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特色

试析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特色 张 玺 摘 要: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是近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一部力作，对后世的《世说新语》研究影响深远。他侧重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注疏，以发掘《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从训解文字和考证史实两个方面对《笺疏》进行研究，考察其独特之处，以期展现余嘉锡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史实 余嘉锡，字季豫，别署狷翁，湖南常德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五年卒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史学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参加乡试，高中举人，其后被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各大学教席，教授目录学、古籍校读法等课程，后长期执教于辅仁大学，担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凭借《四库提要辩证》，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四库提要辩证》被称为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空前巨构”[1]。 《世说新语笺疏》是其另一部力著，是近代研究《世说新语》的集大成之作。该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创作始于一九三七年，直至作者去世的前两年，一九五三年。历经十七年之久，这“十余年间，几乎有一半时日用在这部《笺疏》上了。惟平生写作，向无片楮笺记，全凭记忆，随笔而下，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2] 《笺疏》以考证史实为重点，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增补原书之不备，阐明刘孝标注中简略隐晦之处;另一方面则对记载不实之处加以驳正。同时，还汇集了众多名家的评注，“笔录李慈铭的校注、程炎震的笺证、李祥的笺释以及近人谈到的有关《世说》的解释”[3]，在此基础上或发展前人的观点，或是提出新的见解。总之，余嘉锡运用各种方法来考案史实，意图还原魏晋士人的言行、思想以及社会风俗、习尚。这种侧重从历史角度笺疏《世说新语》，通过考证辨别虚实，努力发掘其史料价值的研究方式，正是《笺疏》的独特之处所在。以下通过训解文字和考订史实两部分，来考察此特色。 一、训解文字，探寻真实 训解文字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是作为传统注疏的内容之一，作者往往藉此来解读原文，考察晋人的用语习惯，甚至在字里行间中探寻历史真相。 如《言语篇》“陆机诣王武子”条，陆机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4]其中“千里”“未下”二词，历来为人所争论。余嘉锡通过辩驳他人的观点，来逐步辨析词义、疏解原文。他首先借用黄朝英的观点来否定了历史上普遍的两种说法:一是“千里”和“末下”均为地名，一是说“千里”用来形容地广。黄朝英认为前者与句意不符，是为妄说;后者也不正确，因为原文“千里”是用来修饰莼菜的，而不是莼羹。他认为“千里”指吴郡与洛阳相隔的距离，吴中莼羹自然可与羊酪相匹敌，但地方遥远不能保证其原有的极致美味，所以说是未下盐豉的莼羹。意思是莼羹更美味。 但余嘉锡并不同意黄朝英对“千里”的解释，尽管黄氏的句意理解正确，余氏认为“千里”应为地名。他先列举了严有翼和王楙的观点，严氏认为“千里”是湖名，王氏认为“千里莼”是固定词。余嘉锡先追溯了“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一句的出处——《郭子》，原句是“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说》此句引自《郭子》，因嫌其语意不明，所以增加数字以明其意。余氏认为“六朝、唐人均以千里莼为一物”，杜甫诗中以“岷下”对“千里”，可证明“千里”为地名。那么千里究竟是何地呢，一说是在溧阳县，一说是在华亭，但究竟是何地，史料并未明确记载，已无从考证了。其后，他又从《齐民要术》《食经》所记载的莼羹的做法，推知一般莼羹是需盐豉的，如此便可理解陆机的言外之意——“莼味尤在酪上”。他不仅考证“千里”之意，诠释了陆机的言外之意，而且又探讨了此条被误读的原因。宋刻本把“未下”误刻为“末 下”，于是异说纷起，后人又把“末下”称为“秣陵”，一字数变，穿凿附会，也就离本意渐行渐远了。最后在结尾引用了徐树丕的观点，以作总结。 不仅如此，余嘉锡往往从看似平常的词语入手，旁征博引，以小见大，或探寻词义的演变，或管窥魏晋的社会生活风貌。 《雅量篇》第十八条，“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5]。余嘉锡考察了其中“伧”字的复杂涵义:其一，不分地域使用时，意指粗俗;其二，孙权建都武昌，吴人自名上国而鄙视楚国，骂楚人为伧;其三，汉末至东晋南渡以来，居住吴地的中原旧族称后来南渡之士为伧;其四，中原人与楚人杂处于江、淮之间，被称为杂楚，吴人又称其为“伧楚”，为区别九江、豫章的楚人则称其为“傒”，而对于荆州之楚人，不在有所指目。“伧”字的使用范围，从笼统地不分地域，缩小到吴人鄙薄楚人所称，又转为过江之初吴地大族称呼南渡士人之语，而由于南方地域的不同，又细分为“伧楚”“傒”等。排外的民族心理尽显在晋人口语之中，被历史的波浪冲刷，沉寂于史料，期待着重见天日。而余嘉锡作为发现者，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形势环境的变化及民族心理，佐之史书，界定含义，从而来揭示这种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在融合过程中的排外和摩擦。 二、考订史实，增补不备 (一)辑录异文 《世说新语》记载的故事，见于其他的文献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往往有异文出现。这些字句上的差异，有时甚至表现为人物或者故事情节的不同。有些故事，因史料有限，已不能判断其真实性，余嘉锡便通过辑异，以备异闻。 如《言语篇》第四十三条，“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 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 家禽。’”[6]同一事件在《郭子》中主角换成了杨修和孔融。而《启颜录》中作“晋杨修答孔君平”。余嘉锡认为杨修并非晋人，晋代也没有同名者的记载，所以《启颜录》中的记载是有误的。敦煌本《残类书》中所记之人是杨修和孔融，情节稍有差异，为二人对食杨梅所言。这些不同的记载“皆一事而传闻异辞”。再如《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与《殷芸小说》所载事件的人物语言有异，《夙惠》“宾客诣陈太丘宿”条与袁山松《后汉书》所载事件的人物有所差异等。 异文往往是考证的契机所在，传闻之异，总有是非曲直之别，而若有充足的文献，便可在辑异的基础上进行考辨，余嘉锡便利用异文进行积极的考证，探查历史真相。关于许允之死，史载不一，《贤媛篇》第八条记载许允为司马师所杀，刘孝标所引《晋诸公赞》也称许允被幽杀，而《魏略》《魏志》则称其徙边道死。余嘉锡根据《魏志?毋丘俭传》注所引毋丘俭等人的表奏，“虽云流徙，道路饿杀”，以及裴松之对许允之事的考证:“允收付廷尉，徙乐狼，追杀之。”推勘出许允实为司马师所杀，并非徙边道死这么简单，其背后反映的是动荡黑暗的政局:“盖师以允与李丰交结，事出暧昧，所坐放散官物，又罪不至死，故使人暗害之，讬云道卒。”他并未止步于此，又进一步探查了异文产生的原因，“鱼豢、陈寿，多为时讳，亦不敢著其实。傅畅书著于胡中。无所避忌。孙盛书则作于东晋，为时已远，故皆得存其直笔耳”[7]。 再如，《言语》“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条，余嘉锡发现《高僧传?帛尸梨蜜传》与刘注所引《塔寺记》有异，在高坐道人冢边立寺者，一为晋元帝，一为晋成帝，余氏根据尸黎密的卒年推断立寺者应为成帝。[8]如此，则今本刘注引文有误。 (二)考证时间和地理沿革 余嘉锡注重《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明确地表现为他对《世说》所载事件做出了时间定位，甚至有补史之失载的功用。《言语篇》“挚瞻曾作四郡太守”条及刘注所引《挚氏世本》记载了建兴四年，第五猗与挚瞻抗拒王敦，后反被其害一事。而《晋书》《资治通鉴》对此 事记载不详，余嘉锡以《挚氏世本》考之，认为“《晋书》及《通鉴》九十一竟不言瞻所终，则未考孝标之注也。瞻为王敦参军，当在建兴四年以前”[9]。重新确定了此事时间，建兴四年，挚瞻、杜曾与第五猗抗击王敦，第二年八月，第五猗与挚瞻同被王敦所杀。 余氏认为“凡考史事，须明其地理”，所以在书中“征引史志，参互考证，以著其疆域，明其变迁焉”[10]。如他对“金城”“上明”“华亭”“柯亭”“北邙别馆”“支遁墓”“郭璞墓”等地的考证。 余氏有时并非单纯考订地理方位，而是根据地理沿革对史实做出进一步的推考。《世说新语》杂采诸书而成，但究竟采自何书，它们又产生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在《排调篇》“头责秦子羽”条中，余氏便据文本中地名的差异，结合行政区域的变革，推测出刘义庆所据之书的大致时间。据《晋书?地理志》载，武帝平吴后，分南阳立义阳郡，惠帝时，又分南阳立新野郡。由于注文所引张敏的《头责子羽》创作于泰始元年，平吴之前，因此两称“南阳”。而刘义庆原文称为“义阳”，而不称“新野”，由此可知其所据为晋初之本。 (三)考证史事 余嘉锡对《世说新语》中所载历史事件的考证，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从一个故事点出发，连接相关的记载，从而呈现出一种“治中古史的恢弘格局”[11]。 《言语篇》“桓玄义兴还后”条中，言及司马道子挫辱桓玄，谢景重为桓玄解围一事。余嘉锡从此事切入，考察谢景重解围的原因，从而勾画出东晋末年的政坛风貌:桓、谢二族的此消彼长以及互相牵制的微妙关系。 关于谢重为桓玄解围一事，李慈铭曾对此大加批判，认为谢氏一族对待桓氏是颇有私心的，“终怀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12]。为了探求此事的缘由，余嘉锡考察了谢安对桓氏一门的处置。淝水之战后，桓冲去世，有人提议让谢玄取代桓冲的位置，出任荆、江二州刺史，而谢安没有应允，“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13]。(《晋书?谢安传》)谢安顾念桓氏一族为国的贡献以及他们骁勇善战的能力，又忌惮他们反叛，更不愿将谢氏推向风口浪尖。任用桓氏一门，既能消除他们的怨气，又能牵制他们不至于勾结谋反。如此一来，不仅有助于谢氏的兴旺，而且有利于维持国内局面的稳定。这是谢安生前的谋略，那么他死后呢，谢氏一门是否沿用此策略呢, 余氏又考察了桓玄的仕履经历，谢安生前，桓玄未能出仕，直至谢安、谢石相继去世，桓玄才在二十三岁时，被感激桓温知遇之恩的王珣引用为太子洗马。然而他沉沦下僚，始终不得志。余氏推断“(王)珣仍握选政而不能救，是必出于谢琰之意”，“玄之不得志，始终为安兄弟父子所扼”[14]。而此次解围也是“祖述安之意旨也”，谢氏应对桓氏的计略是，不可让其手握大权，同时也不能“激之生变，如庾亮之于苏峻，小朝廷何堪再扰乎,”[15]可见谢安对处置桓氏的良苦用心，尽管随着谢氏的衰败，最终没能遏止桓玄叛乱，但对于维持一定时期政局的稳定起到了效果。那么李慈铭所谓的“盖王、谢二族，世执晋柄，终不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这等不能审时度势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再如，余氏通过分析《方正篇》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所载不同姓氏间的通婚情况，考察当时世族的沉浮。通过《德行篇》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所载王子敬、殷仲堪等人对五斗米道的信奉，来考察五斗米道的流传发展以及对士族的影响。 如果说前人的注疏仅仅是为《世说新语》的文本作注解，那么余嘉锡的《笺疏》则是在文本的基础之上，对史事进行牵连钩沉，从而充分发掘《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他所还原的魏晋时期的士人风貌和社会风习，无疑增加了此书的历史厚度和纯度。 注释: [1]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3页。 [2][3]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第2页。 [4][5][6][7][8][9][12][14][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第424页，第123-124页，第794页，第119页，第180-181页，第183页。 [10]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13页。 [11]吴冠宏:《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之诠释特色及其文化意义初探》，成大中文学报，2008年10月，第22期，第21页。 [13]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81页。 (张玺 河北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5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