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中国昆虫文化论文

[小学]中国昆虫文化论文 中国昆虫文化论文 中国昆虫文化论文.txt43风帆，不挂在桅杆上，是一块无用的布;桅杆，不挂上风帆，是一根平常的柱;理想，不付诸行动是虚无缥缈的雾;行动，而没有理想，是徒走没有尽头的路。44成功的门往往虚掩着，只要你勇敢去推，它就会豁然洞开。中国的昆虫文化 [摘要]本文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虫文化现象。有关昆虫的物质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昆虫的食用、昆虫的药用、昆虫的养殖、虫害的防治等方面;有关昆虫的精神文化层面主要由昆虫的神话与神化传说、昆虫与文学、昆虫与绘画、昆虫的崇拜、昆虫与民俗等构成。 [关键词]昆虫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现象 [目录] 一、物质文化方面 (一)昆虫的食用 (二)昆虫的药用 (三)昆虫的养殖 1(蚕的养殖 2(白蜡虫的养殖 3(蜜蜂的养殖 (四)虫害的防治 二、精神文化方面 (一)昆虫的神话与神化传说 (二)昆虫与文学 (三)昆虫与绘画 (四)昆虫的崇拜 (五)昆虫与民俗 1(斗蟋蟀 2(养鸣虫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昆虫是一种比人类资格更老的生物，它早在三亿四千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进入全盛期也已有七千多万年。人类 的祖先在与自然界中的昆虫发生联系，在实践中发明或发现对昆虫资源的利用，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昆虫除了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关联外，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精神生活、民俗活动等方面，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昆虫文化现象，本文对此进行概述。 一、物质文化方面 昆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最早应该是发生在物质领域，是对昆虫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昆虫的食用 据古代传说早期先民过着“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1]等饮血茹毛的艰苦生活，这里就应当包括对昆虫的食用。在殷周时期昆虫就是当时上层人享用的食品。《周礼?天官》有“祭祀，„„蚳以授醢人”、“腵修蚳醢”的记载，“蚳”是指蚁卵，“蚳醢”是指用蚁卵制成的蚁子酱，说明周代已有昆虫食品蚁子酱。《周礼》还记载蝉和蜂是当时帝王宴席的美味。自此之后，昆虫则是历代人美食的佳品。汉魏六朝时除仍食蚁、蝉外，还食用蝗、桂蠹、绀蝶和蛴螬等。《汉书?南粤王传》记载当时南粤王赵佗的贡品就有桂蠹，唐代人颜师古称“此虫食桂，故味辛，而渍之以蜜食也。”蛴螬即地蚕，白色，甚肥嫩，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称其可“杂猪蹄作羹”。唐宋时人还食用蟠虫、天虾等昆虫。元明时期食蚕蛹、蜻蜓、蝗虫等，元吴瑞《食用本草》称“缫丝后蛹子，今人食之，呼小蜂儿。”《云南志》载“澜沧、蒲蛮诸地，凡土蜂、蜻蛉、蚱蜢之类，无不食之也。”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对明清之际昆虫的食用记载甚为详尽，中有蜜虎、龙虱、洋虫、棕虫等。清蒲松龄《农桑经》记载当时山东人食用豆虫的习俗，“豆虫大，捉之可净，又可熬油。法以虫掐头，掐尽绿水，入釜少投水，烧之炸之，久则清油浮出。每虫一升可得油四两，皮焦亦可食。”由上所见，人食用昆虫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人食用昆虫的方法大多是油炸、煎炒、蒸煮等法。现代人食用昆虫多种多样，山东河北人食用油壳螂、河北人还食用蝇蛆，徐淮地区人则食用蝉、蝗虫、蝈蝈等，云南傣族人盛行食竹虫。 云南哈尼人有一道著名的菜，叫“肉芽”，其制作的方法是把新鲜猪肉挂在野外，听任苍蝇在上面产卵，不久，就出现密密麻麻的又白又嫩的蝇蛆。用竹竿敲击，使蛆虫纷纷堕落，收集起来用油炸或碳火烧都可，有特别的香味。随着食虫热的兴起，现今人食用昆虫的种类更多，诸如蚂蚁、白蚁、螳螂、蝴蝶、蛆虫、天蚕蛾、象鼻虫、蟋蟀、蜈蚣等，共约500余种。这些昆虫都是高蛋白、高营养的食品和保健品。蝗虫、黄粉虫、土元等已开始人工饲养，供食用或饲料，是新开发的蛋白质来源。 (二)昆虫的药用 我国古代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昆虫具有药用价值，可以入药治病。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医书《神农本草经》中就记录了22种昆虫药物，如石蜜、蜂子、蜜蜡、螵蛸、蚱蝉、白僵蚕、石蚕、蝼蛄、莹火等。陶宏景《名医别录》较《神农本草经》增加了白蜡虫、原蚕、土蜂、蜻蛉等9种昆虫药品。集大成者则是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本草纲目》，它是古代医学的经典之作。李时珍在书中共收药品1892种，比前人新增374种，其中昆虫类就占106种，谓之“虫部”。并将其分成卵生、化生、湿生类型，每种昆虫皆分释名、集解、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对每一味昆虫药物的名称由来，前人的各种观点、药性及主治功能等各方面予以详细论述。直至现代许多昆虫仍是中医治病疗疾的良药。 (三)昆虫的养殖 蚕、白蜡虫、蜜蜂等都是重要的资源昆虫，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养殖利用历史，但以蚕的价值最大、影响力最强，构成了我国古代昆虫文化的重要方面。 1(蚕的养殖 我国古代的蚕桑业十分发达，养蚕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形成了体系完整的蚕桑文化。根据考古发掘，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半割蚕茧，1958年在距今约四千八百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丝制品出土，[2]山西芮城西王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蛹，陕西神木石峁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玉蚕，河北正定南杨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蚕蛹，[3]河南荥阳青台 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丝织物[4]。表明当时不但养蚕，且丝织技术也达一定水平。因此可以推断，我国古代的养蚕始于时期当在五千年以前。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大量出现蚕、丝等象形文字。被现今学者认为是夏王朝历史书的《夏小正》中有三月“妾子始蚕”的记述[5]。《诗经?国风?七月》则是描写当时蚕农采桑养蚕、制成丝织品的情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从诗中可看出养蚕业已经成为女性的专业。《韩非子?内储》说:“妇人拾蚕而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也可说明。由于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蚕的价值一开始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丝织品成为统治阶层的专享品，所以蚕在古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养蚕，这是古代养蚕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古代的蚕农们在实践中注重对蚕性的观察，不断总结和探索养蚕技术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农书及相关文献都有极为详尽的载记。晋张华《博物志》中有“蚕三化先孕而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蚕，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的记述，就是当时人对蚕性的观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则对以前的养蚕技术进行了总结，在其卷五“种桑柘”中辑录了前人的养蚕之法，详细地介绍了养蚕的方法及操作技术，包括选种、暖室、温度、卫生、喂食、照明、防雨等，极尽合理。《齐民要术》还收录了《永嘉记》中用低温冷藏培育八辈蚕(亦称八代蚕)的技术，破坏了蚕种的滞育机能，使蚕可以在一年之内连续繁殖多代。以上说明了我国在五世纪末就已经掌握了蚕的一些自然习性和规律，使用土法解决了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解决的多化性蚕孵育方法的问题。唐代以后的养蚕技术有较大的发展，达到了理论和技术的系统化、规范化，并有一系列养蚕专著的出现。宋代有秦观《蚕书》、陈旉《农书》，元代有司农司《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清代的《授时通考》，等等，这些大型农书系统总结了当时的养蚕技术，对蚕种的选育、制种、给桑饲养、蚕病防治、养蚕工具、禁忌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对当 时及以后的养蚕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白蜡虫的养殖 白蜡虫的分泌物——白蜡是古代主要的制蜡原料。我国用蜡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晋陶弘景《名医别录》中有虫白蜡的利用记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邠州、郡州、谅州、唐林州贡赋中有白蜡，说明唐代就有人工养殖白蜡虫。但文献中最早记载是南宋末年的周密《癸辛杂识》，其载:“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桎字未详)，树叶类茱萸叶，生水旁，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布作小曩，贮虫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出虫数百，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与煎黄蜡同)。有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亦克用。其利甚溥，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高数倍也。”[6]明清时期的书籍记载白蜡虫者渐多，明汪机《本草录编》、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对白蜡虫的寄主植物、产地、虫的生态和习性、采蜡和制蜡的过程，都作了详尽的记述。现今西南地区仍是我国白蜡的主产区，但以四川品质最优，产量最高，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故有“川蜡”或“川白蜡”之称。 3(蜜蜂的养殖 养殖蜜蜂是取蜂蜜，中国养殖蜜蜂的历史悠久。《诗经?周颂?小毖》中“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就包括有蜜蜂，文献中最早提及蜜蜂是《山海经?中次六经》，其载:“平逢之山„„有神人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晋郭璞注:“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清郝懿行疏:“赤疑亦字之譌，„„作蜜者即呼蜜蜂，故曰蜜赤蜂名。”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和养殖蜂蜜了。晋代张华《博物志》有养蜂方法的明确记载，其曰:“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遂持器归。”[7] 是最早记述人工养殖蜜蜂的文献。宋初养蜂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四则有蜜蜂蜂群繁殖情况的记载，“商于兔和寺多蜂。寺僧为余言之，事甚具。予因问:‘蜂之有王，其状若何,’曰:‘其色青苍。差大于常蜂耳’。问:‘胡以服其众,’曰:‘王无毒，不识其他’。问‘王之所处,’曰:‘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其大如栗，俗谓之王台。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王之子尽复为王矣，岁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关于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团如罂，或铺如扇，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则溃乱不可响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堕(惰)而不作’。”[8]元初鲁明善《农桑辑要》卷七“蜜蜂”、元末明初刘基《郁离子》卷上“灵邱丈人”、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清郝懿行《蜂衙小记》等，都有蜜蜂养殖技术的系统记载。现今，养蜂业仍是我国农村一项重要的传统副业。 (四)虫害的防治 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农业大国，古代农业生产除受到风雨雷电和干旱等天灾的威胁外，还受到各种昆虫的危害，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因此历代均重视对农作物害虫的防治。我国从《春秋》始，历代的史书都对虫灾有详细的记载。在诸种农业害虫中尤以蝗虫最为著名、危害最巨，所以灭蝗在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殷商时期就有蝗灾的出现，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不少有关蝗灾的内容，如“癸酉贞:不至,”，“乙酉卜，宾贞:大爯,”等，当时是通过祷告神灵和火烤的方法来消除蝗灾。《诗经》中多次提及蝗虫等害虫，如《小雅?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蝥贼，无害我田稚”句，《大雅?桑柔》有“降此蝥贼，稼穑卒痒”句，螟、螣、蝥、贼都是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尔雅》云:“食苗心，螟;食叶，蟘;食节，贼;食根，蝥。”“蟘”是“螣”的异写，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螣，蝗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蝗虫是食叶害虫，且有相应的防治方法。《春秋》记虫灾始自鲁隐公五年，终至哀公十三年，共发生十五次，其中有十次是蝗灾。所以历代统治者 非常重视治理蝗灾。《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四百余年中发生蝗灾六十四次，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地区及发生的规模及危害情况都有详细的描写，说明当时人们对蝗灾的重视程度之高。《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谴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人工捕蝗的实例。东汉王充《论衡》中则较为详尽技术了汉代的治蝗方法。唐代治蝗最为著名是唐李隆基开元年间宰相姚崇的捕蝗术，姚崇针对山东蝗灾上书唐玄宗提出治蝗对策，采用掘沟捕蝗、火诱扑杀的方法，仅在山东汴州就捕蝗达十四万石的辉煌战绩。宋代皇帝多次颁布捕蝗诏令，《熙宁诏》(公元1075年)是最早的治虫法规。历代朝廷均加以效仿，清代的捕蝗法令最齐备，规定了对官员的奖惩措施。古代人很注重捕蝗术的发明和使用。唐代以前多采用烧火引诱、捕击、掘沟等方法捕杀，宋代实现了捕蝗术的进步，发明了掘种之法，就是挖掘蝗卵或捕灭幼蝗。南宋人董煟《救荒活民书》对宋代及以前的捕蝗术进行了总结，记载了许多捕蝗方法，将捕蝗技术系统化，详尽介绍了捕蝗的时间、工具和方法，该书还记录保存了最早的捕蝗术手册“捕蝗法”。明代记载捕蝗术最详者是明末著名农学家徐光启《除蝗疏》，主要分“蝗灾之时”、“蝗生之地”、“蝗生之处”、“昔人治蝗之法”、“先事消弭之法”、“除蝗办法”、“后事剪除之法”、“备蝗之法”等内容。清代有关捕蝗术的著作甚多，如陈芳生《捕蝗考》、俞森《捕蝗集要》、陆曾禹《捕蝗必览》、王勋《扑蝻历效》、陈仅《捕蝗汇编》、顾彦《治蝗全法》、陈崇砥《治蝗书》，等等，都对清代的捕蝗实践发挥了指导作用，对蝗虫的生活习性及发生规律的认识更为科学和准确。 二、精神文化方面转 昆虫自古还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生活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构成了昆虫的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昆虫的神话与神化传说 古代中国人在长期利用昆虫资源的实践中，深受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影响，产生了有关昆虫的神话与神化传说。晋干宝《搜神记》载“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 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韁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急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輙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績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兢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9] 这就是马头娘(即蚕神)的神话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碟则是一则流传极广的神化传说故事，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的爱情婚姻的向往。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则记述了一书生因醉入梦的大槐安国，乃是大槐树下的一蚁穴的梦化故事。《山海经?中山经》还记有司蜂之神“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唯蜂蜜之庐。”可见蜂神其状如人。《庄子?齐物论》记载了庄周梦中化蝶的故事。上述神话与传说故事，表明了古代人们对昆虫的崇敬之情，基于宗教之信仰而加以崇拜之。 (二)昆虫与文学 昆虫自古就是古代文学描述的重要题材，尤其是诗词歌赋中的咏颂昆虫的作品数量极多，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风格，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多处描述昆虫，《国风?豳风?七月》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户，九月蟋蟀入我床下”诗句就提及三种昆虫，此外“螓首蛾眉”、“蚕月条桑”、“蜎蜎者蠋”等，都是描写昆虫的著名诗句。开创了古代咏颂昆虫的先河。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咏物诗后，昆虫作为独立的咏颂题材受到历代文人们的喜爱，成为他们托虫言志、以虫寓情的对象，逐渐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咏 虫诗赋，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大类别。古代人咏颂最多的是莹火虫、蝉、蝴蝶等昆虫。 莹火虫因其夜晚闪亮的莹光引得人们无限的遐想，是古代诗赋里出现较多的题材。梁简文帝《咏莹》诗:“本将秋草并，今与夕风轻。腾空类星陨，拂树若花生。屏神疑火照，帘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吝此身倾。”描述了莹火虫的明亮、灿烂，歌颂了莹火虫的无私献身精神。初唐诗坛四杰之一骆宾王的《莹火赋》借写莹火虫自况:“况乘时而变，合气而生。虽造化之万殊，亦昆虫之一物。应节不愆，信也;与物不竞，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义也;临危不惧，勇也。事沿情而动兴，理顺物而多怀。感而赋之，聊以自广云尔。”作者以莹火虫之“五德”颂扬信、仁、智、义、勇的人格规范。作者从飞莹流空的自然现象中感悟到“彼翩翩之弱，尚骄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踬，独宛颈以触笼”的人生艰难，发出“如过隙兮已矣，同奔电兮忽焉”的感叹，但作者认为仍要学习莹火虫的“倘余辉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燃”的精神。 蝉因其具有“饮露而不食”和明亮的嘶鸣声之特性，受到了古代文人推崇，写下了大量的咏蝉诗赋，表现作者的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洁身自好、自由而独立之人生境界。曹植《蝉赋》赋蝉之“与众物而无求”、“漱朝露之清流”清高特征。陆云《寒蝉赋》则赋“吸朝华之坠露，含烟熅以夕餐”，傅玄《蝉赋》赋“缘长枝而仰视兮，及渥露之朝零”，都是将蝉视为“清流”之象征而赋赞。傅玄《蝉赋》还颂蝉有“泊无为而自得兮，聆商风而和鸣。声嚖嚖以清和兮，遥自托乎兰林。嗟群吟以近唱兮，似箫管之余音。清激畅于遐迩兮，时感君之丹心”的精神，其实正是其自身精神之追求。初唐诗人骆宾王在狱中听到秋蝉的鸣叫，不禁悲愤难已，于是抱着“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的心情，自比秋蝉，写下了著名的《在狱咏蝉》诗，其中“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诗句，真切地勾画出诗人自己宛如“咽露哀蝉”般的魂魄。唐李商隐《闻蝉》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也举家清。”诗人借蝉之特性暗喻自己的清高境界。唐贾岛《病蝉》诗则把蝉表现为受难者的形象，“病蝉飞 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晴。黄雀兼鸢鸟，俱怀害尔情。”诗人借以病蝉的形象来象征官场失意的文人。唐罗邺《蝉》诗:“才入新秋百感生，就中蝉鸣最堪惊。能催时节凋双鬓，愁到江山听一声。”司空曙《新蝉》诗:“今朝蝉忽鸣，迁客若为情。便觉一年老，难令万感生。”是诗人听到蝉声而顿生美人迟暮、人生苦短的心理体现。 蝴蝶是昆虫中最美丽的，它那轻盈的体态、姣好的容貌、翩翩的舞姿，常常引得历代诗人的情思和无限暇想。梁简文帝《咏蛱蝶》有“复此从风蝶，双双花上飞。寄语相知者，同心终莫为”句，郑元佑《花蝶谣》有“痴娥眼娇错惊顾，解裙戏扑沾零露。折钗搔首笑相语，阿谁芳心同栩栩”句，贾蓬莱《咏蝶》的“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黄。风流谁得似，两两宿花房”诗，都是诗人从蝴蝶双飞起舞景象中引发的联想，将其视为爱情的象征。 此外，蟋蟀、蚕、蝗虫、蚊、蝇、蜂、蜻蜓等昆虫也是古代文人表现的题材。 (三)昆虫与绘画 昆虫入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物上，就发现有蝉纹，有的与实物十分相像，是写实的手法;有的则加以变形，形成蝉形的几何图案。这些蝉纹主要是用于装饰。这时期还出现了很多蝉形的玉器，被作为佩戴饰物和殉葬品。秦汉时期的服饰、壁画中，昆虫的形象极为常见。魏晋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昆虫画《尔雅图》，是晋郭璞绘制的，但这只是当时人作为理解文字内容的附图，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绘画之作。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山水画和花鸟画萌发与形成时期，昆虫入画越发增多。南朝宋顾景秀首创蝉雀，有《蝉雀麻纸图》传世。陆探微亦有《蝉雀图》，见于《历代名画记》。初唐善画昆虫的高手有阎玄静，主要善画蝇、蝶、蜂、蝉。唐代画昆虫最著名的皇亲贵族是滕王李元婴，史载其“善丹青，长蜂蝶”，有作品《蛱蝶图》传世。五代著名画家黄筌《写生珍禽图》，平列各种雀草虫，有蜂、蝉、蟋蟀、飞蝗、蚱蜢、天牛等昆虫，个个逼真，栩栩如生，极精细准确，用色浓淡相宜。同代的徐熙也是画昆虫的高手名家。宋代山水花鸟画家甚众，以草虫名于时者有徐崇嗣、易元吉、崔白、赵昌等。易元吉所画花鸟蜂蝶，动辄精奥， 时称徐熙后第一人。赵昌所作蝴蝶造型严谨，设色雅致，局部描绘细腻，尤其蝶须画得极有动感，看似简单，实为匠心独具，有《蛱蝶图》、《四喜图》存世。明代出现了许多花鸟草虫的画家，清王蓍《画草虫浅说?画法源流》称:“明之孙隆、王乾、陆元厚、韩方、朱先，俱为花卉中兼善名手。草虫之外，更有蜂蝶，代有名流。”其他画家吕纪、边文进、石田翁等，亦善草虫。清代康熙间的恽南田专绘花竹草虫，简洁精致，设色明丽，天机物趣，毕集豪端。华岩、钱纶画花鸟草虫，风神简古，点染如生。清代的《芥子园画传》是一部影响很大的画谱，介绍了蛱蝶、蜂、蛾、蝉、蜻蜓、豆娘、螽斯、蚱蜢、蟋蟀、飞蜓、蚂蚱、络纬、螳螂、牵牛等14种昆虫，仅用笔勾绘出草虫的基本形态，虽用笔简单，却形神兼备，表现了明清画家的高超技艺。该书还总结了历代绘画草虫的经验和理论，提出了画昆虫的法则，出现了昆虫“画法”、“画诀”等理论技法，被视为后世学画者临摹的入门书。近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所画昆虫极多，常见的有蝴蝶、蜜蜂、蜻蜓、蟋蟀、螳螂、细腰蜂、纺织娘、蚕、蝈蝈、飞蛾等。《群蝶》、《豆角蟋蟀》、《藤萝蜜蜂》、《蜻蜓》、《贝叶蝉》等都是其重要的作品。 (四)昆虫的崇拜 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着对生物和无生物的崇拜意识，在昆虫身上也有反映。最著名的则是对蚕神的崇拜。 中国很早就有崇拜蚕神的史实，早在殷周时期就存在祭祀蚕神的习俗，殷墟甲骨卜辞就有不少与蚕神有关，如“卜蚕王吉”、“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蚕示三宰”等，说明当时祭蚕神时要用牛羊三只至二十只，有时还用活人祭奠。《周礼》有“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的记载，《礼记?祭统》也载:“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是说在每年的一定时间内，天子诸侯都要亲自耕作，后妃则要到公桑蚕室去植桑养蚕。是为了表达对先农、蚕神的崇拜之情。但当时祭祀蚕神是用“少牢(一羊一豚)之礼”， 《后汉书?礼仪志》有“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的记述。先蚕是指始蚕之人，亦即蚕神。 蚕神的形象十分奇特，民间传说为一年轻女子，身上披着马皮，且与身子连为一体。唐人孙颜《原化传拾遗》之“蚕女”云:“今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这种形象可从先秦文献《山海经?海外北经》得到印证，其曰:“欧丝之野，在大蹱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所不同是把蚕变成人的形象。先秦思想家荀子《蚕赋》中有“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的赋句，当来自民间的传说。马头娘(蚕神)极受民间崇拜，清光绪《嘉兴府志》载浙江嘉兴地区崇拜蚕神“吴兴掌故所称马头娘，今佛寺中亦有塑像，妇饰而乘马，称马鸣王菩萨，乡人多祀之。”清光绪《桐乡县志》卷七引当地人李廷辉《蚕桑词》有“绿遍郊原是女桑，村村竞赛马头娘。去年舟泊嘉兴道， 曾记蚕词赋六章”诗描述祭祀蚕神之况。 蚕神在古代的史书中有记载。南朝刘昭注《后汉书?礼仪志上》“蚕神”称:“汉旧仪曰，春桑生而皇后视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蚕神曰，凡二神。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皆赐从桑者乐。皇后自行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臣五时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缕缝衣，得以作中絮而已。置蚕官，令丞诸天下官皆诣蚕室亦妇人从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法。晋后祠先蚕，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之东南。”是说菀窳妇人和寓氏公主二人为蚕神。《路史后纪》载:“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宋刘恕《通鉴外纪》亦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说黄帝的妻子嫘祖是先蚕。但在元代以后的民间则将三者合为一体，居中为嫘祖，左右分别是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都被视为蚕神而崇拜之。据《清史稿》载，清代祭祀先蚕的礼仪要持续数日，先于蚕坛由皇后拜先蚕之神位，行六肃、三跪、三拜之礼，从祀妃嫔在坛下跪拜。第二天，再行躬桑礼，由专人向皇后进筐、钩，内官们扬彩旗、鸣金鼓、歌采桑辞，乐声中，皇 后于桑畦北正中开始，东西三采。妃嫔公主各五采，命妇九采。采下的桑叶由蚕母跪接，授蚕妇拿去养蚕。蚕结茧后，蚕母、蚕妇从中选取上好的蚕茧献上，择吉日，皇后到蚕坛后的织室行治茧礼，缫三盆，交于蚕妇，至此，祭礼才宣告结束。今北京北海公园中还留存有明朝所建的先蚕坛，坛为方形，径四丈，高四尺，四出陛，坛东为采桑台，广三丈二尺，高四尺，三出陛，观桑台前为桑园，三面树桑柘，有具服殿、茧馆、织室、亲蚕殿等。后为浴蚕池，池北为后殿，宫左右为蚕妇浴蚕河。南北有二木桥，南桥之东为先蚕殿，其左为蚕署，北桥东为蚕所。周垣为一百六十丈，尺中建筑均用绿琉璃瓦，意通蚕桑。此外，中南海丰泽园、西安门内万寿宫西南等处曾建有先蚕坛。 (五)昆虫与民俗 千百年来昆虫与中国人的民俗活动也发生了重要关联，体现了昆虫文化的民俗功能。斗蟋蟀和畜养鸣虫则是极有趣味和吸引力的民俗活动，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斗蟋蟀 斗蟋蟀是一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俗活动，在中国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宋顾文荐在《负暄杂录?禽虫善斗》中称:“禽虫之微，善于格斗。见于书传者，唐明皇生于己酉而好斗鸡，置鸡坊、鸡场，见之《东城父老传》。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篓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 蛩是蟋蟀异名，是对斗蟋蟀的最早记载。南宋末年的奸相贾似道在《促织论》中也有“盖自唐帝以来以迄于今，于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的说法。可见当时不仅用斗蟋蟀游戏取乐，还用斗蟋蟀进行赌博活动。宋代斗蟋蟀之风日盛，陆佃《尔雅翼》载蟋蟀:“好吟于土石砖甓之下，尤好斗，胜辄矜鸣。”南宋词人姜夔《咏蟋蟀》词序言:“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说明蟋蟀在当时价钱之高。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酷爱斗蟋蟀，因斗蟋蟀而误国，后人戏称“蟋蟀宰相”，还写就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蟋蟀著作《促织经》，书分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系统的论述，展示了当时人们斗蟋蟀的水平。由此可见在 宋代斗蟋蟀已经形成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而后逐渐被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明代斗蟋蟀之风更为兴盛，就连皇帝也酷好此戏。《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简直达到了玩物误国的程度。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以明宣德朝皇帝斗蟋蟀之戏的真实故事为题材，写成小说《促织》，描写主人公成名一家围绕进贡蟋蟀而发生的悲剧故事，揭露了皇帝的喜乐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京城人无论城乡妇幼皆以斗蟋蟀为乐。明袁宏道就曾著文描述游历京城时所看到的情景:“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10] 明代还出现了许多研究蟋蟀的著作，如周履靖《促织经》、袁宏道《促织志》、刘侗《促织志》等，对提高当时斗玩蟋蟀的技艺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满人入关后，斗玩蟋蟀之风不减。文人玩蟋蟀注重于情趣，借此陶冶性情，抒发情感;市井之民则在于赌博。清人陈扶谣著《花镜》记杭州、南京人斗玩蟋蟀曰:“每至白露，开场者大书报条于市，某处秋色可观。此际不论贵贱，老幼咸集。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于比笼，相其身等、色等，方盒而纳乎官斗处，两家亲认定己之促织，然后纳银作采，多寡随便。更有旁赌者与台丁，亦各出采。若促织胜，主胜;促织负，主负。胜者鼓翅长鸣，以报其主，即将小红旗一面，插于比笼上，负者输银。其斗也，亦有数般巧处。或斗口，或斗间。斗口者勇也，斗间者智也。斗间者俄而斗口，敌弱也。斗口者俄而斗间，敌强也。”清顾禄《清嘉录》记苏州人斗玩蟋蟀的情景:“大小相若，铢两适均，然后开册。斗时有执草引敌者，曰芡草。两造认色，或红或绿，曰标头。台下观者即以台上之胜负为输赢，谓之贴标。斗分筹码，谓之花。花，假名也。以制钱一百二十文为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凭两家议定，胜者得彩，不胜者输金，无词费也。”清代北京仍盛行斗蟋蟀，据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 十金者，为市易之。”传说清末慈嬉太后也喜好斗玩蟋蟀，光绪年间每年都要住进颐和园，在重阳节这天开赌斗蟋蟀。斗蟋蟀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俗活动，近一二十年间又有红火的发展，京津沪杭地区都建立有专门的场所，有的还成立蟋蟀研究会，斗蟋蟀这一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得到了延续。 2( 养鸣虫 畜养鸣虫(善于鸣叫的昆虫)也是古代一种民间的精神娱乐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最迟不晚于唐天宝年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也。”宋陶谷《清异录》也载唐代的长安城里有人养鸣蝉取乐，“唐时京城游手，夏月采蝉货之，唱曰:‘只卖青林乐～’妇人小儿争买，以笼悬窗户间，亦有验其声长短为胜负者，谓之仙虫社。”宋代人开始畜养鸣虫莎鸡(即纺织娘)，新安人罗愿《尔雅翼》对此有“莎鸡振羽作声，其状头小而羽大，有青褐两种。率以六月振羽作声，连夜札札不止。其声如纺丝之声，故一名络纬。今俗人谓之络丝娘，盖其鸣时又正当络丝之候，故《豳诗》云‘六月刹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寒则渐近人。今小儿夜也亦养之，听其声。能食瓜苋之属。”明代鸣虫的畜养活动十分活跃，上至皇公贵族，下至贫穷百姓，都以畜养为乐。明袁宏道《促织志》论斗蟋蟀时提及到京城人畜养鸣虫蝈蝈时说:“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少时读书杜庄，晞发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为蛙吹鹤唳不能及也。”表明当时北京人对畜养鸣虫的兴趣之高。明末湖北麻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明代人畜养各种鸣虫的特征、习性及饲养方法。清代玩养鸣虫之风更盛，市民的玩兴不减。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乾隆朝京城人的养虫风俗，有“少年子弟好畜秋虫，曰蛞蛞，乃蝼蛄之别名。„„此虫夏鸣于郊原，秋日携来，笼悬窗牖，以佐蝉琴蛙鼓。能度三秋，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食之嫩黄豆芽、鲜红萝卜。偶于稠人广众之中，清韵自胸前突出，非同四壁蛩声助人叹息，而悠然自得之甚”的载述。清时在江南 地区也兴盛畜养鸣虫，顾禄《清嘉录》记云:“秋深笼养蝈蝈，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以为玩。藏怀中，或饲以丹砂，则过冬不僵。笼刳干葫芦为之，金镶玉盖，雕刻精致。虫自北来，薰风乍拂已千筐百筥集于吴城矣。”可见当时捕捉、繁殖、出售鸣虫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北方的鸣虫已长途贩运至南方售卖。清代人畜养的鸣虫种类有油葫芦、蛐蛐儿、蝈蝈、金钟儿、纺织娘等。鸣虫畜养这一具有千年历史的民俗娱乐活动在现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养虫听叫仍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