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寿传略稿--王立民

游寿传略稿--王立民 游寿传略稿 ——谨以此文纪念游寿先生逝世一周年 王立民 江水长流?摇师恩永志 甲戌年的正月十五。纷纷细雪随着夜幕飘落到这座北方名城———哈尔滨。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史楼一楼外语系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与栾继声、朱身发三人在精心地制作着一幅长5米的黑色挽幛。 寒假期间的校园很静，静得让人有些沉不住气，文史楼除了门卫室中的老人外，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5米长的黑色挽幛上，用洁白的纸，嵌上了八个隶书大字:“江水长流，师恩永志。”上首“恩师介眉先生安息”。下落“弟子高润生、王立民、栾继声、朱身发叩首敬挽”。 窗外的雪慢慢大起来，不知这沉沉的落雪，能否将这噩耗带给远在日本的师兄高润生。我们三个人的心情像这漫天沉沉的雪一样，寄托着对恩师的深深的思念。师弟朱身发即将登程去新加坡学习，而今天晚上的这项工作是身发最不愿做而又做得最认真的一件事。 从晚上6点到10点，我们三个人用了整整4个小时完成了这幅沉重的挽幛。 1994年2月16日，北方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的恩师游寿先生永远地搁下了她的如椽巨笔，终年89岁。 15日的下午，先生还在接待看望她的客人。家里人非常关心老人的身体，但拦她不住。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来访者总是那样热情。晚上，先生还吃了一碗热面，而16日的凌晨，她就静静地安详地走了。 像她生前一样，她离开这个世界时，也不愿给人们带来一丝麻烦;不然她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 游寿先生，字介眉、戒微，1906年生于福建省霞浦县。先生家学渊懿，学富五车，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先生从20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由山东师范大学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师大前身)，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先秦文学和书法艺术课程。先师从教60余年，桃李满天下，生前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顾问、中国人类学会理事、省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先生的一生像一只蜡烛慢慢地燃尽，但却留下一片火红的朝霞。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哈师大读书期间，我与高润生、栾继生、朱身发同学相约去游寿先生处学习古文字与书法，先生谆谆的教诲、奖掖后学的高尚精神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但每天都夹着一个黑色布袋，早早地来到文史楼四楼的文物室中工作。傍晚，当学生们上完最后一节课时，才见先 生匆匆地由文史楼向家属区走去。先生不常与人讲话，但这位一身深色布衣、瘦小而利落的“老太太”教授，却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种勤业敬业的精神和学者风范赢得了师生们的赞誉。 “江水长流、师恩永志。”这是我们四位弟子对先生恩德与精神的咏赞，先生的千百个弟子不也是这种心情吗?让不息的松花江永远永远地咏颂这位清贫而富有的长者、谦逊而博学的恩师吧。 初识游寿先生 1978年末，随着知青的返城浪潮，我由省农场总局新华农场(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返回哈尔滨，在哈尔滨和兴百货商店做美工。1980年，我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在入学教育中，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第一是阎晓群同志给我们作的入学教育报告;第二就是参观历史文物室。 文物室在文史楼最高层的四楼右侧，门是用白铁包着的。室内长而厚的绿色大绒窗帘，挡着直射进来的阳光，仿佛是怕阳光照坏了文物室中的珍贵藏品。当我们班的新生来到文物室时，一位瘦小而面目清癯的“老太太”教授，从一个两张办公桌合起的堆满线装书的大案子前站起来，向我们介绍文物室中的文物。带我们去的老师对我们说:这位就是历史系的游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 先生操着一口浓厚的福建口音，这使大多数同学都听不懂。也许因为我曾在兵团工作过，听惯了南腔北调，所以对先生的话还能分辨一二，又因为我曾从事过专业美工，对秦砖汉瓦颇感兴趣，故而围着先生问这问那„„ 这就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平淡而匆忙，那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游先生会对我的艺术道路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当时哈师大的书风极盛，游寿、周齐、王大安三位老先生的书风或瘦劲挺拔、或奇崛秀丽、或游转多姿，在我国书坛或省内负有盛名。在学生中79届日语班的高润生兄上学前曾服务于哈尔滨工艺美术厂，其行书清新流丽，篆刻从浙派入手，上溯秦汉，古茂朴厚;我当时是写颜字及小篆;中文80届的栾继声弟由唐楷入，一手柳字，独具风格。我们三人经常到游寿、周齐、王大安三位老先生处学习，并在全校及全省的大学生中开展书法活动。 因为我们是师范院校，校方非常重视学生们的板书，对毛笔书法也相当重视，当时师大的党委副书记李国梁同志、团委王忠桥和关键同志既喜写字又支持这项活动，加上有三位老先生指导，所以，当时哈师大的书法水平在全省高校中雄居首位。我与高润生、栾继声同学也开始了由晋唐而向三代金文、两汉及魏碑的学习与研究。而三位老先生中，游寿先生的书学理论和实践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由此游先生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由李瑞清开创，继之胡小石、游寿而形成的融碑纳帖的金石书风之路。 1982年，考入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的朱身发同学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几年后，我们四人先后毕业留校工作。这样更方便了我们向游先生的学习和请教。15年来，在与先生及其家人的接触中，我们渐渐地知道了先生坎坷的一生，以及先生为之倾其一生心血的学业和书法艺术。谨将所知略记一二，上怀恩师，下启来者。 游光绎与《炳烛斋诗手稿》 游寿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之家。高祖游光绎为清乾隆年间进士;曾祖游大琛为道光年间进士;祖父游宝荣为霞浦名士，但中年夭折，没有参加科举;父亲游学诚为光绪十七年举人。 对游寿先生早年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无外乎两个人:一位是高祖游光绎;一位是父亲游学诚。 游寿先生与高祖游光绎在时间跨度上相差很大，从游光绎去世到游寿先生出生，相距79年之久。但史书的记载及家传的游光绎著《炳烛斋诗手稿》中闪耀出的游光绎为官、为学、为人、为艺的精神光芒，无时不影响着游寿先生。 游光绎，字彤卣，号田。生于1758年，殁于1827年(乾隆23年戊寅———道光3年丁亥)，享年70岁。 这位乾隆年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四年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此君虽入仕途，却只存封建清廉官吏的忠直刚烈，而不肯与浊流合污。宝应朱咏之称其为:“直声震海内，不愧于三君子。”结果这位当朝“声华海内闻”的谏臣，嘉庆八年，“以 言铨政去官”。因弹劾权贵，罢官归闽。粤西张南松记其归隐时的情景为:“姓名谟画留三殿，书策妻孥共一船”，可见游光绎为官清正之一斑。辞官后游光绎受聘掌教福州鳌峰书院19年(1803—1822)。 慨然归闽，宣诚布道。也许是远离宦海，而回首感叹，也许是诗出交游，曲水流觞，游光绎51岁至56岁之间吟咏诗歌192首，集为《炳烛斋诗手稿》。 诗集中与之交游赠答者，如王伟人、朱石君、阮芸台、林则徐、汪稼门、蒋丹荔、齐北瀛、梁芷林、叶培根、吴清夫、陈恭甫、伊墨卿等皆一代名流，曾各领风骚。可见宦海沉浮中集一时之盛。 林则徐当时为游光绎受业弟子，且游光绎对林则徐学业人品甚为器重。《炳烛斋诗手稿》写给林则徐的《送林少穆庶常入都》诗:“誉重三才子(少穆与廖生金城高生祖望皆以童年擅文名，有三才子之目)，家传五尚书。为官方少俊，惜别漫踟蹰。骥跃天衢内，梅开驿路初。长途足诗思，唱和得同车(少穆妇亦能诗)。最传清切地，华选谬曾叨。天禄藜光远，长安米价高。昔贤皆自爱，名士岂空豪。我老无遐想，临歧首重搔。”师生情谊之重，惜别瞩望之情，溢于言表。 游光绎作为一代名儒，虽归居乡里，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尚有残留，《炳烛斋诗手稿》中对吏治民情颇为关注，拳拳之心为倡实学，为兴时盛。如云:“借问抒万言，何如活百姓。”(送 松谷太守入都补官五古)“借问咿唔穷门夕，可曾谈得济时书。”(失题七绝)其子大琛《行状》言其“在官日所陈奏及行事，均以国计民生为重”。游光绎这种儒家入世的理想与出世的现实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但这种矛盾的思维并没有影响《炳烛斋诗手稿》傲岸的人格、凛然的正气，而成为永存的风范，这很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 父亲的影响 游寿先生的父亲游学诚是一位经历坎坷的教育家。 在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历史轨迹;同样，一个人也可以决定一个家族的生活方式。游光绎辞官归闽，倾其精力从事教育，其后裔在游光绎的影响下，大都从事教育工作。游寿先生的祖父游宝荣，一手清丽的蝇头小楷颇受前贤赞赏，而且对金石碑版有很深的造诣，为福州霞浦名士，但因中年夭折，没能参加科举。 祖父的早逝，使游寿先生的父亲游学诚过早地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5岁便开始了教师的生涯。我想这便是游光绎“门前也自饶桃李”(游光绎《自述》)的影响吧，因为他对曾祖父的文章道德从心底里怀着一种崇敬。随即，游学诚受业于谢章门下，并将家藏的《炳烛斋诗手稿》呈谢，求其为叙。谢老先生见之，称其《诗稿》“磊落有奇气”，“志士思有为，与汨没世味而望富贵者不同”。其言，也在激励游学诚。光绪十七年游学诚中举 人，主持福宁“近圣书院”。清廷改制后，改书院为福宁府中学堂(现霞浦县一中)任监督。 霞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北沿海，历史悠久，唐为长溪县地，元明为福宁州地，清置霞浦县。此为一处出海口岸，经常有国外华侨往来于此。朱振声先生曾撰《福州琉球墓群》一文:“早在十四世纪末，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中国和琉球(今之日本冲绳县)便开始正式往来。通过封、贡形式，进行通商贸易。到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为止，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关系十分密切。”可见福建沿海一带与日本国的交往很是频繁。与外界的交往使游学诚思想较之一般的封建文人要开明得多。这位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的举人，不仅支持辛亥革命，而且提倡女权，反对妇女缠足，并在霞浦县首创女子高等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 游寿先生有这样一位博学而开明的父亲，从小就处在一个充满文化与文明的温暖的家庭，她不仅聪颖活泼，而且没有受到像旧中国妇女所受到的诸如缠足、扎耳朵眼、足不出户等清规戒律的束缚，而是经常像男孩子一样去家乡的池塘里玩耍。这种家庭和父亲的影响，也是后来游寿先生只身外出求学、思想倾向革命、学术成就卓然的一个基础。游寿先生从小是随父亲读完高小的，父亲的一举一动，在游寿先生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父亲生活相当俭朴，一条棉被，用了许多年，已经板结了也不更换一下。为了使渔民耕夫出海顺利麦谷丰收，游学诚潜心钻研天算气象， 将预报结果告知乡亲„„他以德行闻名于四乡之内，是霞浦县文化教育界的名儒先辈。 父亲这种品行随着家族的热血，在游师体内流淌，使先生虽历经坎坷，但能泰然处之，置名利、金钱于身外。 金锋先生1991年采访游寿先生后，曾写过一篇《清贫的富有者》:“置身在她那三屋一厨的家中，我的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涌出一种酸溜溜的清贫感。” 我的眼中是湿漉漉的。 “踏久了的水泥地面一丝油没挂，两个木制的破沙发绝对是刚开始兴沙发时的手艺，一个两开的黄旧立柜门上缺着一块玻璃„„至于那单缸的洗衣机、36厘米黑白电视，实在是她家的现代化了。” 我由游寿先生清贫的生活，想到游学诚那年久的棉被，想到一代代安贫乐道的教书育人的人们。 就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20年，15岁的游寿先生告别金山寨，告别龙首山，告别对自己寄托着深切希望的父亲，从霞浦县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 福州市，汉初就是闽越王“冶城”所在地。远古的风烟，为这里沉下厚厚的文化积淀。福州所产的寿山石，不知创造出多少珍奇雅玩，特别当印章应用于书画作品之上以后，福州在篆刻家中无人不知，而这里，写字的风气也相当浓。 当时，前清孝廉邓仪中(邓拓之父)先生正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邓仪中先生文章书法俱佳，对学生要求也很严，而且特别注重书法。如果谁的作业字写得不好，就要返工，直至他满意为止。 游寿先生少时，因为是父亲的独生女儿，父亲对她很宠爱，所以很少能坐下来学习书法，故而字写得不好。游寿先生曾回忆说:“记得我六虚岁上学，老父亲已是三十多岁了，虽然他写得好字，却无暇来教我这蒙童。”邓仪中对游寿的文章诗词很喜欢，但却常常批评其字潦草。因此，游寿先生的作业也是经常被责重新抄写。 初次外出求学，没想到在写字上受到老师的责备，这使游寿先生感触很深，同时她也认识到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写字的重要性。从此，每日晨起，别的女同学都在忙于梳妆打扮，游寿先生只简单地梳洗一下就边读书边研墨，然后日课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百字楷书。在校读书的5年中，游寿先生临池不辍，毕业时，游寿先生的颜字已形神兼备，其文章与书法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 从此，先生无论在哪个学校执教，都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对师范院校的学生要求得更严。 1925年，先生由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霞浦县，正值父亲去世，乡亲们便推举这位刚刚学成归来的才女继承了父亲的事 业，当上了霞浦县女子高等小学的校长，开始了先生一生的教育生涯。此时，她才20岁。 1925年到1928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中风云变幻的年代。游寿先生回到霞浦第二年的12月份，北伐军便占领了福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对游寿先生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在思想上无疑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期间，先生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组织妇女学习文化，并加入了共青团。 问业金陵 1928年，游寿先生再次走出霞浦县，来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游寿先生再次离开霞浦县，我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有这样几种原因:第一，由于先生在霞浦县从事革命活动，暗地里加入了共青团。“四一二”后，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当局对这位年轻的女子高等学校校长极为不满。第二，随着先生教学实践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学历不够，需要继续学习。 中大是当时国内古典文学大师聚集之地，如词曲大家吴梅，还有汪旭初、汪因坦、胡小石等人。在这些人的课中，游寿先生对胡小石的古文字学、先秦文学等课程比较偏爱。1931年游师毕业获学士学位。1932至1933年，游寿先生曾在福建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任教。1934年又考入金陵大学文科研究院攻读研究生。除在集美师范学校教书的一年余时间外，近7年的时间，游师一直随胡小石先生学习古文字、周金文献及书法。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号倩尹，又号夏庐、磐石生，晚年别号沙公、子夏等。原籍浙江嘉兴，生长在南京。游寿先生在中大和金陵大学读书期间，胡小石先生曾在古文字学、文学史、金石、诗词诸领域进行研究，此仅举一二。 古文字:胡小石先生著《古文变迁论》(1933年11月10日中央大学《文艺丛刊》一卷一期)，提出:“文字成熟，可分为三期:一曰纯图画期;二曰图画佐文字期;三曰纯文字期。此分期之证据，只能于铜器中求之。”此文中，胡先生还论证了铜器的花纹与文字相应之变化，以此来判定铜器的时代，为后来考古工作者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在《古文变迁论》中，胡小石对篆书的分派，主要是以方圆为主的，第一为方笔后期之器(约自周初至厉、宣以前)共列器二十三。第二为方圆过渡时之器(此多假定，非必确)共列器十五。第三为圆笔之器(宣王以来)，共列器十五。但胡小石先生以为周初，在经过方笔以后，南北方以地域之分，出现了两大书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二派虽同出于殷，但分流而存。又著《齐楚古金表》详加阐述。以地域之分派法，是补充了其师李瑞清对于古文字分派的不足。 胡小石先生敢于突破历来学者尊六书为圭臬的藩篱。他赞同清末吴大所提出的论点，认为《说文》中所引古文，是战国时的文字，并作《说文古文考》以助吴说，考出《说文》古文每与晚周齐器铭刻相近。 之外，胡小石先生在古文字及古物鉴别等方面成就卓然，著有《甲骨文例》、《读契札记》、《考商氏所藏古夹钟磬》等文。 文学史:胡小石先生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主讲中国文学史，极受同学们欢迎。据吴徵铸先生回忆:“1928年春以同门苏拯兄笔记，题名《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凡十一章，付上海人文出版社排印发行。书既出，为学术界所重，公认其篇幅不长而颇具卓识。”胡先生这篇讲稿，“根据清焦循《易余龠录》‘一代有一代所胜’之说，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历叙《诗经》、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古体诗、唐律体诗、唐五代词诸体之源流正变，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明各种旧说，不少创见，方便后学甚大。” 除此之外，胡先生还著有《屈原与古神话》、《楚辞辨名》、《〈楚辞〉郭注义徵》、《〈离骚〉文例》等多篇论文。 由中央大学到金陵大学，游寿先生已由一个中学校长成长为一名学富五车的青年知识分子，她继承了胡小石的古文字学及先秦文学诸多领域的成就，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人。 游寿与谢冰莹 1931年游寿先生于南京中大中文系毕业后，没有再回霞浦县，而是来到厦门的集美师范学校教书，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 在这一年中，游寿先生既教书，又积极参加当地文化界的爱国文化活动。但此时，先生的思想似乎很矛盾，是政治上的原因， 还是生活上、学业上的原因，不得而知。1991年我曾问过游先生何时与陈幻云先生结婚，先生告诉我“大约在二十六七岁左右”。这样推算，大约在1932或1933年，我想在厦门集美期间游先生已接触到婚姻问题。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的谢冰莹先生在她的散文《女兵自传》中的一节《海滨故人》中曾谈到游寿先生当时的情感，并叙述了她与游寿先生共同创办文学月刊《灯塔》的过程及两个年轻的文化女子思想撞击的火花。 谢冰莹，这位与游寿先生同龄的女子，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彬，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人。她与游寿先生有很多默契之处，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前清举人，又都是县里中学的校长。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谢冰莹为逃离封建家庭的束缚，摆脱初恋的苦闷，更是出于对大革命的向往，毅然从军，考取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谢冰莹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她的一生经历坎坷而丰富，其青年时代尤其具有传奇色彩。《女兵自传》是谢冰莹最具影响的作品，自1936年出版以来，曾重版二十多次。 在《女兵自传》中，谢冰莹这样写道: “我们五个人，抱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目的，想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创办一个文艺月刊。 “厦门在当时，文艺空气非常沉寂，真有点像沙漠似的，我们一提到办刊物，没有一个不赞成的。那时谢文炳先生和郭莽西君都在厦大，郭还是个未毕业的学生，可是他对于研究文艺非常 热心，小说也写得很好。厦大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社，他是负责人。方玮德先生和游介眉女士都在集美教课，两人都是诗人。方那时正在热恋着黎小姐，所以诗的产量特别惊人。游是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达观，而其实心里充满了抑郁和苦痛，过着矛盾生活的人。” 谢冰莹在谈到她与游寿先生的关系时说:“我们的感情虽然很好，但还没有到她可以把身世统统告诉我的地步。” 实质上游寿先生的一生曾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来不对别人讲，只是用她那瘦小的身躯独自默默支撑着。 1932年游寿先生在集美师范学校教书时，只有25岁，她的思想感情既丰富又充满着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革命意识。 “记得是我在集美讲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她(游寿)那里，两人谈起人生问题来，她很感慨地说: “‘人不能离开感情而生活，而感情又是最麻烦、最复杂、最苦恼的东西，因此我觉得人生永远是痛苦的。’ “‘游，你这话，显然是个唯情论者说的，我的看法不同，人固然不能离开感情而生活;不过应该由理智支配感情，克服感情的冲动。假如一个人，他整天为感情所苦，不能投身在社会的洪炉里做点事业出来，渐渐地，这感情便会变得狭隘、自私，甚至减少了生的力量。’” 是谢冰莹没能完全理解游寿先生，还是感情这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于是谢冰莹写道: “我和她(游寿)开起辩论会来了。 “‘我以为最有情的人，也是最无情的人;能够热烈地爱别人的人，也能残酷地克制自己丝毫不爱。我觉得只有自己感受痛苦最多的人，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同情别人的痛苦，而能真正为人类做出一点有利益的事业出来;同时一个富于感情的人，他一定轻视利禄，更不忍做剥削人类、压迫人类的刽子手。’” 经过一阵辩论，两个文学女青年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进步的结论: “于是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凡是世界上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者之类，他们一定像动物里面的豺狼虎豹一般没有丝毫人性，更谈不到人类的爱，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自私自利，每滴血液都是黑色的。” 由此可见谢冰莹与游寿先生谈得很兴奋。 “我们的话虽然没有系统，却谈得非常痛快，一直到东方发白，还未曾合眼。奇怪得很，虽然一夜没有睡，我们的精神却丝毫也不感觉疲倦。方来邀我们吃早点，然后再送我上船返厦门。” 谢冰莹在厦门与游寿、方玮德、谢文炳、郭莽西四位先生一同创办《灯塔》月刊时，相互之间是那样相知，那样默契，简直令人羡煞。 “我们从翠绿的相思树丛里经过，方又发起诗人的感慨来。他不了解女人的心为什么这样狠，他寄给他爱人的诗和情书，倘若用箱子盛起来，他说至少也有一大箱了，而对方仍然是若即若 离的态度。的确，这是一个不可解释的谜，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五个人中，只有谢是幸福的，他有贤淑的太太，有活泼天真的儿子。我们几个人常常跑去他那里吃饭，饱餐他太太亲手做的四川回锅肉和红烧豆瓣鲫鱼。我们的《灯塔》月刊，就在这种快乐、合作的空气下产生了。每个人不但出力而且出钱，从写稿到编辑、校对、跑印刷所，都是我们几个，其中最忙的还是郭一人。 “刊物出版之后，在小小的厦门，曾开出一朵灿烂的鲜花;然而那几个栽培花草的园丁呢?方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游和郭也不知何处去了。” 南北飘泊二十年 1936年，游寿先生在金陵大学文科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学有所成，本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使先生的研究有所依托，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2月，日军攻陷南京。 1937年到1940年，游寿先生随丈夫陈幻云先生撤退到江西临川，曾参加“抗日后援会”的组织工作。1940年，游寿先生来到重庆，任“四川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以后历任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馆)馆员、中央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解放后，游寿先生曾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山东 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51岁的游寿先生为支援边疆，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现哈师大)任教授。 1937年至1957年这20年间，游寿先生南北飘泊，生活不得安定。但在这种飘泊不定的生活中，先生于学问文章孜孜以求，颇有建树。 在四川期间，游寿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海啸楼”，可见游先生对当时的局势颇感不安，大有山呼海啸之感。这一时期，游先生有《商周兵器说》札记、《尚书古文说札记》、《经学与文学》、《李德裕年谱》、《书苑镂锦》、《论汉碑》、《梁天监五年造像跋尾》、《晋黄淳墓表跋》等历史、古文字、书法论著。 游寿先生在这一时期曾参与了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工作(1945年)，陆续接触到大量青铜器及碑拓，正如游先生自己所说:“在山东购得许多清本诸碑，在四川整理了一批旧碑。解放后，又到山东，古碑如山无人过问，也收了一些，都是好碑刻。”游先生对碑版金石的收集，主要是用于历史研究。比如游先生在《李德裕年谱》中，就写到:“新旧唐书李德裕传俱言六十三卒于珠崖贬所，补录传记亦云焉，唯续前定录云六十四。于是说者稍有考订是非。旧书本传云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今据新出土所撰彭城刘氏墓志末，烨附记云:己已岁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则公之卒在大中三年为可信。”此为利用墓志而考证史事之一斑。 游寿先生学养深厚，所涉领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她在《经学与文学》一文中言到:“中国经学是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之基础，而加以文学艺术之笔，天下国家为个人理想之责任，可谓广义之人生教育学。”这种中国人最本源的学问所追求的理想天地是什么呢?游先生说到:“孔门之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为人生最高境界。”游师钟情于艺，文章诗词朗朗之声引人入胜，如继声弟云:“观先生《伐绿萼梅赋》、《山茶花赋》、《山居志序》等文学作品，文采焕然，颇值一读。” 以物赋情 史写文章 《伐绿萼梅赋并序》作于1942年。 1942年，游寿先生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由南京退居西川。国难当头，飘泊流离，心绪不得宁静。然在西川宅居门前一株绿梅，给游先生带来一丝欣慰: “壬午之冬，来游西川，寄居咏南山馆。亚门香飘雪曳，冰肌玉质，顾视绿萼梅一株，蟠矫偃翥，长自瓦砾，南枝如鹏翼，垂云伸覆墙外。盖上有樟楠竹桂蔽雨露之泽。” 快慰之余，为绿梅能有樟楠竹桂遮风蔽雨而产生与自己命运相息的感叹。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四川重庆。日军占领南京六周之内，大肆屠杀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30万人。残暴的烧杀淫掠，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同时也在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的心中，留下悲哀慌乱的阴影。 人民多么需要一片安宁的生存空间。由世态民生而感万物，游先生接着写道:“草木有本性，槎桠以望生。” 然而“明年，余移居海红花院。又明年夏，主人伐而去之，曰:枝干虬伤。也。余默然”。这默然，留下了无声的叹惜，是对绿梅?是对咏南山馆的新主人? “久兰芷当门，锄而去之，此言不虚。乙酉冬，余居驭仙草堂，又出入山院，门庭无改，独不见故枝羁旅门墙。感草木虽无言，而性灵或有同者，遂赋之。 “江天晚晴映余霞之绚烂，寒谷隧风卷残叶而萧寥。临浮思以顾，沿崔嵬而逍遥。循层除以升降，瞻女墙之翠翘。冰肌雪质，芬摇芳飘。绿衣索笑，孤鹤相邀。照飞英以景月，写粉黛于清朝。缀枝如豆，嫩芯若桃。金谷佳人凭危楼之将坠，萧湘帝女依修篁而掩泣。乔木干霄，交柯蔽日。云以浑，雾沈沈而翳歙。暗香悄凝，绿蛾惋悒。东篱非所，南枝斜出。褰鹏翼搏，扶摇而上征;奋龙偃掣，波澜以腾逸。寿阳新装，江城吹笛。处士过此而盘桓，妒妇见之亦恨嫉。时移岁改，蕙欢兰焚。薰莸臭味既殊趣，情浊浮沈又甚分。何庭堂之芜秽，熟纫佩之;缤纷未据要路，且非当门。急斧斤以摧枝，杂畚插而锄根。何藩篱之森固，戕嘉木之天年。恣榛莽之畅茂，任蔓草以袤延。东平步兵坏府舍，使内外相望汾阳。甲第混负贩，同贵贱而联翩。或无为而称治，或损益以求贤。况毁七宝亭台，以支厦屋，无补倾仄宁意。九嶷仙人，饰铅花而争妍媸，想环微尘，绮罗轻。悼月下归来之芳魂，愁水边 远移之玉骨。未是上林紫蒂，春风早沾;翻似丹岭绮青，王孙却伐。望东阁兮，彷徨抚余襟兮，哽噎。” 游先生藉绿梅而赞冰肌雪质之人格，以“急斧斤以摧枝”之人而卑“甲第”所居“王孙”、贵人之虚伪、无知和兵匪之气。面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发出了“况毁七宝亭台，以支厦屋，无补倾仄宁意”的感叹。 先生此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望东阁兮，彷徨抚余襟兮，哽噎”。寄托了对一种美好理想的向往，对高尚风骨的追悼:“悼月下归来之芳魂，愁水边远移之玉骨。”用典精到，词章奇伟，极具楚风，可视为近现代难得之佳作。 游寿先生在四川生活期间，生活上是有所依托，但思想上并不是很愉快，从留下来的词赋中，可以看出当时这位奇才女子多愁善感，“时有自伤”(《山居志序》)。正因为有这种感情的愁楚和波动，才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极富感染力的诗赋。 这一时期是游寿先生诗赋创作的最佳时期。巴山夜雨，给这位“少慕狂狷，率性任情”(《山居志序》)的年轻教师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而先生对楚辞、唐诗的研究颇为深入，故而能动之以情，且轻车熟路地运用诗词歌赋抒发自己的情愫。 除了自身的伤感和巴山雨夜的情怀以外，游寿先生更主要的是对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惨状及当时国民党统治下重庆的凄凉景象的一种反映。如在《沙溪集》中有诗道:“十月十五夜城下望月，见隔岸山中多野祭，哭声甚哀。 “独立城堙下，寒泉激清濑。山风吹哭声，野祭怀征旆。” 又有诗云:“腥风一夕吹乾坤，多少国殇未雪冤。肉食诸君缘底事，何人江水同招魂。” 这些都是对抗日阵亡将士的哀悼。 《饥妇行》是游师在逃难中亲眼所见而成。在《饥妇行》中，我们可以看出游先生宣泄着一种对因战乱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同情: “南国春烂漫，东皋耕烟断。黄金市斗米，黄金久不换。官府亦乾没，新币市价乱。三年未得饱，生人无存半。老弱蹈江死，丁男远投窜。母恩怜幼子，提携江上岸。中有年少妇，菜色眉心攒。足尔转荒山，饥行逐女伴。忽见路旁人，含颦问委婉。闻言是音，伫立沙溪畔。饥妇重致辞，语语哀以怨。生小住海湄，拾贝合作钿。不知纺与绩，遨嬉随童。嫁与浮海客，载珠服绮缦。一朝海禁封，全家东西散。不惜颜如玉，操劳几曾惯。但愿无征战，茹饥自辗转。今年事更非，市中绝白粲。人言山中好，行行且顾看。十日草露间，阿谁贻一饭。闻道兵火苦，此境先自煎。尚有妹妹行，饿死那可算。语罢泣路隅，行人尽凄惋。背论兹山脊，豺虎又暴悍。饥妇向何许，潺潺滩声咽。” 从语言特征上讲，游先生的《饥妇行》吸收了杜甫“三吏”、“三别”的通俗和真实。叙事夹有抒情，用叙述营造了一个真切的“足而转荒山，饥行逐女伴”的少妇形象;而用抒情———抒“饥妇” 之情、抒自己之情、抒观者之情，“语罢泣路隅，行人尽凄惋。”“饥妇向何许，潺潺滩声咽。”恰到好处。 游先生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总体上是反映了她反对战争、同情人民、痛恶当时国民党腐败现象的思想。特别是从黔入蜀和1940年由闽入蜀时自己在路途中所见与感受，将自己的病痛、苦闷与人民的疾苦融合在一起，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并不像一般文人那样无病呻吟，忸怩作态，为现代诗词的创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金石书风 从游寿先生学习书法艺术的轨迹看出，一开始，她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整齐，让邓仪中先生能看得过去。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是以颜字为基的。可见当时游寿先生并不是为了学习书法艺术而习字。 1928年，游寿先生入中大学习，她的眼界大开，随着自己学养的提高，逐渐对书法的认识有了自己的见解。游先生曾回忆说: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老师的书法都很好。“如词曲大家吴梅俊逸的板书，二汪(旭初、因坦)流丽的板书，黄侃虽不大写板书，也偶然写几次，有峻爽之气。而我独好胡小石板书豪迈卓逸。” 胡小石先生的书法主要受清道人李瑞清的影响。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江西抚州府临川人，光绪二十年登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摄江宁提学使，兼两 江师范学堂监督，江苏候补道;后擢江宁藩司，为二品大员，居官廉正，颇负时望。清亡后，李瑞清隐居上海，自署清道人，鬻书画，书名大振，有“南曾(农髯)北李”之称。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李健皆出其门下。 李瑞清是近现代金石大师，我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陈振濂先生称他为“第一位值得纪念的艺术教育家”(陈振濂《民国书法史论》)。1906年他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任监督(校长)时，首次开设图画手工科，并亲授国画和书法。由此，我国的传统书法改变了私塾式的传授方法，而成为高等学府艺术学科类的一部分内容，这使得接受书法教育的人能够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广阔的视野，翻开了中国近现代书法教育的重要一页。 李瑞清是清末著名的文化官吏，学深识广，《清史稿》中有传称其“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柳肇嘉言李瑞清:“提倡科学、国学、美学不遗余力，中外教授及江南弟子千数百人服其诚悫，教育成绩评者推为东南冠冕。” 李瑞清书法幼学鼎彝，弱冠学汉分，二十六岁开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尔后稍稍学唐以来书。每临帖以碑求其用笔。碑帖并举，加之学养深厚，遂成一代宗师。 从清咸丰、同治起，书界无人不学碑，“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辑》)。李瑞清是清末尚碑书风的大家。曹工化先生曾说:“不论是谁，只要谈到清末民初的书坛，只要提到五个名字，其中一定有李瑞 清。李瑞清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离开他就无法谈论碑学书法，无法谈论新书法。”(曹工化《步趋古碑亦开新》)李瑞清是一个地地道道肯下大功夫的苦学派，他首创涩行顿挫之笔，成为这一金石书派的明显特征。门人胡小石及游寿先生皆用此法书篆隶北碑。胡小石曾说:“凡用笔作出之线条，必须有血肉，有感情。易言之，即须有丰富之弹力。刚而非石，柔而非泥。取譬以明之，即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达到用笔之最高要求。”可见这种用笔是李瑞清于金石碑碣不懈探索的结果，如不涉三代篆籀、汉魏碑碣而误解此用笔，也在情理之中。 胡小石原来是在两江师范农博科学习，民初在上海随历史学家沈曾植学习三年，又随李瑞清学习金石书法。如果从书法上讲，胡小石是李瑞清开创的这一金石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学问文章及他在书法领域对诸书体的把握，在李瑞清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可谓承前继后。 游寿先生在回忆当年随胡小石学习书法时说:“记得我刚进南京中央大学，在抄上课证时，一位同乡告诉我说，中文系教授胡小石是有盛名的书法家，李梅庵的学生。当时校中有六朝松和为纪念李瑞清先生而修盖的梅庵。李瑞清先生出身于有名的藏书世家江西临川李氏，家中收藏有很多碑帖拓本，同时经常有人拿字画来请李先生鉴定真伪。胡先生曾在李家当过家庭教师，自然看到不少名家墨迹或碑帖。这是胡先生早年跟李梅庵学书的一段。 虽然胡先生的书法后来自成一家，有过李梅庵之处，可是胡先生一直是推崇和尊敬李先生的。” 胡小石先生对李梅庵的推崇可以说贯穿其一生。他不仅在书学实践上继承了李瑞清的书艺，更重要的是发展了李瑞清的书法理论。比如李瑞清认为:“殷人尚质，周末文敝，秦承周后，反周之文，从周之质，故文字亦相师也。”胡小石将此发展为“六变”之说:“篆书汉以前其变三，汉后其变三。殷人尚质，其书直，变一矣。周人尚文，其书曲，变二矣。秦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书反曲以为直，所谓小篆者也，变三矣。汉魏继嗣，无所能发明。李阳冰出，化方以为圆，齐散以为整，而小篆之敝极焉，变一矣。邓石如攻八分，由汉碑额以探秦篆，其书深刻，往往得李斯遗意，变二矣。何绍基晚而好篆，取笔于周金，因势于汉石，势则小篆，笔则大篆，遂易沉滞之习，变三矣。” 对于李瑞清的篆书，胡小石在谈完篆书“六变”之说后言到:“临川夫子起而振之，求隶于石，求篆于金，而大篆复明……夫子于是分之以究其极，合之以观其通，神而明之，以会其变，而大篆之秘妙尽矣。”可谓对其师相当推崇，同时也见李瑞清于钟鼎研究之广泛。 胡小石对李瑞清的崇敬还表现在李瑞清归道山后，曾熙及胡小石将其葬于南京南郊牛首山，并在墓旁筑精舍数间，命名为“玉梅花庵”。 1994年6月，笔者去黄山参加“全国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过南京时，曾于市内乘市郊车往牛首山，在村民指引下，于牛首山草木中寻半日而不见李瑞清墓。据讲其墓文革时受到破坏，数年前虽经修复，但已非原貌。笔者无缘相见其墓，只有长揖而别。 在游寿先生看来，胡小石“遍临诸体，上起青铜图形，下至米芾都写过。不过用笔还是他自己的豪放、畅快，而又有原作的韵味”。 游寿先生在南京中大时已深深地受到胡小石的影响，在金陵大学读研究生时，胡小石第一次在这里开设“书学史”课。 “书学史”的开设，又一次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写下重重的划时代的一笔。这是中国首次在研究生中开设书法史论课程。 游师随胡小石先生左右7年之久，常到胡先生书房中写字。胡小石曾嘱游师:“汉碑以《礼器碑》最有筋骨，碑阴尤佳，学好《礼器碑》再写其他汉隶，无不如意。”胡小石先生的隶书是以《张迁碑》为主的，他说这番话是根据游先生自身的条件而言的。所以，游先生的隶书是以《礼器碑》为宗，用功最勤。1984年游寿先生在“临汉礼器碑”中题道:“余学隶以是发笔，以规矩，有劲也。”观游先生所书汉碑多瘦劲挺拔，但仍显高古厚重，可谓纤而能厚。这一时期游寿先生的楷书由颜转而学习《张猛龙》，尤其吸收《张猛龙》碑阴题名，隶情草意，而又具金石之风。 如果将游寿先生的书法划分为几段的话，从15岁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至1928年到南京之前这八九年当中为初涉颜公、 求其平正阶段。从1928年到1957年的30年中是游寿先生书法艺术继承李瑞清、胡小石金石书风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游寿先生的书法极似胡小石，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中国书法》1987年第二期曾在“现代名家”栏目中刊登吴白和游寿介绍胡小石的文章，同时刊登数幅胡小石的作品，其中有一幅游寿先生的小楷《山居志序》(局部)，被《中国书法》杂志的编辑当做胡小石的字刊在其中，由此可见一斑。胡小石先生的学生很多，而游寿先生为继承此派金石书风最为优秀者。1957年至1985年游师80岁左右，是先生书法独辟蹊径、自成面目的阶段。80岁以后，先生的书艺已人书俱老，超凡脱俗。 龙江博物?摇独辟蹊径 游寿先生来到黑龙江时，已是51岁。 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现哈师大)中文系、历史系，游寿先生主讲考古学、古文字学、先秦文学和书法艺术等课。 1980年，游师和于莲英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盟的旧石器晚期骨制工具》的论文。文章的一开头，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远古的故事: “原始时代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大多数是用石制工具，所以称石器时代;但后来从大量出土文物证明却不尽然。如近水的原始人类，从水中捞到蚌贝，便以为蚌刀，以取水饮器，以为耕地挖土工具。从青铜时代文字来领会原始人利用蚌壳的情形，如辰字，是像一个蚌壳人手持着挖土形，因为农耕必定从早辰开始， 因之以辰为早辰之辰。又孳乳为晨、农。因为是阶级社会的农奴制，以辱为侮辱字。又众所周知的耳环，原是以蚌壳取水饮呷，以为饮酒之杯形。此外在礼器上之圭、璋、璜是玉制的，而其形式正是石器之斧、刀、镰之属的生产工具，而以为祭祖的佩带，也就是纪念祖先劳动生产的象征。” 既然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的生产工具不仅仅是石器，近水者有蚌贝，那么在北方草原是否有古人类的存在，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呢? 1960年，也就是游寿先生来到黑龙江的第三年，哈尔滨市东郊黄山出土猛犸象骨骼，游先生发现这些骨骼是被击断的，有磨削的光滑面，而且有刀锯过的痕迹，经整理，有一块额骨，在额上劈成瓢状器，利用脑盖边沿削成平薄处，另一边削成把柄，恰恰供人手把住。游先生判断，这就是黑龙江古人类在古石器时代所使用的骨制工具，由此而证明了黑龙江有古人类生存的观点。随后，在哈尔滨市沙曼屯、万家等地相继发现猛犸象骨、牙制的工具，由此进一步证明了游师的论断。游先生也曾多次以篆书记此事赠予弟子，1987年曾用大篆书“草原射雉获鹿，车马之乐，今留象骨”赠我，字体舒朗，金石气甚浓。 游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无时无刻不留意细微的发现，以其深厚的历史知识证明了一件件历史遗物。1980年春节，游寿先生回到故乡福建省霞浦县赤岸村。赤岸村在唐朝时就是一个入海口岸，当时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和进行交流活动。有一 个叫空海的日本和尚就是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在赤岸村登陆的。但这里一直没有找到文物以证此事。这次游寿先生与陪同她的县委领导一同来到赤岸村进行调查，先生在路边发现一个大石槽，上面还堆着柴草，先生扒开柴草一看，石槽左边刻着:“?女贵四娘舍槽一支入东际洋厨供用伏眷”，右边刻着“?女林七十一娘??百八十三郎道资冥礼”，均为唐民间写经字体。游先生认为这是唐代洗菜用的遗物。同时又在一家房基上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绍兴”二字，这是南宋绍兴年间打井时在井栏边刻的纪念物，据霞浦县志记载，这里曾有个古井，只是无从考查。游先生发现的唐宋遗物，证明了赤岸村古老的历史。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摄制《空海之路》影片中曾在这里拍摄了许多镜头。 杜甫曾有一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其中有“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句，这里的“赤岸”，即指福建霞浦的赤岸村。游师曾在参加为庆祝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五周年而举办的“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的作品中书杜甫以上两句，并题到:“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歌，赤岸在今霞浦县东，空海来唐于此登(陆)，去年春余南行考古，十二日西安至此拍电影，今自西安返哈市书此，游寿。” 如今，这里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日本友人和僧人来此膜拜。 由南京金陵大学毕业至来黑龙江的20年中，游先生壮游山川，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研究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石拓片。 即使是抗战时期在四川，游先生也未忘“尊盘盂，鬲钟鼎”(《山居志序》)。来到黑龙江后的38年里，游师为黑龙江的文化教育、考古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书法理论和创作上也是最辉煌的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这一时期游寿先生为推动我省书法事业的发展，曾著有《论北朝法书碑志》、《读书随感录》、《历代书法选》、《我的临池简述》等文，其精髓为:第一，重视文化品位。游寿先生曾说:“书法作为艺术，体现文化情韵，就要讲究艺术修养。”书法“不只是写字，而且要加强文化学习”。并且多次讲退笔成冢，何如读书万卷。游师极反对品位低下的“买卖字”，她说:“有一些司墨者，写一辈子字，却似„死在纸上?，旧社会账房先生成天写字，可是没有见出过几个书法家。他们这种字，人们管它叫„买卖字?。”第二，强调取法乎上。游师提倡学书“要多看历代名书家的笔迹、拓本，广见钟鼎、碑帖”。对社会上由于缺乏真正内行的指导而印行的低劣的“书范”，认为是“最使人痛心的”。游师心胸宽阔而见地真切，对自己的学生常常说:“书法既然有法，就必须要有师传。可是高明的书法老师，从来不教学生学习自己的字。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可资师法的书法名家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把学生迫促在自己的小藩篱下?”第三，手眼并重，在实践中提高书艺。在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家，他们的书法理论及鉴赏水平都很高，但由于少于临池，而不能心手相应，眼中有神而腕上有“鬼”。所以，游师对这一点非常重视，曾说:“学书人要手、眼并重。”而且书法的“„法?是在熟练中不断 形成、提高的。前人对你口传心授，自己亲自去实践，在实践中熟练，在熟练中提高。如果只有口头传授而不去实践、领会，也无从提高，所以说„书法是实践中提高?的”。 以上三点仅是游师对学习书法的一般主张，其书法艺术观，实际上是与游师的学术研究领域和对历史和文化史的观点分不开的。如游师写甲骨和金文，是因为其考古与研究上古史的需要，著有《先秦文化简史》、《殷契选释》等;在编写《北朝文化史稿》中，游师接触到大量的墓志及拓片，故而写成了《论北朝法书碑志》一文。 《论北朝法书碑志》著于1963年10月，它在中国书法的断代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北朝时期的书法由于政权的分裂和更迭及南北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状况，如果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及文化史不熟悉，很难进行分析。游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及大量文献进行过精深的研究，在《论北朝法书碑志》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一时代书风，不是一个人转变的，而是全民风格，千百个人的心灵风貌相结合的线条艺术。” 游师言这篇文章“意在破清代金石学考证风气者阮元所持南帖北碑之说”。 自宋太宗《淳化阁帖》始，世间帖学大兴。然而，因刻帖一翻再翻，参入后人笔法，再拘守汇帖，无异向木佛求舍利子。到乾隆、嘉庆年间，两汉、六朝碑版大量出土，金石考据之学大兴，帖学已渐成末路。此时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 行世，提出“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之说，对于碑学的崛起，有着重要意义，后又经包世臣、康有为的鼓吹，于是碑学大盛至今不衰。 阮元提出:“正书和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阮元《南北书派论》) 游师认为，南北朝之风尚有碑帖之分，但是西陲及敦煌、滇、蜀边裔往往不受南北政权的约束，而能保留前朝统一时的风趣。比如二爨刻在边地(云南)，但是北碑风格。宋刘怀民墓志，地方则为齐风，但也属于北碑风格。这就是说，虽地分南北，而书风也有交叉。同属北碑也有优劣，对清代“北碑无不佳”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提出“南北分派之说是相对问题，而不是绝对问题”，“北魏后期到北齐北周，志石有用行笔，而确有南朝王谢笔法”。“南朝书家……多是王谢郗萧诸贵族家书……各具性灵，比北碑诸元志高明。”而“泰山石峪经和郑道昭云峰山题字，他的放舒艺术，也非王谢家族短简所能想像的”。可以说细致入微，鞭辟入里。 更值得一提的是，游师在这篇文章中将“北朝宫人墓志书体风味及其影响”单作一节加以详述，这在书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游师说:“北朝宫人墓志书体风格这问题的提出，可能会被道貌岸然的士大夫，或名书家嗤笑;如果真有同志曾经清理了成万或几千种以上的冢墓遗文，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宫人”即宫女，多是地位卑微者，身在宫中如同牢狱。隋大业年间宫人墓志特别多，隋代有的女官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本自拓跋魏。而从宫人年岁上来计算，大部分是六十岁以上，这些人是魏齐旧宫人，闲熟于宫廷仪度典章，有一些人则寄情在艺术或宗教信仰之中。这种宫中的文化氛围以及妇女所崇尚的天然纤秀，使墓志书体秀丽，虽不及董美人那样华丽，但却属于一种风格。由此可看出当时宫廷中所喜爱的是细线条书体。 这种书风影响甚远，唐武、薛曜及宋赵佶都有此遗风。所不同者薛曜与赵佶是男子，有刀戟森森之气，与宫廷女官秀美不同而已。 这一时期，游师学术成果累累，碑帖拓片过目无数，书法作品文章之气郁郁芊芊，以自己独特的书风独步当代书坛，成为李瑞清、胡小石这一金石书派的重要继承人，其书法艺术是清末崇碑书风的延续和发展，被誉为我国学者类型书法家的杰出代表之一。 游师1941年书《自作诗册页》小楷、1943年书《山居志序》以及在四川时书《商周兵器说》札记，还非常像胡小石先生。1964年书《幻云遗诗长卷》时法度森严，已融《张猛龙》、《张黑女》、《郑文公》、《董美人》于一炉而独具风格。到1975年书《伐绿萼梅赋》时，就看不出是学哪一家，而又囿法度于无法之中，“游体”楷书基本形成，此是融百家之长所致。1983年书《唐令孤楚望春词》融魏碑、隶书及黄山谷行草用笔于一体， 纵横开合，天真浪漫，用笔涩润相间，偶有牵丝引带，更显高古而寓灵动。 嘎 仙 洞 北方，这是一片令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神往的地方。水草丰足的草原哺育了彪悍的游牧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屡屡南迁，统一中原，与中原汉民通婚、融合，成为强盛的帝国。 游师是研究上古史的，同时对魏史、北魏文学史更是倾注着热心，因为她写魏碑、看墓志，此中对正史的补充不可低估。正是这种对于魏史精深的研究，促使着她想要捕捉到北魏祖先鲜卑族的发祥地，先生说:“我来到黑龙江后，首先要实现的考古目标，就是要弄清各族的原始。” 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20里大兴安岭顶巅。作为一个天然的山洞，或许它只带给人们一种威严的神奇。但在山洞石壁上刊刻着19行201个古茂雄浑的魏书，却揭开了一个拓跋鲜卑民族神秘的起源，一条多少学人未能确定的山脉位置———嘎仙洞所在地:大鲜卑山。 居住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由山林而逐草原大泽。世代演化，强壮的体魄以铁骑长矛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 北魏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方难水旁的臣国乌洛侯国派使臣到北魏京城平城进贡。《魏书?礼志》记载:“魏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 乌洛侯国的使臣说:我国的西北部有北魏先祖居住的石庙，周围的人民经常在石庙祈请老祖宗保佑风调雨顺、人畜兴盛。而且这些祭祈都很灵验。 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或许是让先祖的神灵庇佑国家的昌盛，北魏皇帝拓跋焘命“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率人长途跋涉来到北方的大山中，在祖先居住的山洞前进行祭祀，又在山洞石壁上刻下祝文，以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此事。 岁月悠悠，北魏先祖石庙究竟在哪里? 中外考古学家为此进行过大量的考证，正如王国栋在《大鲜卑山，大鲜卑山》一文中说的那样:“如以北魏京都平城(大同)为基点，往北四千里去寻找，把各家之说排列起来，恰好成为一条以四千里为半径的弧线。弧线的西端在贝加尔湖，中间是呼伦湖、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东端是嫩江。由西到东，相差何止数千里之遥?茫茫大地，哪里是石室的真正所在呢? 此中，只有游寿先生的推断被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是正确的。 在游寿先生的提示之下，原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发现了这一“千古之谜”。 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一文《缘起》一节一开头写到:“那是1979年2月，在黑龙江省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哈尔滨师范大学七旬高龄的老教授游寿同志，热情地向我了解呼伦贝尔的情况。谈话间，她问我:„呼伦贝尔大兴安岭一带，发没发现“石室”?这个“石室”是《北史》上提到的。? 我觉得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历史上只是一些游牧部落在那里活动，怎么能有„石室?呢?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一带据我了解不会有„石室?。”当时，游寿先生并不认识米文平，只是因为这次会议在讨论鲜卑族考古问题时，米文平提出:在内蒙(包含嫩江流域)许多地方出现墓葬，和别处不同，可能是鲜卑族留下的。游先生回忆说:“我静听了他的发言，想到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祝文，可能就在这一带。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近20年中，每遇到嫩江来的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问他们看到过拓跋魏旧居„石室?没有?”“在那次会议后，我单独约米文平同志一谈，问在嫩江有无看到„石室?的建筑，如果找到这„石室?，鲜卑族祖居就可以定论。” 游寿先生怕自己的福建口音别人听不懂，又在笔记本上写下“石室”两字，扯下来让米文平看。 王国栋记载:“拿着纸条，米文平一时还摸不着头脑，问:„什么石室??游寿说:„祖庙!就是《魏书》里那个拓跋鲜卑的祖庙啊。?米文平摇摇头:„没有。如果有石祖庙我应该知道。大兴安岭过去的游猎、游牧民族并不定居，哪来的石室呢??”“哈尔滨会议结束，米文平回到海拉尔。一次，整理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时无意中从笔记本里又翻出游寿教授的那张纸条:„石室?二字龙飞凤舞，又引起他的沉思。” 游寿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洞穴摩崖十年记略》中说:“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鲜卑族在大兴安岭的祝文，已发现10年。 从1980年至1983年，关于嘎仙洞的发现问题，先后发表的论文计53篇。有许多同志，约我把发现嘎仙洞祝文的原始经过谈一谈。我已看过了许多同志的论文，都是在发现鲜卑族坐标有了着落之后写的。因之许多同志问我:何以敢于肯定在嫩江流域去找呢?”“据《魏书?列传》记载，勿吉等以下各族有个乌洛侯，他向太平真君说:„国家先帝旧居，且有神灵。?又本传:„小水皆注难。?(“嫩”、“难”同音)必在嫩江。 “米文平同志很热心，随即在大兴安岭考察，发现有大洞穴，是鄂伦春人狩猎游憩之所。1980年经三次上山考察，最后在太阳将西斜时的反照中，发现壁上有个„四?字，于是同行同志把壁上的封苔揭开，文字出现了。” 游寿先生推断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乌洛侯国使臣在真君四年来朝时，称其国西北有国家(魏国)先帝旧墟(石室);而乌洛侯国的地理位置是:“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魏书?乌洛侯传》);而古代“难”与“嫩”相同音，“小水皆注于难”的“难水”必是嫩江，所以，鲜卑石室必在嫩江流域。由于游寿先生年事已高，在高校任教又有别于田野考古学家，所以心情很急切，“近20年来，每遇到嫩江来的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问他们看到拓跋魏旧居„石室?没有?”;米文平同志即是谈到内蒙(包含嫩江流域)的墓葬考古问题，才引起游师注意的。只因为这个思路长期在游先生的头脑中徘徊，故而有了游寿与米文平的谈话，有了游寿手书“石室”二字，有了米文平 先生的热心和艰辛、偶然和必然，有了嫩江流域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的嘎仙洞;嘎仙洞里的祝文又证明了此即为鲜卑祖居石室。这最后的一点的证实，又反过来证明了游寿先生的思路是建立在上古史、北魏史和文字学上的科学的推论。 石刻祝文的发现被列为我国重大考古成果而载入1981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新华社评论是“建国以来我国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光明日报》载文说:“为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和其远祖的口碑史料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释为“勇敢”的洞穴已拂去了千年的尘埃，但要真正地了解它，还需要更久，更久。 如今，这项重大的历史发现，已被载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如果没有米文平的这项发现，鲜卑拓跋部发源地将继续是一个千古之谜。 但是，如果没有游寿先生在黑龙江考古学术讨论会上对米文平有关“石室”的提示，这项发现也许会向后推移几十年、几百年，或许永远不能成为现实，那么，现在的中学生就不可能在教科书上知道鲜卑拓跋祖庙石室———嘎仙洞。不知米文平先生能否同意我的看法。 胸融万卷?摇返璞归真 嘎仙洞祝文的发现，不仅证明了游寿先生对于拓跋鲜卑发祥地的推断，同时作为一名金石书法家，游师晚年也吸收了祝文犷悍沉着而存汉隶朴拙的书风，到先生八十岁前后，形成了游寿先生书法艺术的第四个阶段，即返璞归真。 游师80岁左右，已是胸融万卷，人书俱老。1985年，游师80寿辰之际，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省书协为先生举办了隆重的“首届教师节、游寿先生献身教育和书法艺术60周年庆祝大会”。省长及各界人士前来祝贺。这时先生兼任省政协委员、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省书协副主席、省钱币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但先生还是那样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正是这种平静俭朴的生活、豁达而宽阔的胸怀，使得先生耄耋之年还精神矍铄、头脑清醒，说话的声音还是乡音不改、掷地有声。 在这一时期有两件事与先生的书艺紧密相关。 第一件即嘎仙洞祝文的发现及对先生的影响。1989年先生《题大兴安岭拓跋魏摩崖祝文》道:“书法之摩崖别具风趣，其远源岂原始之崖画欤。初具图形是以物象记事，如四川宜宾、云南沧源、甘肃内蒙均有，即福建亦有。至秦始有十鼓刻文，记渔猎之事。汉开褒斜阁道君摩崖题字异于中原。碑碣就崖壁取势，其磅礴之气未可以点划论之。拓跋魏建都盛乐，凿云冈造像及迁龙门造像，摩崖题字极一时之盛，虽多小品，究属北朝书法之逸趣。尝登泰山，一观石峪金刚经宽博圆润，叹其豪纵以为观止。 此外郑道昭云峰诸刻亦称一时之俊爽逸致，一方之金刚经则拂袖婀娜矣。1980年岁在庚申，竟于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祝文，书法一如当时用笔取势，而犷悍之气、放纵之情近于嵩庙，而嵩庙严肃又各自不同。大兴安岭荒榛洞穴蕴此文物千五百余年，寿数十年玩汉魏诸刻，每以不知拓跋氏古穴为恨。到北疆亦20年，不意老耄之人而得登山见洞穴而论此，诚大快意。又于1984年上云冈留连石壑造像竟日亦可无恨矣。” 由此可见游寿先生对“数十年玩汉魏诸刻”，情趣所致，才能入其堂奥，化为天真浪漫的“游体”。 游师对石鼓文颇为钟爱，认为此为圆笔大篆。曾命我临遍石鼓，并在其册后题到:“石鼓文为秦文公时记游猎及渔田之乐。秦本纪世家。”《汉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在陕西褒城，东汉永平六年刻。其字因崖石之势而变化自然，结字长短、广狭、大小参差不齐，书法简古严正，气势开张。所以游师在这里说“其磅薄之气未可以点划论之”。先生认为摩崖书法要高于唐碑，布局更佳。李瑞清对钟鼎碑拓的章法是这样理解的:“古碑剪裱则觉大小参差，而整张视之不见大小。大约下笔时须胸中有全纸，目无全字，此非从事钟鼎者不能知也。”这种章法的大小参差，缘于钟鼎而盛于摩崖，后人只有在行书中用之，而在真书中极少采用。游师书法在高古淳厚中又参差错落，大小熟谙胸中流于自然。在晚年这一时期，已融郑道昭诸碑刻、《张猛龙》、《龙门二十品》、《泰山金刚经》及魏隋诸墓志于一炉，而又得见大兴安岭石室祝 文，欣喜之情，无以言表。犷悍之气、放纵之情更加促成了游师天真浪漫、超凡脱俗的书风。 第二件事是1984年12月重新编著的《历代书法选》刊行。60年代，游师曾编过一本《历代书法选》，当时书法还没有在全国得以普及，只是为了学校教学的需要。1984年，正是全国书法大潮处于鼎盛时期，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游师收集大量资料，包括她亲手建立的哈师大历史系文物室中所藏的资料，重新编著了《历代书法选》。 这本书实际上是游师书法理论的一个概括，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大纲。它的特点是:第一，《历代书法选》的理论框架是在李瑞清、胡小石书法理论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比如李瑞清、胡小石、游寿都谈到篆书的分类，殷代西周篆字，以及历代不同的书体、笔法。如齐楚不同、方笔圆笔等。游师进一步指出:“青铜时代书法，即是夏商周三代书法……以见青铜的族徽开始，时代夏，或先殷，它是比甲骨文早，因为甲骨文是成文法，具备各种书法，从干支和父、兄，且母等字，和用动词，可以看出青铜时文字到甲骨文记事的过程，同时把甲骨文与青铜铭文，相当时代并列选上。说明一斑。教金文篆书是学甲骨文的错误，不明历史之谬论纠正。”这是说由青铜族徽到记事文字，一是发展为甲骨，另一是发展成金文，所以甲骨和青铜铭文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但字体又不同，不能混淆。第二，崇汉隶、尚钟繇。李瑞清、胡小石、游寿这一金石书派，都尊李瑞清之言，“求篆于金，求隶 于石”，除习大篆外，极崇汉隶兼及汉简，以下则至魏碑及隋墓志妙楷为止。唐楷多为蒙童时所临，后则宗魏、隋楷。当然，李瑞清、胡小石、游寿对隶又各有偏爱。游师则喜瘦劲者，如《礼器》、《华山》如是。在《历代书法选》前言中，游师说:“从篆到隶，是中国书体大改变。隶是列国平民书体，早在陶器上已出现了。隶书和篆分别总称，有古隶、分隶(即八分)，秦汉以下多是分隶，东汉末年稍收敛了波磔，又名为真书(真隶)，即现代用的楷书。西汉隶书留下不多，我们见到的是画像石题字。东汉有许多丰碑，都是八分，流派也极多，近年印出也多，我们只选二种:一《礼器碑》，是东汉齐国瘦劲笔法，波磔锋芒毕具。在西边许多碑碣，我们只选《华山庙》，是汉代最完美的隶书。”对隶书的划分只寥寥数语，却是一目了然。游师对钟繇评价甚高，认为东汉后期隶书的锋芒、波磔收敛，出现了真书行笔，稍后有章草，用于书札奏章，以钟繇为代表。钟繇书法开两晋隋唐书风之首。虽然钟繇真迹看不到，但从晋人手札及近代考古，仍可从中看出钟繇书法兼真、行、隶三种书体融会贯通之风范。今天所见唐人临摹、宋人翻刻的钟繇书法，保存着钟书的笔法，它保留着隶书的纵势与章草的顿笔，和晋唐人的真、行不同。第三，突出强调东北魏书。游师遍临汉魏碑碣，但现印刊行的大多为魏迁都洛阳以后所书。游师在《历代书法选》中，单单提出东北近年发现的两种石刻，一为1980年发现的大兴安岭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祖庙祝文摩崖和辽宁的刘贤墓志。此两刻石为魏迁都之前所 刊，俱汉人古隶遗韵，大兴安岭摩崖，尤见犷悍朴拙神态，此碑前边已作介绍。刘贤墓志是北魏前期的遗物，大约在北魏文成帝拓跋时期，是目前各地出土的北魏诸志中最早的一块。刘贤墓志虽在墓内，但却下有鳌坐、立式如在地上一样。“在墓内设志石，应始于晋。晋志多作碑碣形。”(曹汛语)此墓志时间，去晋不远，仍存晋风而不同于后来的方形平置。此时书风南方已逐渐向艳丽转变，东晋谢王家族书简影响甚广，楷法渐成。而北方则不仅存晋风，而且汉隶之质尚在延续，嘎仙洞祝文即是一证。此墓志字为汉隶向魏书过渡的早期之体，而以隶为主，极具特色的是它隶中含草意，见简书之灵动;隶中蕴篆法，具远古之淳厚。可谓变化无穷，实为难得。游师晚年书风于以上两石刻吸收甚多，故推崇此两刻石，其情所系可见。 游师80岁前后书作如《孟浩然北涧泛舟》、《董老偶成绝句》、《人生万代无穷已，长看江月天际流》、《云随夏后双龙尾，风逐周王八马蹄》等，已无法看出出自哪种碑帖，但却郑道昭、《瘗鹤铭》、《嘎仙洞祝文》、龙门造像诸碑融于一炉，结体汉魏风骨而又平静淡远。沈鹏先生1987年3月曾撰文说:“今天有不少女书家不避艰辛，在孜孜不倦地笔耕墨耘。江南的萧与北国的游寿分别出自康有为、胡小石门下。萧与游寿历经坎坷，如今年届八旬以上，都宗法北碑，大气磅礴，„人书俱老?当之无愧。”从此，两位书法老人被誉为“南萧北游”。 李瑞清曾说:“学书必须学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游师因专业的关系，一生与三代金文、甲骨相伴，80岁以后所书篆文《临楚公钟》、1990年书《记猛犸象骨发现》等，节律舒张自然，章法随心所欲，用笔与李瑞清、胡小石相比已少有波折。 游师行草受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的影响。先生曾说:“行书苏、黄都写，而黄山谷学的时间多一些。”并将《张猛龙》碑阴、《张黑女》中的行书用笔及《瘗鹤铭》的结体融为一炉，中宫敛结、长笔外展、倾欹朗散、意韵古厚。先生1983年《题胡小石文集》正如是。 游师的书法作品大多是融以隶书、魏碑遗韵的楷书，小楷犹精。中年小楷作品及在鉴赏拓片、法书及读书眉批的蝇头小楷，融《还示帖》、《张黑女》、《董美人墓志》于一体，遒厚精古，秀丽溢洋。其晚年小楷正如杨克炎先生所言:“以金石甲骨笔法写楷书的点画，又巧融游丝幻画入其中，使其小楷点画峻拙中透出流畅，沉稳里不乏秀润;其结体自然错落，奇侧多姿，在无意中又颇见经营之致，从而形成一种古朴野逸超脱的风韵，使人如对上古之人，不复有尘俗之想。”甚为精辟。 品高德厚?摇留芳千古 游寿先生曾写过一首诗，记叙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诗人宗白华，诗云:“垂杨秣陵路，安步敝蓝。晴雨无所易，布伞出人群。宗师有盛业，脱略气度醇。南苑开讲座，四海有令闻。 书简集三叶，传灯运斧斤。诗云唯瞬睫，长吟写流云。荷锸除庭草，铿铿青瓷欣。秦淮访清赏，绚烂石像尊。画舫开盛晏，满座聆高论。支离上渝峡，宗宗燕山民。精爽对译卷，讯欤称等伦。白门旧庐在，几榻久尘封。几度秋风起，安不忆美尊。天际辽鹤唳，迢迢江南春。敢寄数行字，京华景象新。”字里行间，流露出游师对她的老师宗白华的敬慕。宗白华南苑讲座，四座皆惊，身俱盛业，《三叶》、《流云》集其诗书。如此大才，却持黑布伞敝蓝衫，慢步林荫路。 游师一生受胡小石、宗白华影响甚大，此二人在中国当代文化界均为大德大才之士，游师对宗白华的赞誉，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理想的讴歌。 于学问，游寿先生以“陈言务去”的治学精神为主导，她曾说:“大家正在激烈讨论的问题，我不再研究。别人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不再考虑了。”王宝平先生曾著文道:“她反对写雷同文章，主张见解要独特，研究要新颖……1983年在全国人类学讨论会上，先生提交了一篇《古人类与古尺工具》的论文，探讨远古时代人类与工具、度量的关系问题，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李国梁同志曾任哈师大党委副书记，他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在游先生处抄走60余幅字画。1983年落实政策时，李国梁同志主管落实文革中被查抄个人财物这项工作，根据上级规定精神，给游先生一定的补偿。当问到游先生 有什么要求时，先生却没有提任何条件，她体谅国家，体谅学校…… 但游先生对国家的文物却是爱之如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要打开文物室，先生挺身而出，劝阻红卫兵说:“要批判就批判我，这些东西对你们没有用，这是国家的财产。”在游先生的保护下，文物室的文物没有遭到破坏。多年来，在先生心血的浇灌下，历史系文物室逐渐丰富，已成为哈师大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场所。 游寿先生的书法不仅在国内声誉极高，同时也受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友人的推崇，无论领导出国，还是学者出访，都希望带几幅游先生的字赠给外国友人，游先生有求必应，从来分文不取。游寿的学生、作家门瑞瑜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有人当面告诉游教授，她的一幅字在日本的最低售价相当于人民币两万五千元。她听了哈哈一笑，接着严肃地说:„我的字，不卖。?” 是啊，游师从没有把自己的字用钱去衡量。 的确，游师字的价值、学问的价值、她本人的价值永远无法用金钱去衡量。 游师虽已离去，然而先生高尚的品德、勤奋的精神和她挹注高秀的金石书风将永垂青史，为后人所尊崇。 乙亥年正月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