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人口政策功在千秋  共和国的足迹——1980年：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生育好     一、新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致使人们开始不断进行反思，但在究竟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以上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建国后人口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4、人口有控制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5、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6、人口平稳增长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情况     人口再生产类型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结合而形成的人口再生产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一个由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发展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型，然后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转化的过程。     1、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     六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控制，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同时，社会的安定也给生育提供了较好的环境，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导致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转变——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进入了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横跨了建国以来人口增长的前三个阶段、两次生育高峰期。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出生率开始不断下降，死亡率继续稳定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又出现了新的转变。这一阶段，人口死亡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1971年的7.3‰逐步降低到1977年的6.9‰以后，死亡率一直保持在7‰以下的水平。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30‰左右，到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20‰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生率继续降低，到2008年已降到12.1‰。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就开始了向现代型的转变。到目前为至，中国人口已完成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第二次重大转变，进入到现代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2、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特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建国以来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重大转变，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生的。特别是由过渡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并非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速度快、周期短，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显著特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死亡率和生育水平的缓慢下降而逐步实现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然转变过程。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52年的17‰，其后仅用了5年的时间便迅速下降到1957年的10.8‰，这一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看，1949年，仅为35岁，1957年达到57岁，1981年又上升到68岁。在3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二次转变，表现为生育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转变同样体现了速度快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一直较高，1949至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为33.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1972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5.0以下，到1977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3.0以下，出生率下降到20‰以下。上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之快，从人口学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三）人口年龄结构已完成向老年型的转变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成因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它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在卫生保健等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人口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特别是低年龄人口比其他年龄人口死亡率有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而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因此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962-1970年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历史上人口年增长速度的峰值水平。     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特点与现状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1953年和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据200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见表1，表2）。     3、人口年龄结构面临的挑战：人口老龄化     当人们关注着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悄然老化，使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口数量大。据2008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显示，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占亚洲的38%。二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比2000年提高4.96个百分点，届时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三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  13亿人口日推迟4年意义重大   “这是个迟到的13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学家翟振武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将“13亿人口日”推后了4年，而且把世界的“60亿人口日”也向后推了4年。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不但使上个世纪最后1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千分之四，平稳度过了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引起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更让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大约4年，这不仅使得国家和社会节约了抚养费，物质技术装备费、还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世界的稳定发展和环境改善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到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峰值，超过15亿。这个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还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据专家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对于如此庞大的流动人群，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度等方面加以调整，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在内的多种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16∶100，严重偏离了正常值。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   三、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根据中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从现在的7％增加到11.8％，老龄化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到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高龄化问题。80岁以上老人到时将超过l亿，是现在的10倍。   四、急剧增长的人口数量将给就业形势本已不容乐观的劳动人口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   五、人口的地区差别越来越大。在西部农村，农民家庭普遍希望多要孩子，以“养儿防老”；而在东部的大城市如上海，不要孩子的家庭却在不断涌现。 中国人口承载量最高16亿   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估测：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这就是说，16亿或者说17亿是中国的一条生命线 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对策2007-04-29 04:36 人口老龄化，在整个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构成了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众所周知，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地、大规模地到来，尤其是高龄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前所未有的。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欠发达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必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战略性问题，我们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登高望远，审时度势，总揽全局，积极应对，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应对之策。 首先，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影响。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承不承认、欢不欢迎，都客观的存在。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的态度，也不能一提人口老龄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我们应该站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因此，科学、客观、理性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认清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演变的发展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都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正确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提出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具体措施。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产物，对人口老龄化人类社会是不可选择的，但人们在人类老龄化面前也绝不是无能为力、被动适应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因势利导，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化解困难，可以积极地化挑战为机遇。当然，对策的选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在21世纪的漫长过程中，对策也要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演进和创新。目前的主要对策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充分利用当前人口红利期——社会养老负担相对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为应对今后进一步老龄化做好各项准备。 1在政治层面上，要大力提高政府和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制定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承担起各自应尽的职责和责任。在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中，政府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职能的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政府都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现象和问题，在改革中创新，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用产业化、社会化的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满足广大老年人在物质、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需求，逐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在经济层面上，充分利用当前人口红利期，以较短的时间建立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预计下一个世纪我国老年人在2015年前后达到2亿，在下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时我国老年人将在4亿以上，占全国人口的1/4，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估计为下世纪中叶)在8000万—1亿，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1/5以上。下世纪前半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即或能占到世界10%，但仍要负担世界20%—25%的老年人，物质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困难仍是很大的，应未雨绸缪，早作筹划。 3、在社会层面上，要大力弘扬中国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家庭为主体”的养老模式。从总体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我国众多的老年人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目前我们还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量力择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来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养老回归家庭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重礼节、讲孝道的民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儿女绕膝、天伦之乐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 4、在人口层面上，在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前提下，实行更加符合实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人口结构中不尽合理的现象。坚持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处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始终坚持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在人口加速走向老龄化态势下寻求可持续发展，可以有多种思路。其中可持续发展理论，坚持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探讨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基本的准则。具体而言，坚持可持续发展，应将满足老年人口需要纳入科学发展的宗旨之中，同时着眼于对全部资源的有效和科学利用，重视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5、在产业层面上，要注意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品需求逐渐下降，而适应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种消费品以及服务将会不断增加，并由此对我国现有的经济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适应人口老龄化、针对老年人自身需要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将越来越大。而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从事老年产业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从而引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利弊谈  (2006-07-13 19:32:34) 转载▼ 分类： 日记（每日话题摘要）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李强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的困境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的、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峻，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市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却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所谓城市化战略，就是城市化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国的专家学者曾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这就是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市模式。目前，在实践中，三种模式有并行的趋势：     第一，小城镇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有其独特性，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高达2亿多人。靠大城市解决不了这样多的人口失业压力。因此应该发展小城镇，使广大农民由农村迁移到附近的集镇，小城镇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还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它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将城市中的高科技、文化、经济联系推向农村，协调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小城镇在我国，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全国有小城镇5万多个。但小城镇模式显然有其局限性，它更多的是适合于江南地区，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小城镇模式显然不适用。近来，人们也常常批评，小城镇的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低下、能源耗费指标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另外，小城镇城市化程度较低，它实际上可能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     第二，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小城市都不是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小城市或小城镇投资效益低下，土地浪费严重，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因此，与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资于5万多个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10O万，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第三，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过去，人们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等。然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巨大，聚集效应造成了经济的高度繁荣。经济繁荣和人口密集也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在超大城市的发展中，周边卫星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卫星城与中心城市相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密集型的居住模式与分散型的居住模式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控制环境污染。超大城市的优越性在亚洲的模式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亚洲国家人口密度大、资源有限，因此，超大城市的发展更为突出。我国也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集中联片超大城市区域。一般说来，由于水源的短缺，我国北方不适于建设集中连片的超大城市区域。     我认为，以上三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城市化绝不可能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模式。哪一种模式适合该地区的情况，就应采用哪一种模式。     此外，我以为还有第四种模式，我称之为“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批生活稳定的中产阶层已从市中心迁到了城市郊区居住，他们在郊区的生活方式与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区别。因此，在当代社会，城市化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在农村得到普及。从我国的现实看，我们曾向不少城市农民工询问他们将来的去处时，大多数农民工表示，他们挣够了钱最终还是要回家乡去，在家乡办工厂、做买卖，像城里人一样安排生活。因此，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即乡村虽然仍保留，但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闲暇生活等，这些都与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初次分配中获得利益较少的群体，在再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中应得到适当补偿，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然而，考察城市中的再次分配，我们看到，城市农民工的利益在再次分配中仍然是考虑不够的。特别突出的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     迄今为止，各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思路，基本上还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对于流入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当然，人们会说，我们连城里人的社会保障体制顾及尚且不周，哪里顾得上流入城市的外来民工的保障呢？还认为，农民工在家乡有田地，他们失去工作后可以回家乡去，城里的保障可以不涉及他们。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却是，离乡背井的外来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境、没有工作、又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他们就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所以，我以为，在制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时，也应该考虑将城市农民工包括在内。尽管根据我国的劳动法，农民工应该享受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很多用人单位和雇工老板都只顾省事或多捞钱，拒不执行相应法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监督实施。虽然监督实施的责任主要应由各级政府的劳动部门来承担，但是，工会、共青团、妇联、各类民间NGO以及大众传媒等也应有所作为。     我认为，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