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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_8532.doc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_…

上传者: 生活需要调剂 2017-10-19 评分 5 0 213 29 97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_8532doc》,可适用于IT/计算机领域,主题内容包含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真诚为您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符等。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真诚为您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需要具备某些必备的基础知识不然你无法入门。从事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则首先需要对于古代文献具有相应的了解。道理很简单历史已经远去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献的记载来尽可能地接近和认识当时的面貌。所谓古代文史包括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严格说来都可以概括在泛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因为文学史、哲学史也都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濬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灃《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八大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胡适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胡适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胡适当年的观点。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谈谈“文史工具书简介”讲义。给学生讲文史工具书看似简单却更显见识。黄永年先生这部讲义一如前述三种首重简要而不是贪多求众一味侈陈书目。因为这是入门书滥举书目只会使读者无所适从简而得要正是最便读者。除了简要之外这个讲义与常见的文史工具书介绍书籍相比还特别体现了黄永年先生重视第一手基本文献以及强调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读书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应用实例首推利用《说文解字义证》汇集的资料查找古代俗语的使用情况首举翟灏《通俗编》和钱大昕《恒言录》查找历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径能够更直接地贴近历史获取更为可靠的历史信息。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一直在黄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读书学习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深为能够遇此名师得以打下文献学基础而庆幸。现在这些精彩的讲义印行于世有志学子当可人手一编共承嘉惠。我们在感谢鹭江出版社的同时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后还能再多印行一些这类高水平的治学基础入门书籍如前述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就应列入其中。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根深自然叶茂。走对路径打劳基础才能做好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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