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加入VIP
  • 专属下载特权
  • 现金文档折扣购买
  • VIP免费专区
  • 千万文档免费下载

上传资料

关闭

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浮出历史地表之后

浮出历史地表之后.doc

浮出历史地表之后

surdy要过简单快乐小日子qtfi
2017-10-13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浮出历史地表之后doc》,可适用于战略管理领域

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关键词:女性文学批评主体立场方法摘要:本文从“批评主体的沉浮”、“批评方式的选择”、“批评精神的裂变”三个层面对女性文学批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反思以期找出困扰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症结所在。呼吁“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女性文学批评站稳立场、往纵深处发展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浮出历史地表”一语由于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出色运用在今天差不多成了指称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异军突起的专用语了。的确文性主义观念浮出理论地表、女性文学(文化)研究浮出批评地表、具有自觉女性意识的文本浮出创作地表这一系列既相区别又有更多联系的女性话语可以说共同参与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一路高歌猛进。但是世纪年代后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界却频繁地使用“困境”、“危机”这类字眼来形容自身的处境女性文学批评似乎丧失了年代前中期那种广受瞩目的冲击力如在关于“个人化写作”的延伸讨论中女性文学被等而下之地视为“身体写作”或“美女文学”时女性文学批评未能对此做出有效和有力的回应而在新世纪文学批评的诸种讨论中女性文学批评亦似乎波澜不兴。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女性文学批评怎么样了笔者将从对近年来女性文学批评的主体构成、话语方式、精神立场等方面的客观梳理出发看一下二十多年来女性文学批评究竟走到了哪里一、批评主体的沉浮要正确认识和评判近年来女性文学批评的真实状况首先需要对女性文学批评的主体有着清醒的估价因为离开了批评主体的参与批评将不成其为批评。有批评家曾指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有着双重内涵:批评家主体(进行文学批评的批评家)和批评的对象主体(一个时代具有“可批评性”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女性文学批评的繁荣或困窘也与其批评主体的高扬或迷失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且由于女性文学批评有着鲜明而特定的性别诉求所以对其批评家主体和对象主体的界定与评判又往往比考察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主体问题更困难也更复杂一些。(一)批评家主体的迷失“迷失”当然只是一种相对性的说法因为有关女性文学批评的会议、刊物、团体在近年来仍不断涌现博士硕士论文中女性文学批评选题的比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包括某些男性作者在内的女性文学评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发表出版的脚步甚至从女性学界内部发出的“困境”、“危机”之声本身就表明了女性文学批评家正在寻求突围之路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从女性文学批评在整个批评界的受瞩目程度或所开拓话语资源的份额等更加“实质”性的层面来看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女性批评的声音的确只能居于主流批评的边缘甚至有些所谓研究成果(像研究生论文之类)只能在“数量”上充实女性批评的力量基本属于引不起多少反响的“不在场”的学术在场者。相对于世纪年代前中期女性文学批评对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女性批评的学术力度似乎的确有所下降。内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批评家主体方面我认为至少以下的几种情况应该引起必要的注意。、批评家队伍的分化与组合一群高素质的、有足够学术冲击力的批评家是任何批评学说得以引起广泛关注的先决条件。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步步深入的过程就是一个个学人在女性文学批评的舞台上闪亮登场的过程朱虹、李小江、戴锦华、刘思谦、刘惠英、陈顺馨、林树明、林丹娅、崔卫平、徐坤、荒林„„这是一串不少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发展历程的论文论著如数家珍的名字(由于篇幅原因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恕不一一赘述)。也可以说只有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的协同作战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批评才呈现出了光辉灿烂、佳作迭出的繁荣局面。近年来她他们中的不少人仍在继续坚守女性文学批评阵地。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告别”或没有专攻女性文学批评有的是年龄等自然原因有的是工作环境的变迁。如孟悦去了美国陈顺馨回到了香港还有更多的学者同时有着多种研究领地如戴锦华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崔卫平对思想史文化史的兴趣、徐坤专事小说写作而艾晓明、宋素凤等在南方十分活跃的女性文学批评家则将不少精力放到了社会活动上。应该说与女性文学批评时有疏离对上述学者本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她们在女性批评之外的领地仍取得了新的成绩但是这对于女性文学批评家的队伍建设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而且与优秀学者“离场”的轻松相比新面孔的“入场”仪式则分外沉重和缓慢。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最先介绍到中国的王政说过年过去了在年纪念第四次世妇会会召开十周年的会议上碰到的人员同年的世妇会并没有任何变化仍是年前的“老朋友”。当然相对于高水准的学术会议对参加人员要求的苛刻年的磨砺可能还是短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新一代批评家的学术能力、学术锐气仍有待于再提高“主流”女性学界在勇敢吸纳批评新人方面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可以说相对于近年来纷争不断、“事件”频出的整个文学批评界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女性文学批评似乎相对平淡这不能不说是与有所“分化”的批评家队伍却遭遇了“再组合”的无力相关。、女性文学批评家在整个批评家格局中的弱势身份与地位批评者的生理性别当然不是决定他她学术立场的关键因素像曾获得“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建设奖”的林树明就是一位男性但是总体来说男性知识界对有关女性主义的问题不是有意疏离就是无意拒斥这虽然是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一件事不过在中国似乎更加明显。而表现在对女性文学批评家的态度上中国的主流男性批评家或者貌似宽容实则不屑的“拒绝对话”或者偶尔也发点女性问题的言论以一种不乏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女性批评表示某种“亲和”。时下不少女性批评会议、女性批评评奖都邀请了一定数量的非专业研究女性批评的男性批评名家参加应该说后者以其批评视角的繁复可能的确对女批评有一定的建设性意见但他们所扮演的“评点”角色本身却昭示了女性文学批评家似乎还缺乏独当一面的锐气。而在批评资源的占取上男性批评家也往往会深入女性文学批评领域的腹地如陈晓明对林白、陈染等先锋女作家的批评南帆对躯体修辞的论述陶东风对(女性)身体意象在当代文学中变迁的梳理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有人将它们纳入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男性批评家在将女性文本或文学现象作为批评对象的时候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标往往是比女性主义更为“宏大”的理论诉求如陈晓明的后现代构想陶东风、南帆等的文化研究等或者说男性批评家对女性文学现象的卓越批评与其说提高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力度倒不如说从反面印证了本土女性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格局中的边缘和弱势。、在媒体批评面前女性文学批评家的软弱游移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由某些文化编辑、记者所操控的、以耸人视听之语吸引大众眼球为主要特征的“媒体批评”似乎一跃成了主宰文学格局的批评“新贵”某些看似热闹的文学现象都是媒体批评一手“炒”红的而真正的批评之声却似乎显得格外苍白虚弱。这是当下整个文学批评界都颇感无奈的一件事不过被媒体批评异化最严重的却是女性文学。比如世纪年代上半期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出版的过程似乎也是其被各类媒体妖魔化“改写”的过程。面对女性文学的被误读肢解徐坤的《因为沉默太久》等文字做了掷地有声的批判也正是由于女性批评的努力主流批评界也渐渐接纳了女性文学作为“个人化”写作的典型。但是在媒体批评对世纪年代女性写作先是不负责任地热捧而后又一棍子打死的极端态度面前女性文学批评家却似乎失去了拍案而起的勇气和能力倒是陈思和、白烨等男性批评家从文学(不仅仅是女性文学)发展角度提出的一些思考更显深沉有力。将“女性文学”简化为“美女文学”又将“美女文学”等而下之为“身体写作”可以说是世纪之交最恶劣的媒体修辞但在这整个过程中女性文学批评家似乎也淹没在泛道德化的主流言说中了这不仅不符合民主社会以来多元视角、多音齐鸣的学术原则相对于女性写作的前卫姿态也嫌滞后得多。(二)批评对象主体的迷失能够“召唤”起批评家言说欲望的对象主体的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当下进程。曹文轩说过:“理论上研究价值与研究对象的价值之间不能简单地等划号――研究对象价值不高不等于研究价值不高。然而在实际上研究对象的价值还是会影响到研究的价值的――没有提供足够价值的研究对象总会在暗中拖扯着研究价值。”的确女性文学批评近年来的低迷状态可能就与“个人化”潮流之后的女性文学难以提供足够支撑女性主义观念的可批评资源相关。但是对批评对象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在哪个层面上具有“研究价值”的甄别却是批评家的事或者说在一个文学文本鱼龙混杂的年代批评家对批评文本、视角、立场的选择本身就是决定批评对象价值高下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当前的女性文学批评领域那就是女性文本自身的消费主义气象可能只是造成女性文学批评困境的原因之一而在文本选择、文本阐释等问题上的单一与误区才是造成在热热闹闹的女性写作面前批评却感到“无话可说”的另一些更重要因素。、批评对象的敞开与遮蔽六七十年代人书写的有着鲜明女性色彩的文学作品在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象文本中无疑是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的而那些没有特意强调性别意识的其他类型的女性写作的关注程度则相对逊色得多。因为这一点毕淑敏、张抗抗、迟子建等女作家都对女性文学批评有过不同程度的微词。张抗抗甚至说:“写女人男人看不起你不写女人女人不饶你。这就变成一个怪圈是女性主义的绝对化造成了这个怪圈。”应该说这些女作家的批评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当然女性文学批评是一种有着强烈性别诉求的批评样式你不可能要求它悬置起关于“性别”问题的追问而进行一种普泛化的人文精神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文学批评只能从那些以女性人物为绝对中心、甚至专写女性私密体验的文本中寻找阐释的踪迹。在迟子建、池莉、毕淑敏、张抗抗等相对“中性”的女作家笔下仍包含了一些不同于激进女性主义立场的殊异女性观念而女性文学批评对她们的关注则显然薄弱一些。还有占更大多数的男性文本受肖瓦尔特关于“作为读者的妇女”的影响从所有的文学遗产尤其是男性文本中剖析作者性别倾向的批评方式已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在我的目及范围之内当代文学范畴之内的男性作家受女性批评关注较多的是张贤亮、贾平凹、张宇等写实型作家而此后的先锋派作家、新生代作家等大批作家作品女性文学批评似乎并不太关注。习惯于解读女性文本而女性文本中又将焦点只对准那几类特定的作家作品长此以往女性文学批评的文本阐释路子怎能不越走越窄、批评对象的并化即使面对那些被广泛关注的“在场”文本女性文学批评也似乎难以逃脱不无男权痕迹的公共趣味的涂抹与篡改而在批评话题、批评尺度、批评方法等方面拿不出特别有力的武器来对抗主流观念。比如在关于个人化的女性“私人写作”的论争中从严肃女性立场出发的批评最后却似乎总要在各类负面非议面前败北对此仅仅指责女性私人写作本身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公平的当受主流话语引导的学术论争面对女性的“欲望语言”仅仅开出“走出自我走向社会”这剂药方时批评所真正背离的不是女性写作的价值误区而是女性以高扬“自我”、“私人”来颠覆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公共空间这一女性主义得以安身立命的精髓本身或者说将问题的解决又交给了不乏逻格斯二元对立色彩的思维定势――自我、私人生活与群体、公共叙事之间有着高下之别的二元对立。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的女性文学言说自然不会对壮大女性主义声势有太多的作用。比如当《上海宝贝》等被媒体炒成一个时尚问题后它似乎就既不能从纯粹的“文学”也不能从纯粹的“女性”立场来审视了有太多的女性文学批评家在心里默认了给这类文本上帖上“女性主义”标签已显滑稽的主流观念这就造成了女性文学批评避之惟恐不及而将批评资源拱手交给了媒体叫嚣或从其他角度审视它的局面。印象中对这类书写最有力度的批评是提出“化‘异端’为‘宝贝’”、“‘残酷’以‘酷’流行”的邵燕君所做的系列文化研究似乎曾一度热热闹闹的“美女写作”只有被当作“文化事件”时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批评界彰显“正义”的一种方式相反它是批评界面对批评对象的被新闻化、漫画化、游戏化缺乏一定学术定见的表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最为软弱和迷失的就是女性文学批评界。、虚假批评对象的登场所谓虚假批评对象对女性文学批评而言是指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看不出有多少“批评性”或批评价值的文学存在它既可以指具体的作家或作品如《中国式离婚》等大众文化作品或主旋律文学也可以指某些并非基于女性主体构成或文学内部规律而来的特殊文学现象话题如“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等甚至不少点缀着“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等热门语词的女性主义批评言说与中国当下女性文学的实践也是相游移的作为批评对象似乎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虚假性。在这个问题上批评的迷失恐怕不是表现为在众多的作家、文本和批评话题面前的“失语”而恰恰表现为发言过多在对象的选择上没有实现批评的主体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时尚的驱使、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随、私人情谊的侵蚀等都会影响批评主体的发挥。可以说虚假批评对象的走红不仅挤占了批评空间而且还遮蔽和掩盖了那些真正影响女性文学进程的“真问题”的讨论使得女性文学批评变得浅尝辄止无力把诸多有价值的东西深入下去。二、批评方式的选择可以说近年来女性文学批评主体的复杂性也正是批评本身复杂性的具体呈现当然要想全面地揭示女性文学批评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真相”仅仅从批评主体角度来考察还是不够的批评方式的话语选择可能是其中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一个问题所在:、批评资源的有所侧重对理论资源的清理是女性文学批评较为关注的一件事目前已形成的大体共识是世纪年代基于对毛泽东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对女性文学批评影响很大从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则开始大规模地运用以批判父权制为中心的西方女性主义资源。而从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结盟到对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借重“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往往忽略或忘记了女性解放与世纪(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左翼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甚至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在当代中国已成了一种“被遗忘的资源”。应该说学者们的这种见解是很精辟的比如即使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大规模引进中我们更青睐的似乎也是埃莱娜西苏、凯特米利特等人的女性写作、性政治等提法而对声言要杀死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父权制的资本主义这个“双头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话语不太感兴趣。对阶级话语的回避乃至遮蔽可以说是弥漫于我们这个“后革命”时代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女性批评)领域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当然随着女性文学批评的向前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忽视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内部阶级、种族差异的危害性而“如何既不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其中”则成了不少女性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同时已经泛滥了的“个人化”书写也使不少人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非亲历性的底层叙事像从林白的转型之作《妇女闲聊录》中找寻新的话语资源等。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一度复兴或许的确能为女性文学批评在进行性别分析时融入阶级视角提供某种新的可能性不过在进行这种批评实践时一定要注意这类女性写作是真正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揭示人民的命运还是像陈晓明所言“美学脱身术”似的仅仅将“底层写作”当成题材创新的一种策略以求突破当前大行其道的美女文学、小资写作甚至女作家如何跨越文化的鸿沟、又是否真的能揭示“底层”真相可以说当前知识界围绕“底层”的这些深刻和激烈的论争对于急于寻求话语突破、对林白等人一片欢呼的女性文学批评来说似乎并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批评实践的话语偏斜与对一种异域思潮的译介热潮相比本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更能显示一种批评样式的学术冲击力因为后者才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批评家对我们“自己”的文学现象发言的能力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异军突起就与孟悦、戴锦华的专著《浮出历史地表》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有一定关系。不过在近年林林总总的女性文学批评成果中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及对其如何影响中国学术界的述评往往占了很大的比例本土文学的具体阐释则似乎有些薄弱如陈志红《反抗与困境》、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宋素凤的《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等新世纪以来获得主流学术界一定认可的批评成果均是以中国西方女性批评史历程的资料梳理及其相应点评见长的。应该说这是与本土女性文学阐释在对西方各流派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具体借鉴和运用方面上的不太平衡相关的。如已有学者经过细致地考察分析发现中国女性主义诗学表现出一种“对社会历史学模式的偏爱”即对注重文学与世界的互动、强调作者性别身份对或读者性别身份的英美女性主义学派表现出了浓厚的模仿借鉴兴趣像新时期以来颇有影响的几部批评专著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林丹娅《当代中国文学史论》、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等均体现出注重对内容、主题、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进行抗拒性阅读的特征且基本仍处在对文学文本、文学人物与文化现象、历史传统、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互释的框架内即关注“意识形态症候”的阅读方式。但是对于深受精神分析、解构理论和符号学影响的法国女性主义学派或许与它们所大力采取的理论资源对中国学者来说较为陌生而艰涩或者它们有些激进而浪漫的主张也超出了我们的认识与理解能力相关中国女性学界则相对淡漠一些反映在批评实践中就是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在形式批评、美学批评、叙事批评方面相对于主题话语或人物形象批评是较为薄弱的。比如若论文本分析的力度与深度、作者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有效化解利用有人说本土的女性批评成果首推的还是《浮出历史地表》起点就是高潮与其说两位作者的水平之高倒不如说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在往后发展过程中后继乏力。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写作理论上“作者中心的实证主义”倾向曾屡遭西方后现代女性批评家诟病比如对于肖瓦尔特所说的“作为妇女的阅读”问题年代的女性批评文论倾向于把女作家和女读者的性别看作“既有的范畴”而年代以降的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标则是研究性别如何通过叙事过程或接受过程产生出来而不是先于这个过程的性别即“不能把性别看作是男女身体的一种本质属性而是看作与特定的男性文化观念和女性文化观念相联系的一整套姿态、体态、立场、变形和情感”。不过这种女性主义的前沿论点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乃至于有学者发现“中国女性主义诗学有较为强烈的实用功利色彩”“它在横向共时性地移植了西方纵向发展的男性文本批评与女作家研究之后就基本上止步不前了”。、批评声音的单一与派别生成的无力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经世纪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七八十年代的理论建树年代以后的话语调整已经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各门各派而每一种批评几乎都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基础上的生成的而一经出现也往往伴随着各种争议之声在女性主义论坛上“复数的女性主义”(feminisms)不仅已成为一种共识还是女性批评向前发展的一种内在理路菲尔斯基甚至说“差异”(difference)才是一种“政治性正确”的学术立场。由于西方女性批评的派别纷争是建立在女性主义的宏阔政治运动和世纪以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叙事学等现代后现代学术资源基础之上的而这些对中国大部分学者来说却有些陌生和艰涩所以对于西方学者所热衷的在身份、性别获得、主体、话语秩序等方面的纷争中国学者往往只能作为一个“译介者”进行资料梳理却很难真正参与其中更无法以这些表征“差异”的理论引导本土的具体批评实践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有些单一和表面。世纪年代针对不无男权痕迹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含混和游移女性学界围绕“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写作”等几个概念是有过一番论争的由于西方现代女性主义观念的输入中国女性学者也逐渐认同了在界定女性文学时“女性主义立场”的重要性不过对于事关女性主义立场的一些理论问题如何为女性主义立场女性主义立场如何获得女性是否本质地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等这些西方女性学界一直纷争不休的话题中国女性批评却似乎并没有再深入追究下去这就使得在中国女性批评内部没有出现持守启蒙人道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之间的明显分野。再如围绕六七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论争可以说是近十几年来女性文学批评界最集中的话题不过同西方女性学界由西苏的“阴性书写”所引发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它是否与生物主义或本质主义相连及、是否又陷入菲勒斯二元对立的框架中相比中国女性学界则主要在私人写作是“看”还是“被看”、本色的女性主义还是暴露隐私迎合男权视点之间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就将论争从女性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之争更多地转向了与男权文化传播机制之间的文化之争。即使与港台地区的女性批评相比大陆女性文学批评也似乎稍显沉闷单调某些尖锐泼辣的“另类”发言往往无法大张旗鼓地出现。如对于“私人化写作”所最为关注的性别、情欲等问题反对者往往从其写作者本人的阶层所属出发将其指认为一种“中产阶级叙事”这也是大陆女性文学批评基本认同的一种看法对于将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其关心思虑的问题相联系的思维我们鲜有提出异议者台湾学者何春蕤却大声发问:“难道我们会因为基层女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弱势而断言她们只能努力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不包括情欲这种日常起码的需求)„„谁有那种权利可以先见地替基层女人决定什么是奢侈什么是亟需的”提及这样一个例子并不想分析谁对谁错、谁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而是旨在说明就是因为有了许多异质杂音的出现一种批评才会形成百家争鸣的丰富绚烂局面。女性主义在中国大陆批评界虽然在理论上被解释成不是铁板一块的差异性构成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是否女性主义”往往是我们关注的重心而很难再深入到“何种的女性主义”层面这不能不造成女性文学批评的声音有点单一。、批评文体的相对匮乏受当代批评的文体意识已有明显提高的影响近年来在批评界方兴未艾的对话体批评、随笔体批评、话题式批评、文化批评等突破学术文论既有文体藩篱的“新潮”批评样式在女性文学批评中也有诸种表现。像崔卫平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等文章将智性的雄辩尝试以感性灵动的文字方式表达出来将学理论述衍生成一种美文式的随笔体批评从而突破了理论文章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学究气。荒林、王光明的《两性对话》、李小江等人的《文学、艺术与性别》则是采用访谈、对谈的方式结合批评者的个人经历和日常感受在最大限度地逼近学者作家的心灵中显示对女性主义的多重理解。戴锦华和王干的一段对话甚至表明了二人对于女性文学不同立场的鲜明“性沟”在一种不乏紧张的“有差异的声音”中彰显了对话体女性文学批评的真正力量。应该说批评文体的发展在突破既有学术规范以更具个性化、大众化的话语姿态推广普及女性主义观念方面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当然或许与中国女性批评所受的整体学理传统相关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美学批评中那种深受后现代、符号学影响的“阴性文体”中国女性批评界还是鲜有话语追随者的。不管是伊瑞格瑞的“女人话”还是西苏的“女性写作”都是从女性身体的独特性出发在努力建构女性力比多―性别获得一阴性话语书写之间三位一体关系的基础上衍生出一整套话语或文本的“阴性”风格并直接应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像伊瑞格瑞批评文字中虚构非虚构、论述抒情、散文诗歌等文体交错相间已很难用传统的文体概念来区分她还善于运用互文游戏、双关语、谐拟与戏仿等技巧强调行文的多义性与流动性。而西苏则往往在理论言说中灌注进充沛的激情并善于将自己个人的经历感悟融会其中形成一种半自传式的批评样式。在她们看来一种鲜明而独特的女性主义批评的文体形式本身就是对菲勒斯逻格斯中心机制的一个重大颠覆与挑战。她们的学说尤其西苏的“阴性书写”理念对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世纪年代的“私人化写作”浪潮与它息息相关。不过这种稍显极端的女性主义文体对女性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却似乎不大。虽然说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潮是否必须通过一种激进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在西方学者中尚有一定争议但是女性主义文体在中国的匮乏毕竟影响到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多样性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从“形式”上对不无男性逻格斯痕迹的批评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三、批评立场的裂变作为一种有着特定意识形态诉求的批评女性文学批评是有明确而独特的批评立场的即女性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从事的批评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而在进行文学批评活动时坚守这一女性主义立场就会壮大女性主义及女性批评的声势否则就会造成女性批评的低落甚至迷失而“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女性文学批评所遭遇的诸种困境或危机从根本上说就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一女性主义立场甚至找不到对这一立场的坚守方式相关。、超性别立场的迷思女性主义内部由于文化位置、认同主轴的不同在一些女性议题的优先顺序上必然会有歧义。由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崛起种族、性别、阶级这西方社会关注的三大话题也异常复杂地纠结在女性文学批评的诸种讨论中撒拉苏雷莉就曾感叹“种族、性别、职业何者为先”由于中国社会种族问题尚不像西方社会那么明显所以中国女性批评在这方面的分歧主要发生在带有更多女性关怀色彩的性别立场与同阶级、道德、人文主义等语词相联系的“超性别”立场之间。“女性主义”在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中并不是一个颇受青睐的语汇不少人似乎更认同张抗抗所说的“两个世界”言说甚至像陈染这样女性色彩浓重的作家也标举过超性别立场而批评界在检视女性文学研究的内在缺陷时性别视角的单一问题也不时被提出来表示质疑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一文中提出的“社会身份疆界说”在世纪年代后期的中国女性学界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正如有人所言西方学者的“超越”性别立场不能被国内学术界做庸俗而狭义地理解一样超性别视角只有在被理解为是对性别问题的一种“深化”而非“取代”时才能对女性批评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否则反而容易消解女性批评的力量。比如面对新世纪前后大众媒体及主流批评界关于六七十年代女性写作叙写“身体”神话、“私人”神话、“女性”神话的过多责难女性文学批评本应该正本清源坚决划清本色的女性主义文本与充斥着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性声音的文化“改写”之间的界限。虽然说对女性写作的批判可能有着某种更为“宏阔”的人文理念或文学理念的支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毕竟是由传统的阅读方式(“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而来的。而借助女性写作的热潮大力推广与女性相关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等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边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进而达到男权批判与文化改造的目的可以说不仅仅是为了繁荣女性创作更是在知识界推广扩大女性主义批评方式、理念及影响力的深度需要。可是当不少女性批评家也事实上认同了主流观点的批判之声时这种女性主义立场并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将问题的症结仅仅归结为女性文学的浮躁媚俗使女性批评成了“无米之炊”是不准确的背离了被女性批评视为基点的对女性主体、妇女利益更关注的性别视角而试图加入有关阶级、道德、理性的宏大叙事才是女性文学批评败北的关键。凯特琳克雷蒙在与西苏的一段对话中曾对她直言:人不能在语言与欲望的层次上搞革命。西苏回答得很妙:人不能不考虑语言与欲望而搞革命。的确具体文本的不尽人意(姑且不论这种“不尽人意”是否来自男性解读)并不能代表女性解放可以绕开文本或欲望领域但现实的情形是似乎就因为“身体写作”由卫慧等人带来的负面形象女性批评就不敢涉足这汪“浑水”了而正是女性批评在为何欲望书写、怎样欲望书写等问题上的无奈与无为给各方其他话语插手“身体写作”以可乘之机。是什么使得女性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流派或方法独立于学术之林呢我认为答案无疑是性别因素。、本土策略的可能与限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是否适用、在哪个层次上适用的问题也是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彰显批评立场的一个重要场所。面对西方女性话语的强势力量本土化、“我们自己的批评”等呼声在女性批评领域可谓不绝如缕而找寻中西女性话语的差异并进而探究一种女性主义的“中国”诗学就成了不少女性学者孜孜以求的一种学术目标如屈雅君在“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的语境差异”曾指出西方女性批评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环境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学术背景三个层面上均有诸多殊异之处。应该说充分考虑到女性主义的异域性与本土性问题对避免盲目搬用西方理论、使批评更切近本土的文学实践是有很大意义的不过批评家在持守本土立场时却不得不考虑到下面几点:()妇女运动、历史文化乃至学术发展史的差异与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方法论的适用性并无多大关联。所谓方法者是要穿透各种表面现象之不同来透视问题本质重点不在处理内容的相似与否而在理论方法是否烛照了以往的未见或不见对一种理论“出身”的过度纠缠反而会降低了它作为批评“工具”的使用价值。()“本土”这一语词似乎包含着一个文化本质化的命题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话语实践与域外、与西方的密切交流已很难说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何谓中国、何谓西方的截然分别甚至有些看似本土的东西其最初的肇始乃至最终的指向却恰恰是西方的在文学理论乃至于文学写作均充斥了太多的西方印痕的当下某些批评家心之向往的那种可以与西方话语平起平坐的“本土理论”不但在事实层面上有点凌空蹈虚在话语层面上也似乎值得再商榷。()若将“本土”应用为一种自卫的话语武器过于依赖它来对抗全球化浪潮有时可能反而会削弱女性主义立场如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gender的中文翻译有些中国学者就不同意“社会性别”的译法而宁愿继续沿用中文里的“性别”之说理由是“中国的‘性别’本身就包含了gender的意思引入“社会性别”的结果是把我们对中国的本土认识搞混了”。如果说拒绝‘社会性别’的引入主要不是出于对女性问题的学理思考(汉语的“性别”一词究竟能否包含gender内涵中的政治性颠覆性)而是出于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需要这种“本土”策略对女性批评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好处。所以我觉得面对西方女性话语的强势力量冲动的排斥同简单的机械搬用一样都是不足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周蕾所说的“既用且批”策略或许更值得我们借鉴。、“文化批评”:突围还是陷落女性文学批评关注文本中的性别建构问题应该说属于当前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化批评的一种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则是特指批评对象从文学文本泛化到文化现象、社会现象的批评。新世纪以来受具有极端色彩的“个人化”女性写作开始落潮的影响女性批评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兴趣似乎有所下降:有人开始潜心于对世纪年代或更早的现当代文本的再研究如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年)就是致力于“对旧文本独具慧眼的新索解”而另一些学者则似乎无法心无旁骛地专攻“文学”或者说受文学边缘化及女性文学批评自身困境的影响有些批评家将关注重心从一般的女性文学转向了与女性相关的社会热点、文化热点。如被称为第三代女性文学批评“领军”人物的荒林近几年最引人瞩目之处并不是她本人在女性文学批评方面又发表了多少精深的研究成果而是她曾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化》、正在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及所主持的“女性主义沙龙”等在女性批评的跨学科、多视角、切人社会文化现场等方面所起到的桥梁作用。理论上“文化立场”的提法在近年来的女性批评界也日渐响起。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在考察女性写作实践时就提出过“文化立场”比“性别立场”更重要《中国女性文化》的出版宗旨中也有“以文化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双重标准为立足点”的字样荒林与王光明的《两性对话》也强调过“贯彻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二合一的标准”。或许“文化视角”的出现对于拓宽女性批评的话语空间有一定帮助而女性批评家对黄静之死、木子美、芙蓉姐姐、超女等问题的追踪也使女性批评有了摆脱学院象牙塔的藩篱直接关注社会的某种可能。但是它真的能拯救瓶颈中的女性批评吗如果“文化立场”只是被空泛地理解为批评对象的扩大如果女性批评的“文化”转向只是因为在文学批评领域遇到了解不开的症结转而逃向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现象如果还没有在理论上建构一套强大的学院体系就强调同大众结缘的经世致用效果在走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广度”的追求是否意味着对“深度”的回避乃至放弃从目前的女性批评现状来看这些担心绝不是多余的。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又是一个极容易被空泛化的对象(以上著述对什么是“文化立场”讲得抽象而暧昧只是提出一些口号、指明一些方向而已)批评主体对自己的话语边界缺乏必要的限制“追踪”式的文化评析方式很难深入到女性文化的腹地而更重要的是它挤占了女性文学的研究空间。如前所述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在政治立场、美学阐释、叙事研究、文体选择等方面尚有太多不足之处在文学批评遭遇“危机”或“困境”时转向浅尝辄止的文化批评只能使女性批评的声音更加脆弱和边缘化。责任编辑绘山

用户评价(0)

关闭

新课改视野下建构高中语文教学实验成果报告(32KB)

抱歉,积分不足下载失败,请稍后再试!

提示

试读已结束,如需要继续阅读或者下载,敬请购买!

文档小程序码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码寻找文档

1

打开微信

2

扫描小程序码

3

发布寻找信息

4

等待寻找结果

我知道了
评分:

/18

浮出历史地表之后

VIP

在线
客服

免费
邮箱

爱问共享资料服务号

扫描关注领取更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