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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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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欧阳友权 中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湖南文学自成湘味,在全国独具特色。从湖湘文化的根基上审视湖南文学,将有 助于更好地把握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湖南文学的湖湘文化背景 湖南文学根深叶茂,在于它的脚下有着丰赡的文化沃土。从历史上看,对湖南文 学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这样几种湖湘文化因子: 一是流寓文化———古代流寓湖湘的作家精英荟萃,他们留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及 其艺术审美观念,泽被后世,溶入了湖南文学的血脉。 在唐宋以前,湖南本土的文学还比较落后,是一些流放或落魄的士子文人寓居湖 湘,...

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欧阳友权 中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湖南文学自成湘味,在全国独具特色。从湖湘文化的根基上审视湖南文学,将有 助于更好地把握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湖南文学的湖湘文化背景 湖南文学根深叶茂,在于它的脚下有着丰赡的文化沃土。从历史上看,对湖南文 学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这样几种湖湘文化因子: 一是流寓文化———古代流寓湖湘的作家精英荟萃,他们留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及 其艺术审美观念,泽被后世,溶入了湖南文学的血脉。 在唐宋以前,湖南本土的文学还比较落后,是一些流放或落魄的士子文人寓居湖 湘,给这里带来了文学的辉光和艺术的春风。如屈原在第二次遭流放后,扁舟过洞庭, “涉江”入湖湘。他渡沅江,过澧水,独行于辰阳山中,行呤于湘江泽畔,作《怀沙》 后殉身汨罗江中。这位“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艺术伟人,把生命的绝响和辞赋的 绝笔留在了湖湘,也让楚文化的精神深深沉淀在了这片美丽的热土上。屈原之后,又 有许多文人墨客流寓于湖南的三湘四水之间,他们或因仕途失意贬楚地,或因游历山 水到湖湘,或宦海沉浮来寓居,或一任迁徙识湘音。如贾谊被排斥出长安后曾任长沙 王太傅,过湘水后写下著名的《吊屈原赋》。大诗人李白、杜甫在颠沛流离中都曾在湖 湘留下游历的足迹,同时也留下精美的诗篇。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在 这里写了《永州八记》、《天对》等精彩篇章。此外,还有刘禹锡被贬朗州(今常德), 在那里写出了《砥石赋》、《望楚赋》等名作。杨万里曾作湖南零陵县丞,词人秦观被 贬郴州寓居,戎马词人辛弃疾也曾于沉郁悲愤之中流寓湖南作过几年安抚使……。这 些文人士子牵动着中华的文明史,也构筑出一个个诗学和美学的高峰。他们带给湖南 的不仅有传唱亘古的诗文绝唱和哲学沉思,更有文学家生命大化的人格魅力和艺术追 索的忧患意识。 二是理学文化———湖湘理学与书院硕儒在湖南创道统一尊,从而在价值理性的 观念模式上影响了湖南文学的理性精神。 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湖南的学术思想史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 文化、巴蜀文化和毗邻北边的荆楚文化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这里的学儒曾两次介入中国哲学史的主流,在哲学史的三个螺旋式上升的 “圆圈”中,完成了两次思想终结。在中国2000多年哲学发展中,出现过三个哲 学思想发展的“圆形”轨迹。第一个圆圈是:从古代最早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五行”、 “八卦”之说出发,经过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否定,在新的水平上复归于荀况、韩非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形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北方大文化圈中完成的。第二个圆圈是:从东汉的王充唯物主义出发,经过对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批判,再经过玄学与佛学、韩愈的唯心主义否定,又复归于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而《刘梦得文集》和《河东先生集》中的多数篇什都是在流寓湖南时完成的。第三个圆圈是:从张载的唯物主义出发,经过宋明程、朱、陆、王理学的反动,最后又复归于王夫之、戴震、魏源等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王夫之和魏源都土生土长于湖南,前者是衡阳人,后者是邵阳人湘籍学人对中华经典理性文化的这两次介入,在唯物主义思想史的意义上完成了螺旋式的理论循环,在本土文化观念的积淀上,又影响了后世湖南人、特别是湖南文学家经世致用、务实为本的理性观念的形成。 湖湘理学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书院文化源远流长,它直接构筑了宋明以降的儒学道 统,并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学术思想发展。宋明理学的著述和传播主要是以“书院”的方式进行的。在中国古代,从唐玄宗创立丽正书院开始,官方学术便一直在书院中蓄势而成。一代代学术精英在这里写书、讲学、校正典籍,进行学术辩论,以便为封建社会培养士子和意识形态中坚。宋代程朱理学崛起后,在全国创立了庐山的白鹿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四大书院湖南有其二,于是湖南也就成了书院理学文化的摇篮。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潭洲太守朱洞创建,天禧二年真宗赐以“岳麓书院”门额。自此,理学家周敦颐,张木式、朱熹等都来此讲学或著书立说,胡安国、胡宏、魏了翁等在这里成为书院高足和理学的继承人。在衡阳的石鼓书院,曾有柳宗元、韩愈、范成大、朱熹、张载、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人到此游览或讲学,形成论辩问难的“会讲”制度。王阳明和湛若水的心学传入湖湘后,更是在书院里得以传播和研讨。在近代湖南,把宋明理学付诸文治武功实践的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文派”。出生湘乡的曾国藩谙熟孔孟之术和道统心性之说,善于将儒学和理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用之于“修齐治平”的文韬武略。他立足湖南,面向全国,以文治走向武功,又以武功推动文治,凭着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大规模整理和刊刻湖南乡贤的遗书,开办书院,主持科举,招揽四方才学,扩大湘乡文派队伍。除曾氏兄弟外,先有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郭嵩焘、江忠源、彭玉麟等人助其势,后有“曾门四弟子”吴汝伦、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等人继其业。湘乡文派是封建社会末期主流意识最后的晚唱,也是湖湘理学文化的近代绝响。从书院理学道统到湘乡文派的经世传统,造就了湖湘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也培育了湖南文学入世致用的价值观念和有利民生社稷的艺术功利感。 三是红色文化———现代革命史上红色故乡的群星闪耀,使湖南的三湘四水率先 步入20世纪中国经天纬地大业的前沿,它极大地影响着湖南人的文化心理,并形成 了现代湖南文学创作的赤色主调。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时,谭嗣同就在浏阳倡立学社,向封建的正统观念宣战,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任湖南督察使的黄遵宪也在湖南推行新政,聘梁启超到湘主持时 务学堂,与谭嗣同一道主讲万国之势及政学原理,宣传变法救亡主张。维新运动的中 坚人物唐才常、熊希龄也是湖南人。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黄兴、宋教仁、陈 天华、蔡锷等一大批革命的主力都是湘籍人士。据统计,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中 华同盟会的79名成员中,湖南人就有20位。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湖南人中出现了像毛泽东、刘少奇这样的运筹帷幄的革命领袖,有像彭德怀、贺龙、 罗荣桓这样横刀立马的元帅,还有像何叔衡、邓中夏、向警予、蔡和森、杨开慧等一 大批或战死疆场、或血染铁窗的革命英烈,仅毛泽东一家就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生 命……。红色故乡孕育了一批“红色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湘籍作家不仅在全国占 据了相当的比例,而且在文学成就上也都名声不菲,如欧阳予倩、田汉、丁玲、周立 波、沈从文、杨沫,叶紫、柯蓝、康濯、廖沫沙、朱子奇等,都是现代湘籍作家中的 佼佼者;成仿吾、刘大杰、周扬、蔡仪、李泽厚等人则是湘籍人士中有建树的理论家。 现代革命史上的红色风暴造就了20世纪中国历史经天纬地的社会巨变,湖南有革命 的圣地,又有无数的志士仁人和文化名流,这使得湖南文化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也 使它具有了新的精神内涵,这对湖南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学艺术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最后还有地域民俗文化———作为湖南文化自然基础的地理条件和民情风俗的文化特色,是湖南文化的天然载体和历史母体。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境内丘陵、山地广布。东有幕阜、武功、万洋、诸广等山,南有骑田、萌渚、都庞等岭,西有武陵、雪峰等山,中部有南岳衡山,北 部为平原。有湘、资、沅、澧四水流注洞庭湖,再汇入长江。生活在这奇山秀水之中 的,除汉族外还有土家、苗、瑶、侗、回等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独 特的风俗民情。这样的地域条件和风俗民情,造就了湖南独有的民俗文化,这在沈从 文、周立波、丁玲以及后继的古华、何顿等人的小说中有栩栩如生的艺术描写。流寓 文化、理学文化、红色文化和地域民俗文化,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主体内容,也是湖湘 文化的四大支柱。其中,流寓文化、理学文化和红色文化以历时态的方式依次递嬗和 运演,而地域民俗文化则以共时态的方式生成并生生不息于湖南的三湘四水之间。前 者主要是观念的精神文化或精英文化,后者则是物质载体的感性文化和世俗的民间文 化。它们相依相伴、相交相融,共同形成湖湘文化的总体风貌,流淌出湖湘文化的浩 浩大川。这便是湖南文学最基本的文化背景。 二、湖湘文化背景下的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 湖南文学是在湖湘文化的母体上孕育出来的,是湖湘文化的艺术写照和审美显 现,是这种文化在文学审美上的“卡农变调”。正因为这样,我们从湖南文学的风貌与 流变中,能够找到湖湘文化的精神因子,也能在湖湘文化的背景之下,把握湖南文学 的审美品格。我把这种品格称之为三种可资品鉴的“味”。 一是“楚味”。楚文昭彰,楚地千里,湖南境内大半地区属古代楚国所辖。战国时的楚国分为东楚、西楚和南楚三个部分,其中,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等 地为南楚。楚人以丹阳为起点,取威定霸于春秋,约纵称雄于战国,建立了堪称当时 世界第一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了特色鲜明、瑰丽多姿、富有原始激情、理 性之光及旺盛生命力的楚文化。楚文化的体现形式多是变形夸张的,追求奇幻诡谲、 浪漫惊艳、富丽繁缛之美,并有着一种相摩相荡、生生不息、积极进取的动态感。以 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以丰富的想象, 优美的文采,参差的句式,瑰丽的想象,奇幻的神话,怪异的传说,错彩镂综的浪漫, 昭彰出楚地的民俗风情和楚人“横而不流”的人格与个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 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枚乘)贾(贾谊) 追风以入丽,马(司马迁)扬(扬雄)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古楚的 诗歌、小说、散文、戏曲、音乐、金石书画、民歌俚语,以及岁时节庆、婚丧礼俗、 服饰饮食等湘楚风情,形成了后世楚文学特有的“楚味”。 这种楚味的审美品格有三:一是为民生不屈志节、为理想殊死搏击、“发愤以抒情”的慷概大气;二是瑰丽想象以述情志、高扬自由以畅胸襟、铺张宏丽以成磅礴的 浪漫主义精神;三是在语言表达上流光溢金、千回百转、华赡奇巧的辞藻美。这样的 审美品格在一代代的湖南文学中都有鲜明表现,尤以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为杰出代表。 毛泽东作为一个浪漫派的豪放词人,在审美风格上创造性地秉承了从屈原到唐代“三 李”的词风,以壮美的胸襟,磊落的情怀,凌云健笔,大气磅礴,自成一代伟词,可 谓楚味词风的大手笔。在毛词中,有“寥廓江天万里霜”、“横扫千军如卷席”一类的 大气,也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类的悲 壮;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般的豪情,也有“飞 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般的壮美;有“敌军围 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连”一类的达观,也有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一类的俏丽……屈骚之风,楚味之美,在毛泽 东的诗词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堪称湖南文学的“楚味”风范。还有如丁玲早期 作品的抒情与浪漫,杨沫作品的瑰丽与大气,都透露出湘籍作家的浓浓“楚味”。 二是“辣味”。辣味是湘菜的标志,也是湖南人秉赋个性的主色调———自强不息、骁勇不屈、锋芒犀利、涛头弄潮而不甘落伍的进取精神的体现。作为湖南文学审 美品格的“辣味”,则是指湖南文学经世致用、文以载道、针砭时政的特点,如湘籍文 人所注重的入世精神,文学创作中的事功律令,以及体现于湖南文学作品中的匡时救世锋芒等。湖湘文学素有“辣味”传统。从古代流寓湖湘的作家开始,忧国忧民、关注现实、介入时政、精诚爱国、以文救世,就一直贯穿于湖湘文学的血脉之中。屈原、申包胥、“南冠楚囚”、“楚南公”等仁人志士的改革精神、使命意识、强烈的爱憎和执著的乡国之情,是“辣味”的体现;贾谊、柳宗元、刘禹锡、辛弃疾、杨万里等诸多寓居湖湘的文人志士,也具有这种人格品质。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文派”更是把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入世精神深深渗透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黄遵宪的“救中国从湖南始”,谭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魏源的“博综子史,高谈王霸,宏我汉声,通经致用”,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的醒世呐喊等,无不体现出湘籍文人“文须有益于下天”的“辣味”品格。现代文学史上涌现的一大批湖南作家,无不自觉地把湖南“辣味”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大业联系起来,用他们的笔介入社会的主流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显示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奋发进取锋芒。丁玲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英姿,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类似生活教科书式的小说,周立波以执著的责任感用《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作品直奔社会主题,诠释激越的斗争历史;田汉、欧阳予倩、杨沫、叶紫、康濯、柯蓝、朱子奇等湘籍作家,大都能以“辣味”十足的入世精神与社会主流文化对话,为革命事业放歌;就连一些湘籍的文学史家、文艺评论家和美学家如成仿吾、刘大杰、蔡仪、李泽厚等,也都用理性的光芒烛照出社会的变迁,让思想的历炼震响着时代进步的足音。新时期的湖南号称“文学大省”,突起的文学湘军一次次领骚文坛,可圈可点,在湖湘文学传统的“辣味”中又添加了新的内容。莫应丰的《将军吟》较早触及否定“文革”这样在当时还是十分敏感的重大主题;古华以湖南人固有的辛辣和幽默,在《芙蓉镇》里沉痛地反刍了建国后几十年动荡的历史,唱出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叶蔚林《没有航标的河流》等,都体现出为人民代言、替历史作证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而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一类的文化寻根小说和残雪创作的如《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前卫荒诞小说,则又在“辣味”中添加了怪异的成分,它们其实都是湖南文学“辣味”品格求新求异、脱旧免俗意识的另一种表现。近年来,长沙的何顿以“新状态”小说与北方的王朔几成呼应和抗衡之势;彭见明的《玩古》,唐浩明的《杨度》,陶少鸿的《梦土》相继获文学大奖,湖南作家仍在续写着湘军不倒的文坛神话。 湖南文学的“辣味”品格大抵有三个文化源头:一是楚文学传统中忧国忧民、经 邦济世、有为而作、上下求索的爱国精神,它促使文学艺术家以笔为剑,或以文为镜,立报国之志,成救民之举,达艺术之境。二是湖湘文化的理学传统对作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使然。自宋代“卒开湖湘之学统”以来,“传道而济斯民”,“承圣王经世之志”,“康济时艰”、“致知力行”一直是湖湘理学的经典之论。从宋代岳麓师生登 陴抗金抗元、维新派革新政治以御侮、革命派前赴后继以救国的壮举,到王船山“学 务克己,敛华就实,不为苟难”,近代陶澍的力主实用,反对空疏,魏源的“以经术为 治术”、“以实事程实功”等,都是这种理学道统中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三是湖南作 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红色故乡”,从这里走出的一大批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英烈的 救世济民壮举,引导和激励着湖南作家关注社稷民生,促使他们用手中的笔指向人民 改天换地的事业,做人民的代言人、时代的吹鼓手,用自己“辣味”十足的文学作品 汇入历史前进的洪流,又让历史进步的强音充实“辣味”的内容。 三是“俗味”。这里所说的“俗”,不是庸欲、媚俗,而是指风俗、民俗、世俗、通俗。湖南文学在审美方式上的这种“俗味”品格主要来自于本土的地域民俗文化, 它是由湖南三湘四水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神话传说、湖湘儿女的生活方式、语言 表达习惯、文化心理背景等世代相传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而成的。湖南自古有 多民族杂处,原始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宗教巫术、岁时节庆、婚丧礼俗、服饰饮 食等,像湖湘山林中的蘑菇一般散落于三湘四水之间,形成湖南独有的人情世态、风 情俚俗、人文个性和思维方式。这里的高山大泽、云烟峰峦、平原丘壑、湖泊河流、 奇花异草、矿藏物产,构成了一道道奇异的自然风景,影响着湖南文人的审美感悟和 艺术灵犀,也为湖湘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钟灵毓秀的美感。东汉王逸在 《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 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 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在 比较南方的楚辞与北方《诗经》不同的特点时也曾说:“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 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足见从 楚辞开始,在湖湘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俗味”的审美品格即已形成。到了现代,湖湘 文学的俗味大抵有三种表现形态: 一种是民俗社情,这可以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为代表。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地处湘西与黔北和川东的交界处。这里杂居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 以及一些落后的、近于野蛮的陋俗。光怪陆离的民俗社情和五光十色的自然景色,成 了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极好素材,也培养了他精细观察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于是 便有了他描写湘西生活的小说如《萧萧》、《边城》、《往事》、《阿黑小史》、《我的小学 教育》等等,为我们描绘出湘西奇异的青山绿水、淳朴的民风民俗和豪爽侠义的人物 性格;展示出山乡僻地所特有的风物:城堡、河街、磨坊、油坊、茅屋和晒坪,以及 当地的乡风,如端午节赛龙船、给社稷神唱的木傀儡戏、装饰红傩神等,极富神秘、 新鲜、浓烈的乡土色彩。这种民俗社情描写,在周立波、丁玲、康濯、朱子奇等人的 笔下,也时有所见。 其二是地俗风情。与民俗社情相比,地俗风情更侧重于自然景观和地域风物的描 写,这可以新时期的古华、叶蔚林、彭见明、孙健忠、陶少鸿的小说为代表。沈从文的小说主要写湘西,古华、叶蔚林、彭见明、陶少鸿等则分别描写的是湘南和湘北的地俗风情。古华的作品把我们带到了湘南山乡农村,让我们看到了歪歪斜斜的吊脚楼,落地有声的青石板街,亭亭如盖的老樟树,摇头摆尾的大黄狗,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盘青青、王木通(《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胡玉音、王秋赦(《芙蓉镇》)们,作者善于“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在山花流水、晓雾连亘、馥郁浸润的湘南泥土气息中,展示文明和愚昧的冲突,演绎农村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在描写地俗风情方面,湖南作家各有绝活儿。其中,叶蔚林善于写河(如《没有航标的河流》),彭见明擅长写湖(如《大泽》),而后起之秀陶少鸿则善于写土地(如《梦土》),另外还有擅长写山的水运宪(如《乌龙山剿匪记》)等。山不在高,有情则美;水不在深,有爱则灵。湖湘山水的自然风物在他们的笔下生动鲜活,已经有了灵性,有了情分,有了爱心。它们不仅构成了文学故事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环境,而且还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甚至成为湖南文学的审美标识。 其三是都市俗情。这以描写省会长沙底层小人物生活见长的何顿小说为代表。1 989年何顿发表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古镇》,即已露出驾驭都市生活的能力,后来接连发表的《生活无罪》、《我们像葵花》、《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就这么回事》、《荒原上的阳光》等一大批都市小说,被评论家们冠之以“晚生代”、“新状态派”的头衔。如何评价何顿小说是评论家的事,更是历史的事,不过有一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何顿写长沙,堪称古今第一。他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求学在长沙,工作在长沙,辞职下海、操笔为文仍然在长沙。何顿写长沙正如贾平凹写西安、池莉写武汉一样,透露出浓郁的当代都市俗情与地方味道。由于他写的是最底层的情爱、最底层的悲歌、最底层的人生,因而我们从他笔下诸如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李志斌、马民等普通市民身上,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世俗生活的催动,也隐约感受到灵与肉的冲突,以及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野。何顿习惯用长沙话思维,用长沙话表达,长沙的方言土语,在他的笔下韵味十足,这正适合于他擅长塑造的小市民、个体户和街头痞子的表达方式。何顿放言:“地域色彩就是世界色彩”,他将守住长沙这一片阵地,“在这片阵地上拓展出商界、政界、知识界、文艺等等各色画面。”这对于他个人来说,不啻是一种艺术的誓言和个我的追求,而对于湖南文学来说,则正好填补了审美“俗味”中缺少表现都市俗情作品的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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