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的经济学争论（上）

大萧条的经济学争论（上） 大萧条的经济学争论(上)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对大萧条进行研究，尤其对金本位制在大萧条中扮演的角色给予了深切关注。研究表明，大萧条期间的金本位制扮演了在国际间传播萧条的角色，并且束缚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操作空间。尽管从总需求角度对大萧条的研究长期以来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严重对立，但新近的研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货币金融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必要条件之一。而21世纪以来，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大萧条的“总供给之谜”。 关键词:大萧条，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金本位制 一、引言 大萧条无疑是20世纪经济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件。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自大萧条爆发以来，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其的研究就从未中断，直到今天，仍是一项吸引各领域学者倾力研究的永恒课题。 1933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广义的大萧条， 狭义的大萧条，是指1929- 是指1929年爆发于美国，并于20世纪30年代横扫整个欧美国家的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大萧条的基本史实是十分清楚的，但事实本身并不会自动形成任何理论。在各种对大萧条进行的研究中，以经济学家的研究最为透彻，理论最为精彩纷呈，解读也最为针锋相对。并且，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现任美联储主席Ben S.Bernanke(2000)所说:“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自大萧条爆发至今，经济学家对其的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这一阶段关于大萧条研究的主要特点是:(1)关注美国本身的大萧条;(2)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种理论解读双峰并峙;(3)重在理论体系构建，对细节未予过多关注;(4)重心在于解释大萧条爆发的原因。 该阶段对大萧条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Irving Fisher，John M.Keynes，Alvin Hansen，Milton Friedman，Anna J.Schwartz，Charles P.Kindleberger，Peter Temin等。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关于大萧条研究的主要特点是:(1)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来研究大萧条，而不仅仅关注美国，突出表现为对金本位制的关注;(2)在理论流派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针锋相对的色彩有 所淡化;(3)更加注重从细节方面入手对大萧条进行解读，不再热衷于宏大的理论构建。 该阶段对大萧条研究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有:Ben S.Bernanke，Christina D.Romer，Barry Eichengreen，E.U.Choudhri，L.A.Kochin，Jeffrey Sachs，Stephen G.Cecehetti，PeterTemin等。 上述两阶段的划分标准，主要依据是大萧条研究范围的不同，第一阶段主要侧重于对美国的研究，第二阶段则将视野放宽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然，前后两个阶段并非是割裂的，其研究主题也多有共同之处，且上述经济学家的贡献也并非只局限于某一阶段。 二、围绕大萧条爆发原因的争论 大萧条为什么会爆发,这是研究大萧条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划分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的标准之一。对该问题给出不同回答的主要理论流派有:债务通缩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人为制造的繁荣的必然结果”。从而，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必须到股市崩盘之前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到20世纪20年代人为制造的繁荣中去寻找。奥地利学派认为，之前过度的信贷膨胀和过度投资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大萧条的根源所在。另外，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Ohanian，在其独自及与Cole合作的一系列研究大萧条的论文中，从总供给角度入手，通过大规模的计量经济模型得出了与货币主义解读和凯恩斯主义解读均不相同的解读。在Ohanian看来，生产率的冲击才是导致大萧条最重要的原因，而货币供给量下降只能解释1,3的大萧条。并且，Ohanian的研究不仅否认了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也同样否认了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解读。Irving Fisher于1932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一书和1933年发表的《关于大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极有影响力的“债务通缩理论”。不过，在对大萧条的解读当中，债务通缩理论已被部分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吸收。 在各种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理论解读当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最为激烈的也当属这两个流派。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Ohinian和Cole，则提出了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的解读:不是从总需求而是从总供给入手，认为大萧条期间生产率的下降才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1.凯恩斯主义类型的解读。凯恩斯主义类型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解读可以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上述链条中的“,”表示导致自发支出减少的因素，可以是自发投资支出减少，也可以是自发消费支出减少。凡是认为自发支出减少导致大萧条的，可以视为对大萧条的“凯恩斯主义类型”解读。 Keynes本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投资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资不足的原因有二，一是股市崩盘前长期的高利贷投资产生的遏制效应，二是股市崩盘造成了资本的撤资。长期的高利贷投资一方面使利率居高不下，一方面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整个宏观经济进入“流动性陷阱”;资本的撤资通过传递机制导致了更多资本的撤出。 被誉为“美国凯恩斯”的经济学家Alvin Hansen于1941年出版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一书。Hansen(1968)认为，经济中的周期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真实投资率变动决定的主周期，二是由建筑投资变动决定的建筑周期。根据美国的经验，Hansen指出主周期的长度一般为8年左右，而建筑周期的长度一般为17-18年左右。如主周期处于萧条期，而建筑周期处于繁荣期，那么二者叠加的结果将使经济走出萧条;反过来，如建筑周期处于萧条期，即便主周期处于繁荣期，也难以使经济走出萧条。Hansen运用美国在大萧条时的投资数据表明，美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周期达到了一个顶峰，随后建筑业投资在1928-1929年出现了急剧下降，进入了萧条期;而不幸的是，主周期在这时也处于萧条期，两个周期的萧条期的相互叠加，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与Keynes一样，Hansen也强调了投资支出的下降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但Hansen强调的是建筑业投资支出的大幅下降。在Hansen看来，消费支出的下降在大萧条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投资支出特别是建筑业投资支出的下降。 Keynes发表《通论》40年后的1976年，经济史学家Peter Temin出版《货币因素导致了大萧条吗》一书，对大萧条进行了全新的、凯恩斯主义的解读。在Temin(1976)看来，Keynes本人及后来的Hansen等人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投资支出的减少引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1929-1930年间投资支出的下降幅度并不足以解释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另外，他认为Friedman&Schwartz的货币主义解读也站不住脚，理由是这种解释实际上并没有表明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的方程式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货币存量下降是大萧条的结果而非原因。于是，总需求的减少，自然就被归为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但是，消费支出为何会自发减少呢,Temin在考察了诸如股市崩盘导致公众消费预期降低、个人财富缩水、农业收入减少等各种说法之外，认为这些理由都不充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是无法解释的。因此，Temin对大萧条的解读可概括为:无法解释的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导致了有效需求的减少，同时导致货币存量减少，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因而引发了大萧条。 Keynes，Hansen以及Temin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解释，均可视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解读，但彼此并不完全相同。Keynes本人以及Hansen等人的解读，强调的是投资支出的自发减少，而Temin强调的是消费支出的自发减少，这是Temin的独到之处。 2.货币主义类型的解读。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货币主义”解读，可以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需要指出的是，该逻辑链条的开端和中间的“,”部分，都可以延长和填充许多内容，但只要其核心关系“货币量减少——大萧条”维持不变的顺序，我们就将其归为“货币主义类型”解读。 Milton Friedman对大萧条的解读，突出体现在其与Anna J.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第七章当中。当然在其他著作和其他场合，Friedman也曾多次表述过他对大萧条的看法，但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表述得最为完整和透彻。 Friedman(2009)对大萧条总的看法是:1929年的股市暴跌，引发了经济衰退;但随后美联储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大幅下降，由此使得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了大萧条。大萧条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均应归咎于美联储的错误决策。换言之，如果美联储能够保持正常的货币供给，那么就不会发生大萧条。正如Friedman(2001，P452)所说，“大萧条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像凯恩斯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政策无效性的证据。” 对于1929年10月的股市暴跌，Friedman认为其并未对货币存量的减少造成太大的影响，其影响完全可以由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来刻画，从1929年到1930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13%。但是Friedman&Schwartz(2009，PP.212-216)指出，一般在经济萧条时，都会有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如在1907-1908年下降了10%，在1913-1914年下降了13%，在1920-1921年下降了15%。Friedman的意思是，既然1929年股市暴跌的影响完全可以表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那么美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经历过类似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但却并未引发大萧条，所以，股市暴跌并不是引发大萧条的原因。 Friedman(2009)认为，1930年10月到1933年的三次银行倒闭风潮，导致货币存量和货币乘数急剧下降。银行倒闭使得公众失去了对银行偿付存款能力的信心，由此导致存款——通货比率下降，同时，银行失去了对公众持有银行存款的信心，由此导致存款——准备金比率大幅下降。而美联储不仅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向银行提供流动性，反而于1931年10月提高贴现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货币存量的下降，使得一次衰退最终演变为大萧条。Friedman&Schwartz(2009，P248)指出，银行倒闭一方面使所有者和储户的资本遭受了损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引起货币存量出现了急剧的下降。 因此，在Friedman看来，货币供给量的下降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货币供给量下降是“因”，实际产出下降是“果”。这种货币主义的观点与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实际支出(消费及投资)的自发下降是“因”，而货币量的下降是“果”。 应当指出，Friedman和Schwarz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对股市暴跌的影响所做的解读，并非没有批评者。从以上论证过程来看，Friedman对股市暴跌 的影响所做的解读，似有粗糙之嫌，仅仅把其后果刻画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稍嫌不够严密。 时隔多年之后，Friedman认为《美国货币史》一书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和润色，如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部分(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大萧条研究强调的“国际”因素)。在一次访谈中，Friedman特别提到一本著作，即曾任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的Emile Moreau所写的备忘录。Friedman表示，在写作《美国货币史》一书之前曾读过该书的法文版，但由于不是母语，理解得不是很透彻。多年之后他再次阅读英译本，发现在导致大萧条这一问题上，之前对美国自身倾注了过多的关注，而忽略了法国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如若重写《美国货币史》一书，他的结论将是:美国和法国联合作用导致了世界范围的萧条。 由此，Friedman对大萧条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现任美联储主席Ben S.Bernanke总体上认可Friedman&Schwartz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货币主义解读，即货币量的下降是导致大萧条爆发的原因。但Bernanke(2000)认为，就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领域和总产出之间的联系而言，Friedman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不是一个完整的解读;认为其不仅无法解释持续的货币非中性(nonneutrality)，并且从数量上不足以解释产出下降的幅度。Friedman将大萧条的爆发归咎于美联储未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即增加货币供给;其逻辑结论是，如果美联储及时增加货币供给，那么大萧条就不会发生。对此，Bernanke似乎并不认同。这就涉及到他本人提出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 Bernanke(2000)认为，大萧条期间爆发的银行业危机，直接导致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贷中介成本上升，即金融机构很难甄别哪些贷款人具有良好的资质，从而导致放贷意愿降低。信贷中介成本上升，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中的产出水平。一方面，潜在的借款者得不到资金从事生产活动，减少了总供给;另一方面，信贷成本的上升，使得潜在消费者将推迟消费，潜在的投资者减少投资，减少了总需求。对给定的无风险利率，信贷中介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对当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意味着更低的总产出和无风险利率，而低产出、低利率正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因此，从Bernanke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大萧条当中货币量的下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美联储未能增加货币供给(与Friedman的经典解读相同)，二是信贷中介成本上升导致的放贷意愿下降。也就是说，Bernanke认为美联储不增加货币供给，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即便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也未必能保证大萧条不发生，因为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充其量只能保证银行手中有资金，但银行愿不愿放贷出去进而增加经济中的货币量，就不是美联储能左右的了。 在“货币量减少——大萧条”的逻辑链条中，Bernanke的“信贷中介成本理论”对“货币量减少”之前的环节给出了不同于Friedman的另一种解释。由此，Bernanke对大萧条爆发原因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逻辑链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