴政的治国心理，或者可以说，《孤愤》、《五蠹》两篇描绘了秦王嬴政的政治蓝图。 综上所述，秦王嬴政在读过韩非的《孤愤》、《五蠹》两篇文章之后，深感韩非在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打压奴隶主贵族的守旧势力，因时而变的历史观和依照法律法令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等思想，符合了当时秦王嬴政所统治下的秦国的发展需要，符合了嬴政的政治抱负，所以嬴政才“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注释: ?笔者按:按当今流行的马哲历史观，可以将人类社会进程按此步骤来看，其他社会历史分期暂且不论.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陈奇献.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张觉.韩非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杨宽，吴浩坤.战国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林剑鸣.秦国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张觉.张觉述作集:韩非子考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