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讲演集

辜鸿铭讲演集 《辜鸿铭讲演集》系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刊行的“名家讲演丛书第一编”。1925年(大正14年)出版。所收辜氏在日本讲演六篇,即《何谓文化教养》、《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关于政洽经济学的真谛》、《纲常名教定国论》。内容与1941 年日人萨摩雄次编(辜鸿铭论集》内容重复。萨摩雄次系辜氏好友,又是辜氏在日本讲学时期的全权接待人,不仅对辜氏很了解,且《辜鸿铭论集》内所收辜氏在日本的演讲,均系萨摩雄次认真核校过,故《辜鸿铭讲演集》凡与《辜鸿铭论集》内重复的演讲篇目,均略去不译,以后者为准。《日本的将来》与《辜鸿铭论集》内《中国又明的复兴与日本》标题不同,内容基本一致,也略去不译。这里只译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一篇。另,《纲常名教定国论》一篇,《辜鸿铭讲演集》中附有辜氏文言原文,故保留。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会长阁下并在座诸君,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想向诸君并通过诸君向日本的友人们,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我满腔的感激之清。自我到日本以来,各界人士给予了我热烈的欢迎,对此我深表感谢。在表达这一感谢之意的同时,今晚站在各位面前,我想向大家谈一谈此时此刻涌上我心头的感想。为了能使各位理解我的这一感想,还请允许我讲一个中国古代美丽动人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湖北的孝感地区,住着一位叫董永的书生。这个书生是一个非常贫穷但十分孝顺父亲的人。然而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却没钱安葬他为了筹借安葬父亲所需要的费用,他去了一位有钱人家,以自己一生为其做仆的代价借来了钱。就在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回家时,没想到遇上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此女请董永纳她为妻。后来她终于成了董永的妻子。这个妇人每天勤于纺织,并以此换钱,最后全部还上了丈夫从财主那里借的钱。 实际上,这个妇人关照董永的日常起居,包揽了家里的大小一切事务,为的是使董永没有后顾之忧,能充分读书学习,以实现科举考试及第的目标。这样一来,该书生就得以继续学业,并在进京赶考中幸运地获得了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这一成绩在中国被称之为状元。由于获得了状元这一崇高的名誉,按照那个时代的风俗,他享有率领浩浩荡荡的祝贺队伍在京城的大街上招摇而过的特权。当祝贺状元及第的游行队伍穿街而行时,董永意外地看到有七个美丽的仙女从天上翩然而降。这七个从天上下凡而来的妇人,是天上的星星即银河系的织女星。此刻她们是化成下界凡人而来的。在这七人中,董永发现有自己的妻子。此时,妻子对他说,自己是天上的神仙,为了帮助你修得学业,故被上天遣来伺奉你,如今你已科举及第,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因此我这就要同你告别重回天宫去了。一个曾赤贫如洗的书生在自己成功的日子,却要同这样一位妻子告别,此时此刻.将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自己也曾同这个董永一样,乃一介穷书生,那时也即二十五年前,我遇上了位从大阪来的仙女。那时我是一个收入微薄的职员,正在为了解中国文学及文化而拚命地生习。因而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和处理日常家务。这位从大阪来的仙女就如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织女一样,在十八年这样一段较长时间里,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她在这工作完成之后也就去世了。临死前,她还把我托付给了一位她最亲密的中国姑娘,在这姑娘成了我的妻子之后她走了。当时她说:“我并不厌恶死亡.可是我死后准来照顾你呢?”三十五年前我十分贫困,只不过是一介无人知晓的穷书生而已。 然而,今天我来到日本,突然地为人所知并成了著名人物。此时此刻,我有着正好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董水相同的感受。今天,成功的今天,当我这样站在大家的面前演讲时,我对我的妻子.对十八年间给了我帮助的吉田贞子这位大阪的仙女,怀着的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请诸位想象一下。我既不是像从印度来的泰戈尔那样的诗人,也不是哲学家。但是,我想请诸君允许我把这首五言绝句念给大家听,这是我妻子去世时我在武昌作的: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这首诗的意思是,与钟爱的人别离时痛苦是所有人都有的;又有谁能得到夫妇共度百年的幸福呢?使人悲哀的是,一看到扬子江的水,胸中就阵阵作痛。我们是一起渡江而来的,而今天爱人你却已不在了。 闲叙到此,下面我就进入今晚演讲的主题。即关于真卫的政治经济学和今天在欧洲及美国正在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我想跟诸君谈一谈对二者进行比较所看到的差异之处。我们东方人是把所谓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道德学问来看待的。然而,在欧美国家所教授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种机械性的学间。因此在展开我的论点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谈谈源于希腊语的经济(economy)一词的含义。 说起来这个词是从oeconomya 这一词汇而来的.“oeco”的意思是指“家”。而‘nomya ”则是指“法”或者“道”的意思。因此economy 这个词汇就意味着“家法”之义。也即如何处理好我们的家务,如何处理好家庭的经济,就是economy 。 这样一来,在我们所拥有的东方文明中,家―家族,它们被看作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在处理政治经济的事情时,我们东方人是不会忘记“家”和“家族,的。另外,借此机会,我想顺便谈谈这一希腊语的辞源。 在希腊语中,politick 这一词中的poli 讲的是“城镇”的意思。因此,在希腊最古时代的文明时期,国家(state )是从城镇兴起的。由此而来,法兰西的城市(city )这一词汇,说的是其人民的社会性生活,也即意味着经济的生活。法兰西的著作家西蒙(sioon )写了本论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书,他起的书名便是《中国的城镇》。其含义就是,该书讲的乃是中国人的社会性生活。 我想大家很快就明白了,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先从家族开始,变成城镇,随着城镇的增大而成为国家.后面我们还要说明,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的是,政治经济学所讲的事情是从家庭开始的。 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情况都是如此,在翻译political economy 时都译成经济。然而,中文中经济一词本来的意义是指经国即经营国家、治国之道、政洽手腕。因此我想请诸君记住的是,Politlcal economy 所讲的并不是整体的经国即处理国家之财政事宜,故而不能谓之为经济。真正的经济所强调的并不限于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足有钱。然而现在,所谓经济变成以使某个国民成为富翁为其主要内容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觉得国家有钱了,所有的事情就都好办了。而忘掉了国家这一组织除了金钱之外还有许多许多别的需要。因而我想特别恳切地忠告诸君的是所谓经济并不止限于理财,它还包含有另外的意义,即它也必须处理有关道德的事情。正是基于这种意义,我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视作为道德的学间。 我来日本之前,接到了大东文化协会发给我的邀请信,希望我就教育及文化教养进行讲演,而在收到这封邀请函之前,我还收到了朝鲜总督斋藤男爵请我作为他的宾客到朝鲜去的邀请。承蒙斋藤总督的厚意,我去了朝鲜,见到了日本政府为了朝鲜以及朝鲜人民的利益所做的各种事业。特别是还让我参观了为推动朝鲜人的教育而兴办的设施、学校等其它各种事业。然而,就在参观这些为朝鲜人开办的学校等设施时,突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孔子的教海、孔子独特的话语。当时孔子正同他的弟子们一同经过一个人口非常之多的城镇。其间,一位弟子向孔夫子询问道:先生,出了这个大城镇之后,您最先想做的是什么事情呢?这里我想请大家一起考虑一下,孔子当时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首先必须兴办教育,至于教养则通过讲演提高为宜,或许你们中有人认为孔子会这么说。然而孔子完全没有提到这类事情,孔子回答说,首先应该让这些人民富裕起来。听到孔子这么说,弟子又问道,待这些人们富裕 起来之后应该再做些什么呢?此时孔夫子说道,在这个目标达到之后就要办教育了。由此看来,孔夫子的思想是,在对人民施以教育、提倡教养之前,必须先给他们以充足的食物和充足的衣服。中国有这样的占训,“仓廪实而知礼节”。也即是说,在人民拥有教养和文化之前,应给他们以足够的衣食。对此,恐已无需我再赘言,在座诸君都是深明其理的. 然而现如今,有一种呼声非常之高,即许多人认为应先给民众以教育,给穷人以教育。在当今社会上,办教育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是显而易见的。我本人虽人微力薄,但也是支待大东文化协会,努力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因此我绝非反对教育,也绝非反对教养事业的。但是,有关教育和教养的事情,我想特别忠告诸君的是,仅靠增加量是不行的。如果教育的质不好的话,是不能说已真正达到了教育的目的的。也就是说,即便培养出了许多识文断字的人,如果其在精神情操上有缺陷的话,这样的人多了毋宁说是有害的。与量的多寡相比,质的可靠显得更为重要。在精而不在多在质而不在量― Qulity not Quantity ,与其三文钱买一大堆无用的东西,不如精心挑选个真正有用的东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其造出大批一知半解的不成熟的人才,不如培养少数人,让其真正接受良好的教育。实际上我总在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知半解而又假装博学的人是不是大多了呢?也即是说,数量确实有不少,然而质量低劣者也确实大有人在。我对日本的教育事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无权对其展开评论,还请原谅。但就我们中国而言情况则不同了。这两三年里自称为大学的机构,有如西式菜和咖啡样一窝蜂似地冒出来了,酒吧和西餐馆到处都是。然而,在这种大学里都是怎样开展教育的呢?这种大学的毕业生,也即在这类大学里接受了教育的学生们,许多人都是知半解而并未真正成熟.装模作样的糊徐蛋、低能儿为数不少。 我曾在北京的一所公立的大学讲授拉丁语。然而就在我逐渐展开我的教学内容时,我终于发现学生们中几乎没有学习拉丁语的气氛和热情,也就是说他们的志向均不在此。如果问他们是为什么而学习拉丁语,回答则恐怕是为了向他人夸示自己懂得拉丁语。也即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才来大学接受教育的。为了向别人说我有大学毕业证、我是学士、我是博士才来接受教育。特别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是这类货色。故此我以为,不仅中国是如此,世界其它地方也包括在内,教育是否稍稍多了些呢?我觉得为了普及所谓的初等教育,枉费了太多的钱财。一般认为做到能读会写,教育的目的也就算是达到了。然而我以为,仅如此还不能说教育完成了。英国曾经认为所谓教育是由这徉三个R 构成孙Reading 、Writing 、Arthmetic ,即读、写、算术,有了这三者教育也就完成了。但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女作家,在这三个R 之外又加上了一个R ,即Rascal ,意为无赖。她的本意是,受到不良的教育后,人反而会变坏. 那么,所谓教育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而真正的教育又有哪些内容昵?在孔夫子的书中,他的一位弟子对此下了定义,在此,我想同诸位谈淡他的定义。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以贤事贤,其意思是.充分看到人的性格中美好的东西、高尚的东西,而不去考虑他的穿着是否漂亮,肤色如何等等这些事情.以贤事贤,这就是教育。在事父母时能竭尽孝道而不遗余力,在事君时能竭尽忠诚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与朋友相交时能严守自己的诺言而不失信.若是能如此的人,哪怕他目不识丁,从未进过学堂,那他就是如孔夫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那种有教养的人。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我再三反复强调,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道理都是如此。必须重视教育的质量,教育上仅讲量是不行的。我再重复一遍,仅仅会读能写.那不能算是教育。如同英国的那位女作家所说的,只知道读写的话,博闻多识反而会产生出无赖。与其这样,不如不让那些没有人格的人接受教育为好。话稍微扯得远了些,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前面曾谈到,现如今在欧洲及美国正在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其中也许有一半 是有道理的,但它是一门错误的学间。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可以说出很多的事实来。如大家所知,在欧洲,这个经济学、那个经济学,各种学说五花八门,然而尽管有这许多种类的经济学说,今日的欧洲各国不仍处在近乎破产的状态吗?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我常听外国人,特别是从神户编年史中看到,他们总是说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然而即便是神户编年史也承认欧洲目前处在一种破产状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故此,从事实来看,西方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就是借钱,哪个国家也不例外都借钱。然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国债者何物也?大家皆无所知。不仅不知道国债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们中国人在西方人到来时,就有了国民储蓄。外国人来中国之前,中国各地无论那个城镇,都有备荒储蓄之库存。在那里储备了大量的食物以防饥懂之时的需要。大清帝政时代,乾隆年间,当时中国非常的富足,白银之多以致于没有了存放的场所。于是,乾隆皇帝发出一道救令,表示由于金银已大量积压,百姓一年间无需纳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学。我之所以说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错了,理由也就在此。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学问中,有关人生的想法和看法是错误的.这便是西方政治经济学错误的原因所在。 根据西方的人生观,人都是极其贪婪的,这也想要那也想要,没有什么不想要的,他们将人视同为一个动物。然而事实上,在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本性则是情爱。但在西方的观点中,我所说的这种情义的东西被否定掉了。即便是有人肯定这一点,也是作为个并不太重要和宝贵的东西来肯定的。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种错误的学间。所以,我在这次讲演开始就指出,economy 也即所谓经济,它所讲的是家族的经济。如果没有了情义的存在.家族本身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致共同生活的。离开了情义.一个家族将会四分五裂。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人与人之间是由于某种利的关系而结合起来的。如果一旦说到利就跟情义没有了任何关系的话,那是否可理解为人只有依靠利才能聚集起来呢?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很难依靠商业原则生存。也即是说,商业就是商业,情义抑或爱情这些木西是不能打入帐单的,中国人不懂得商业的这一要义。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现实情况。如果你们的夫人们依照商业原则来对待你们的话,情况会如何呢?我们中国人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所谓五伦。这一五伦关系并不是中国人根据所谓商业原则创造出来的。天伦,即认为天是极其神圣的东西。外国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比较神圣的只有一种关系,即夫妇关系。他们只认为夫妇关系是神圣的,此外其他的关系均无神圣可言。(演讲翻译曰:辜鸿铭先生对满清皇帝格守忠诚,这是错误的。认为他精神有些失常,在中国辜先生的所作所为被视为疯子而有名)那么请看,在今日中国.实现共和制之后,按照商业原则行事的结果,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我们对清朝皇帝的态度并不是为了利,而是由于义而尊敬皇帝。然而不幸的是,我国受教育的人完全忘掉了这一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利为准则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我之所以说它错了,原因也在这里。 如前所述,所谓经济即家庭的处置,也即它讲的是如何处理家庭的事务。在我看来,所谓political ecnoomy 者,它不仅是政治家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的太太们、老婆们所需要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在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在自己家里推行它。日本以及中国的妇女们是如何对待政治经济学的,对此我略知一二,她们比美国的大学教授们更深知其中的奥妙。下面我就讲讲我的根据。(辛亥)革命以来,我陷入了相当贫困的境地。十三年间,我的收人没有超过一月二百美元的水平。然而我现在的中国妻子,由于她懂得political economy ,才以二百元的收人养活了一个九口之家的大家庭。那么我的妻子是如何以这微薄的收入支撑起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的呢。这是因为我的妻子有着对我的情爱,有着对家庭的倩爱,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清贫的家庭才得以继续维持。 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西方的情况,尽管西方有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可是连我老婆那样的操劳也不想干,现在的欧洲便处在破产状态。这里何故呢?人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人则没有情义,也就是说大学的教授们教导资本家,要先推进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政治经济学 教育的结果。然而资本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工人方面也要考虑自已的利益怎么办。其结果便出现了孟子曾说过的状态,上上下下互相争一己私利。也就是说,没有情爱和义理的政治经济学的后果就是今天这种状态,同盟罢工大骚动,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 接下来,我想同大家谈一下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与我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一个差异,即谈一下最重要的不同点。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教导人们的,主要是如何去创造财富,怎样才能赚到钱How to make (get ) money 就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所在。而东方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则是教导人们应如何去花钱,即How to spend money 这便是东西方巨大的区别。有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成了大富翁则是件很坏的事情。我请问诸君,成为富翁真的就是件很坏的事情吗?我认为这决不是件坏事。“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成为富翁决不是件坏事情。但在这里得有一个条件。孔子的书里写着这样一件事。其意思是周朝曾做了一件好事情,它给周王朝的时代带来了品格高尚的人成为富翁的现象。也即在周朝好人成了有钱人。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人物中,曾有一位人品极其出众、性格高贵的人,此人就是郭子仪。他是一位军人,曾镇压了一次极其严重的叛乱,挽救了皇帝的江山。上了年纪之后,他成了非常有钱的富翁,达到了妻妾成群、众星捧月的地步.稍微思考一下,会有人认为就这么个养着许多妾的人,人品一定很坏,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至今仍把他作人格高尚者予以尊敬。人们成了富翁决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应如何使用支配这些钱,如果不懂得这一点,那才可能使拥有财富变成一种罪恶。懂得如何使用其钱财的人成了富翁决不是一件坏事,即他不会把自己的钱用于那些卑俗的事情,而是用之于高尚的事业。如果能明确这些,有钱就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如何使用钱才是最好的呢?在谈此之前,我想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在那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不幸的“日清战争”结束后,刚开始有日本人来汉口时,汉口有一家日式料理店开张了。我妻子和我同我们的一位好朋友说,咱们去尝尝日本的美味佳肴吧,于是便到了这家日式餐馆。结账时金额是20 美元左右。但我妻子却放12美元作为茶钱。我问她为什么放这么多茶钱时,她说这是日本的习惯。在此种场合,外国人通常只给五分钱或一角钱,我们平素必须勤俭持家,但对贫穷的人则必须付出这么多,现在我讲一个在北京的故事。我有一次曾同一位美国的旅行家去参观紫禁城.当时带了盒饭、香槟,以及饭店里各种最好吃的东西。当我们去买柠檬汁和苏打水的时候,那家店的店主跟我们漫天要价,谎称一瓶柠檬汁要二角钱或是三角钱。美国的旅行家听说后直喊太贵大贵。由于当时我带着零钱,就照他说的价钱照付了,可店主人还说不够,要我们再付5 分钱。我表示那绝对不行,只能再付三分,于是我把手中的钱扔了过去,让他去捡并显得很有气魄。奈尔逊曾说过,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应该非常俭朴,在帮助别人时则应该大方些。例如.我去帝国饭店或去东京时,都给车夫许多的小费。说到这里,我想,在我进一步深入谈下去时,也许我终于会说出些使在座诸位日本的友人们情绪变坏的事情来。我到日本来,迄今为止的评价都是非常好的.所到之处倍受尊重;但由此往后,由于我下面将说出的事情的原因,我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评价极低。 关于今日的日本,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况,我想谈以下两三件总觉得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实际上,当我在东京对日本的些事情大加褒扬时,某家外国报纸为说我对日本阿谀奉承。然而我既不打算谄媚在座各位,也不想说什么坏话,我只想对我认为日本错了的地方进行一下批评。在我下面的讲话中若有过于直率而无礼的地方,还请各位不要生气,因为我说出这些心里话是为了日本好。 在说日本的事情之前,我想谈点年轻时学过的古老的希腊历史故事.据希腊史书记载,在雅典的民主主义的民众政治行将灭亡之前,希腊社会所关心并注重的只有两件事情,大家仅对这两件事情感兴趣。要问究竟是哪两件事情,回答是:出色的演员和美味佳肴。当时雅典的社会上,人们谈论的仅仅只是哪个演员好,何处的饭菜香这类话题。由于人们只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