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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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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 摘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改良派 革命派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条道路 摘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都是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产物,又随着这种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展、成长。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救亡热情。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维新救亡运动,另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革命救亡。康有为和孙中山分别成为他们的领导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改良派 革命派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最具典型意义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一是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便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矛头都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由于领导力量不同、革命前途不同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旨在反对清朝统治,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单靠农民不可能建立一个区别于封建王朝的新政权,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毕竟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为此后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它本身不能算是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都是典型的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目标、纲领和斗争方式。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激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上的保皇派的激烈反对,一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理论上的争辩势不可免。为此,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思想大论战。思想论战围绕是否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是否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否要实行平均地权的社会革命等方面进行。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改良派的失败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一定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们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能显得比他们更高明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派是在为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历史的趋势作辩护,而梁启超等改良派是在为一种没落的势力、一种行将被推翻的旧的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喝彩。谁正确地适应了历史的潮流,历史潮流就会选择谁。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思想理论论争的同时,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也在实践中互争雄长。革命派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坚决地以革命的手段对付业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统治势力,掀起了反清革命的浪潮,给予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以立宪派面目出现的改良派则试图以和平的方式促动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立宪运动一时高涨起来。然而,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展缓慢,立宪派很快就陷于失望之中。历史终究选择了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干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而且缺乏坚决的反帝精神,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南京临时政府,都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的主张,甚至其对外政策都公然宣称要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有过一个概括中肯的评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可是,这次革命又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任务,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为什么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指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他们竭力想把中国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小心翼翼地试图不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的已得权益,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煞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惟一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改良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 拿戊戌维新时期来说,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已经出现,并且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这样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在国内不能立足,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还不大。如果拿车轮打比方,这时候只有维新派一只车轮子。尽管维新派极力推动这只车轮前进,但是,维新派的努力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是依靠光绪皇帝“乾纲独断”,并不想推翻清朝廷的统治。而且,维新派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在防范革命派、防范“乱党”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维新派的努力。同时也应该说,这个时期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双轮,而是单轮。 如果我们把眼光往后移,看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就更明白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力量都很强大。有些研究人员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用得上双轮的观点了。其实也不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与立宪派的努力有关,但主要是革命派武装斗争或者说暴力革命的结果。无论是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还是立宪派在国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都限制在体制内。如果体制内的运作成功,无非是君主立宪,还 能够把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吗?况且,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和立宪派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派正是通过大辩论,克服了立宪派、保皇派不能革命、不敢革命、不许革命的思想,才坚持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因此,在革命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没有革命就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在不批判改良派、立宪派就不能推动革命的时候,难道能够迁就改良派而放弃革命的努力吗?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起着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主要是革命派这只轮子。显然,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说,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存在的。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分别起作用的。渐进的改良在既定的体制内运行,对推进社会进步会起到积极作用,当这个体制不允许它进行改良的时候,改良就要让位于革命。如果改良不愿意让位于革命,还要保存旧的体制,还要继续在旧体制内活动,从而反对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那么,这时候的改良,就是反动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一次大的革命基本完成,就应该通过调整、改良(调整也是改良)的形式巩固革命成果,用渐进的改良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用革命的精神发展生产力,但不可以用革命手段,不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革命。大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解。一般来说,当政者只欢迎改良,不欢迎革命。如果当政者自己发动革命,只会把自己的阵脚搞乱,把社会发展结构搞乱,达不到发动革命的初衷。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做抽象的价值评判。对于社会进步来说,革命和改良的手段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起过积极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冲突。但是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革命派和改良派,或者说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是要发生冲突的。前面举过辛亥革命的例子。在欧洲,l9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到来时,那时的资产阶级主张用社会改良来对付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改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包括1949年的革命。 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 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不能退出历史舞台。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不能压制下去。“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革命起来,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却不可以制止住它。社会生活在承平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唤革命,有谁去响应呢?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不能说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说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寻的。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对革命和改良的历史作用,要作出合乎事实的客观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如对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一般总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先进的中国,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当中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当中国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运动的时候,改良派出 来加以反对,坚持保皇立场,坚持认为只有改良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就就是错误的。对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评价,这种分析的态度,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观察、分析事件和人物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改良和革命,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妄作评议,正如范文澜所说,:这是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为“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分析中国的满汉民族关系,指出满族对汉族实行高压的不合理性和汉民族起来反抗的正义性;强调“专制之为祸”,并通过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说明只有与君权浴血奋战,才能争得民权,任何专制君王都不甘心放弃压迫人民的权力,清王朝兼有民族压迫者的性质,更加不会和平让出政权;除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外,还认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热情地宣传了“土地国有”思想。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民报》,迅速占有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企图驳倒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改良派的进攻,必须予以有力的回击,才能进一步推动革命的发展。因此,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两派之间的壁垒更加分明了。 1905至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论战达到了高潮。这次论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仅见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两派在新加波、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的报纸也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即要不要“反满”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政治革命的目标应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等三大问题。 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整个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反复宣传满族非中国臣民;满族入主中原,中国实际上早已亡国;满族入关后对汉民族实行血腥统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满族以少数“劣等”民族高踞于汉族“优等”民族之上,从历史到现实,都绝对不合理。这些宣传显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种族主义色彩,颇有煽动性,但经不起理论推敲。不过,革命派随即指出“反满”并非要杀尽满人,而只是反对满清王朝,“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在不推翻反动、卖国的满清王朝,中国就不能前进的历史关头,革命派把“反满”和暴力革命紧紧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时代脉搏,实现了对时代潮流的指导。改良派争辩说,满族早就是中国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权的更迭,不是亡国;满族入关后即已和汉族同化;“反满”和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反对变革的不尽是满人;所以,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暴力革命是杀人盈野的残酷行动,并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因此,主张“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论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他们竭力掩盖清朝政府的种种罪行,脱离了当时斗争的残酷现实,违背了亿万群众的感情和利益,从而遭到进步人士的唾弃。 在论战中,革命派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的历史火车头作用,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革命派还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的原则对待满人,“侪之于平民”,决不歧视。关于改良派提出的革命将引发内乱、招致外国干涉和爪分的问题,革命派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革命派强调民主革命不同予以往的农民战争,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且速战速决,“无恐怖时代之惨状”。他们自信能够控制住局势,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不会发生内乱。内乱既不发生,外国也就无由干涉。至于瓜分,根本的危险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所以推翻清朝的革命正是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除人们对革命的疑虑,增强对革命的信心。 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的阶段,不能“躐等”。梁启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国民才能享受民主共和,而国民的自治能力又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像中国这样“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如骤以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民无宁岁”,而最后仍归于专制。他声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劝告”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或“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机械地把“君主立宪”列为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是缺乏根据的,但他们强调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应的“生计”及“政治、道德、学术”水平,则含有合理的内容,不能简单地斥为“无耻谰言”。革 命派用“取法乎上”批驳改良派的“循序渐进”,声称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沛然而出。譬如流水,虽受千年专制而“伏行于地”,“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关”。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决不会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国民的政治程度虽低,但和“不辨菽麦”的皇帝及“蝇营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优之万万”,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政府,而应“专望之国民”。他们认为,通过革命实践,人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一定能够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革命派没有理会改良派关于“民智未开”不利于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表现了民主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但机智多于剖析、信念多于理念,缺乏民主建政的具体规划和实施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没有充分展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民报》标举的“土地国有”,本不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内部的见解并不一致,且语焉不详。梁启超据“耳食之言”,指责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是以国为盗,“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借以博得下层群众同情。他举出许多“理由”,认为“土地国有”破坏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革命派争辩说,土地属于自然资源,理应由全民所共享;少数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场激动人心的大辩论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是颠覆还是保留现有政权的争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当时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懂得民主共和的内容,但通过论战,反满——革命——建立共和国,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同一链条上紧密相联的几个环节,极大地推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论战中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两派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又都替侵略者开脱罪责,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哉~”两派都不敢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 口号 管理印章的关于负责的工作口号抗洪救灾口号体育运动口号宣誓口号公司企业文化口号 ,反而希望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赞助。两派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建立民主政体,但又都对反封建的艰巨性缺乏认识,改良派只想有个“国会”,革命派则再加一个“民选总统”,以为这些就是民主建政的全部。 论战表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着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两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阵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右 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风险为自己争得较好的境遇。两派的分裂和对立,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表现。尽管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但他们以高昂的革命精神,决心通过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主张,受到了当时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护。《民报》风行海内外,多次重印,仍然供不应求。继《民报》之后,又一批革命刊物,如《复报》、《云南》、《鹃声》、《汉帜》、《河南》、《四川》等相继创刊,和《民报》相呼应。国内许多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地,都有革命党人主编的报纸出版。同时,大量秘密的和公开发行的革命书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革命派已经以明显的优势占领了思想阵地。革命运动于是不可遏抑地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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