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思想意蕴的多元解读 - 泰山学院教务处

《祝福》思想意蕴的多元解读 - 泰山学院教务处 《祝福》思想意蕴的多元解读 泰山学院中文系 傅丽霞 祥林嫂之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层主线;祥林嫂怎么死的,鲁四老爷家中的短工说“是穷死的”。怎么会穷死呢,《祝福》分明是个人命案子，祥林嫂死了，谁是凶手,这是小说的深层线索。围绕这一深层主线，我们可以解读到《祝福》多元的思想意蕴。 一、反封建礼教,思想革命的理性认识。《祝福》的思想意蕴，首先应将其与中国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考察。这重在考察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小说中祥林嫂赖以生活的家庭，是鲁四老爷的家。鲁四老爷是一个大骂 “新党”“讲理学的老监生”。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他“皱了皱眉”，分明是“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他只说了句:“可恶～然而„„”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家帮工时，鲁四老爷暗暗告诫四婶祥林嫂“伤风败俗”，祭祀时不能用。即使是祥林嫂捐了门槛，祭祀时四婶依然不用她，当然四婶是听命于鲁四老爷的。鲁四老爷的脑子是封建礼教思想的跑马场，他是按封建礼教思想观念来防范祥林嫂的，这最终导致祥林嫂的精神崩溃。显然，鲁四老爷本人不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盘踞他心灵深处的封建礼教思想才是杀死祥林嫂的“凶手”。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积习的中国，思想革命是比政治革命更艰巨的工程，所以鲁迅没有如晚清的谴责小说那样，集中暴露政治腐败和官场丑行，也没有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那样着重宣传新政治理想，而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反封建礼教的问题。封建礼教思想不仅吞噬了鲁四老爷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杀死”了祥林嫂。 《祝福》描写了民众对不幸者祥林嫂的围观、嘲笑。人既有怜悯、同情受难者的情感指向，也有围观、鉴赏他人的不幸的丑陋的一面。 “看/被看”，有人发现，这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模式。“看/被看”构成了一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缺乏人性关怀的集体无意识。鲁迅写得最多的，就是世态炎凉，人心麻木。遭受不幸的祥林嫂神经质地讲她那日夜不忘的故事，鲁镇上的人们反复地去听去看，欣赏、玩味，叹息，感到满足，咀嚼鉴赏了许多天后，他们感到厌烦，开始拿祥林嫂苦难取乐。这些鲁镇人构成的群体，是鲁迅着力要批判的。他们嘲笑别人的不幸，缺少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隔膜。鲁镇人们身上体现着的国民劣根性，是由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思想造成的。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鲁镇人们对违反了封建礼教的祥林嫂没有任何同情心，他们不讲人性，不讲人道，只要封建理性。他们不是凶手，但他们脑子里装满的和鲁四老爷一样的封建礼教思想，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 被封建礼教思想吞噬的人们，永远成了对人性无动于衷的看客。麻木的人们隔岸观火，玩味、欣赏别人的痛苦，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民族衰败的首先是精神，是因为早在几百代祖先那里种下的思想的根。所以，《祝福》对封建主义的抨击，不集中于它的政权形式，不着眼于政治现状，而将重心放在这种制度赖以生存的思想支柱——封建礼教。鲁迅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反封建问题。《祝福》说明了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不进行思想革命，就无 个性和人性可言，就无人的精神的解放。鲁迅主张的是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 二、无边的忧患,主体自我意识的体现。如果说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是从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祝福》的思想意蕴，那么，主体自我意识的寻找，则是从作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或精神史来研究。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切入分析，可以看出作家主观精神结构的内在复杂性。鲁迅的时代是倡扬自我的时代，鲁迅小说创作不能不是一个敏感多思的优秀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 寻找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自然要调查一下“我”。《祝福》这篇将近11000字的作品中，与“我”相关的篇幅达到一个4000多字，比《孔乙己》的全篇还长得多。鲁迅为什么用这么多篇幅写“我”这个人物, “我”虽然是小说人物，但他身上却反映出作者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动荡和碰撞中的主体意识或精神特征，对“死”和“生”的人生命题的关注。“我”是鲁迅创作的具有自我心灵投影色彩的人物。祥林嫂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祥林嫂询问灵魂的有无，期待心中崇拜的知识者，能够带给她心灵的慰藉，和面对生死的信心，这对于高举科学旗帜的知识分子来说，本不成什么问题，但是，面对祥林嫂，却是无论如何回答都是一种伤害，说明启蒙所处的困境 。让祥林嫂“落了一件大罪名”的是婆婆把她卖给人家并逼嫁到贺家墺，由此，一生都带着那刻在额角上永远的“红字”，而且，死后还要被“阎罗王”“锯开来”分给两个死鬼男人。为得救赎，她毕其一生所有捐了门槛，但仍旧绝望地死于她那不可救赎的“一世的罪名”。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封建文化熏陶下的人们，让她感到灵魂有罪。她愿意赎罪，捐了门槛，但注定得不到救赎。封建文化“杀人”，是“凶手”。置身封建文化中的祥林嫂对自己的死也应负责任。可以说祥林嫂自身也是认同封建文化的，祥林嫂本人携带着本土文化的特点，非我性的传统力量和未经过革新的社会生活决定了她还滞留在中世纪无我状态:蒙昧、沉默。在逆来顺受中沉默，在沉默中消亡。鲁迅揭示消亡，是“哀其不幸”，更是“怒其不争”。面对蒙昧沉默认同封建文化的祥林嫂，“我”无论如何回答对她都是一种伤害。“我”的启蒙处在困境中。 另一方面，“我”体现了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悲观主义”的认识。“我”面对祥林嫂的询问，欲言又止、欲止又言，启蒙话语力量在这里显露出了犹疑困窘和空洞苍白。“这时候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 “我”无法回答祥林嫂，最后落荒而逃。为人生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者面对大众信仰诉求时，却失语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与蒙昧的祥林嫂难以对话沟通，无能为力。“我”当然不是凶手，而是个爱莫能助的焦虑者。鲁迅在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孤独感、荒凉感。这说明启蒙者的尴尬。鲁迅对启蒙的困境和现代启蒙者对自己操作掌握的话语力量开始深沉的反思。因而，就出现了严加炎所分析的鲁迅启蒙主义小说中的双声复调意义结构。对启蒙话语的言说和对启蒙话语的拷问，这两种声音始终在对话，而且从《呐喊》到《彷徨》，言说日益微弱，拷问日益严厉。启蒙注意力明显从注重揭示下层社会病苦转移到剖析启蒙主体自身的精神弱点上来。他在《祝福》的叹息多于呐喊。他无法成为从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封闭社会走向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的胜利者。鲁迅的人文关怀视点在弱者身上，他不仅同情他们个体命运的不幸，更是意在忧愤他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麻木不仁。鲁迅寄希望于通过呐喊，唤醒民众，使他们明白自身的顽疾从而得到疗救，奋起抗争自我拯救。然而几千年的顽疾沉疴积重难返，要救治谈何容易。作为启 蒙者的知识分子与蒙昧麻木的被启蒙者之间无法沟通，鲁迅痛苦地感到思想启蒙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的无力。这是何等的悲哀。创作主体对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有着双重的忧患。无论鲁迅写启蒙的困境还是写启蒙者的尴尬，都在说明启蒙的艰难。鲁迅感到了精神的孤独。鲁迅的灵魂是痛苦的忧患的，但鲁迅仍在反抗着绝望:“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鲁迅全集》卷11，第32页。) 三、生命悲剧感,形式意义的探询。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来看，《祝福》作为一个文本，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有社会，必然有自然。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我们知道祥林嫂是封建礼教杀害的，是被自己的愚昧无知的文化观念杀害的。鲁四老爷和鲁镇的人们是封建礼教的具体体现者，他们共同构成了祥林嫂生活的社会。弥漫封建文化的社会是“凶手”之一，按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与社会对立的自然无疑也是“杀害”祥林嫂的一个“凶手”。 鲁迅不只直觉着人的痛苦，而且将这种直觉的感情扩大到了自然界。在《兔和猫》中，他对小兔、鸽子、小狗的死，都直觉着一种生命的悲哀。在《狗?猫?鼠》中他对作为弱者的隐鼠的屈死痛苦不已。《祝福》里，他把受了沉重精神打击的变得非常胆小的祥林嫂比作“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卡西尔认为，“对原始人来说，自然与社会不仅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系着，而且是一个难分的整体。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可把这两个领域分离开来。自然界本身不过是个大社会——生命的社会。”(转引自李春林《两位“人性的天才”的“呐喊”与“绝叫”》，《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鲁迅对自然与社会的平等关照，与原始人的观点不仅有一种表层的相似，而且更深层的思想感情来说，乃是对于苦难的自觉的悲剧意识。鲁迅不仅既关照社会的人又关照自然的动物，而且既观察社会对人的影响力，又观察自然对人的影响力。《祝福》中鲁迅写出了自然对祥林嫂的巨大影响，自然疾病夺去祥林嫂的两个丈夫，这是祥林嫂的人生不幸，自然动物狼又夺走祥林嫂的独生子阿毛，这是祥林嫂人生的又一不幸。俗话说的人生三大不幸，居然有两样落在祥林嫂头上，而且都是自然力造成的。自然力造成的丧夫失子，使祥林嫂不得不面对社会环境中的封建文化熏陶下的人的嘲笑。假如第一个丈夫不死，假如第二个丈夫不死，祥林嫂的生活将如其她妇女一样，可以苟且偷生。又假如儿子阿毛不被狼吃掉，祥林嫂也将是另一种人生。 自然力，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作者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奈。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在时间面前、在生命面前、在自然面前，人大约是悲剧的。鲁迅受尼采的影响，潜意识里有着很浓的生命悲剧感，《祝福》文本中弥漫着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生命悲剧意识。 综上所述，我们对《祝福》人命案可以得出破案结论:祥林嫂是被封建文化和自然影响力共同杀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