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小传

唐长孺小传 将无同:走近唐长孺 转自“往复”: ;thr eadid=19833 走近唐长孺 【这篇短文以前曾发在网上。今年武汉大学要出纪念唐长孺先生去世10周年文集，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收录本文。编辑者嘱我修改、补充。以下贴出来的就是这篇修改稿。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大改了，只是尽可能把“贴子体”改成“文章体”而已。本文题目是“走近唐长孺”。近日读蔡鸿生先生《仰望陈寅恪》。该书引言称:“书名突出‘仰望’二字，不仅表示敬意，也不止是对熟语‘走近’的舍弃，而是别有所指。”看蔡先生这段话，突然醒悟到“走近”二字是有些俗气了。但改成什么呢,似乎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来。“仰望”虽非“熟语”，但感觉上似乎比“走近”也强不了多少。又，周、田二先生挽联下联我记不准确了，文中所引是从网上搜来的，可 能仍不够准确。】 唐长孺先生去世后，周一良、田余庆二位先生曾合写一挽联悼念他。上联是:“ 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下联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上联的意思是说，治魏晋隋唐史，陈寅恪先生之后当首推唐长孺先生。周、田两位先生与唐先生一样，也都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一流学者。他们对唐长孺先生学术地位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既符合事实，也体现出了真正学者的胸怀。此联精彩，所以 广为流传。 唐长孺先生的主要论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书兵志笺正》、《三至六世纪江南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居存稿》等。 唐先生的史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各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民族问题、学术、中西交通等等，各个方面几乎均有重要论述。而单就魏晋 南北朝史而论，他的贡献应该说是在陈寅恪先生之上的。 两年多前，我的研究生初入学时，我曾要求他第一学期重点读唐先生的论著。他问我:“唐先生的哪篇文章最好,”我没有回答，一来“哪篇最好”，这是个见仁 见智的问题，不好说，二来我是怕他偷懒，怕他只去读我称赞过的文章。 我们知道，优中选优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我选择的话，我最喜欢的唐先生的文章或许有如下几篇: 一，《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二，《清谈与清议》。三，《读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四，《南朝寒人的兴起》。五，《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六，《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须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这几篇文章就一定是他所有文章中最重要的，只是觉得这几篇文章比较能反映出唐先生的敏锐与机智。赵至这个人物在西晋历史上一点也不重要，一般人看到他的传是不会太留意的。但唐先生读书却非常仔细，《赵至传》中的各种异常之事，他都注意到了，并且给予了合理的、可靠的解释。唐先生这篇短文大概也就三千多字，但文中所展现出作者目光的锐利确实令人叹服。《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也有类似的特点。范长生对于巴氐李氏的建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文中说:“李雄对于范长生的尊敬是为了他挽救了自己的危机，本不足怪。但是范长生何故要支持李氏,他是涪陵人，为什么住在成都附近之青城山，并拥有部曲,为什么他与徐轝的归附便能影响成败 局势,即使为了感恩而给予特殊尊礼，又何至要让长生为君,徐轝的地位相同，为什么没有象范长生那样获得尊重,”在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一连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并最终从民族、宗教诸方面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清谈与清议》一文篇幅不大，作者从这两个词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用法入手，一直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到了玄学的起源。在读《抱朴子》一文中，唐先生从江南的“书法”、“语言”、“哀哭”、“居丧”四事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宏大的场面，最终揭示出南北学术文化的不同。《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讨论了晋宋之间士庶区别日益严格的现象。唐先生不为现象迷惑，反而发现了恰好与现象相反的事物本质。他说:“士庶区别的严格化发生在此时正因为士庶有混淆的危险，所以这里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相反的倒是由于他们害怕这种新形势足以削弱甚至消除他们长期以来引以自傲的优越地位。”此外，文中还把南朝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之事与寒人的兴起联系了起来，表现出作者极丰富的联想能力。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没有曲折的考证，只是根据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实就把汉魏之际大姓名士的作用以及这一群体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作者说:“从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去世，何进辅政，到初平元年(190)春山东兵起，为时不到一年。大姓、名士曾经是何进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藉讨伐董卓之名，乘机割据的又正是他们。他们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一般认为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意在反对名士清议，而唐先生却发现了另一面。他说:“但是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进而，唐先生又把这一认识与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现联系了起来。他说:“制度是由陈群建议，延康元年颁布的，但建安年间实际上已采取这种办法，只是既不是普遍推行，更没有形成制度而已。曹操用颍川人即由荀彧荐举，荀彧岂非就是颍川中正麽,用荆州人由韩嵩条列优劣，韩嵩岂非就是荆州大中正麽。我们认为九品官人法既是创举，又是传统的大姓、名士品评人物、主持乡议的继续与曹操全部选举政策的继续。”这实在是精彩之论。曹操用人政策与中正制度通常被理解为截然对立的两端，后者是对前者的背叛。而唐先生利用最基本的史料，就突破了成见，指出表面看似对立的两端其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中正制度的出现就不再显得那样突如起来了。我想，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尤为可贵的是，他得出这个结论，完全是出自对一般史料的敏锐分析，而并没有新资料可以依靠。通常地，越是一般性的资料，越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高手却往往能 在这种地方展露风采，于一般之中看到不一般。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这个领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首先是精致处理材料的能力，要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其次，还得具备“小中见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没有气魄，也无法解决大问题。在这两个方面，唐先生都是非常突出的。写到这里，我就想起了陈寅恪先生几十年前的一段话。他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我觉得，陈先生的上述认识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当时甲骨文等新材料的发现给学界以很大震动，学者们特别重视、特别强调新材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新材料的强调似乎也不可以过分。因为从道理上讲，没有挖出来的新材料总是有限的，总有穷尽时，若学术研究必须依傍新材料始能前行，那岂不是说学术研究也有穷尽时,比较而言，我倒觉得新问题更重要，有了新问题，就有了新眼光，于是旧材料就有了新意，就变成了新材料。其实陈先生自己的学术贡献主要还是来自于对旧材 料提出新解释，而不是依靠新材料。在这方面，唐长孺先生也是如此。 唐先生的风格显然是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他自己的诗也可以做证。1988年夏，中山大学首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唐先生因故未能参加， 题诗三绝赠给大会。诗曰: 燕子翩翩王谢堂，穹庐天末见牛羊。 西凉舞伎龟兹乐，收入毫端说巨唐。 胜义微言若有神，寻常史迹考文新。 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钱、王?作后尘, 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 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戊辰初夏中山大学召开纪念 寅恪先生学术大会敬赋三绝 后学唐长孺 【?唐先生原注:“钱竹汀、王西庄”。即钱大昕、王鸣盛两位乾嘉大师。】 唐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尊重如此，而陈寅恪先生对唐先生也是十分尊敬。1955年， 陈寅恪先生收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曾给唐先生去一信。信中说: 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 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所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藉博一笑。专此复谢， 敬颂 著祉 寅恪敬启 九月十九日 上述书信往来还不是陈、唐的初次交往。早在49年以前，唐先生评教授职称就是由陈先生审查通过的。据说当时唐先生的论著还未出版，提供审查的是《唐书兵志笺 正》手稿。凭一册未刊手稿，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了。 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他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阎步克先生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起研究者在学术上成熟的标志。他认为分寸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 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向你娓娓道来。他非常谦虚，而且这谦虚一直持续到身后。他事先给自己的墓碑写下了碑文。那碑文说:“生于吴，没 于楚，勤著述，终无补，„„” 我与唐先生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两封信。第一次通信是在1987年。当时遵父亲嘱咐，我把自己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寄给了他。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中还让我代他转达对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的问候。当时我很不用功，也缺乏责任心，常常是醉生梦死，大概是忘了转达他的问候。第二次通信是在他去世那年。当时我正在写一篇短文《南阳士与中州士》。文章已经有了初稿，但距离发表还要有段时间。我知道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不可能看到这篇文章了，所以就写信给他，一是慰问，二是扼要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这时的他，因为双目失明，早已不能自己阅读了，我的信是由他的助手读给他听，回信也是由他口授，助手来写，他只是签了名字。在信中，他还为我的文章操心，提了很好的建议。我曾经想把这信附在文章后面，但又怕人说我拉大旗做虎皮，所以考虑再三，最后还是 删了。 唐先生的《论丛》及《论丛续编》、《拾遗》诸书，我都是在当学生时买的，因为看的次数太多了，破损严重，但我仍然不愿意换新版的。20多年来，各个时期自己批注的文字都在上面，偶尔翻看，感慨颇多，总觉得这20多年里，我一直在与他 交谈，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也是如此。 生命不息 奋斗不已 -----一柱心香忆唐长孺先生 作者:mochengtang 余生也晚，弱冠负笈武汉大学历史系时，唐先生早已仙归道山，未能一睹先生风采。唐先生已离开我们9年了，然先生之风范、学识却时时萦绕心头，激励着我们这些献身于中国史的后学。 先生1911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平望镇，1944年来我武大，从此整整半个世纪躬耕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以深厚的根基、过人的见识、严谨的学风，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得出一系列极富启迪性的结论，开辟了一大批颇具潜力的新课题，在陈寅恪先生的基础上把本领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与陈寅恪、周一良、王仲荦、岑仲勉诸先生一道被中外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这一领域的泰山北斗。在他逝世后，北京大学周一良、田余庆教授合作挽联:“论魏晋隋唐，义宁(陈寅恪先生)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称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我们日本中国史同行最尊敬的师长，他的学术及其为人将永远为我们日本学者所怀念”。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温电传挽联“六朝隋唐，发挥史识，高昌文书，开拓新域”。先生应中华书局之邀，历时十载，主持点校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 书》、《北史》)被公认为“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和范本”，享有“南唐北王”之誉(北王指已故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他历时10余年艰辛完成了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公之于世，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他在武汉大学创办了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曾两度出任系主任，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奠定了武大历史系的地位。 生命不息，奋斗不已，这是对唐先生一生孜孜不倦的学术探索的极好写照。抗战时期，唐先生颠沛流离，甚至为了生计而不得不靠译稿为生，遂有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的《富兰克林自传》。抗战期间，武汉大学因战乱西迁乐山，条件艰难，资料又多散失，加之唐先生高度近视，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就着微弱的桐油灯光，熏着浓浓油烟，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这就是五十年代经修改整理而成的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先生亦因此近视日甚。该书一出，海内外反响强烈，陈寅恪先生看后评价:“(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荀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多次讲到他在感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已走到尽头时，读了唐先生的文章后“豁然开朗”。继《论丛》之后，唐先生又陆续写出了《论丛续编》、《三至六世纪江南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学术上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被邀点校北朝四史。可以说，此时的唐先生已功成名就，成为史学大家。先生完全可以凭借这一资本安度余年。但是相比于许多学者成名之后，或吃“老本”，或走“大路货”，或陷入空谈，唐先生又以执著的追求，敏锐的眼光，于1975年奔赴新疆同朱雷等弟子投入到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中。在通往千佛洞的茫茫库车古道上，谁能想到，手扶拖拉机上满身尘土的老头儿居然就是唐长孺先生呢,由于路途颠簸，唐先生因视网膜脱落而右眼失明，被迫住进医院达5个月之久。甫出院就投入到工作中，面对字迹潦草、墨迹斑斑的缩微胶卷，右眼失明的唐先生借助放大镜，在强光下辛苦地分辨，其劳累艰难不言而喻。唐先生要一点一点地抄写，每辨认一个字都要花很长时间。看完了胶卷，还要同文书相对照。吐鲁番文书是因地下墓葬而发现的，千年沉积，尸臭弥漫，血迹斑斑，还夹杂着无以计数的细菌病毒，每一个整理工作者开始都会手肿，更何况已近70高龄的老先生呢,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从小生长在江浙水乡的唐先生来到茫茫大漠，又刚刚出院，生活上很难适应。早上稀饭馒头，中午吃食堂，只能在晚饭时吃着由朱雷教授亲自下厨为恩师做的一餐勉强还凑合的食物，十年如一日，但唐先生没有怨言。还有什么能比学术更重要的呢,先生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领导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夜以继日地校读编纂。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先生的威望与学术水平，如此浩繁艰巨的工程在短短十年之内是难以完成的。 那么先生的治学风格又是怎样的呢, 宏观指导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在唐先生这里得到充分发挥。唐先生的治史基本路径可概括为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的实证方法相结合。唐先生从不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居，但他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的典范。即使是在那个最“左”的年代，他的论文也从不用马克思主义“贴标签”，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是作宏观上的指导，并且 运用得毫无痕迹。他是发自内心地深刻体会到要想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学生都知道先生必要求他们先认真阅读《资本论》。“文革”前曾经批判、贬斥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但唐先生始终坚持实证，历史也证明实证始终是本门心法，只有在实证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是靠得住的。他认为实证本身就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就是唐先生这种治史路径而被后学奉为典范的杰作。 溯源思变是唐长孺教授的又一治学门径。先生每研究一个问题，必广泛搜集和详细占有材料，然后缜密考证，去伪存真，精深分析，孤证不信。虽长于考证但又不止于考证，更不为考证而考证，而是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证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先生早年本治宋元史，并作出了一定成绩，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必须溯至隋唐乃至魏晋南北朝方能解决，因此他转攻这一领域。但是他又不囿于这一界限，而是上必溯至汉，下必考至宋。这种学风有力地纠正了史学界长期以来所谓“明史不清，清史不明”问题。 第三，唐先生从世界史的视野里研究中国史。熟悉唐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家楼上住着著名的世界史大师吴于廑先生，因此吴先生家中总是洋溢着二位先生热烈的争执讨论之声，这一中一西两位大师碰撞在一起，好似一场中西文化的大融合。唐先生运用吴先生提出的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总结西罗马的灭亡和蛮族入侵，对比同一时代五胡乱华的中国，坚持自己对中国古史分期中魏晋封建说的看法。他对西文化、电影、小品、戏剧无不涉猎。不仅如此，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唐先生英文功底也很好，前面提到他曾翻译过《富兰克林自传》，在有关富兰克林传记的多种译本中，1956年三联书店仍选择他的译本再版。20世纪70年代主持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时，唐先生在故宫城隍庙里办公，正值余英时教授率领美国一个“汉代学术访问团”抵京，余先生邀请唐先生参与撰写《剑桥中国史》，唐先生却以外文水平不好婉拒，其实先生的外文水平从上文便可见一斑。 唐先生一生不重虚名，严谨踏实，20世纪50年代评一级教授时先生不要，而只要一个二级。20世纪70年代又被评为一级教授时，唐先生说，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杨向奎先生都还只是个二级，我怎么能评一级呢,其谦逊淡泊如斯。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的张弓教授曾为他立传，但唐先生看后却不让发表，他教导学生不要“图虚名而受实害”，严格要求学生对基本史料的阅读和目录学的掌握，告诫学生不要为了功利而发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文章，以防学问做得不深，路子走歪了。 可是，这位一生为中国学术奋斗不息的老学者病危后，在同济医院却连一间单人病房都不能得到。先生无怨无悔，在“文革”风雨中，在库车古道上，都挺过来了，这点名利、委屈又算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个真正学者来说，只要不剥夺他从事学术的权利，只要他的学术生命能得以延续，又复何求,1994年10月14日，这位老学者静静地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历程。但是先生的学术生命却得以延续，他 培养出来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泽咸、朱雷、高敏、黄惠贤、陈国灿、张弓、王素等，都接过先生的接力棒坚定而执著地走了下去。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于先生，相待也久矣。“过尽千帆皆不是”，何处能再觅先生的音容貌, 注:本文得到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朱雷教授、唐先生之子唐刚卯的大力支持和审定，特此致谢。 ______<珞珈青年报>2003年4月15日，第3期，总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