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的成功与失败
“改土归流”的成功与失败,文化?多彩贵州,
范同寿 约1737字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封建王朝为适应对西南民族地区管理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一种既符合中央政府的意图,又为民族地区实际统治者所能接受的行政体制。这种制度的产生,与当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改土归流”也成了势所必然的潮流。
没有在民族地区生活过的人,或许对于什么是“土”、什么是“流”,不怎么弄得明白。但有一点必须知道,那就是“改土归流”中的“土”和“流”指的都是封建时代的职官。那些世代相袭长期掌握着本地统治权的土著首领,朝廷既无力摆布他们,又不愿让他们成为对抗力量,往往授予一定的头衔或职位,这一类可以世袭的官员即史籍中所谓的“土官”。而直接由政府委任,随时可以调整、调动,晋升或免职的官吏,在官方文献中则称之为“流官”。
播州土司的废除,终结了杨氏在这一地区长达七百余年的统治,也宣告了黔北地区“土流并治”局面的结束。这种撤废土司,改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流官进行统治的举措,历史上便称之为“改土归流”。但明神宗并不是第一个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者,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将四大土司中的思南、思州两土司裁废,杀掉了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在两宣慰司地设置八府四州,此举既是贵州“改土归流”的起点,也是贵州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划历史的起点。
从现有的一些资料看来,“改土归流”这个专用词语似乎起于清初。这之前的官吏奏疏或政府议复中,虽有撤废某某土司,改设某某县等语句,并无“改土归流”之说。康熙年间的官方文书中,“改土归流”一语才开始频繁出现。
“改土归流”是一种顺乎历史潮流的举措,这是已为学术界认同的结论。在土司制度下,各地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他们依靠世袭特权,成为土地无可争议的拥有者,于是“租佃土司田地民人,即为土司所有”,被迫接受各种超经济强制。不仅土司的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娶嫁、夫马供之费,无不取之苗民”,甚至“土司一娶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属尚出垫刀钱数百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
明清之际,土司制度的各种弊端显露无遗。职衔承袭时往往因“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遂至酿成变乱”。加上土司上层手握重权,既无追赃抵命之忧,又无革职削地之罚,可以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发展到“云贵川广恒以土司为治乱”的程度。事情演变到这一步,从根本上铲除土司,将其辖地纳入直接统治,便成了封建王朝势在必行的选择。
贵州的“改土归流”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从明初思南、思州的被撤废到清代前期“苗疆六厅”的设置,“改土归流”大都是伴随着血与火进行的,许多时候,统治者的军队肆意烧杀劫掠,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极其深重的苦难。其所以研究者们评价它是一种进步的举措,是因为这场变革顺应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把“改土归流”的成果,全部归功于以明成祖、雍正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也是不尽恰当的。
明清之际的“改土归流”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表面上大的土司是不复存在了,但土司制度并没有被完全根除。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脱离了民族地区的实际,强制性地将所有土司裁废代之以流官政权,而这根本就是一条行不通的路。《清会典?职官》中记载有鄂尔泰的这样一段话:“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无异于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
事实上,除了声名显赫的那些大土司外,在许多中小土司统治地区,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土司的统治。这种情况在四川、云南和贵州都有。一些学者统计,在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大量裁汰土司之后,贵州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土司保留了下来,仅长官司就有65个。
中国自从秦王朝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有效地治理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
族群众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去苛求古人,让明清两代的当权者去制定一种如同今天这样的科学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但也不宜对历史上那场以血和火为代价的“改土归流”,赋予过多的溢美之辞。“改土归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它既是成功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有失败的一面,这一点同样必须看到。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