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思考
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思考
[关键词]历史教学;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维新派;保守派
戊戌变法也被称为百日维新，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有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次变法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新派过于软弱无能。但笔者却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所采用的策略不当，急于求成。
一、理论宣传方面存在失误
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其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指出，《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一些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作品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则把孔子美化成了“托古改制”的先师，其认为孔子是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倡导者。为了推行变法，康有为提出上述观点，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其在论证方面却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论证极为烦琐、老套，不利于变法思想的迅速传播，也不易让年轻人接受，另一方面，论证过程往往牵强附会，甚至其中存在明显错误，这不仅难以让广大的知识分子接受其理论，而且还给反对者提供了口实。不仅如此，维新派还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如，抨击“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抨击“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抨击“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抨击“民”
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这种不讲策略的理论宣传既不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又将维新派置于社会大众的对立面，变法还未正式实施，就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二、变法阶段急于求成
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变法要想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应该采取缓进的方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点带面，逐步扩大，不能急躁冒进，应避免一下子就触及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变法力量不至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但维新派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一种异常激进的方式——四面出击，全面开花，变法策略简单化。如，1898年光绪皇帝派翁同稣、李鸿章、荣禄等人召见康有为代为问话，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变法时，康有为竟回答道:“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极不讲究策略的言论，只会引发反对派的仇视，无益于变法的推行。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立足未稳，就提出了很多变法措施，但这些措施却缺乏可操作性且无法形成体系。如，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会使大批旗人一下子丧失了生活来源:取消重叠机构，裁撤冗员，又会使大批官员丧失了权力。这种毫无章法，不顾客观条件，急躁冒进的做法，只会使在变法中利益受损之人迅速加入反对派阵营，反对派的力量得到壮大，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全面激化，致使变法举步维艰。
三、未能合理利用慈禧太后
要想使变法顺利推行，一个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变法势力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力。但在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依靠的却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对于唯一能够左右政局的慈禧太后，维新派却对其嗤之以鼻。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完全排斥一般性的变革。如，洋务运动如果没有当时作为实际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也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又如，“明定国是诏”及后来的变法上谕，如无慈禧太后的首肯，也是不可能顺利颁布的。正如其对光绪皇帝所言:“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当然这并非美化慈禧太后，实际上其同意变法也是有限度的:一是变法决不允许违背祖制，二是不能侵犯她的权力、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应尽可能地安抚慈禧太后，在她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推行变法，与此同时也要加强与洋务派的合作。但维新派一开始就将包括慈禧太后、洋务派在内的几乎整个统治阶层都视为变法的障碍，反复强调“新旧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并建议光绪皇帝排斥慈禧太后，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异己，维新派的行为使本来就对帝党、维新派抱有戒心的慈禧太后大为恼火，加之其身边的守旧官僚也极力阻挠和破坏变法，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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