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城内国军士兵的壮举与惨剧
坊间传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一位潜藏在南京的无名勇士,携枪摸进日寇第16师团宿舍,击毙十多名熟睡的尉级军官。”
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南大张生”则回应称:
“一,这是编造的;二,日本右翼一直说,中国…残败兵?威胁南京治安,所以才要搜出来杀掉。”“故事看似爱国,实在是替人张目”。
大屠杀期间,滞留在南京城内的国军官兵,其真实情形究竟如何?
一、零星的壮举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国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则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
这些留下的守军与南京市民,自发地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上述“南京中国军人摸进日军16师团宿舍、击毙多名日军的故事”,即为一例。
该例所据史料,系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的回忆。奥宫说,在南京下关地区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一名日军士官。这名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二、被俘遭杀的惨剧
因缺乏有效组织,上述抗击总体上来说是零星的。
大多数滞留官兵放弃了抵抗。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说: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 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 不料竟有一万多人。”
部分滞留官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据回忆材料所示,自12月12日晚开始,滞留士兵开始化装易服。国军幸存者回忆,初时,南京市民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
“(市民们)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又复有人直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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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但目睹日军暴行日增,市民们“顿悟前非”,转而对国军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个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待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
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官兵,大都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⑧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但日军一直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国军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宣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⑨
总体而言,“南京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国军官兵,大多数被俘虏并遭到屠杀。究其原因,一是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二
是官兵失联,互不信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是国军官兵普遍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估计不足,误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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