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摘 要: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在古代起着重要作用,使史学在古代成为显学。这一功用的发挥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史家的治史态度,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实录”的传统。本文将从“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进行阐释。 关键词:实录;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 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社会功用是为人们提供借鉴,从史中得到启示,辨别是非曲直,美丑善恶,起到“彰善惩恶”的教育作用。这一功用能否发挥出来,将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取决于史家能否“直书实录”,使善恶事迹彰显于世。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书法不隐” 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是不加隐讳。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不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自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之后,“书法不隐”遂成为“良史”的标准,并且孔子同时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也就是说“书法不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可见,这个法度有很久的传统了,并且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班氏父子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从而提出了“实录”的观念。同时也把“实录”的内涵界定为文直事核、善恶俱书,鲜明地体现出了“直书实录”的原则。遂在两汉时期史家修史便把“实录”作为历史撰述的目标,奠定了中国史学注重“信史”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也以其“直书实录”的治史精神和原则,成为“实录”的典范,赢得了历代学者的赞誉和推崇。古代史学“直书”的优良传统遂成为史家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成为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梁人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邱明,直归南、董。”[3]意即史家作史的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应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秉笔直书,就是董狐精神;“书法不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 直书要求史家著史必须尊重史实,忠于史职,不徇私情,客观公正。例如司马迁写秦始皇,既揭其短,残暴武断,又颂其“成功大”,肯定其历史功绩;叙述汉朝历史,既歌颂其繁荣强盛,也揭露其黑暗腐朽;评价汉初帝王,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不书其丑,也不因文景之治而不言其乱,更不因武帝为“今上”,功业显赫而不揭其短;并且还把时人称为盗匪的陈涉,当作诸侯列入世家,充分肯定其“首事”之功。唐代史学家吴兢与刘知几撰《则天实录》,如实记载了张宗昌为打击皇太子李显,以高官引诱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勾结密谋的事件。后来张说做了宰相,看到《实录》很不高兴,明知此事是吴兢所为,故意说“刘五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4]此时刘知几已死,吴兢完全可以推卸责任,但他却从容回答道:“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5]在场的史馆同僚皆惊愕失色。 后来张说改写数字的要求,吴兢也以“若取人情,何为直笔”为由,而拒绝修改。时人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良史 即今是焉。”[6] 从“书法不隐”到“直书”,是史家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体现了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 二、“直书”与“曲笔” “书法不隐”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之所以被誉为“良史”,正好说明了在史学上有与之相对立的事物的存在。 直书与曲笔,是伴随着史学发展而存在的两种对立的作史态度。贵直贱曲,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条基本原则。为此,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作“直书”、“曲笔”两篇作了详细论述,以彰直言、斥曲笔。 刘知几以“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7]“直书”就是要求史家要摆脱权贵及个人主观情感等因素的干扰而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 刘知几在《曲笔》篇中对曲笔现象作了认真批评,并以 “舞词”、“臆说”、“不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等概念来论曲笔,这些都反映了史家对史事不负责任的态度。刘知几将“曲笔”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史家出于个人私利而肆意歪曲历史事实:“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8]二是史家徇于世情,屈从权贵而“曲笔”。三是史家“党附君亲”,站在本国本朝的政治立场上,不能对前朝或敌国的史事作出如实记载和客观公正的评价。刘知几还激烈抨击那些随意用主观态度去作史,制造“谀言”、“谤议”、“妄说”、“曲词”的人,认为他们的言行“安可言于史邪?”[9] 刘知几还把“直书”看成是发挥史学鉴戒作用的前提,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10]在刘知几看来,史家治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功司过,彰善惩恶,更在于史学乃经国之要道。但在古代专制王权淫威和正统观念束缚下,史学家要像司马迁、吴兢那样不阿权贵、直书实录统治者的隐讳,确非易事。历史上有许多史学家因“直书”而遭到打击迫害。如齐太史兄弟因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崔杼杀害;韦昭因拒绝为吴主孙皓的父亲立《纪》, 被孙皓处死;崔浩因主修北魏国史,“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遭灭族之灾。有鉴于此,刘知几在《直书》篇中赞扬古代史学家“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仗气直书,不避强御”[11]的直笔精神。 三、史家修养 史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也是真实记载历史的重要条件。孔子曾高度称赞不畏权贵的晋国史官董狐是“古之良史”。《左传》也以肯定的语气表彰了董狐、齐国太史和南史的直书精神。班固写的《司马迁传》则初步包含了评价史学家的“才、学、识”三个方面。其后,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素心”说,要求史学家在分析评论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但这些都是笼统的、抽象的。 最早对史家修养提出系统论述的是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他在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才“三长”说, 即史才、史学、史识。“才”是指驾驭史料、 架构史学的能力;“学”主要是指掌握史料的广度和深度;“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能对史料进行正确的鉴定与取裁; 二是写史时能做到“善恶必书”。 明代的胡应麟针对“三长”论,提出“二善”说,即“公心”与“直笔”,实质上这也是指史家的品德修养与治史态度问题。“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12]在他看来,只有“三长”而没有“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学家。 以上所说的“素心”、“公心”等,其内涵都是以秉笔直书作为史学家必须坚持的原则,强调史学家刚直不阿的心态,反对曲笔隐讳,任情褒贬,从而保证历史撰述的真实可靠。 章学诚的论“心术”则包含了上述内容。他指出,史学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史学理论和观点,而史事与历史文笔则是次要的。章学诚肯定了刘知几关于良史必备的“才、学、识”三长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发展了刘知几的观点,认为品评良史的标准,这“三长”还不全面,史学家还须有“史德”。史德就是史学家的心术,他强调,欲为良史,必先做有德之人。这明显地受到了胡应麟“公心”说的启迪。其核心内容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史学家写出“信史”的基本条件之一。“欲为良史者,当慎辨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13]即治史者应当慎辨天人关系,以客观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能将主观的成分掺杂其中,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虽然主观上力求符合客观事实,使之成为信史,但往往一念之差,就可能违反或歪曲史实。章学诚要求史学家从理性、从更为宏观的面上认识历史,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在评价历史中要排除主观因素。 历史和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善恶并存。它可以教人行善,也可以教人作恶;观史者可以从中学善,也可以从中学恶。正是因为古代那些具有良史品质的史学家本着公心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撰述,才基本确保了古代史学的真实性,为中国过去的文明留下了大量可靠的历史见证,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真实的历史记载。只有真实的历史,不溢美、不掩恶,更不假造历史、歪曲历史,才能给人们正确的指示,才能使人们鉴往知来,才能发挥历史正义的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6](宋)王溥.唐会要?史馆杂录下(卷六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北京:中华书局,1994. [8][9][10][11](唐)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十三卷到第十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4. (本文来源:《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