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

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 “空间”批评及其可能性 ——以薛燕平《琉璃》为例:空间型小说与“外面之人” 葛红兵 空间不仅是存在的容器，还是存在本身:它对存在具有奠基作用，所谓的“存在”就是出场，所谓“立场”是在场者立于场中的位置，所谓“观点”是在场者观察场域的出发点，所谓“地位”是共在者在场中的相互关系„„一句话，存在奠基于空间，受空间规定。按照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观点，传统国家(State)是 i建立在血缘联系和空间地缘上的共同体(而Nation则是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或曰市民构成的，破除了等级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将之做了民主化、自由化、个人化改造之后的产物)，可见空间在传统国家政治中承担者极其重要的功能——空间充满传统国家赋予的政治属性。 一、 在薛燕平的新作《琉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个主要空间: 胡同 乡村 校园 胡同是《琉璃》的主导空间。乡村和校园分别为胡同的“流放地(受难地)”、“理想地(升华地)”，受到胡同驱逐的去乡村下乡，下乡者无一例外渴望回到胡同里来，而在胡同里的又渴望通过升学考试，离开胡同，去理想之地校园，“胡同——乡村——校园”构成了一个空间的三角关系，它是“人间——地狱——天堂”三角关系的隐喻。 胡同里出生的小说主人公老二被下放到乡村(放逐之地)之后，努力的目标是回到胡同(人间生活空间);而留在了胡同里，没有下放、被逐的大玲，她的目标则是通过考试去校园(理想空间)，她考试成功，如愿以偿地去了校园，离开了胡同，不幸的是，最终她又因生活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被理想空间驱逐，只能再次回到胡同里来。从放逐之地回胡同，老二是主动的，而从理想之地回胡同，大玲却是被迫的，和大玲一起考上大学的吴蔷、杨小宁、建平，离开胡同之后，就不再愿意回来，建平离开胡同上了北京大学之后，几乎和胡同断绝了往来——他甚至不愿意回来看看依然在这里生活的哥哥和奶奶等亲人，就是例证。这说明了胡同作为空间的政治属性:它在乡村等放逐空间之上，在校园等大院上层空间之下，在上、中、下共和国三个等级化空间之中，它居于中间环节。这种等级结构规定了它的“中间态”、“过渡态”空间属性:它是被逐者日思夜想的人间家园，又是身居其中者渴望逃离的低贱贫瘠之所——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国家政治赋予空间的三层等级结构。小说的结尾老二到香港继承遗产并讨论拆迁和卖掉胡同居所，胡同的消失意味着随着中国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带来了空间的现代化——胡同空间作为 一种政治等级空间的意义正在消失。 在薛燕平的笔下，胡同这个空间是由两位老年女性“执掌”(我这里所说的执掌并非“执掌”，后者的意味有主动掌握、缔造等隐含含义，而在我看来，姥姥和奶奶们并不能充当这种主动者的角色，他们更多地是被动掌握、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延续某种既有的空间秩序，简单地说胡同空间缔造了她们，她们则又反身成为其延续者):老二奶奶，大玲姥姥，二老又非常奇特地都是丧偶的寡居老人。这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的贾母，曹雪芹为什么设置贾母为大观园的执掌者,也许日常生活的执掌就是应该如此，它游离在主流政治力量之外，也游离在男权之外，应该由女性执掌，它具有日常生活中心的属性，而对政治有天然的偏离。胡同作为空间的“政治属性”和大观园有相当的相似性。胡同具有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特点，在国家政治格局中是比较边缘的空间，它的一部分属性是游移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薛燕平的笔下，胡同可以收留被主流政治驱逐的人(大玲怀孕被学校开除回来)，它比主流空间(学校、军队、政府大院等)宽容，这种宽容，一方面可以说是它有容乃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它藏污纳垢的一面——这里也生活着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极其贫乏的“外面之人”——那种没有灵魂，或者缺乏灵魂反思的人物。其实老二就是这样一个人。 胡同作为生活空间它保留了某种民间生活的传统质素，不仅它的现实生活流是由女性执掌，物质的层面由女性长者(奶奶和姥姥)控制，其实，它的精神层面，道德观、生活观、生命观等等，都由老一辈女性执掌——奶奶和姥姥具有某种双重的权威，这是胡同作为特别空间能够保留社会传统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薛燕平对这种传统的钟爱和重视，这里的屋子、树木、食店、委托行等等，有形的，她描摹复原得那么细致，而吃的方式、住的格局、食店的开法，人物的言语(甚至包括骂人的言语)都一一描摹。我们看到，作者对这种老派生活的物质层面很精心，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物质的实在的层面，而是深入到它的内 里，胡同这个空间的内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它的开放和封闭、它的缓慢的新旧演替，等等，作者对它的运作的节奏和规则的揭示也很精心——她是在展示和挽留一种生活样态——只有在北京的胡同空间里才有的生活样态。 事实是，空间的改变，正在迅速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薛燕平在它的《琉璃》不断地暗示，胡同空间下传统生活样态的崩溃，尽管这种崩溃是缓慢的，不自愿的，被迫的，主流空间通过各种政治手腕挖走里胡同里最优秀的年轻人，而老年人则在死亡，奶奶/姥姥的死宣布着胡同空间的精神死亡，她们是胡同的精神，她们死了，胡同的精魂没有了，胡同空间在物理上的消溃就近在咫尺。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它是社会政治角力的产物，“社会空间是一种被用来使用的产品”，“也是一种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脉络，叠加着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其生产。列斐伏尔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包括那些 ii通常意义上被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都生产一种空间，它自己的空间。”?1奶奶、姥姥们天然地附着于她们的空间，也带走她们的空间。在共和国上、中、下三级等级空间中，胡同是唯一能容留奶奶和姥姥们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受主流政治的主宰。 小说写到老二奶奶供奉黄鼬的细节: 大玲随老二奶奶进了北屋～见屋中间的条案上竟烧着香……,奶奶,对大玲说:这两天闹得凶～拜拜它～让它消停消停。……刚说完话～突然抬起头～对着房子顶棚大声说:行了吧～这两天好吃好待诚的～也该知足了～到别人家去吧: 主宰着胡同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和黄鼬崇拜相关，在大玲看来这是封建迷信，但是，在老二奶奶看来，黄鼬的存在是真实的，它主宰着胡同空间里所有人的生活。明着看，老二奶奶和大玲姥姥控制着胡同空间的运行秩序，实质上呢,二老背后是“黄鼬”，那个神龙见尾不见首的“神”，那个时候，天安门的城楼上挂着毛泽东的像，而在胡同里，老二奶奶却供奉着惹不起、避不开的黄鼬，胡同有它完全不同于主流空间的隐秘逻辑和意识形态——它不为单个的人左右，也甚至不为每个有限的时代里的阶层、阶级左右。 不是胡同的物理格局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样态，而是这种完全不同于主流政治样态的生活方式、隐秘的生活逻辑决定了胡同的物理形式，它本就该如此被造，之后它又造就老二、大玲、奶奶、姥姥等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胡同空间对应的是这样一群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里面流淌的是这种日常生活不同于乡村(流放地)，也不同于大院(理想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 胡同的边缘处境来自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它的日常性、暧昧性，使得它天然地不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亲近，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入胡同的渠道打开着，但是，那些真正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人，都是以离开胡同为目的的，最后留下的依然是胡同空间本身所固有的，它不为所动;另一方面，胡同的民间属性，某种封闭性、滞后性，又使它天然地处于消费社会的边缘——老二买了汽车和大哥大，但是，大哥大用了没几天，就放进抽屉，再也不用，而汽车只能让它停在胡同里， 上面布满了灰尘，消费不可能成为这里的主神——在胡同这样的空间里，一个消费主义者没有他可以显身的“场域”，胡同的消费和胡同连在一起，是芥末鸭掌、笋丝、是锅贴、是家常的炒肉丝，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胡同在共和国空间结构的政治版图上就这样安下它的根，它根植于中国空间政治的隐秘逻辑——崇拜黄鼬的胡同和天安门广场共存，被保持、保存下来，它不仅仅是在依靠姥姥和奶奶们而存在，也不是大玲和老二们在重新塑造和延续它，与其如此说，不如说，它是中国主流空间政治意识形态主动选择和规划的结果。政治的根本要义是等级，存在等级的地方才存在规训、服从，才有惩罚和奖赏，高、低等级差及其过渡带的保持，是传统政治在空间上的必要结构，胡同作为中间态过渡等级空间的存在一方面为奶奶、姥姥等主宰的旧事民间生活提供保持延续性的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共和国新型空间政治的结构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共和国新型政治空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它的空间带色彩使它看起来有些游离、有些边缘、有些异质、有些疏离。 二、 胡同在阶级社会，没有成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独占或者斗争的中心空间，自然在消费社会也不可能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地。胡同就这样，它顽强地复制自己、试图保持自己。试图不受外界的过度浸染。胡同是有生命的。有顽强的自我保存的意志。薛燕平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人格意味的空间，它不仅顽强地保存自己，也生产保存自己的人。 胡同里的人，最典型的自然是姥姥和奶奶，但是，他们代表过去，他们太属于胡同了，因而似乎薛燕平不能把眼光给他们太多。薛燕平关心在“地狱(上)——人间(中)——天堂(上)”的三重空间结构中往返而不能自主的那种过度形态的人:吴蔷、杨小宁、老二、大玲等，而那些离开了胡同的，她自然不能重笔来写，最终，她把笔墨放在了老二和大玲身上。 也许胡同的精、气、神太过凝重，这个空间的一切都是笼罩性的，在这个空间中生活和游走的人，都是附属物，他们被胡同生产出来仿佛就是为了延续胡同的存在——在老二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似乎只是看到生物的本能的一面，他盲目地沿着性的冲动生活，对吴蔷的爱是已戳破了她的处女膜开始的，在对吴蔷的爱中丝毫也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灵魂的成分，他在精神上和吴蔷似乎毫无瓜葛，接着是无来由地选择了小莉——他仅仅因为一时的性冲动，仅仅因为吴蔷的移情别恋，而他后来和小莉的离婚，和保姆的私情，等等，似乎这个人物在做这些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灵魂干扰的——灵魂的疑虑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看到这个人物就是一具躯体，它漂移在胡同这个巨大的容器中，它是胡同风景的一部分，并没有给这个胡同空间带来精神的内涵。 它受到了胡同的涵盖——空间的遮蔽性涵盖。胡同的空间政治学造就了这样的人物:胡同的政治精神谱系有黄鼬和崇拜黄鼬的奶奶/姥姥们充当主流(不是主动者，而是被动地充当了主流代表)，老二作为这个空间的诞生物只是被动地被这个空间决定，它是这个空间的产物，反过来又是这个空间风景之一部分——它巩固了这个空间的属性，维持了这个空间的缺乏灵魂自省的一面——胡同的灵魂和共和国空间政治主流形态格格不入，或者说，它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意愿表现之地，主流政治在这里就不可能大展拳脚，相反它容忍、宽容、放纵某些和自己异质的东西在这里延续、滋生，然而这里不可能成为新兴力量的诞生地， 它代表的毕竟是古梦老章——满清贵族府第的依存、民初军政府府第的依存、旧时底层生态的遗存等等。老二和大玲，就这样被胡同这个空间的属性决定了，他们是从流放地归来的投机者，他们(老二)的归来是因为侥幸，而不是因为理性的政治反抗或者有目的的人生斗争，他们是从上层空间被驱逐而被迫退守胡同的被惩罚者，而不是自愿选择了留下，和它共生共息的人，没有人真的对这个空间有生命性的留恋，或者政治性的清醒认识。 传统中国某种暧昧、封闭、埋首于日常而少于抬头仰望和反思的品性在这里彰显无疑。老二对奶奶念经的态度是:“甭念了，没见咱家多个金元宝，费那事儿干嘛,有空琢磨吃点喝点，比什么不强,”“人都顾不过来，还管什么佛爷的事儿,”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奶奶的念经就是在关注“超越”层面的事体，事实是奶奶既念经侍奉佛爷，也烧香敬拜黄鼬(她想通过敬拜把黄鼬请到别人家里去)，而姥姥呢,小说中写道:“大玲姥姥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出来的时候，换了个人，形貌不说了，一场大病，掉肉不在话下，脾气也改大了，家里家外的事，不再过问，一门心思吃喝养生，那架势，恨不得炼丹去，就为多活。” 胡同里的人有胡同里的人的人生，按照《琉璃》描写“离婚是较真人干的事情，这几条胡同找，都找不出那么个较真的人来～女人不偷汉子了，兴许就出别的毛病，再退一步说，女人没毛病了，男人的毛病就显出来了，等你把那些疙里疙瘩的全弄妥帖了，一辈子都不够用。”李长青跟大玲的乱伦、老二和保姆的奸情，等等，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些的容忍，都在说明着胡同里的生存哲学——民间的，传统的，它游离在阶级政治、现代消费政治之外，有相当的抵抗性意味，但是，它也是藏污纳垢的。 建平考出去进了校园就再也不回来，杨小宁得了公寓住宅没没回来就有居高临下的感觉，等等，这是空间意义上的等级带来的不自觉扬弃，同时也是灵魂意义上的不自觉扬弃——这里存在着某种生存层面的批判意味。薛燕平显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她对杨小宁们的举动，并未一味责备。对于胡同极其缔造的老二之流的“外面之人”，她具有先天的批判能力。 《琉璃》是一部空间小说，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它的价值的。在我看来，小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时间的小说，这种小说认识到个体经历生、老、死和类的诞生、发展、消亡是统一的，这种小说把个体看作类的体现，因为深切地关注过程中个体和类的统一性:生存、灭亡根本性根源的统一性，个体的差别是放在类的统一性前提下来看的，而且小说最终看重的是个体的时间性和类的时间性的统一，这种个体和类的统一性要求小说对人物做超越有限空间(生存环境)的揭示，人物内在面大于人物的外在面，托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的小说都是如此，人物内在的反思性、德性欲求大于外在生活形象。小说的另一种形态是空间小说，这种小说诞生在无神论背景中，人物的外在面大于内在面，或者小说家故意取消人物的内在面，因为在没有终极解释和依据的生活中，每个人的内在面都不可测，千差万别，没有类属性，而只有外在面，吃、喝、拉、撒、睡、性等等似乎才有类属性，尽管是外在的类属性，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人性的解释趋向于外在，生存权、温饱权被看作人性和人权的主导面，自由被看成是生活的自由——吃喝无忧之下的率性而为，内在的自由——终极皈依和超越——往往不被考虑。 《琉璃》是典型的空间性小说，它对于展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处境是最合适的，中国的长篇小说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好。胡同空间中生活着的人，其实 是根本没有内面性。然而，薛燕平的批判性却显而易见。 胡同这个空间在小说中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成为反历史主义的工具——在某些人看来，胡同似乎可以超越时间之外，在历史的长河中静止不动，永恒地保持着民粹主义要义，它被彻底地非历史化，而仅仅是被抽象为某种美学意蕴，胡同似乎是美学性的了。 胡同也可以被当作乌托邦，它的东方情调和怀旧风韵，正被当做审美对象受到缅怀式崇拜，它被风景化，变成某种奇观——先是针对外国人(被假设为不懂中国的肤浅之人)的风景，之后是针对当代人(被假设为不懂历史的平面之人)的风景，成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它被当下的消费主义社会消化了，成了消费政治的一部分——事实是胡同空间的对现代都市消费主义空间的边缘属性也成了消费主义的内容之一部分，消费主义把反消费主义的东西也当做消费主义的一部分制造、生产出来并推向消费——这是消费政治的吊诡之所。在这个过程中，胡同空间的生态内质，“外面之人”完全被忽视，甚至是故意地移植出去，胡同空间被抽象为:审美符号，消费符号。上海的“新天地”是一例典型例证，它是上海石库门的符号化，北京的新天地也是例证，是胡同的符号化。胡同空间在这种所谓的审美化中被消费主义征服，成为消费政治的一部分——正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所言:“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iii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人们因对景观的迷恋而伤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景观的在场对社会本真存在构成遮蔽，当下“中产阶级小资阶层的消费欲望”、“资产阶级商人的赚钱冲动”、“怀旧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迷恋”正在合谋，“胡同”正成为商业社会的新兴奇观，它被“景观化”的结果是遮蔽了作为过度态空间的“真是面目”，我们生活在在高调合唱呵护胡同的呼声中失去胡同的危险(我不能同意德波过分夸大人类主体性的做法，但是，显然这种情况在空间的局部上是存在的)。 薛燕平没有简单地加入这种合唱，她没有成为胡同景观化、奇观化进而是消费化过程中浅薄的鼓呼者，而是实在的观察者和冷静地批判者——她对外面之人的描述，让我们冷眼看清“胡同奇观”后的真实境况。 三、 一座城市，有一个作家。 巴黎，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雨果，他对巴黎的空间性俯瞰，雨果，你说他是小说家毋宁说它是个画家，它用文字画出了整个巴黎的空间轮廓。薛燕平也是这样的空间小说家，她是北京的，她属于北京，也缔造北京。 原生态空间的文学化，按照传统观念可以通过这样几个途径:一、转化成“环境”，人物活动的背景，转化成“环境”的最高要求是“典型环境”——在原生态物理空间之上构筑结合了主体要素的主体笼罩下物理空间或曰主体性物理空间，这一般发生在叙述类作品，比如，现实主义小说中就比较常见，而这种由原生态空间向文学空间“环境”的转化又是通过“场景”这个中介完成的，作家必须大量地描摹“场景”，无数的场景组合起来，就构成美学意义上的空间——体现了作家主体性意味的审美空间，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二、转化成意象、 意境，物理空间通过这种转化直接地变成了“情感的对应物”，物理空间主体化，成为具有情感意味的文学“空间”——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抒情性文学作品中，比如诗歌和散文中。 就原生态空间(包括纯自然空间、人化的社会生活空间等所有客观现实空间的总和)与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创生态空间(经过作家的主观创造转化而成的表现性的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的关系而言，也有三种类型: 一、现实型，这类文学作品侧重逼真再现，对外在客观现实空间做具体刻画和模拟，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逼真精细地，从细节和状貌的复原角度再现原生态社会生活空间，这类作品创生态空间是以原生态社会生活空间为直接原型，而且前者以逼真再现后者为目标。 二、理想型，这类作品中的创生态空间常常超越现实(现实空间的有限性制约)，在理想的层面构建创生态空间，往往这类作品中的空间会超越现实，具有一定的虚幻性，表现的是社会生活空间的可能性，理想状态下的状况，而不是现实性，这类作品中的创生态空间立足于现实空间，但是，高于现实空间。 三、象征型，这类作品会突出文学空间的超出本义的超越意味(寓意)，往往在构筑创生态空间时可以脱离现实空间的种种束缚，可以从某种抽象的观念出发来构筑完全臆想的空间，这种创生态空间为作家的抽象主观观念服务，往往细节有一定的经验依据，而整体上却是脱离日常经验，建构在假定性基础上的虚拟空间。 但是，传统视野中的“空间”分析不能用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空间型”小说，我所说的空间型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小说形态，它不以空间的主体化为目标，它不过分地写空间的主体化，也就是说，它不认为人是什么高于“空间”“精神”，它认为空间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空间，人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被动的一部分，空间有自己不散的精魂，自我造就，自我发展，自我延续，而人只是其手段和工具，所谓人可以让空间人化，可以改造或者主宰空间的说法，在这里是不被接受的。 空间型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一个时代主流阶级和群体可以缔造属于自己的主流空间，但是，它不承认个人能够改变社会的空间结构，甚至不承认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微观空间结构——因为这种小说认为什么样的空间决定了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人决定了空间，个人对于空间其主观能动性只能表现在逃离或者趋近上，老二逃离乡村(三等级空间中的底端)回归胡同(三等级中的中端)就是一个例子，老二不可能改变乡村作为第三政治等级空间的事实，他只能逃离，他回到胡同，也不能改变胡同作为二等空间的面貌，他只能是随波逐流，事实是在二等级空间中生存的人，二等级空间接纳的人也只能是老二这样的能够适应胡同空间的日常性、暧昧性、模糊性，没有尖锐的意志、决然的态度的人。胡同对于大玲的接受也是如此。 把空间当做小说的主角，把人物当做空间的附属物，小说中“有意味的空间”的地位高于“有个性的人物”的地位，性格本位的小说人物被外在行为本位的人物取代，内在精神丰富性的“内面之人”被几乎不涉及内在魂灵的“外面之人”取代:空间型小说展开了一种和传统小说完全相反的美学道路。空间不再仅仅是“人物背景”、“场景”、“意象”、“意境”，而是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小说的主角——从根本上，世界不再被看作是人的世界，而被还原为始原意义上的空间性的世界，人只是空间的一个部分，而且是被动的部分。 我们可以说空间型小说对于世界的这种认识，过于低估了人的主体性价值，低估了人的内面性对于世界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观察方式，恰恰为我们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对于人的主体性的重视，把作家的眼光过多地引向了人，人仿佛可以主宰一切，也许这在长时段历史长河中看，是不错的，从阶级论角度看，一个阶级整体在历史长时段背景中的整体主体性可能也有这种力量，但是，小说要面对的是一个个个体，从短时段来看，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个体的人其主体性可以达到改变空间，不是他适应周遭，而是周遭因为他而改变的“主体性”地位呢,个体的人的普遍性生存状况，可能并不像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有力，相反他们可能更多地处于对空间的无力状态。 四、 空间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认识论装置:它能用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发现空间中隐含的那些隐秘的结构关联，在主体论(人类中心论)、主客二分法、传统政治学、历史主义、决定论等光照下无法发现的空间内在的衍生、更替、消长的逻辑，它对人在“现代性”背景下的被动性“处境”的观察和发掘极其有效。薛燕平依赖这种认识论装置，复原了胡同这个空间的本原性面貌，为我们认识北京这样的现代大型都市空间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我们在高楼大厦和办公白领之外，看见了一个更为隐秘，也更为真切的北京。 因为“空间型”小说这个认识论装置的存在，胡同在《琉璃》中才避免了被奇观化、浪漫化、理想化，胡同作为“空间”的意义，才真正地被作为“空间”来收到本原性地对待。 i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著，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P4 ii列斐伏尔:《The Production of Space》，转引自《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上海教育出版社，P97 iii 《景观社会》，居伊?德波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