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

FD增长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金融与发展FINANCEandDEVELOPMENT2017年3月号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21430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2017年3月号·第54卷·第1期金融与发展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特　辑增长难题2 经济增长走向何方？ 世纪之交的全球乐观主义已被对长期停滞的恐惧所取代尼古拉斯·克拉夫茨7 老龄化的成本 随着人口老龄化，富裕国家的GDP增长放缓，老年人支助成本上升，政府预算倍感压力罗纳德·李、安德鲁·梅森10 停滞不前 要复兴全球生产力，就要从处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开始古斯塔沃·阿德勒、罗曼·杜瓦尔14 制定良好的政策 精心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财政激励措施有助于刺激创新，并最终促进增长鲁德·德穆伊16 重新考虑国内生产总值 现在也许是时候设计缺陷更少的衡量经济福利的新方法了黛安·科伊尔20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 世界各地的人分享他们对幸福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的想法24 争锋相对：长期停滞 疲弱的未来J.布拉德福德·德隆 政策就是问题所在约翰·B.泰勒26 直言不讳：迈向包容性增长 新兴市场国家应更加公平地分享其增长成果张涛本期还有30 中间立场 人民币的地位在提升，但不会起主导作用埃斯瓦尔·普拉萨德34 更广泛地推广普惠金融 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公司能够获得金融服务，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受益阿道尔夫·巴拉加斯、马丁·奇哈克、拉特纳·萨海37 平等让我们彼此更信任 美国和欧洲的不平等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且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埃里克·D.古尔德、亚历山大·海曾登录www.imfbookstore.org/f&d订阅《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英文版刊号 ISSN0015-1947CamillaLundAndersen主编MarinaPrimorac责任编辑GitaBhattNatalieRamírez-DjumenaJacquelineDeslauriersRaniVedurumudiJamesL.Rowe,Jr.ChrisWellisz高级编辑MarieBoursiquot在线编辑BabarAhmedBruceEdwardsEszterBalázsMariaJovanovićNiccoleBraynen-KimaniNadyaSaberMaureenBurke助理编辑LijunLi印刷/网络产品专员RobertNewman编辑助理LucyMorales文字编辑LuisaMenjivar创意主管MichelleMartin高级美术设计编辑顾问BernardinAkitobyLauraKodresCelineAllardTommasoManciniGriffoliBasBakkerGianMariaMilesi-FerrettiStevenBarnettInciOtker-RobeNicolettaBatiniLauraPapiHelgeBergerCatrionaPurfieldPaulCashinUmaRamakrishnanAdrienneCheastyAbdelhakSenhadjiLuisCubedduJanetStotskyAlfredoCuevasAlisonStuartThomasHelbling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地址：700NineteenthStreet,NWWashington,DC,20431,USA.电话：（202）623-7430传真：（202）623-7201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版权所有，IMF，2017年。翻印本刊文章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Finance&Development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Washington,DC,20431,USA电话：（202）623-8300传真：（202）623-6149网址：http://www.imf.org/fandd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免费予准。本刊的文章及其他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中文版由 翻译出版。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电话：88190916传真：88190916邮政编码：100142网址：http://www.cfeph.cn中文版刊号：ISSN0256-2561FROMTHEEDITOR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编者的话面对增长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发达经济体人们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深感不安构成了2016年政治大动荡的核心问题。人们将原因推到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上，然而缓慢的增长—即经济学家所称的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可能才是罪魁祸首。那些想当然认为自己的后代会生活得更美好的家长们，他们的美梦随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破灭。九年过去了，民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回归以及内向型的政策都威胁着战后的经济秩序。华威大学的尼古拉斯•克拉夫茨指出，生产力增长的下降早在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就出现了，而这正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期《金融与发展》探讨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发达经济体是否能够摆脱长期停滞，并希望正确的政策能够帮助恢复生产力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进一步探究生产力增长缓慢的原因。IMF的经济学家古斯塔沃·阿德勒和罗曼·杜瓦尔从全球金融危机找到了根源—信用紧缩不仅破坏了企业的生产力，还严重影响了经济体改变资本流动方向的能力。其他诸多因素也造成了生产力增长缓慢，如人口老龄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纳德·李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安德鲁·梅森言辞凿凿地指出，人口增长缓慢必将导致国家收入和GDP增长放缓。但是，他们也指出对于个人的影响—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影响—将取决于经济政策。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政策选择能消除对重新分配的恐惧吗？能在不叫停作为战后经济增长引擎的全球贸易的情况下做到公平吗？什么能够提高生产力并推动创新？发达经济体该怎样接纳老龄化的劳动力？首先，我们必须要以正确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进行衡量。曼切斯特大学的戴安·科伊尔探讨了用GDP衡量经济福利的利与弊。其次，我们不应忘记全世界2/3人口—也就是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其中很多国家的人口更年轻，生产力也仍然富有活力，而这正是推动其本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的动力。再次，我们不能鲁莽行事。全球贸易是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阻碍全球贸易的壁垒将对所有经济体造成伤害，不管是大型还是小型经济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解决其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寻找简单的答案。正如伯克利的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所说，“只有当我们切实做些什么，在九年后我们才有可能不再提及长期停滞。”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LundAnderson主编40 保护森林，促进增长 森林是气候稳定的关键资产，巴西的实践表明保护森林与发展可以并行弗朗西丝·西摩、乔纳·布施43 危险的结合 如果金融机构将银行业务与非银行业务结合起来，就会具有潜在风险拉尔夫·恰米、康奈尔·富伦坎普、托马斯·科西马诺、塞利娜·罗雄46 国家的财富不可燃烧 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行动可能会让很多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化石燃料资源价值缩水詹姆斯·卡斯特、大卫·曼利、乔吉娅·切基纳托其他内容28 图表释义 女孩力量 帮助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政策受益于每个人玛利亚·约瓦诺维奇50 货币 50元纸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纪念其中央银行成立50周年发行了新的50元纸币玛丽·布尔西夸特52 经济学人物 并行路径 阿提世·雷克斯·戈什采访横跨学术界和政界的克莉丝汀·福布斯55 书评 《知者：艾伦·格林斯潘的生涯》，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消失的中产阶级：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偏见与力量》，彼得·特敏 《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乔尔·莫基尔插图：封面：MichaelGlenwood；第28—29页，DavidHunt，ThinkStock，Freepik；第30、32页，iStockviaGettyImages。摄影：第2—3页，ChristofStache/GettyImages；第5页，MichaelH/GettyImages；第7页，Tuul&BrunoMorandi/GettyImages；第10页，OrjanF.Ellingvag/CorbisviaGettyImages；第14页，ToruYamanaka/GettyImages；第16页，ChristopherJue/GettyImages；第24页，courtesyof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第25页，courtesyofStanfordUniversity；第26页，IMFphoto；第34页，MoneySharma/AFP/GettyImages；第37页，BlendImages-JohnLund/MarcRomanelli/GettyImages；第40页，RicardoSiqueira/BrazilPhotos/LightRocketviaGettyImages，ThinkStock；第42页，ThinkStock；第43页，RyanMcVay/GettyImages；第46页，AndreyRudakov/BloombergviaGettyImages；第50—51页，CentralBankofTrinidadandTobago；CaroleAnnFerris；第52页，IMFphoto；第55—57页，IMFphoto。504052281《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世纪之交的全球乐观主义已被对长期停滞的恐惧所取代经济增长 走向何方？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建筑工地上一个工人站在施工架旁。2《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尼古拉斯·克拉夫茨所谓的“新经济”方兴未艾，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极其乐观，这些就仿佛发生在昨天。但是到了今天，却到处都弥漫着对未来长期停滞的恐惧，长期停滞意味着非常缓慢的经济增长将成为新常态，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尽管众所周知，世纪之交的乐观主义明显不合理，但是今天的悲观主义也同样有些过了。目前主流增长预测表明，相对于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几十年的增长率来说，美国和欧盟的中期增长会明显放缓（见表）。其中，与1995—2007年相比，预计未来美国和欧洲的实际人均GDP（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增长率将减半，甚至更差。而且，在各种情况下，预计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都将出现严重下降。如果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将更加明显，欧洲尤其如此。另外，美国和欧洲的增长放缓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产生好坏参半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不利影响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求减少上，因此，有必要对依靠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重新思考。而且，美欧的增长减缓也可能会降低新技术在全球传播的速度。另一方面，欧美的增长放缓也预示着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低实际增 长3《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利率，从而导致全球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转而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其带来更多前景光明的投资机会，使其实现持续快速的追赶性增长，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不准确的预测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总是在作出不准确的未来增长预测，或者说总是对改善的生产力表现反应迟钝。长期停滞观点之父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就是明显的例子。在193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他说技术进步并不足以产生能够鼓励投资，以及避免出现持续高失业率所必需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事实上，当时距离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时代仅有一步之遥，甚至就在汉森说此话时，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正在高速增长。全要素生产力是指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的部分，反映了隐含的技术和效率等社会因素。然而，在近50年后的1987年，当时正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前夕，另一位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M.Solow）却哀叹“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的存在，但却少见生产力的统计数据”（见“‘索洛残差’的光辉”，《金融与发展》2011年3月号）。今天的悲观主义，包括汉森的长期停滞观点的回潮（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疲弱的未来”)，都只看到了近期的增长表现。因为实证经济分析显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力增长都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生产力增长对提高人均经济产出和整体生活水准来说至关重要。尽管有理由认为，数字技术的一些收益还没有被很好地吸收进GDP和其他国民收入账户中，但专家们都认为美国增长的放缓并不是统计假象，而是实际现象，而且不止是近期全球经济危机的暂时症状。主要原因在于产出的损失，因为今天的实际GDP与早期趋势外推预测值之间的差距，至少都要比大多数对传统国民收入账户中未能识别的消费者福利收益估计值高20倍。但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线希望。因为大萧条时期的先例显示，在国家创新体系健全的情况下，严重的银行危机并不一定会阻碍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例如，1929—1941年，年均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为1.9%，支撑了其间年均2.5%的劳动生产力增长率。而美国未来的收入增长似乎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不乐观。尽管在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40年间，实际人均GDP的增长普遍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未来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这一预测的依据在于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通常预示着生产力的下降），有限的劳动人口增长潜力，以及由教育程度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速度的显著放慢。创新是劳动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期间，虽然电力、内燃机等重大发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当时美国经济的主要特色还是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增长的广泛扩散，其中包括办公室工作和零售业的重大变革以及工厂机械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信息和通信科技是较短时间内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却并无法与早期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相提并论。其实，对美国增长表现的实证分析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现在虽然并未消失，但也远比不上其在20世纪中叶鼎盛时期的作用。例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的预测值只有20世纪30年代实际增长率的一半。美国增长可以超过预期但是，这种实证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只是回顾了过去的情况，而使用前瞻性的方法进行分析则可能会对美国的增长前景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其理由至少有三个。首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机器人有望替代劳动者完成很多工作，包括低工资服务部门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前似乎难以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另一波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浪潮可能即将来临，正如一些预测所称，如果在今后20—25年间，40%的工作可以电脑化（Frey和Osborne，2013），那么就可以支持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以上。其次，中国的崛起会极大地促进全球研究开发领域的发展。悲观的未来对美国和欧洲的实际人均GDP和生产率（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的短期增长预测都不乐观。（年增长率，百分比）美国欧盟十五国实际人均GDP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实际人均GDP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1950–19732.52.64.04.91973–19951.71.31.92.51995–20072.22.22.01.52014–20231.00.82016–20261.01.4资料来源：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016；Havik等人，2014；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6。注：欧盟十五国是指2004年之前加入欧盟的以下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2016年以后为预测值。4《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从历史上看，英国是19世纪领先的新技术出口国，但到了20世纪却转变为需要依赖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引进技术的国家。而在未来几十年，中美之间的类似角色转换似乎仍有可能出现。再次，通过降低获取知识的成本以及大幅扩大数据分析（科技进步的基础）的范围，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也为发现有用的新技术铺平了道路。实际上，研究开发领域已经有了显著的技术进步。相反，对西欧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追赶性增长的速度，而不是尖端技术进步的速度。从20世纪中叶到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欧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明显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中叶到70年代初，西欧在此期间出现快速的追赶性增长，在收入和生产力方面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欧洲在此期间的增长速度显著下降，人均实际GDP的追赶性增长出现停滞，原因在于工作时间和就业的减少。但是，其劳动生产率却在此期间出现强劲增长，与美国在每工作小时的实际GDP上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然而，到了第三阶段（从20年纪90年代中期到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却跟不上美国的步伐，不但谈不上追赶，反而差距在稳步扩大。其结果是，到了2007年，欧盟十五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的收入水平与美国收入水平的比值反而比1973年还略有降低。社会能力是关键欧洲中期增长前景既取决于美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也取决于其追赶性增长能否在长期停滞后重新恢复。经济史学家把社会能力当作决定追赶性增长成败的关键因素。社会能力可以是激励结构，比如能影响投资和创新决策的监管和税收政策，让企业有效地吸收领先者开发的技术（比如美国）从而提高效率。维持社会能力作为发展的促进因素，通常需要进行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和政策的改革，比如对资本市场规则和市场新进入者的限制进行改革，但这是一种政治挑战。而且，社会能力也会随着技术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例如，在流水线制造技术变革时期运行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可能会在传播市场服务的信息和技术进步方面存在不足。创新是劳动生产力快速增长的基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西欧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其得益于战后重建、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欧洲经济一体化、耐心资本主义（patientcapitalism）等因素，其中耐心资本主义是指注重长期实际回报，而不是只关注明天的股票价格。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些因素都已消失，或者至少已大幅减弱。而且，支持西欧经济重建的战后政治协议和社团结构不仅意味着规模更大的社会转移—最终产生了扭曲经济行为的更高额直接税—还给大多数欧盟国家留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几年，欧盟不仅没有追赶上美国，反而落后得更多，在对这种转变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中，有一种美国观点广为流传。简言之，该观点认为欧盟国家的竞争程度太低，税收太高，监管太严，因此损害了社会能力。但这种观点很难形成新的转折，因为很多欧盟国家已对此争论了一段时间，认为这些因素并没有阻止（只是可能减缓了）它们的追赶性增长。然而，随着破坏性的信息和通信新技术（其生产力来自于业务重组）的出现，就业保护和产品市场监管的阻碍作用变得更加严重，其原因不是在于欧盟采取了更严格的监管，而是在于现有监管的成本变得更高。在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体中，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力量更加重要，因为正是创造性破坏力量用更新的、更高效的企业取代了低效率的企业和过时的技术,但欧盟的这些创造性破坏力量比美国要弱。而且，很多现存的生产力差距来源于分配资源的低效率（特别是幸存的低生产力长尾企业），尤其是在南欧国家。喜忧参半的未来对欧盟十五国增长的展望喜忧参半。好消息是美国生产力增长仍在继续（尽管增速放缓），而且追赶性增长仍黄昏时分的城市立交桥鸟瞰，美国加州洛杉矶市。5《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有可能。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在进行长期可能增长预测时（使用前瞻性方法，包含了追赶性增长模型，而不是外推近期趋势），预计欧盟十五国的劳动生产力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在2014年和2030年分别为每年1.6%和1.5%，比欧盟委员会的近期趋势外推的结果更为乐观。但坏消息是，要想实现经合组织的预测结果，必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相关改革的清单并不困难，经合组织和欧盟委员会都进行过此类练习，主要措施包括加强竞争、改革税制、减轻监管要求，并且全面贯彻欧盟公布的建立欧洲单一服务市场的意图，通过消除与不同法规和对欧盟供应商的其他限制有关的贸易费用来实现。而更坏的消息是，此类改革已面临的政治困境，将会因为整个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和对市场经济支持的退潮而变得更加复杂，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总之，虽然美国生产力增长的减速是真实的，并且比金融危机更早出现，但情况不会永远如此。虽然技术进步对未来生产力增长至关重要，但也同往常一样不可预测。即使通过重大的供给侧改革，欧洲可能会比美国增长更快，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性似乎并不大。诚然，正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一样，欧洲可以奋力开发未来新技术的潜力，但也会进一步落后于美国。■尼古拉斯·克拉夫茨（NicholasCrafts）是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教授。参考文献：ConferenceBoard.2016.TheConferenceBoardTotalEconomyDatabase,May.Frey,CarlBenedikt,andMichaelA.Osborne.2013.“TheFutureofEmployment:HowSusceptibleAreJobstoComputerisation?”Unpublished,OxfordMartinSchool,Oxford,UnitedKingdom.Havik,Karel,KieranMcMorrow,FabriceOrlandi,ChristophePlanas,RafalRaciborski,WernerRöger,AlessandroRossi,AnnaThum-Thysen,andValerieVandermeulen.2014.“TheProductionFunctionMethodologyforCalculatingPotentialGrowthRatesandOutputGaps.”EuropeanEconomyEconomicPapers535,EuropeanCommission,Brussels.US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2016.“AnUpdatetotheBudgetandEconomicOutlook,2016to2026.”Washington,DC,August.www.cbo.gov/publication/51908.收听IMF播客，了解有关经济和发展领域最出色的观点。登录IMF.org或者你最喜欢使用的播客APP。通过聆听了解世界6《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随着人口老龄化，富裕国家的GDP增长放缓，老年人支助成本上升，政府预算倍感压力老龄化的人口和较缓慢的劳动人口增长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经济，比如GDP的增长减速，劳动适龄人口用于支助老年人的支出上升，政府预算由于老年人医疗健康和退休成本的增加而倍感压力。但是，老龄化的人口也可能会提高劳动者的人均资本量，从而提高工资和每工作小时的产出（生产力），而且由于高工资降低了资本回报率从而导致利率水平降低。不过，如果政府不鼓励公司大量运用可借贷资金进行投资，人口老龄化和较低的劳动人口增长可能也会导致长期停滞。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婴儿潮繁荣时代的结束导致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下降，尽管有移民加入。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几乎每次GDP增长的减速都与劳动力和人口增长的下降同时出现，而后者正是美国和欧洲令人担忧的前景。在1975—2015年的40年间，美国20—64岁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4%，但未来40年的预测仅为每年增长0.29%。这可能会导致GDP增长率和总消费增长率相应下降。而且，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出现下降，其中欧洲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还将会在2015—2055年间下降20%以上，其GDP的增长也会随之下降。人均产出很重要但是，个人的福祉并不取决于合计值，而是要看人均值的增长情况。标准增长模型预测的结果显示，较慢的人口增长也可以带来劳动者人均产出和工资的增长。那么，这里隐含的问题就是劳动者的较高人均产出是否会转化为较高的人均收入。而这取决于，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增长的生产力中会有多少用于抵消劳动者人均依赖者（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数量增加的负担。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依靠国民转移账户，更仔细地考察经济活动随年龄的变化情况。国民转移账户是用来衡量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生产、消费和节省资源情况（NTAccounts.org；Lee和Mason，2011；UnitedNations，2013）。具体来说，儿童消费超过了生产，老年人的平均情况也是如此。儿童和某些老年人的消费则要由青壮年（约25—59岁）罗纳德·李、安德鲁·梅森老龄化的成本正在打牌的人，意大利那不勒斯。增 长7《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提供，因为青壮年的生产比消费大（见图1）。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者的比例下降，而消费相对较高的老年人比例则同时上升。其中，在日本、瑞典和美国等国家，老年人的相对消费要比图1中所描绘的平均水平高得多，而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家，老年人消费的相对增长则要小很多。虽然占人口比例较少的儿童可以部分地抵消老年人的更多消费，但是，如果生育率开始从当前的低水平恢复，则儿童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可能会上升，从而加大了青壮年劳动者的压力。而且，老龄化的人口给整个社会施加了预算压力，因为相对于消费者数量而言，劳动者数量出现了下降。这一现象可通过赡养比率进行量化，赡养比率是指劳动者总数与消费者总数（包括所有人—少年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的比率。赡养比越低，向消费者提供资金的劳动者数量就越少，因此，就必须减少消费或者增加劳动力供给—例如，通过推迟退休。在2015年到2050年期间，美国的赡养比每年会下降0.26%，其他高收入国家每年会下降0.40%，中国每年会下降0.82%（见图2）。这意味着，到2050年，除非劳动力供给增长，否则中国的消费必然下降25%，美国的消费必然下降9%，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必然下降13%。当然，图1中所展示的消费和收入年龄模型必须根据新的人口统计现实进行调整。老年人消费的资金来源老年人通过多种收入来源来支付自己的消费，除了可以通过继续工作取得收入之外，老年消费者还部分地依靠他们的资产（包括农场、企业、房产、储蓄和投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等现金收入，以及医疗健康和长期护理等实物公共转移。而这些公共转移是由税收支付的，大部分税收则都是由青壮年缴纳的。此外，还有一部分老年人的消费可能来自于年轻家庭成员的净支助（接受的支助减去提供的支助）。其中，在东亚，老年人从家庭得到的支助比其提供的支助要多，但是在其他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欧洲和美洲，平均来说，老年人提供给年轻家庭成员的支助要多于其获得的支助。老龄化的人口给整个社会施加了预算压力。一般来说，老年人支付自己消费的比例越高，青壮年以较高税收方式负担的老年人支助成本就越少（见图3）。欧洲就是因为严重依赖公共部门转移支助老年人消费而特别引人关注。相反，如果老年人支付（无论是通过资产收入，还是通过继续工作）自己消费的比例很低，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他们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美国的情况则正好与此相反，因为美国人普遍较晚退休且晚年更多依靠自己的资产。拉丁美洲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亚洲则与美国类似。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医疗保健、长期护理等公共部门转移将特别成问题，因为即使在扣除由老年人所缴纳税收提供的资金之后，这些支出还是占了公共预算的大部分份额。而且，预测显示，除非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削减福利，要么两者并举，否则这些项目通常都将无法持续。财政赡养比率就是反映此问题的一项指标，其构成与赡养比率类似，只是将赡养比率的劳动者数量对消费者数量的比率换成了纳税者数量对受益者数量的比率。具体来说，在2010年到2050年期间，由于人口老龄化，美国的财政赡养比率将下降11%。这意味着，要平衡2050年图1收入与消费25—59岁青壮年的收入多于消费，而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则相反。(平均的人均值，指数，1=30—49岁人口的平均劳动收入)资料来源：Mason、Lee等人，即将发表。注：该数据涵盖了按世界银行分类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福利、自雇者的劳动收入和无酬家庭工作者提供劳动的估计价值。消费包括归于个人的家庭支出，以及各个年龄段的人所收到的实物公共转移。00.20.40.60.81.01.20102030405060708090100劳动收入消费年龄图2负担分摊从现在到2050年，支持消费者（少年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的劳动者数量将下降。(支持比，2015年=100)资料来源：Mason、Lee等人，即将发表。注：其他高收入国家是指世界银行分类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不包括美国）。支持比是劳动者数量除以消费者总数量（即所有人口）。6070809010011012019801990200020102020203020402050中国 美国 其他高收入国家8《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的税收收入和公共预算（联邦、州和地方合计）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成本增加，就必须将税收收入提高11%，或者将支出减少11%，或者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欧洲国家的相应数值位于14%与28%之间，日本的相应数值是26%。这些数值都是指整个政府的预算，而不是只包括社会福利部分。另外，某些政府试图重组其公共转移项目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提高退休年龄以及将福利水平与税收收入的可用性密切联系起来，但这是政治上的一项艰巨任务。生产力的提高如果整体储蓄率保持不变，同时劳动力增长减速，则人均资本量（比如机器、道路、参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办公设备）将增加，从而提高生产力和工资，降低利率。例如，相较于1975—2015年，美国的生产力将在2015—2055年期间每年下降1%，这意味着劳动者人均资本量将大幅上升。而且，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老年人是净储蓄者（Lee和Mason，2011），比年轻的成年人拥有更多的资产。此外，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生育率也提高了储蓄率，增加了私人储蓄。但在有些情况下，劳动者人均资本量可能并不会增加。首先，如果人口老龄化迫使政府借贷更多的资金用于支付福利支出，从而导致用于私营资本投资的资金可能会被挤出。其次，如果劳动者人均资本量开始上升，导致利率下降，那么成年人可能会选择储蓄更少的钱，而这最终会降低资本增量。第三种可能是，投资者将前往外国资本市场寻求更高回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年轻，投资回报率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劳动者将无法因工资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受益，尽管在国外投资的回报也会提高国民收入。长期经济下滑因此，公司可能会选择大幅削减在国内经济中的投资，甚至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且，如果它们认为产出和消费增长将由于人口和劳动力的下降而放缓时，则可能还会降低全要素生产力（即经济增长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来解释的部分，反映了技术等隐含要素的作用）。所以，如果公司变得悲观，即使中央银行将利率降至零以下，经济仍然可能会保持停滞，同时出现长期高失业率—即所谓的长期停滞现象（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疲弱的未来”和“经济增长走向何方？”）。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就运用长期停滞概念来解释日本近几十年几乎持平的经济增长，以及欧洲未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现象（Teulings和Baldwin，2014）。总之，虽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GDP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将必然放缓，但是这些对个人的影响（用人均收入和消费来衡量）可能会差别相当大。虽然老龄化的人口将意味着更多的老年依赖，而且达到老年人无法依靠自己的资产和劳动来维持自己生活的程度，但是，老龄化也可能会增加劳动者的人均资本量，提高生产力和工资，特别是在政府债务没有挤出资本投资的情况下（Lee，2016）。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是好还是坏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而是取决于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以及公共政策如何根据新的人口统计情况进行调整。■罗纳德·李（RonaldLee）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教授，安德鲁·梅森（AndrewMason）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经济学教授和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参考文献：Lee,Ronald.2016.“Macroeconomics,AgingandGrowth.”InHandbookoftheEconomicsofPopulationAging,editedbyJohnPiggottandAlanWoodland.Amsterdam:Elsevier,59–118.—,andAndrewMason.2011.PopulationAgingandtheGenerationalEconomy:AGlobalPerspective.Cheltenham,UnitedKingdom:EdwardElgar.Mason,Andrew,RonaldLee,andothers.Forthcoming.“SupportRatiosandDemographicDividends:EstimatesfortheWorld.”UnitedNationsPopulationDivisionTechnicalReport,NewYork.Teulings,Coen,andRichardBaldwin,eds.2014.SecularStagnation:Facts,CausesandCures.VoxEU.orgeBook,London:Centr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UnitedNations.2013.NationalTransferAccountsManual:MeasuringandAnalysingtheGenerationalEconomy.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NewYork.图3老年人的钱包各地区支持老年人消费的资金来源千差万别。(消费百分比)资料来源：国民转移账户：www.ntaccounts.org。注：亚洲=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老挝、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欧洲=奥地利、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拉丁美洲=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牙买加、墨西哥、乌拉圭。劳动收入包括工资、福利、自雇者的劳动收入和无酬家庭工作者提供劳动的估计价值。公共转移和私人转移为净值（收到的转移减去提供的转移）。资产净收入是指资产收益减去利息费用和储蓄。–20020406080100120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美国劳动收入 公共转移 私人转移 资产净收入9《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技术进步的速度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律师、三维打印人体器官等发明逐渐普及的前景预示着新一轮技术进步浪潮的来临。通过让我们用更少的资本和时间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即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些技术进步将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那句名言所说，我们随处可见这些新技术的存在，却不见生产力统计数据。令人烦恼的事实是，在过去十年中，尤其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劳动者平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力（用于测量包括资本和劳动在内的总体生产力，也反映了技术等因素的作用）已经急剧减速。这种现象在发达经济体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似乎也延伸到了发展中国家（见图1）。当然，生产力天生难以测量，但也没有合理理由怀疑过去十年中测量误差已经增大。而且，近期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是过去十年中测量误差已经增大，也不可能是这次减速的主要原因（Svyerson，2016）。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疲弱停滞不前要复兴全球生产力，就要从处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开始古斯塔沃·阿德勒、罗曼·杜瓦尔在本地13号码头工人调度大厅内等待被分配工作的工人，美国加州洛杉矶。10《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的生产力增长将严重威胁到提高全球生活水平、个人和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系统的生存能力、经济政策应对未来冲击能力的进程。诚然，无所事事地等待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引发假设的生产力复兴是不明智的，但要想治愈痛苦，必须首先诊断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持久的伤疤一般来说，生产力增长来自于技术创新及扩散，对这两方面或其中之一的减速原因并不缺乏解释，其中包括抱怨衰退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繁荣（Fernald，2015；Gordon，2016）；懒散的企业和不充分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Andrews、Criscuolo和Gal，2015；Cette、Fernald和Mojon，2016）；专业知识资本和赢家通吃市场动力学的兴起；错配的、贫乏的技能；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统计因素；或者缓慢的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IMF，2016）。虽然这些因素中有很多已发挥显著作用，并且可能会继续拖累生产力，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力减速的突然性、力度和持久性表明，上述这些作用缓慢的力量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危机本身才是首要因素。与典型的经济减速不同，严重萧条（通常伴随着金融危机）包括大规模持久性的产出下降。这些产出损失反映的不仅是就业和投资的持续下降，还有生产力的持久下降（见图2）。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与严重萧条毫无二致。但是，重大（但似乎短暂的）金融冲击怎么能对生产力产生如此大规模持久性的效应呢？研究发现，上述问题大部分可以归因于疲弱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相互作用，伴随着紧缩的信贷环境、不足的总需求以及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后者已成为后危机时期环境的特征。因为这些因素似乎已造成投资不足、全要素生产力衰退和潜在增长下降之间的恶性循环。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发达经济体，尽管我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些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造成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减速的原因并不清晰，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发达经济体中，相比于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的公司，有着脆弱资产负债表（即有高负债或者大量到期贷款）的公司在危机之前经历了突然的生产力下降（见图3）。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如果这些公司在危机之前一直经营不良，则它们的裁员或彻底退出市场会导致总生产力提高，即出现所谓衰退的清洗效应。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有着脆弱资产负债表的公司的生产力动态与那些2008年之前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的企业类似，这表明脆弱公司2008年之后的持久性疲弱绩效来自于危机的冲击，而不是内在的绩效不良。脆弱的资产负债表因严酷的金融环境而恶化。事实上，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信贷迅速枯竭以及后来的欧元区危机，使全球金融危机与以往的衰退不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对生产力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环境最紧缩的国家。在这些经济体中，那些在危机开始时持有大量到期贷款的公司与再融资需求较小的公司之间在危机后时期的生产力差异最引人关注。简单的计算表明，平均来说，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在危机后其生产力放缓，原先存在的公司脆弱资产负债表与紧缩的信贷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占了1/3的份额。增 长图1下滑最近几年，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力增长急剧减速。(五年平均生产力增长率，百分比)资料来源：佩恩表9.0；IMF，《世界经济展望》；以及IMF员工的计算。注：分组平均用GDP加权（购买力平价）。19901995200020052010201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3–2–10123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经济体 低收入经济体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全体不包括中国图2持久效应在深度衰退（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产出下降，反映了全要素生产力的长期持续下降。(TFP对深度衰退的反应，百分比)资料来源：Blanchard、Cerutti和Summers，2015；佩恩表9.0； KLEMS；以及IMF员工的计算。注：TFP=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力（偏离衰退前趋势）。全要素生产力是指经济增长中无法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部分。–8–6–4–202–1012345总TFP（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总TFP（过去的衰退时期）年11《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但是，信贷紧缩为什么会对现有公司的生产力造成如此持久的伤害呢？我们的证据表明，突然的流动性紧缩和相关的营运资金融资困难，可能已迫使陷入困境的公司开始出售资产、裁员、削减无形资产投资或者破产，因而对生产力造成了持久的不利影响。例如，在雷曼破产之后，相比于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的公司，原先存在脆弱资产负债表的公司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要少得多（Duval、Hong和Timmer，即将发表）。更广泛地看，信贷紧缩还导致公司将投资支出转移到短期、低风险、低回报的项目上（Aghion等人，2012）。紧缩的信贷环境似乎不仅削弱了公司内部的生产力增长，还破坏了经济体向最有生产力的地区转移资本的能力。事实上，在危机之后资本错配（由各公司和各部门之间资本回报的离差来衡量）加剧了。尽管仍未全部了解其原因，但危机中信贷紧缩的环境可能起了作用，因为相对于资金充足的公司来说，信贷紧缩阻碍资金受限公司的增长。当资金受限公司提供了良好回报前景的项目，同时有些资金充足公司提供回报前景不佳的项目，则任何未能在它们之间重新分配资本的情况都会在总体层面上反映出来，导致资源错配加剧和生产力减弱。而且，也有可能是一些银行向资产负债情况不佳的公司（所谓的僵尸公司）常规性地续借贷款（不要求归还本金），从而推迟了不良贷款损失的确认及提高资本金的需要。如果这些常规的续借让高获利公司以及不赢利公司都受益，就可能削弱从资金充足公司向资金受限公司重新分配资源的常规过程，而这种重新分配资源的过程正是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的典型机制。另外，持续疲弱的需求和投资也是后危机时代的明显特征，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可以说，这一现象通过放慢采用新技术的速度，侵蚀了生产力的增长，因为新技术的采用通常都包含在资本中。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互联网使用等技术变革就包含在新的不断升级的电脑中。研究表明，在危机后，投资下降可能已经使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每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而且，危机后提高的政策不稳定性似乎也已在造成重要经济体投资和生产力下降方面起了显著作用。因为较高的政策不稳定性不仅造成公司（尤其是那些依靠外部融资的公司）削减投资，还使它们的投资集中于短期、低风险、低回报的项目上。根据IMF新的一项研究发现，较高的不稳定性极大地削弱了更多依靠外部融资的产业（如建筑业）的生产力。另外，削弱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投资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研究表明，较高的不确定性在整体上可能已造成后危机时代生产力的减速，在欧洲平均每年降低了0.2%，日本0.1%，美国0.07%。结构性力量虽然自21世纪前十年后期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效应已抑制了生产力的增长，但是其他长期不利因素也同时在起作用。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之后不久，更多依赖该技术部门的生产力增长显著减速，尤其是在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这也影响了落后经济体，因为采用领先技术已成为它们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持续疲弱的需求和投资也是后危机时代的明显特征。而且，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也似乎逐渐成为拖累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为劳动者的技能往往在一定年龄之后才开始增长，然后便开始下降，同时伴随着对创新和生产力产生影响。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总体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相对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头十年的快速老龄化已造成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平均每年下降了至少0.2个百分点。另外，全球贸易减速是生产力的另一个长期拖累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通过加强国内公司高效生产和创新的动机与能力以及使用更多更好的进口商品，支持了生产力的增长。而且，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行学习，以及经济体将资源重新分配到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活动之中的行为，也帮助提高了生图3不同的路径在危机前有高负债或大量到期贷款的公司比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的公司的生产力下降幅度更大。(全要素生产力指数，2005年=100)资料来源：Duval、Hong和Timme，即将发表。注：根据发达经济体大量样本公司计算的对应于跨国家和跨公司的杠杆和展期风险分布的第75百分位和第25百分位的高/低杠杆和高/低展期风险。展期风险用2007年的一年内到期债务占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来衡量。杠杆用总债务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200520072009201120132005200720092011201380848892961008084889296100按公司杠杆统计的全要素生产力按公司展期风险统计的全要素生产力低 高12《金融与发展》2017年3月号产力。例如，我们估计，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仅仅由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一体化而增加的贸易就可能贡献了发达经济体总体生产力增长的10%。但是，自2012年以来，国际贸易只是与全球GDP保持同步增长。这不仅主要反映了疲弱的经济活动，而且也反映了衰退的贸易自由化运动和成熟的全球供应链，这些因素也造成了生产力的减速（IMF，2015）。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成熟也意味着未来将出现较低的生产力增长，而且，新出现的公开贸易限制当然也意味着对早期生产力增长的逆转。还有一种全球性不利因素就是受教育程度水平的下降，而受教育程度水平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总体劳动生产力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世纪之交以来，受教育程度水平的下降可能已造成劳动生产力增长每年下降0.3个百分点。治愈生产力为了解决这些长期问题，政策制定者应努力推进结构改革，加强创新和教育，并继续从贸易和移民中受益，同时确保这些收益在国内能够得到广泛的分享。但是，由于大部分生产力增长减速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创伤，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