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James Coleman A 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Sociology 理性选择理论是在社会学中出现的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工具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个人理性地行动去满足偏好或使效用最大化。 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社会组织和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这种行动的概念借自于新古典经济学，但是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却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看不见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尽管交易成本的概念被介绍到经济学的分析中来，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被作为剩余范畴来对待，并没有包含多少实际内容。尽管交易成本的概念给新制度经济学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它仍然是处于经济学的范畴之内。新制度经济学与理性选择理论的重合之处以及显著的区别可通过本章与Williams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的比较中看出来。 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角色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1、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被视为给定的，它们组成了结构，选择是在结构中 发生的。 2、在另一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被视为未确定的，理性的个人为什么，又如何使 得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形成并得以维持，这已经成为社会学中的重要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 理性选择理论不是用来解决社会学的问题，而是用于讨论经济学中的问题。企业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了被社会学修改过的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在本文中，社会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一、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四个中心要素 1、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理性选择理论不是用来解释行动的理论，而是用于解释社会和经济系统(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运作(functioning)的理论。但它不是仅仅停留在系统这个层次上，而是通过组成系统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与系统层次的连接来解释这种运作。它是一种处于两个层次上的理论:行动者的层次，行动系统的层次。 理论由三种关系组成:(1)系统层次现象对个人行动者取向的影响;(2)被视为理性的个人行动;(3)这些行动的结合，在一些制度结构中导致系统的结果。 system level actor level 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运用中的关系类型 理性选择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比较 新古典经济学也关心这三种关系，但它假定信息是完全的，所以图1中的关系(1)仅仅只是来自系统层次的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信息传递。个人被假定为完全理性的。所以在关系(2)中，通过效用最大化的假定，信息和偏好 1 一起决定了行动。行为经济学最初是由认知心理学家推动的，它研究了导致个人偏离理性行动的心理异常行为。理性选择理论主要集中在关系(3)，注重从行动者层次向系统层次的转化。同时，它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来研究社会的异常行为(social anomalies)。行为经济学研究了个人表现出来的对理性的系统偏离(systemetic deviations)，与此相类似，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结过程中，理性选择理论对社会异常行为的研究也反映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市场假定的系统偏离。新制度经济学(以Williamson为代表)在更宽泛的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这些社会异常行为包括公共物品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更多的是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来对待，但它很好地说明了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特征。个人的理性行动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但又不是由个人理性行动单独得出的结果。这是K.Merton所说的“有目的行动的非预期后果”的例子。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显著特征在于，它假定个人是理性的，同时用社会结构代替了完全市场的假定。社会结构有时被视为外生的有时被视为内生的。个人理性和社会结构这两个假定的结合使得个人的行动形成系统的结果。公共物品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潜在的集体利益存在于所要决策的(不可分的)物品中，但缺少社会结构把这个潜在的集体的成员结合成单一的行动者。个人为满足个人利益而行动，却伤害了彼此共同享有的利益。 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非常关注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中社会结构的作用，这种社会结构形塑了宏观社会的结果。社会结构通常但并不总是以稳定的制度的形式体现。然而，这种社会结构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市场中假定的没有差别的、完全沟通交流的社会结构。 2、行动者最大化(maximization)或最优化(optimization)的原则 该假定认为，个人是目标导向的，一旦目标确定，采取的行动将是行动者认为最有效地实现目标的行动。尽管有时在更宽泛、有时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使用它，但它却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演绎力量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中心的、显著的特征。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来说明:理论家可能认识到，在公共物品的激励结构中，个人获得的利益取决于所有人的贡献，更多地取决于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行动。对理性选择理论家来说，他就会推论，即使公共物品的利益大大超出贡献的成本，那么除非得自个人自己的贡献的利益大于成本，否则，由于缺乏另外的激励，理性的个人不会去作出贡献。由此得出的预言就是，公共物品不会自动地供给。这种推论可以解释许多否则无法阐明的现象，比如为什么不会自动交税，而必须被强制。然而，这个理论并不总是得出精确的预言。例如，许多公共物品是由自愿贡献提供的，尽管一般来说，这没有贡献者直接受益那样提供得充分，但却部分是以与预言相悖的方式提供的。这个例子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说明演绎总是导致精确的预言，而是理论可以导致可被检验的推论。 3、社会最优化的概念 社会最优化是系统层次上最中心的的概念。 社会最优化在理性选择理论和功能主义中的区别: 这个概念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扮演的角色和它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中是很不一样的。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最优化(有时也叫帕累托最优)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没有其他的状态会使一个或更多的人在不使其他某人处境更糟的情况下处境更好。 当系统中的个人采取最大化效用的行动时，这种状态也许会也许不会产生。它是行动的一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行动的动力。 “社会最优化”的概念来源于斯密“看不见的手”，“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比个人仅 2 仅通过主观愿望采取行动，更能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新古典经济学家指出，当某些严格地条件被满足后，个人在交换中对利益的追求，可以使所有参加交换的人都得到好处，而无需承担损失。如果不再有任何自愿的交换出现，便实现了社会最优状态。它的基础是个人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有赖于这一点，才有可能对理论进行规范性说明。而社会学家始终没有采用这一理论基础。由于在个体水平上缺乏明确地规范性原则(比如个人效用最大化)，社会学摈弃了发展规范性理论地可能。为了实现这种可能，必须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一个系统地状态优于过去。“社会最优状态”这一概念在社会理论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理论具有评价不同社会组织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系统比过去“好一些”或“坏一些”，需要有一种衡量的方法。 当系统中的个人采取最大化效用的行动时，这种状态也许会也许不会产生。它是行动的一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行动的动力。 在功能主义理论那里社会最优化是驱动系统的动力。 功能主义理论的中心假定是，社会系统的行为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即产生社会最优化。功能主义用社会自我平衡原理(homeostatic)来解释社会制度，即通过社会制度在维持系统最优化中的功能来解释社会制度。最典型的例子是Davis and Moore (1945)关于社会分层的解释:因为职业在维持系统中的不同的重要性，职业有着不同的地位等级。 理性选择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有者非常相似的中心的假定，都认为社会是自我平衡的(homeostatic)。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功能主义理论中，自我平衡的原则是在解释行为的系统层次上运用。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这个中心假定是在低于系统的层次上运用。功能主义不能解释系统的崩溃或变化;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个人的失败(breakdown)，或偏好的变化，但可以解释系统的崩溃或变化。此外，理性选择理论要求中心假定以外的其他的附加要素来构建社会统系理论。两个其他类型的附加要素是在方 。由于它是两个层次的理论，该理论必须包括法论的个体主义讨论中图1的关系1和关系3 一个表现宏观或系统层次对个人影响的要素(关系1)和微观层次上的行动的宏观层次后果的要素，通过这个方法，个人行动结合起来产生系统的结果(关系3)。 4、系统均衡的概念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均衡(有时也叫纳什均衡)是不同于社会最优化的概念的。它使一个由所有参与人地最优战略组成地战略组合，也就是说，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单独行动的行动者不能通过改变他的行动来改善结果。这样一种状态就是社会均衡。也就是说，行动者没有激励去改变他的行动。均衡正是缺乏去改变的激励的结果。社会均衡与社会最优化的区别可以两人博奕来说明，在这个博奕中，结果取决于双方的行动并且每个人都控制着对另一个人更重要的结果。图2表明了满足这些条件的行动结构。在表格的每一个空格中，第一个数字是行动着A的报酬，第二个数字是行动者B的报酬。如报酬所示，行动者A会采取行动2而不是1，给他带来一个单位的好处。，然而行动者B采取行动2而不是1使A减少两个单位。在这个结构中，均衡是行动者A采取行动2、行动者B也采取行动2的状态。这给双方都带来了报酬为0的结果。这是双方都没有改变的动力的唯一的状态。它构成了社会均衡。与此相反，社会最优化是指行动者A采取行动1和行动者B采取行动1的状态。这时双方都好于采取行动2的结果。 行动者B 1 2 行动者A 1 1， 1 -1， 2 2 2， -1 0， 0 3 社会最优化与社会均衡的差异在于集体行动与个人行动之间的不同。社会均衡产生于个人行动的相互影响。而社会最优化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以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而使某些人处境更好为目标，是由善意的独裁者指导下的集体性实现的。在一些行动结构中，社会最优化和社会均衡是一致的，在象刚才所举的例子中，社会最优化与社会均衡是截然不同的。在其他的情形下，也有几个社会均衡，但只有其中的一个子集是社会最优。 理性选择理论中社会最优和社会均衡之间的区别也反映了理性选择理论与功能主义间的不同。在功能主义那里，二者是没有区别的，社会最优就是社会均衡，社会均衡就是社会最优。 二、来自社会学的四个中心要素 社会均衡与社会最优化的区别也超越了最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没有外部性的、可以分割的私人物品。是在对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行动的研究中，社会最优化和社会均衡间的不同才得以产生。 也有一些要素使理性选择理论比引入公共物品，使它和新古典经济学更明显地区别开来。 1、通过放弃控制获得效用 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稀缺资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分配。其明显的或潜在的假定是，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对资源的控制，就能获得效用;如果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就失去效用。在这种假定下，个人只有当获得对他偏好的物品的控制以后，才会从事交换活动。这忽略了个人通过单方面放弃对资源的控制而获得效用的可能性。这主要的例子是一个人放弃对自己的行动的控制来获得效用。如果一个人相信，通过把自己的行动转让给他人控制会导致更好的结果的话，那么他把对自己的行动的控制转让给他人就是理性的行为。我们通常会说，某人让自己受他人的影响，或相信他人的判断胜于自己的判断，或让另外的权威获得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或服从他人的领导。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个人放弃了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或对他人的控制权，而其他人却没有反过来放弃对稀缺资源的控制，甚至没有任何必需的报酬。这些转让、或者信任或者影响，只有当信息稀缺或关于行动的结果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时，才会发生。 在这种情形下，系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一个可能的变化是从原来的一些独立的个人转到权威结构的产生。魅力型权威是通过一些个人把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权单方面转让给单个的有魅力的领导而产生的。另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向没有均衡过程的不稳定系统发展。由于单方面放弃对行动的控制，资源不再是稀缺的、也就不需要均衡了。一个好的例子是投资者服从可理解的投资专家的领导。许多人追随单个领导，或追随本身也是在追随单个领导的其他人，在特定情形下会导致不稳定或脱离控制的系统。如果人们不仅把行动的控制转让给一个领导，而且通过看别人来决定他们应该把控制权转让给哪个领导，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这些都是完全的理性行为。然而，它会导致行动系统的极端不稳定，产生时尚，恐慌等现象。这些在经济学中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尤其在证券、期货市场上经常发生。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它给一个或多个行动者构成了生产性的资源。社区中极强的社会规范使青年远离流行文化而更接近学校，这对关心孩子在学校中的成功的父母来说构成了社会资本。对研究生来说，对同一问题有兴趣的亲密工作群体构 4 成了他们每个人的社会资本，因为这使他们受到更好的学术训练。个人能通过一个广泛的朋友或熟人的网络知道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对个人找工作是社会资本(Granovetter)。 个人能够理性地进行社会资本投资，朋友关系和熟人可视为这种投资。然而，由于其公共物品特性，大多数形式的社会资本会出现投资不足的情况。社会资本天生就是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资本通过几个或许多人的行动的结合产生，每个人的决策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似乎还应该对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区分，个体有的时候从其所属的群体获得社会资本，这个时候社会资本是公共物品，比如我从北大获得有利于我取得科研项目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资本，问题在于同样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体还是存在社会资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于个体性投资引起的，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社会资本似乎是一个在经济、权力、声誉之上的，或者说是经济、权力和声誉的一种综合,关键看你怎么去界定。)。比如，一个家庭处于自己的考虑搬到了一个新城市，然而他们搬家的决定可能只好搬走了社区的领导或青年群体的组织者，同时也可能减少社区规范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对家庭以外的其他人有影响。 社会资本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特性，特别是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某种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资本，而其他的确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家要么忽略社会结构，要么把它视为内生的，然而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把先前的社会结构视为外生的。 3、权利的社会起源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特别关注权利的起源和权利的分配。在给定的背景中，理性行动取决于权利的分配。权利作为社会过程的结果有着它的社会起源。个人借助于集体共同建立的权利分配，来理性地行动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意味着行动是有等级制度的，在这种等级制度中，一个等级层次的行动决定了更低层次的权利，这种权利又构成了对该层次行动的约束。 权利的社会起源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权利的社会来源的另一个特征是冲突。权利的社会分配包括宪法规定、公民的斗争或革命等。权利的社会分配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这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领域。公共选择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支，新古典经济学是它的起点但它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以外考虑问题。 4、制度 理性选择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个要素是它把制度放在中心的位置。新古典经济学中是几乎没有制度的，完全市场是新古典经济学认识到的一个制度。但与其说它是制度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假定，该假定认为，在接近market-clearing prices(市场结清的价格)的交换时，制度问题可以解决。 当然，说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没有制度是不对的。对许多问题来说，它假定公司的存在，公司理论，比如代理理论有较大的发展。此外，在Williamson 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公司的范围仍然是有疑问的，在公司的界限内有或多或少的交易存在。 ，制度通过关系3使个人的行动结合起来， 制度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有两个作用。回到图1 使从个人的行动达到系统的结果。因此，市场制度以价格再分配资源。(Lindenberg1992揭示了在适当的政治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市场制度如何导致了反竞争的结构)。选举制度通过个人投票产生了集体的结果，这个结果变化很大，取决于选用那种选举制度。公共选择理论中的许多工作是在考查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策结果的影响 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图1中通过关系1，系统状态影响单个行动者的行动取向。大众传媒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通过决定个人的认知世界，这些制度影响了个人的偏好，进而影 5 响个人的行动。 无论是使从微观到宏观的连接的得以发生的制度，还是使从宏观到微观的连接得以发生的制度，无论是研究特定的制度结构对个人行动的影响，还是对系统结果的影响，制度在理性选择理论中都可以被看作外生的。在其他的研究中，为了考察个人的理性行动如何产生了特定的制度，制度被看作内生的。比如，日本汽车公司和西方汽车公司的不同组织就可看作是这些公司形成时，对日本和西方的不同制度环境的约束的理性反映。 三、理性选择理论的简要历史 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可以看作是三种工作的合流。一个来自于社会学，一个来自于政治科学，一个来自于经济学。社会学中开始于霍曼斯的工作(1958年，《作为交换的 1961)霍曼社会行为》论文，后来的相关研究集中于《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斯运用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群体动力学和其他传统的理论，研究了小群体中发生的现象，构造了社会交换理论。后来Emerson 1972,Cook,1982以社会交换为概念基础，通过社会心理学中的实验工作发展了Homans 理论。Plau1964运用社会交换的思想研究了正式组织中产生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 政治科学中，Arrow 1951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但它最早是作为福利经济学著作出现的。后来，阿罗的学生Anthony Downs 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领域到政治科学领域。接下来，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赞同的计算》，奥尔森1964《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公共选择》杂志的创刊。尽管这些工作不在社会学学科之内，但它研究社会学中霍布斯和社会契约理论家以来的经典的集体决策问题。 第三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但在经济学领域以外领域的运用。最早的是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1957)，后来研究人力资本(1964)，犯罪与惩罚(1968)、家庭的生育等其他方面(1981)。对社会学家对劳动力、犯罪学、人口学的分析有重要影响。 贝克尔的后继者。Robert Frank,choosing the right pond(1985),认为人们选择工作不仅是以工资为基础的，而且是与同一公司内相关的其他人的比较为基础的。 理性选择社会学的后来发展受到了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1984)的影响，并引入了重复的、演进的博奕理论(Maynard Smith,1974)作为社会理论发展的工具。 理性选择范式的完全形成的标志是1989年《理性与社会》期刊的出版。《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是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范式处理社会学的经典问题的尝试。 四、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 这几个领域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地方: 、组织理论和公司理论 1 经济学中的代理理论和英语大陆法系的代理法是理性选择方法研究组织理论的起点。在代理理论中，公司是委托人，它雇佣代理人，代理人为了从委托人那里获得薪金，而同意在委托人的指导下，追求委托人的利益。无论是代理经济学还是代理法学中，委托的问题在于代理人保留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权，在面临自己和委托人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 理性的委托人会通过监视或把代理人的利益和委托人认识到的好处联系起来，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动。把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连接起来的方式包括各种形式的刺激:个人计件工作量、群体计件工作量、个人目标等级、个人或群体红利、佣金、股票、提升等。委托人给定这些刺激和约束后，理性的代理人就会最大化效用。那么委托人的任务就是组织设计。在给定生产过程和环境的技术约束的条件下，什么激励结构是最优的，或者 6 说，能使组织的目标最大化,一些经济学家(Fama 1980,Lazer and Rosen 1981, Rosen,1986)探讨了组织设计的问题。 然而，科尔曼认为通过组织设计以使正式激励结构最大化只是第一步。他关注由规则或法律所确定的正式结构之中的非正式的社会体系。非正式体系会引入各种另外的激励，它们可能会和正式建立的激励结构冲突、甚至瓦解正式激励结构，但也可能强化它。非正式的激励与组织目标冲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限制生产的规范的产生(Roethlisberger and Dickson 1939 西部电厂的研究)。正式组织内部的非正式社会体系的发展意味着，如果仅仅限于正式建立的激励，那么组织设计的任务是远远不完善的。在正式结构和组织环境既定的情景下，更加困难的任务是如何使正式激励和预期可能产生的非正式的激励最大化，这包括会导致非正式式社会系统的正式结构的建立。比如日本日本公司建立共同的居住地区，“公司城”，并且由公司提供假期和娱乐设施，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自发地强化对公司的忠诚和雇员之间的社会连结(social tie)。以这种方式看来，组织设计意味着远不只经济过程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社会系统如何运转以及社会系统的运行如何受到外部的约束。正是这些约束的子集构成了正式组织结构，也正是它成为组织设计者用来形塑非正式体系的工具。 2、组织中的权利 对权利的关注是理性选择理论对生产性组织建构的特点。如果把正式组织视为一种构造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组织中不同职位间的权利分配。用这种观点来看，组织的目标就不是起点，而是权利分配的结果。这在权利分配由外部机构(比如政府)决定的情况下最为明显。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同决定法(旨在建立工业民主)，这些法律把公司或其他的正式组织视为社会系统，社会选择就是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发生的。这意味者对决定社会选择结果的权利的“宪法的”分配。权利由组织的职责部门所掌握。1976年德国的共同决定(判决)法明确规定了公司的治理形式，包括由选举的代表组成并拥有对某些决定的裁决权的工人委员会，三个成员的管理委员会、由21个成员构成、代表各方(蓝领雇员、管理层雇员、股东)的治理委员会。公司的每一个成员在决定这些主体的构成中的权利，宪法都给予了明确规定。 组织设计大部分由权利的分配组成，即使权利不是由外部机构分配，而是由委托人分配。分配到公司中各种位置的权利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公司的运行。在这方面，日本大型出口制造公司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在西方公司中由监督人员持有的权利，在日本公司中被分配到生产过程本身的职位中去。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有权利抛弃早些工人生产的不合规格或有缺陷的部分，即使它需要关掉生产线。这减少了公司中监督人员的数量，以及权威层级的数量。它也被认为对提高产品的质量有好处。 3、恐慌、狂热、泡沫、崩溃 经济活动不仅是有秩序的生产与交换过程，股票市场恐慌、经济泡沫和其他偏离经济均衡的现象也是经济活动的通常形式。这些现象由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来处理，明显地包含经济学家所没有注意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以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用“模仿”、“影响”来解释，但理性选择方法却用了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结构。 这些现象是对自己行动控制的单方面转移，由于这种转移是单方面的，它不一定导致均衡，而能导致非均衡过程。因为行动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指的就是有规律可查，或者就是发生机制是可以揭示的，可认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这种转移在什么条件下会扩散，在什么条件下它只在一个或几个行动者身上发生。比较股票市场的两个条件: 7 A 股票市场的高度变化(反复无常)，这样巨大的收益或损失都是可能的。 B 股票市场的低变化性，潜在的收益与损失很小。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