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文化典籍藏用制度

论先秦两汉文化典籍藏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论先秦、两汉文化典籍藏用制度 形成的社会因素 (云南 昭通师专) 孙志忠 摘 要: 我国古代图书典籍的管理使用过程，也是我国古代图书管理体制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它和封建政体的成熟同步，集中地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社会结构的多元性，以及封建政治体制完善成熟的进程。我们认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统治阶级政治建设的需要是图书管理从无序到有序发展进程的社会动力。 孔子、刘歆、刘向等人对我国古代图书馆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我们发现:最能代表一个国家，体现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正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并保存下来的文化典籍，它最集中地体现了该民族的精神和意志。研究一个民族文化典籍的形成、发展，积累和传播的过程，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特点，不仅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该民族的文化性格 , 而且对文化财富的继承和使用，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文字图书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可以上溯到夏代的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们虽然内容简单，载体粗糙，形式拙朴，却公认是我国古代图书的雏形，是我国悠久文化历史长河的源头。正是这些刻在粗糙载体上的简陋文字，揭开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史。考察文化发展的进程，我们发现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战国至两汉之际，呈现出一种突然加速的状态，短短的数百年间，不仅完成了文化框架的构建，更重要的是完成了文化和政治的融合，使文化成为封建政治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原始蒙昧的文化状况，到完备而有序的典籍制度的出现，到文化典藏制度的最终形成和完善，它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迈进;图书管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不仅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更体现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以及统治阶级政治体制制度形成完善的历程。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成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极端表现。 我们认为推动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藏用体制完善和发展主要因素是: 一、思想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出现，文道统一的传播需要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统治阶级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实现大一统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对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规范要求。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中心，为统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竭尽所能。图书 档案 肢体残疾康复训练教师个人成长档案教师师德档案表人事档案装订标准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的藏和用也概不例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以孔子为中心，围绕图书藏用体制的建立过程，将中国图书管理的藏用体制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讨论: 一、孔子之前，文化形成的原始积累阶段;二、孔子时期，由于文化传播和论争的需要，开始了自发的图书整理工作;三、汉帝国建立后，为了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并为这种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寻求理论依据，官府直接参与到图书整理中，结束了百家论争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建立了图书档案的藏用体制。 1 一、春秋战国以前，书契档案混同，是图书档案形成的萌芽时期: 图书，人们习惯上是指印刷术发明以后以纸为基本材料，经过制版印刷的出版物。汉朝以前，纸张还没有发明，作为广义图书形式的古代图书是指用文字、图画或其它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知识、表达思想，并制成卷册的著作物。上古时，文字的载体有木石、陶器、皮革、甲骨、金属等物，《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指的就是记有文字的竹木等物，历史上也把这些记有文字的典册称为典籍。 古代典籍，最初同书契、档案混同，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人们要生存，必须从事农牧业生产，因此，对天文现象和气候变化，农事活动的经验，水利方面的知识，以及岁时丰歉十分重视，人们把观察到的东西加以记载，以备日后的查验，就构成了当时农业、水利、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王室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因王事、外交而发布政令、条约，把这些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记载加以保留，当然很有必要;征收赋税、接纳贡物，维护王室的经济收入，也必须保留材料，以供查验与核对;对外征战，必须记功;对外交涉，必须有文字凭证;军事活动，必有军令信物，这些事件的文字记载就构成了最早文书和档案。保留这些材料，一方面是为了日后查考和验证，另一方面也是王室政事活动的重要记录。把上述材料加以保管、整理、编排，以便日后应用，形成一种永久性的收藏。这就是典籍收藏的开始。 远在殷商时代，统治阶级对典籍的收集和整理就非常重视。殷、商、西周及以后的春秋战国，各国都设有史官，负责掌管和记录当时的统治者的言论行为、国家大事，并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历史记载，周代已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之设。五史各司其职，既分工，又合作，大史掌管国家的重要法典，小史为大史辅佐，掌握皇族谱系，内史掌握人事行政管理，外史以四方为对象，收存“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制作诏文并予收藏。虽然“五史”并不是专设的图书机构、客观上却起到了搜集、保存和整理图书的作用。 西周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图书储藏已经相当丰富。周王朝不仅设立了存放档案书籍的库房，如“天府”、“盟府”、“周室”等，用来保存周王室和各诸候国之间比较重要的文书档案。同时，为了治理政治事务，记录朝廷时事，办理王室公文，传达政令，掌管文书、档案，周王室还设置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史官分工较细，分别掌管着不同的事务，各司其职，因而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典籍。西周末期，各诸候国仿效周王室，设立史官和藏书之地“公府”、闾府”、“州府”等。中央藏书之外，出现的地方藏书，收藏面更宽，内容也更加丰富，因此，周代史官的收藏一直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图书馆档案的起源。 二、战国时期，社会发展对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孔子删定诗书，将我国图书档案的管理使用从无序的原始状态推进到有序状态，为文化繁荣和文化大传播做了积极的物质准备; 周王室东迁以后，奴隶社会开始动摇。春秋战国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会各阶级相应地发生了转化，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代替奴隶主贵族阶级,“士”人阶层逐渐形成，并登上社会舞台。由于“士”来源于社会各阶级，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他们出生不同，立场不同，对变革时期社会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代表不同的阶级，面对现实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他们代表自己所处的阶级发表各自己的政治见解，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要求，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也纳“士”为己所用。由于“士”人阶层的积极参予，“文化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逐渐形成。限于当时水平，文化传播虽然摆脱了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原始状况，但由于书写和传播手段原始 2 简单和粗糙，造成了文化传播不畅，错讹十分严重的现象，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文化的大传播，也给大争鸣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对文化典籍进行整理、规范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只有规范的文化才便于传播，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校书情况如何，限于资料已不可能考察得很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众多士人和藏书家中，孔子无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教育家、思想家、文献学家，春秋时收藏和整理典籍最著名的人物。他进行教学，传授六艺，必须有前代典籍作参考;而教授弟子，必须有比较正确的文本，这些都促使他对典籍进行整理和规范。 孔子对商周文化典籍的整理，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孔子用多年时间，周游列国，遍访先贤，博览群书，数次向周朝柱下史老聘(老子)请教学习，广泛系统地搜集了鲁国、宋国和周王室的藏书，使个人拥有资料达到空前的规模和数量。晚年时，他一边聚徒讲学，一边系统地对先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使之系统规范，孔子对文化整理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典籍上。孔子不仅使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典籍有了一个规范的文本，还使这个文本一直影响了其后二千多年中国文化进程的发展，孔子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圣人”。孔子的文化整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文化整理活动，是在没有官府参予的情况下的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个人整理，迈出了中国古代文化整理关键的一步。 孔子对文化整理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春秋以前只有史官才能著书的传统，使文化从一种高雅摆设转入到大众习用之中，扩大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加速了文化的繁荣和创新。由于官私著述同时传播，“使天下之书，不可计数”，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的开拓和丰富。 私人著述和私人藏书、评书活动的出现，以及各类图书流通传播，对秦汉及以后各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古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形成时期，其特点是收集整理为主，读者少，范围窄，但却为以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完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西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形成，对社会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汉成帝命刘向父子校书，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意识的控制，从此文化的发展被纳入到封建统治的整体轨迹之中;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尽收天下之书聚之咸阳，数量和规模都极为壮观。为了规范政治和言论，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者、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论今者族。”焚书坑儒结束了战国以来极其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还使得许多珍贵图书资料失传，不能不说是文化发展史和图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汉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策上作了一系列调整，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一方面又“约法省禁，轻田赋”，以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的思想，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汉惠帝正式解除挟书禁令，“大收篇藉，广开献书之路”，民间藏书成为合法。武帝时，汉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思想文化摆脱了停滞不前的状态。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思想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兴太学、设学官、立五经博士，经学成为了士人仕进的阶梯，儒学因此得以大兴，文化和政治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完成了对思想的统治。武帝以后，经昭帝、宣帝、元帝至成帝，官府藏书有了较大发展，数量十分可观。刘歆评价说:“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争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古代以来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帝国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 3 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汉成帝令刘向、刘歆校书，一方面是对先秦学术文化的一个全面总结，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整理藏书，规范版本，以利于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巩固。 仅西汉，对官藏图书的整理就达五次之多。第一次是汉初时，“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遣有专长的官员，一面整理图书，一面汲取可用的资料，以制定出符合统治者要求的法律政令及各项制度。第二次是“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汉志》)，“凡百八十二种，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种”(《汉志》)。第三次是武帝遣杨仆整理散逸兵书，“纪奏兵录”(《汉志》)，杨仆所奏的兵录，实际上就是兵书目录。第四次是宣帝命后仓等人在曲台藏书阁校理图书，第五次是成帝时鉴于“经或脱简，传或简编”(《汉书?刘歆传》)，不整理极易使简编烂绝，于是派刘向等人再次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由其子刘歆继其父业，继续校理。刘向、刘歆先后领导校书达三十多年，共校定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志》)。这是继孔子删定“六经”之后，政府参予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一次惊人的壮举。图书编定后，刘向又按各种著作的内容和该书的宗旨，作者情况等，写成一种解题性东面，供皇帝参考，这种图书解题汇编成集就是《别录》。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提要目录和分类目录，其图书著录的完善，叙录图书的方法，推荐图书的技巧，都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政权先后建立九处国家图书馆，其中正阁，广内，秘室三处，设于内府;兰台、石室、石渠阁，天禄阁、麒鳞阁、曲台六处设于外府。内府的图书秘籍，由御史中丞和中书令兼职管理;外府的石室所藏的图书，由太常和太史令兼管;外府的天禄，麒鳞、曲台三处藏书，由整理图书的博学学士兼管;石渠阁所藏，由博士兼管。可以看出，西汉时已将图书、档案分开，并实行专人负责。我国档案管理的雏形大概也始于此。 虽然，汉代官府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其出发点是封建政治建设的需要，它所编定的经书，是以确定儒家独尊地位为目的的。客观上却切实有效地推动了封建文化的发展;对早期文化遗产和文化成就集中整理，既是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清理，也是对当时文化成就的检阅，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当时和后来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政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汉代图书整理与编目，对我国图书馆、图书馆学、目录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官府藏书由于汉代全面建设，长期整理，编定目录，规范次序，大大提高了图书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发展的基础。此后，历代王朝都依汉代故例设立专官，采访遗书，整理收藏，利用藏书培养皇室宗亲和士大夫，并修撰史书、地志，编撰皇朝典章制令;其次，汉代图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开创了我国图书整理与编目的组织工作程序，丰富和完善了封建社会图书馆学的内容。其整理方法和技术甚至影响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图书馆学，有些方法和技术，如校书程序与方法，对我们今天整理古籍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汉代图书整理和编目工作彻底结束了我国古代图书管理的无序状态，开创了我国图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的新时期。 至此，我国古代图书管理使用及图书馆建设在若干人士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形成自己独有的规律和特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近代以后，又充分吸收西方图书馆经验和管理方法,诞生了现代图书馆。 上述中，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图书管理从无序状况到有序状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和发展过程，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化传播发展的需要，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图书管理从无序到有序发展过程的核心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4 参考书目: 1: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7月版 2: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3:白寿彝 《中国通史纲要》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4: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宓 浩 《图书馆学原理》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年版 6: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作者简介: 孙志忠 39岁 四川重庆人 昭通师专图书馆馆员 中职 联系地址:云南 昭通师专图书馆 孙志忠 联系电话:(0870)2226778 邮 编: 657000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