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严重少子化对经济发展不良影响分析

中国严重少子化对经济发展不良影响分析 中国严重少子化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分析 摘要:近年来，我国在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提前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少子化”现象日渐显著。而根据对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许多专家分析出我国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但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重视。因此文章就不断严重的“少子化”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着重指出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不断严重的“少子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重大不良后果。希望以此引起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关注与重视，且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实行“鼓励二胎、禁止三胎”的生育政策。 关键词:少子化;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02 “少子化”一词源于日本，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的出现代表着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减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198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誉为“1.57”危机。到2005年，这一数字下挫到1.08，日本媒体高呼“少子化已达威胁国家兴衰的地步”。[1]现今中国同样出现“少子化”现象，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生育水平不足1.5 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不足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40%。[2] 而据专家分析，我国2010年生育率已低于1.5，且未来生育率可能继续下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未发达、国民尚未富裕时，“少子化”现象却已十分严重，这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所需人力资源渐缺;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负担加重;家庭规模缩小，消费需求不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不良后果，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众多隐患。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实行“鼓励二胎、禁止三胎”的生育政策。 一、中国严重少子化的现状 “少子化”从宏观上讲可以指一个社会少年儿童(0—14岁人口)绝对数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少儿人口相对数，即少儿人口总人口比例下降;从总和生育率的角度理解，“少子化”指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3] 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总和生育率在5.0以上为超多子化;5.0,3.0为严重多子化;3.0,2.4为多子化;2.4,2.1为正常;2.1,1.8为少子化;1.8,1.5为严重少子化; 1.5以下为超少子化。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低到1.22。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更为低下，仅1.18。 可见，近十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严重的低于“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在2.0左右，目前我国已处在“少子化”现象十分严重的阶段。而就我国幼年人口而言，幼年人口在 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大幅下降，幼年人口数额减少，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总人口的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4] 就目前我国“少子化”现象，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少。在我国还依旧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够雄厚，国民整体富裕水平还比较低下时，我国已在计划生育影响下，提前进入“少子化”时代。与之伴随的还有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剧的“老龄化”。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4] 二是城乡“少子化”程度差距不明显。《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5] 数据充分显示出，在我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和生育率都严重低于更替水平，且二者之间的总和生育率差距较小，并没有出现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大的局面，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严重的“少子化”现象。三是结构失衡。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我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生育率总体都下降，但这仅仅是一个整体状态，对于一些在极为贫穷和偏僻农村地区的农民和极为富有的富人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管制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因此这 两类人群出生率依旧相对较高。但对于贫穷的农民而言，生育更多的子女只会加重了其经济负担，为了保证多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而不得不放弃对子女进行素质教育，由此导致生育孩子的数量多、质量差。对于富人而言，即使生育几个孩子，也依旧能对孩子进行很好的素质文化教育，因此生育孩子的数量多、质量也很高。 二、中国严重少子化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造成我国提前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少子化”现象也日渐显著与严重。而严重“少子化”将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众多不良后果，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国“少子化”产生的根源，为规划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提供帮助。 1.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我国人口由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为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1970年国家出台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且生育率呈现出继续下降的趋势。到2010年，有关专家通过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得出我国生育率已低于1.5，总和生育率仅1.18，我国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且“少子化”现象在我国已十分显著与严重。 2.生育观念的改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成了我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国民生育观念的改变也是造成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少子化”现象日益凸显的一个重大因素。由于我国在短时间内的急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迅速跟西方文明接轨，文化也全盘西化，我国儒家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渐渐被国民抛弃。而我国日渐增高的孩子教育与抚养费用，使得抚养孩子成了家庭的负担，不堪重负的年轻父母则只有选择少生、优生以此减轻负担，由此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子防老思想在巨大的养子压力下逐渐被人们遗弃。同时随着我国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各大高校不断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级知识分子愈来愈多，尤其是高级女知识分子大量涌现。这些拥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崇尚自由、渴求舒适自在的生活，因此不愿生育孩子给自己带来经济和生活负担。而且在我国，随着女性受教育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妇女为生育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也会变大，女性职工可能因为生育失去晋升或培训机会，这无疑导致高知识女性为追求事业而放弃生育孩子。 三、中国严重少子化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 虽然目前我国依旧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人口总额超过13亿之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现今我国已处于“少子化”严重阶段，总和生育率极为低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我国在还没实现经济发达、国民富裕时，却呈现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这将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 不良影响: 1.青年劳动力减少，经济发展将面临人力资源不足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时下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增量的递减，在2010年新增的劳动人口大约为400—500万人，大约在2020年前后，劳动力人口会趋于“零增长”，然后逐渐下滑。[6]我国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促成的严重“少子化”将造成青年劳动力减少，最终导致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渐渐缺乏新鲜的、有活力的青年劳动力，国家可利用的人力资源渐少。 现今，我国依旧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未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产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需要依靠大量劳动力的创造与建设去积累资金;同时我国现代化农村的建设依旧需要大量有活力、学习能力强的青年劳动力，需要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有大量可利用劳动力，但在我国城乡地区却都出现严重的“少子化”现象，这将造成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增量在不断减少，到2020年前后可能趋于零增长、负增长，意味着此后我国青年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会渐渐缺失，届时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出现“用工荒”局面，现代化农村的建设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一场“抢人”风波可能由此产生。 2.老龄化加剧，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发展受阻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少年儿童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下降和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型人口结构的标准指儿童、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小于30%，老年人口(65岁以 上)比重大于7%，如果老年人口下限为60岁，则老年人口比重应大于10%。 在死亡率稳定的情况下，“少子化”会造成人口金字塔的收缩，底层幼年人口减少，相对的顶层老年人口则会增加，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16.6%，比2000年下降6.29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4]幼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这意味着众多老年人都将无子陪伴、生活孤独。这些孤独老人需要国家、社会给予特别的、贴心的照顾，这种照顾不仅要有物质生活的照顾，还需要有心灵的照顾。如在物质方面，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投入和社会资金支持，用于养老金储备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增加养老院数量来安置无人赡养的老人;需要加强完善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在心灵方面，需要建设一些老人娱乐设施、安排一些老人娱乐活动等，必要时还需定期安排青少年入院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等等。这些将耗费和分散国家、社会众多精力与资金，给社会造成重大压力，抑制经济的发展。 3.家庭规模缩小，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少子化”意味着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的微观人口学后果则是家庭规模的缩小，现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都为4—2—1的家庭结构，家庭规模较之以前有所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数也减少。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2万户，家庭户人口12446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 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4] 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每个家庭户人口数减少将带来家庭对生活、文化教育等消费品消费需求的减少，如衣物、食物、幼儿文化教育的消费。然而社会消费函数是家庭消费函数的总和，单个家庭消费需求的减少势必会造成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减少。如今在经济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我国大量外向型企业不得不将产品销售由国外转向国内，这要求我国有更大的消费市场来消化转入的产品。同时我国经济从供给型向需求型的转变表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需要有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我国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国民的需求将不能满足我国日益增多的产品供给，企业生产的产品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导致大量的企业产品产量过剩、积压严重，企业为促进产品的消费而打起“价格战”，由此引发企业间严重的恶性竞争，这不仅不利于企业健康长远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经济健康长远发展。 4.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阻碍城乡一体化 城乡生育率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反方向变动趋势，城乡生育率之比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而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两者呈正方向变动。[7] 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城乡生育率迅速下降，尤其是农村生育率下降极为迅速，城乡之间的生育率差距逐渐缩小，并呈现出差距不明显的特征，从而造成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其次，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城乡生育率降低，大多数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都只生育一 个孩子。贝克尔的孩子需求理论认为孩子数量与孩子质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替代关系，即在满足父母获得效用这一角度来说，孩子的数量与孩子的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8]孩子数量不能提高，父母就只能通过提高孩子质量来获得效用。但我国农村的教育设施、教育投入远远差于城市，造成农村孩子的质量效益的提高不足于城市孩子。同时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大量有素质的劳动力纷纷举家迁移到城市。由此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则扩大。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将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四、结语 “少子化”的出现将给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威胁和隐患，因此发达国家一直极为重视这一课题。而我国作为想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目前我国严重的“少子化”现象，则更应该予以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指出了我国“少子化”现状和原因，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分析持续严重的“少子化”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希望以此让各界主体对我国“少子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加强对“少子化”的关注。而国家为促进经济长远发展，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适时地对我国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实施“鼓励二胎、禁止三胎”的生育政策，而不是等到我国人口总量以减少到理想状态，才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设法提高我国生育率。 参考文献: [1]杨琳.中国逐渐进入“少子化”时代[j].师道，2012(09). [2]许沁.本市常住人口平均生育意愿1.43个子女[n].新闻晚报，2012-04-27(14). [3]杨倩.当代中国少子化现状及成因分析[j].今日科苑，2011(10).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eb/ol].http: //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 32.htm.2011-04-28. [5]邓飞.中国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1.18[n].中国经济导报，2012-07-10(07). [6]张翼.近年来中国人口与就业热点问题[j].河北学刊，2011(04). [7]张春楠，段升森，李莹莹.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我国收入差距[j].山东经济，2010(01). [8]罗淳.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j].人口学刊，1991(05). 作者简介:廖志琴(1991-)，女，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