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加入VIP
  • 专属下载特权
  • 现金文档折扣购买
  • VIP免费专区
  • 千万文档免费下载

上传资料

关闭

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死刑缓期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

死刑缓期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doc

死刑缓期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

周云清
2017-09-20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死刑缓期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死刑缓期执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作者:黎宏法商研究年期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以下简称死缓)是我国立法者独创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由于该制度既体现了我国历来所坚持的“少杀慎杀”刑事政策又与当前国际上所流行的通过限制死刑的适用达到最终废除死刑的潮流趋同因此该制度被人们广为称颂。但是从这项制度的适用效果看它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理想。究其原因除了该制度本身还存在尚需完善之处外人们对该制度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可能也是影响该制度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该制度及其相关内容进行合理的解读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死缓适用条件之解读根据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条第款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有二:()“应当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关于何谓“应当判处死刑”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的说明。从刑法理论上讲行为人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应当结合犯罪行为的主、客观要素来进行判断。具体来说行为人应当被处死刑一般是指行为人“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以及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即三个方面必须极其严重”。其中“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极其严重”是指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结果极其严重而“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大。有学者认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罪大恶极”其含义应以“罪大”和“恶极”来把握。所谓“罪大”是指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极为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的是犯罪行为在客观上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一面是社会对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的一种物质的、客观的评价“恶极”则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犯罪行为、犯罪态度坚决、极端背弃法制秩序和道德准则是社会对犯罪行为的一种主观评价。关于何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我国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同样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况: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首、立功或者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的在共同犯罪中罪行不是最严重或者与其他同样或者同类案件相比较罪行不是最严重的因被害人的过错而导致犯罪人犯罪的犯罪人有令人怜悯的情形的有其他应当留有余地的情况等等。从表面上看上述观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上述观点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作为判断是否“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除了行为人所犯罪行是否极其严重之外就是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平常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表现以及是否以实际行动悔罪、被害人有无过错等而这些恰恰也是判断是否“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时所应考虑的内容。这种将相同的情节和内容既作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的情节看待又作为判断是否“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节使用的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它不仅存在逻辑上循环论证的嫌疑而且也违反了刑法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所导致的结果是“应当判处死刑”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要件无法区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痛心疾首地说:“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界线或者说死缓的适用条件真是模糊到家了”。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我国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在对死缓适用条件的认识上存在重大误识。从理论上讲死缓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死缓的适用对象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都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但在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中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被严格区分开来。如果犯罪分子“罪大”而“恶不极”尚有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可能那么就被认定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就适用死缓。换言之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死缓实际上被看做是比死刑立即执行低一个档次的刑罚。可是我国许多刑法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对死缓适用条件的认识上出现了上述“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局面。实际上从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看死刑(包括死缓在内)的适用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楚的。年《刑法》第条第款前段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与年《刑法》第条:“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规定相比年《刑法》将“恶极”二字删掉了只保留了“罪大”的要求即“罪行极其严重”。对此有些学者颇有微词但这些学者的批评并没有什么道理。一方面我国现行刑法在修改过程中从整体上强化了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上采用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定量标准删除了很多内容暧昧、外延不确定的用语。例如“恶极”就属于描述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贬义词其内容含糊、法官认定的随意性比较大因此将其删除实属难免用不着大惊小怪。另一方面这种修改也是为了消除刑法在死刑适用条件上所固有的缺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从本质上讲还是死刑。但是死缓毕竟是现在不杀将来也有可能不杀之刑即“生刑”而死刑立即执行是现在就剥夺罪犯生命的“死刑”二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既然如此二者在适用条件上必定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年《刑法》第条仅规定了“罪大恶极”这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而从这一规定中显然无法看出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差别。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大有深意的。我国现行刑法中作为死刑适用前提的“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仅指客观上实施了最为严重的犯罪即“罪大”而对于行为人是否主观恶性极为严重、人身危险性是否最为深重即“恶极”则没有要求。由于上述结论对于理解死缓的一系列问题极为重要因此笔者在此还有必要多作一些说明。实际上从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对于死刑(包括死缓)的适用条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罪大恶极”而是要求客观上具有严重犯罪即“罪大”就足够了。这一点在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当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例如从劫持航空器罪看年《刑法》第条明确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从该条规定中不难看出适用死刑的唯一标准就是客观上了引起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后果。又如从绑架罪的规定看其处死刑的唯一标准也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再如从盗窃罪的规定看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可能被判处死刑。与年《刑法》相比年《刑法》对于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从字面上看似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实际上是动摇了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传统观念。本来死刑是最严厉、最极端的刑罚只能对那些客观上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危害社会后果、主观上最为恶劣、人身危险性最为深重的犯罪分子即“罪大恶极”者适用但由于在我国死刑的执行方式有两种:一是立即执行二是缓期年执行因此法院在适用死刑时就必须对其作严格的区分。而区分的方式又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在主观恶性上作同等的要求但在客观危害性上作区别对待即客观危害性较小者处死缓对客观危害性较大者处死刑立即执行二是在客观危害性上作同等要求但在主观恶性上作区别对待即对主观恶性较小者处死缓对主观恶性较大者处死刑立即执行。从年《刑法》第条第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来看我国显然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即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必须“罪大恶极”而处死缓者则只是要求其“罪大”而不要求其“恶极”。笔者的上述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中也得到了印证。例如针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年月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如针对毒品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年月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在侦查中受到特情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在侦查中受到特情数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无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应当留有余地“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但综观全案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标准但加上坦白交代的毒品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一般应予从轻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再如针对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年月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按照上述会议纪要的精神在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场合如果被告人具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情节(如受特情引诱、挽回了损失或者积极退赔、坦白交代犯罪事实、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等)或者被害人有过错(如对激化矛盾负有直接责任等)或者证据存在瑕疵(如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等)那么就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此可见死刑的适用条件并非传统刑法理论所说的“罪大恶极”而是客观上的“罪大”即“罪行极其严重”。以“罪行极其严重”为基点当行为人“恶极”即主观恶性极大、人身危险性极为深重时就要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之相反当行为人“恶不极”即主观恶性不是极大、人身危险性不是极重时对其就只能判处死刑缓期年执行。二、死缓变更执行之条件和期限之解读在死缓变更执行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死缓犯变更执行死刑的条件问题。虽然年《刑法》将年《刑法》规定的“抗拒改造情节恶劣”修正为“故意犯罪”取消了“确有悔改”的要求将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的条件由“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正为“无故意犯罪且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解决了司法机关过去对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难以把握的问题但如何理解和把握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的大多学者认为年《刑法》第条所说的“故意犯罪”就是指年《刑法》第条所规定的故意犯罪至于故意犯罪性质如何是直接故意犯罪还是间接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否完成均在所不问。其理由是:立法者设立死缓制度的宗旨既是为了给犯罪人以自新之路同时也是为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如果死刑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那么就不可能去实施故意犯罪。相反如果死刑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仍实施故意犯罪那么就表明其不思悔改主观恶性极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这里的“故意犯罪”应作限制解释至于如何限制则又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故意犯罪”应是指表明犯罪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故意犯罪”应限定于比较严重的故意犯罪即法定最低刑为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故意犯罪”原则上是指年《刑法》第条所规定的全部故意犯罪但自诉罪除外。笔者同意前述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因为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实质上看年《刑法》第条所规定的“故意犯罪”都应当是指刑法分则当中所规定的全部故意犯罪。从形式上看年《刑法》第条所规定的“故意犯罪”意思明确不存在任何歧义。相反如果认为年《刑法》第条所规定的“故意犯罪”是指“犯罪人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故意犯罪”那么就又会回到年《刑法》所规定的死刑执行条件的老路上去了而这显然不符合年《刑法》第条规定的本意。从实质上看将“故意犯罪”作为将死刑缓期年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也是有其合理根据的。人的任何举动都是基于其自由意思选择的结果都需要内心的特定心理态度加以支持。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具有认识、能够选择实施合法行为的情形下竟然选择实施违法行为的心理态度。由于行为人在这种选择当中的主观恶性暴露无遗因此其应受到比过失犯罪更为严厉的谴责。也正因为如此年《刑法》第条和第条都明文规定对故意犯罪原则上都必须追究刑事责任而对过失犯罪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追究刑事责任。把故意犯罪作为死刑缓期年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唯一条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死缓犯本来已经犯下应当被判处死刑的重罪之所以对其不立即执行死刑是因为有各种情节表明其主观恶性不是极为深重还有教育改造的可能。但是如果死缓犯在明知其最终的生死取决于其被判死缓之后年间的表现的特殊时期仍然实施比一般的过失犯或者违反监规的违法行为更为严重的故意犯罪那么就无法让人相信其主观恶性不是极为深重尚有悔过自新、具有回归社会的现实可能。因此我国现行刑法将不得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衡量死缓犯是否具有变好可能性的唯一标准并不苛刻。在死缓变更执行的过程中人们议论最多的第二个问题是死缓犯变更执行死刑的时间问题。年《刑法》第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缓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年期满以后减为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由于年《刑法》第条对于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执行期限均规定为“年期满以后”唯独对于变更执行死刑的时间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因此死缓犯故意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该在什么时候执行是等到年之后才执行死刑还是只要故意犯罪一经查证属实就马上执行死刑就成为一个问题。我国绝大多数人认为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经查证属实的应及时核准执行死刑不必等到年以后。其理由是:虽然法定的死缓犯考察期限为年但由于年《刑法》第条对上述前两种情况都明确规定在“年期满以后”才作出决定而对死刑缓期年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有规定期限因此从文理解释的角度看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故意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的应及时核准死刑。相反如果死缓犯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且经查证属实的而要等到年期满以后再执行死刑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因故意犯罪与执行死刑的时间间隔过长而使死刑的执行变得不合理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为了减少死刑的执行应承认故意犯罪年期满以后再执行死刑的合理性。其理由是:死缓是判处行为人死刑同时宣告“缓期年执行”如果没有等到年期满就执行死刑那么就违反了设立死缓制度的本意。另外这一制度还涉及对先有故意犯罪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认为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故意犯罪也要等年期满以后才能执行死刑那么行为人就有可能通过重大立功免除死刑的执行。这正好实现了减少死刑执行的理念与目的。()以上两种观点是对年《刑法》第条规定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前者强调死缓是对死刑附条件地暂不执行其中的条件就是“没有故意犯罪”后者则注重死缓是一定期限之内暂不执行其中的一定期限就是“年”。笔者认为在上述两种观点中前者是对《刑法》第条规定有关死缓变更条件最直接的理解而后者则是基于减少死刑执行的愿望而对年《刑法》第条规定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另一种解读。从罪刑法定的角度看上述后一种理解显然过于牵强。年《刑法》第条明确规定“没有故意犯罪”既是已经宣告的死刑不再执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即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那么年之后就减为无期徒刑这是绝大多数死缓犯最一般的结局。如果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不仅没有实施故意犯罪而且还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那么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即年之后被减为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故意犯罪那么先前的“没有故意犯罪”的状态就告消失对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对死缓犯变更执行死刑也就成为必然。因此在前述情况下一定要等到年之后再核准执行死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年《刑法》第条“如果故意犯罪经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规定既是程序上的要求也是时间上的规定。()换句话说死缓犯在年的考验期之内一旦故意犯罪就应马上启动查证程序一经查证属实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应核准执行死刑而没有必要在年的考验期满以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启动死刑核准程序。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死刑立即执行犯与死缓犯之间并不存在天壤之别二者都属于死刑犯。若说两者之间存在差别那就是死缓犯被认定为具有经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可能而死刑立即执行犯则没有经过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可能。其判断标准具体来说就是罪犯是否一贯表现良好、是否有自首坦白的情节、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等。既然判处死刑缓期年执行的前提是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是极大、人身危险性不是极深尚有改邪归正的可能那么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就应当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其被判处死刑缓期年执行而不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正确性。如果死缓犯自己不愿意珍惜这样的机会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仍然故意犯罪那么其就是在以实际行动证明司法机关对其判决是不合适的。因此如果说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死刑缓期年执行仍不足以证明罪犯主观恶性极大还要等到年期满才能作出结论那么对于同样被判处死刑但已经被立即执行的罪犯来说将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什么在行为人为普通罪犯的情况下“罪大恶极”就很容易被认定而在行为人为死缓犯的情况下“罪大恶极”就如此难以认定呢,难道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年执行的差别就有如此之大吗,虽然设置死缓具有从总体上减少和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的效果但设置死缓的目的并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设置死缓是为了减少死刑的实际执行数量那么取消死刑制度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吗,由此可见设置死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改造罪犯将那些具有改造可能的罪犯挽救过来让他们重新做人。但是既然有些罪犯不能接受这种条件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仍然不好好改造故意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让他(她)苟延残喘到年以后才被核准死刑呢,难道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个死缓犯最终不被执行死刑就可以一味地放宽条件甚至不惜付出曲解死缓规定的代价吗,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死缓犯只要故意犯罪最高人民法院随时都可以核准执行死刑而不必等到年期满以后。与死刑缓期年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紧密相关的第三个问题是死缓犯在年考验期间既有重大立功表现又故意犯罪的该如何处理,本来这不是个问题但在死刑缓期年执行的考验期间死缓犯故意犯罪的应该何时核准执行死刑成为问题之后上述问题似乎也就成了一个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个立法漏洞应当通过修改法律来加以解决()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如前所说死缓犯在死刑缓期年执行期间要想不被执行死刑的唯一条件就是“没有故意犯罪”别无其他选择。既然死缓犯在考验期内又故意犯罪那么其不被执行死刑的前提条件就不复存在。即使行为人在此期间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可能回复到“没有故意犯罪”的状态。此时的唯一结果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是根据年《刑法》第条的规定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三、结语我国刑法学界之所以在死缓的适用条件及变更执行条件上存在较大争议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现行刑法对适用死刑的必要条件作了重大变更即从“罪大恶极”变为“罪大恶不极”可是不少学者并没有与时俱进其对于死刑适用条件的认识并没有更新依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上。如同刑罚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样死缓本身也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就其积极意义而言一方面死缓为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另一方面死缓在客观上也为从总量上减少和控制死刑的执行提供了一条路径。但是死缓的消极意义也不能小看一个最显著的弊端就是其改变了人们关于死刑是最为严厉的刑罚的观念降低了死刑的适用条件。本来死刑作为最残酷、最极端的刑罚只能适用于客观上造成了最严重的危害结果、主观恶性最大、人身危险性最为深重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而在存在死缓的状况下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动摇。死刑的适用条件已经降低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只是在执行方式上具有差别而已。由于这种情形的存在本来应当着重研究的生刑即有期刑和无期刑与死刑(包括死刑缓期年执行)的差别就被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刑(死刑缓期年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差别所取代从而导致出现死刑缓期年执行与无期徒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后果使得大量本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被判处了死刑缓期年执行。本来死缓是为了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而设置的不料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由此看来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学者们希望通过大量适用死缓来限制、减少并最终废除死刑的理想恐怕最终还很难实现。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在死刑问题上就注定无所作为。实际上既然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罪大恶极”者而对“罪大恶不极”者则适用死刑缓期年执行那么如何界定“恶不极”刑法学者和法官们仍可以大有作为。笔者认为在犯罪分子的罪行极其严重且又没有自首、立功等情节、被害人又没有过错等情况下如果罪犯真诚地悔罪愿意用其余生来赎罪、报答社会对其不杀之恩也是其“恶不极”的体现那么“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的理想就极有可能实现。注释:有学者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死缓的具体适用逐渐偏离了立法者设置该制度的初衷而异化为一种死刑扩张的借口并使得死刑裁量的不平衡更加突出。参见林维:《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的异化》《河北法学》年第期。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冯军、肖中华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孙国祥主编:《刑法学》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赵兴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适用标准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龚培华、肖中华:《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年第页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阮其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第页。()参见刘霜:《论死缓制度的缺憾及其弥补》《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年第期。参见竹怀军:《死缓执行变更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第页。()参见王佩芬:《死缓制度焦点问题新思考》载谢望原等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第页。()张文、黄伟明:《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现代法学》年第期。作者介绍:黎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用户评价(0)

关闭

新课改视野下建构高中语文教学实验成果报告(32KB)

抱歉,积分不足下载失败,请稍后再试!

提示

试读已结束,如需要继续阅读或者下载,敬请购买!

文档小程序码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码寻找文档

1

打开微信

2

扫描小程序码

3

发布寻找信息

4

等待寻找结果

我知道了
评分:

/14

死刑缓期执行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

VIP

在线
客服

免费
邮箱

爱问共享资料服务号

扫描关注领取更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