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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doc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lv绿色的夏天
2017-10-14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三)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四)为了使同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二)在军事上: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四)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六)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小,窃谝痪湃荒暌辉碌闹泄擦焖闹腥嵘希词艿健白蟆钡慕烫踔饕遄谂芍饕宸肿拥拇蚧鳎慌懦庥谥醒肓斓蓟刂狻,诱馐钡揭痪湃甑囊桓鍪逼冢谏虾,逞负献鞔邮赂锩幕硕,痪湃哪甓碌街醒敫锩莸兀,沃谢瘴,埠凸醒胝逃嗣裎保ń逃砍ぃ:炀髁Τふ魇保涣粼谥醒敫莸于,痪湃迥甓略诟,ㄓ位髑还竦痴叮率巳站鸵逵诟,ǔね〔〕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李求实(一九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卷第页)。〔〕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卷第页)。〔〕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卷第页)。〔〕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卷第页)。〔〕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卷第页)。〔〕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卷第页)。〔〕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卷第页)。〔〕见《论政策》(本书第卷第页)。〔〕见刘少奇《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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