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差异以及隋唐时期文化走向统一
人教111 刘莉荣 1014011136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由分到合、文化呈多元走向的时代,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中古历史重要的转型时期,它在文化上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便是兼容并蓄、浑融整合,呈现出“汇纳百流,浩荡奔腾,洋洋大观”之多色调景象,熔铸了隋唐时期独特的文化范式和审美理想。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
1、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孺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棋式已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拨的文化多元发展。其中既有儒、玄、释、道二学二教的相争相补、胡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整合,而且还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相互并立与相互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确乎面貌大有差异,此种情形淋滴尽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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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它们各自的子系统上。
1、经学方面——北方沿袭两汉旧经学,南方上接魏晋新玄学
汉代经学嬗变为魏晋玄学,门阀士族的南迁,将玄学主流也带到了江南地区。一时间,玄学清淡之风盛行江南。与此同时,玄学在北方却几近绝响,一般以汉代经学为主。南方文士大多濡染玄风,释玄兼综,儒玄“通达”,经学上注重义解发挥,探寻玄学义理。而北方的学术,则仍严守汉儒师法,注重名物训诂,以章句集注疏通经义。北儒学祟实际, 不尚空言, 耻谈新理, 基本上恪守东汉经师之家法, 以训话章句说经。南儒学则重思辩, 轻实沽, 热衷言新理, 喜以义理说经。“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1]“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2]南北面貌大不相同。
2、佛学方面——南方偏尚玄学义理,北方重在宗教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亦分为南统与北统。南方上承魏晋以来的系统,偏尚义学。讲才之“义理”。北方下启隋唐以后的宗派,重在宗教行为,重视“坐禅”、“苦行”一类宗教实践。[3]“宋声、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尚淳。谆 则寡不据于道,华则多游于艺”。[4]神清所论,大致概括了重思辩的南统佛学与重实践的北统佛学的不同特点。南方的僧人在佛教“义学”之外,还兼通儒学、老庄。北方僧人承袭汉代“佛道”遗风,也与儒学经师发生关,但不密切,他们倡导致用力行,也用谶纬和阴阳术数。最初翻译佛教经典的文体也南北风貌各异。南方佛经译风文体较为华丽。北方佛径译风文体质而朴实。实质即北方的质朴与南方的浪漫。
3、文学方面——北方舍文尚质,南方抒情创新
南方文学以诗见长,重视抒情,重视形式美, 重视创新。诚如刘勰所言:“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5]北方文学舍文尚质,叙事简直,偏长于发展应用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6]
4、艺术领域
在书法上有北碑、南帖两派。北碑即魏碑,以朴素道劲为主,以方严为尚。南帖即晋帖,以清丽潇酒为主,以流美为能。在美术上,南北画风各不相同。北方绘画风格粗犷,出现了完全以色和面代替墨和线的作风。南方绘画则风格细腻,诚如张彦远所言:“细密精致而臻丽”。[7]音乐亦有“南音”、“北音”之分。南朝之乐,多用吴音,北国之乐,仅袭夷虏。以声而论, 则关中康德涵所谓:“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8]
除此之外,南北方的民风也大相径雇。北人情刚,多风云之气, 南人情柔, 多儿女情长。北人情刚,大有男性气概。南人情柔,社会崇尚的竟是阴柔的女性美。对待生活,南人、北人也大不相同:北人注重实际人生,亦以生活家计为言。江南奢侈,充分享受人生,一般民众亦生活浪漫。
以上表明了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的特质差异: 前者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后者重朴祟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一股阳刚之气。总体上言,南北文化的风貌存有一个大致差异。
二、隋唐时期文化是如何走向统一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统一的、强盛的封建王朝。隋唐文化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化,成为文化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篇章。隋唐文化同以往古代文化相比较,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超越前代,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
1、继往开来,南北交融
隋唐王朝的空前统一和强盛,开创了文化大发展的崭新局面。首先是造就了一代文化素质比较高的新人。[9]隋唐王朝的空前统一和强盛,开创了文化大发展的崭新局面。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化,并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促进历史发展的隋唐文化。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背景下,隋唐文化以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势,不仅使中西荟萃,西域文明在中原长安、洛阳等地广为传播,而且打破了南北文化的界限,做到了南北交融。史书编撰,不论出于国家史馆,或者私人所修,都不再南北各有偏袒。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意“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10]的修史成果,由他开始、其子李延寿撰成的《南史》、《北史》,纠正了以往修史的地域偏见。儒学的发展亦需要统一。唐太宗在治理国家初见成效后,便着手统一儒学。至永徽四年(653年)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11]从此各类学校有了统一教本,科举考试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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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南北方的萃萃学子、达官贵人、诗人、散文家,云集长安、洛阳等地,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宴请亲朋,吟酒赋诗,相互学习,彼此切磋,从而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2、胡汉结合,异彩纷呈
隋唐文化具有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其胡化倾向十分明显。隋唐加速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步伐。其主要原因,一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造就的;二是统治者竭力推行各民族融合的政策促成的。太宗推行视胡汉为一家的民族政策,因而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隋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肇始于隋代,兴盛于唐朝。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38年(581一618年),但隋场帝对西域的经营颇有成效,在汉魏以来通西域的基础上,使西域诸国的文化在中原地区得以继续传播。中原的华夏文化亦对西域诸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胡、汉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12]中原的华夏文化亦对西域诸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胡、汉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至唐代前期,中原文化的胡化倾向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其一,婚姻礼俗受鲜卑、突厥等族的影响。其二,喜吃“胡饼”。其三,男女臣民俱喜欢穿胡服、戴胡帽。史实证明,唐文化的胡化倾向确已相当普遍。但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并没有被“化”掉,而是更加辉煌灿烂。一是因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来是相互交叉进行的。在胡、汉交融的过程中,某些胡族文化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二是在胡、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以儒家经书为代表的传统意识形态,始终在起主导作用。在西域乐舞传人中原的同时,中原的儒学也传入西域。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设置“安西四镇”,华夏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就更加广泛了。至于那些人居内地的胡人和胡人后裔,在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氛围中,习学儒学,满腹经纶,年深日久,耳濡目染,也就逐渐“汉”化了[13]。结果胡、汉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大唐文化绚烂多姿,异彩纷呈,充满生机。
3、三教鼎盛,共同发展
在隋唐23位皇帝中,只有个别皇帝如隋文帝不悦儒术、唐武宗重道灭佛,其余21位皇帝尽管对儒道佛三教的态度不尽相同,因不同政治需要各时期三教的排列次序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说,大都尊儒崇道信佛,推行开放的、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学在治国安邦上的作用。唐高祖李渊“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11]太宗更认为儒学和统治者的关系,就好像是水与鱼、翼与鸟的关系,“失之则死,不可暂无”[14]。他还尊称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在他的扶持下,儒学得到很大发展。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推行过三教并蓄,三教兼用的政策。统治者的这种政策,促使三教鼎盛,共同发展,因而带动了科举、法典、体育、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科学技术、历史学等各种文化的蓬勃向上,争奇斗妍。
总之,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南北文化存在着差异。隋唐文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方诸国,都产生过巨大影响。隋唐文化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而且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形成世界公认的环太平洋的“唐文化圈”。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自豪的。
参考文献:
[1]《世说新语·文学》
[2]《北史·孺林传序》
[3]《洛阳伽篮记》
[4]《北山录》
[5]《文心雕龙·明诗》
[6]《北史·文苑传序》
[7]《历代名画记》
[8]《曲藻》
[9]《隋唐文化史》第十章《隋唐人的文化素质》
[10]《北史》卷100《序传》
[11]《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
[12]《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13]《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
[14]《贞观政要》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