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性研究

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性研究 摘  要：英汉互译中存在着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不可译问题，影响了交际沟通。本文主要从语言本身及文化差异的角度对不可译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两种行之有效的解决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 关键词：不可译性；语言；文化 Study on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Abstract: There exists a problem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the scope of bot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It accounts for the fails in communication. This thesis studied on the reasons that cause untransla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itself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wo ways to solving untranslatability problems are presented. Keywords: Untranslatability; language; culture 一、 不可译性 在各种类型文本的英汉互译过程中，译者常常遇到不可译的问题，即很难在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中找到与源语(Source Language)语句表达的意思完全匹配的对等语，这就造成一定程度上意义的损失，包括导致译文的读者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原文的意思，或者能够理解意思，但无法体会到原文表达方式在源语语境中所包含的种种引申义，幽默意味等等，使得译文的质量大打折扣。   中西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的成功实现都离不开高素质的译者和高品质的翻译作品。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能被很好地翻译出来，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象征着昌盛、喜庆、春意盎然，而在英语读者眼中，具有相应喻意的色彩却是“green”，红色则使人联想到危险、暴力和极端，因而Hawkes在翻译《红楼梦》书名时，干脆避“红”而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并将书中“怡红院”译为 “green lights”, 而贾宝玉这位“怡红公子”相应译为“green boy”。虽然这种翻译方式避免了使得西方读者由“红”联想到消极、负面的因素的可能性，但同时却产生了新的误导因素，因为green一词在英文中有“新手，不成熟”的意思，因此，译语读者有可能将贾宝玉认作一个“不晓世事，缺乏经验”的人。又如，在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Mine is a long and a sad tale!” Said the mouse, 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IT IS a long tail, certainly,”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s tail; “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   文中这只有故事的老鼠将自己的事迹定义为a long and a sad tale，由于Alice年纪小，对语言的把握能力不够，把tale和tail两个词混淆了。凑巧的是，老鼠用来修饰tale的两个形容词中，有一个（long）可以毫无问题地修饰tail，从而更加深了Alice的误会，因而她有此一问“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在原文中，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幽默桥段，老鼠一本正经地要讲自己的经历，却被小姑娘一句天真的话搞到无语，读来令人哑然失笑，确是神来之笔。然而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一部分是个难点，虽然基本意思能够呈现给读者，但由于“故事”和“尾巴”不是谐音，原文的幽默意味基本不可能被表现出来。中西文化都产生了许许多多堪称经典的巨著，但互译之后往往显得平平无奇，译者的水平高低固然重要，但其决定性因素还是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各样的不可译性。   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把不可译问题分为语言不可译（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不可译（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波波维奇认为，不可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字面和所指意义，源语的语言要素无法用译语的结构、线性表达、功能或者语意进行替换；另一类是超越了纯语言的范畴，指源语的意义表达关系（即表达对象与表达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语言表达。   而更多的翻译理论家并没有把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绝对化。他们认为，可译性原则也应当有一定限度，当原文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语言规范，例如使用了方言、土语等，语言的可译性就受到了限制。所谓原文的可译性，是指原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果原文的内容重于形式，可译性就大；反之，可译性就小。如原文的内容与形式并重，可译性就受到限制。原文文本和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或不可译的。   结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就算是两种差异最大的语言之间的互译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都能达到交流沟通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可译性是相对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水平再高的译者面对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不可译问题时也会束手无策。下面我们将就各个方面的不可译问题分别展开探讨。 二、 各方面的不可译性问题 1、 语言的不可译性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者的语音系统、文字结构和修辞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都完全不同。二者各自都有许多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语的表达方式。而语言的不可译性又分为语音的不可译性、字形的不可译性、语言修辞的不可译性。下面我们将逐一讨论。 1.1、 语音的不可译性 首先，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英语却是集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为一体的语言。其次，汉语是多声调语言，讲究平仄，而英语无声调，只有语调的升降之分。因此，要将汉语中对仗工整的诗、词、曲和对联等译成英文，既要追求其意美、形美，又苛求其音美，基本是不可能的。现以翁显良翻译的《春晓》为例来说明。 《春晓》原诗为：“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翁显良的译文是：“Late! This spring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 all a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 crying. The storm last night, I sensed its fury, How 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原诗主要写的是一点惜春的情绪,从翁老的译文来看,也确实传达了这种为花木担忧的惜春惜花之情,特别是后两句的翻译把原诗作者经风雨而替花愁的惜春情绪真实地传达出来。然而译者只注重了传达原诗的意象,忽略了其音韵美。原诗为五言绝句,韵脚美妙,对仗整齐,节奏明快,吟诵起来朗朗上口;而译文却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同样地，由于英语和汉语在语音方面的差异，英语中的头韵表达法也不可能在汉语译文中完美地体现出来，例如，在Winston Churchill的A Speech Made on Hitler’s Invasion of U.S.S.R.中有这样一段： I see all the dull, drilled, docile, brutish masses of the Hun soldiery plodding on like a swarm of crawling locusts.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Churchill用上了三个头韵单词的排比，使行文显得气势磅礴，比较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但是在将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时，却不易体现出这种气势来，以下是较常见的一种译文： 我看到那些呆头呆脑、训练有素、既驯服听话又凶残野蛮的德    国士兵像一群蝗虫般地向前蠕动着。 原文一句大气、激情澎湃的话语在翻译成中文后变得冗长乏味，丢失了其原有的所有美学价值。   包括罗曼·雅各布森在内的许多翻译理论家都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每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都有诗歌这一文学体裁，诗人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日语的语言系属向来是有争议的，但基本可以认定日语与世界上其他所有语言都有极大的差别，因此有不少日本语言学家认为日语是孤立语言，甚至可以将日语单独划入日本语系。支撑此论点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俳句。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十七字音组成，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俳圣”松尾芭蕉的代表作是下面这首《古池》：   古池や　蛙飛び込む　水の音　   短短十七个音，读来朗朗上口，通篇没有语法衔接，只是简单地呈现出几个意象，让读者自己冥思，这种日语特有的文学表达形式极难被译成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下面是这首俳句的汉译本的一种：   古池幽且静 沉沉碧水深 青蛙忽跳入 激荡是清音   虽然原诗的意象都保留了下来，但是却需要语法和修辞的整合，显得比原文多了许多累赘，俳句的精髓就是简洁明快，作者只是读者的眼睛，绝不在文中下一按语，我想这是汉语和英语都不可能做到的。诗歌是一种语言的精华所在，对于语言运用的要求达到了极点，因此对诗歌的赏析只能在源语环境和源语文本中进行，这也是由诗歌的绝对不可译性决定的。 1.2、 字形的不可译性   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英文为表音文字，两者在书写上存在着极大差异，故两者的文字特征无法互译。例如，汉语中有一种拆字的写作技巧，具有明显的方块字特征，基本上不可能将其转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这样一副对联：     山石岩下古木枯 此木为柴     白水泉边女子好 少女最妙   山+石=岩，木+古=枯，此+木=柴，白+水=泉，女+子=好，女+少=妙，巧妙地运用了方块字的拆字法，更难得的是上下联对仗工整，令人拍案叫绝。由于汉字的字形和字音特征，这副对联不论如何翻译，其修辞效果和原联的语义都不可能同时保留。   英语中虽然没有这种拆字法，但也有一种同样需要高超技巧和深厚语言功底的回文。英语中的回文无论以单词形式出现还是以句子形式出现，要将其在汉语中表达和体现出来都是极其困难的，以下是几个例子：   有人曾假托拿破仑造出了这样一个句子：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Elba是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的一座小岛的名字，这句话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我在见到Elba岛之前是很有能耐的。这是英语中的著名回文，它充分利用了英语的特色，以中间的字母r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字母完全一样。但是用汉语将其翻译出来只能是平平无奇的一句顺译，而其回文的妙味及雅趣则完全无法表达。这种回文的原意为何并不重要，回文的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只是一种诙谐幽默和博人一笑，如果翻译后体现不出其妙处，那么尚不如不翻。   英文中类似的回文句子还有： Madam, I’m Adam.   Rise to vote, sir!   Was it a cat I saw? 1.3、 语言修辞的不可译性   英语和汉语中有不少相同或类似的修辞格，如比喻、排比、借代、双关等。一般情况下，源语中的修辞手段都可在译语中得到体现。但由于英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语言表达习惯及字形、字音特征上的不同，在特殊情况下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段无法在译语中体现出来。例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情。”译作：“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day is fine.” 原文中“情”与“晴”谐音双关，译文中失去了谐音双关的修辞效果。 2、 文化的不可译性   语言反映文化，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文化包含语言并影响着语言，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有其久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个国家、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情风俗都生动地反映在其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中。在翻译实践中，由于译语中相应语言符号的缺乏，译者不得不创造某种符号或寻找近似的符号加以指代。这样，负载了一定文化气息的源语转化成译语后，便失去了其文化内涵。这种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可译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文化词汇空缺   文化词汇的空缺指译语缺乏表达源语中反映特有文化现象的对等语。以一种语言为参照，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场中都可能有“词汇空缺”，由此形成了不可译现象。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应该是汉语中的亲属关系，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西方重，在家庭生活当中称呼也多以表亲属关系的称呼为主。例如，对于父母双方的平辈男性亲属，就有“伯父”、“叔叔”、“姑父”、“舅舅”、“姨父”等等，而英语中对等的词汇只有一个“uncle”而不进行细分，因此在翻译此类亲属关系时往往也存在不可译的问题。比如在《红楼梦》第二十回中，贾宝玉为了安慰吃醋生气的林黛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林黛玉是贾宝玉姑姑的女儿，两人是姑表亲戚，薛宝钗是贾宝玉阿姨的女儿，两人是姨表亲戚，但是在英语中并没有对这两种亲属关系进行区分的词汇，就算在翻译时可以用一整句话或以加注释的方式使译语读者理解其意思，但是这句话在汉语语境中的意味，即为什么姑表亲就比姨表亲关系近，就不是能为西方读者所理解的了。 2.2、 指称词语义文化冲突   这里的冲突指词语文化信息符号的所指内涵在语际转换中呈冲突式。通常我们可以将某一信息符号的某一所指忠实地转换成另一语言符号系统中同一所指的对应符号系列，即词语的表面指称意义相同，但词义深层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却不尽相同甚或相反。例如，如果把成语“望子成龙”直接翻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则会对译语读者造成极大的困惑，因为dragon虽然和中国的龙一样都是想象中的动物，但却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的龙是瑞兽，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它行云布雨，给人民带来丰收和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而西方的dragon却是长着翅膀，会喷火，吃人，掠夺的一种邪恶的动物，如果某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只人人深恶痛绝的dragon，就算对于家庭观念不算浓厚的西方读者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2.3、 指称词语用意义冲突   这里的冲突即词语文化信息符号的语用意义在语际转换中呈冲突式。例如，我国著名的电池生产商标品牌“白象”曾经将外销产品定名为“white elephant”。结果境外销路不畅。这就是因为忽略了该表述方式在西方社会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White elephant源自古暹罗传统习俗，在古暹罗只有国王才能乘坐或使用白象，凡是捕捉到罕见的白象就必须献给国王，未经国王允许不得任意宰杀白象。同时，白象还执行着一种特殊的职能：国王若对哪位臣下不满，就将白象赐给他，该臣子就必须日夜饲养保护好这头尊贵的白象，当然更不许杀它。时间一长就会弄的倾家荡产，因此，white elephant被用来表示“珍贵而有害的赠品”、“大而无用的东西”。有此联想，该品牌的海外销路不畅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 各种不可译现象的解决办法   针对英汉互译过程中的种种不可译现象，许多翻译理论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其中最常用的是以下两种： 1、 转换法   所谓转换法，是指将源语文本中的一些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不可译现象在目标语语境中用同样的呈现手法表达出来，下面就是一则成功的译例：   “Who’s calling?” was the answer to the telephone.   “Watt.”   “What’s your name, please?”   “Watt’s my name.”   “That’s what I asked you. What’s your name?”   “That’s what I told you. Watt’s my name.”   A long pause, and then, from Watt, “Is this James Brown?”   “No, this is Knott.”   “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Will Knott.”   Whereupon they both hung up.   这是一则小笑话，Watt和Will Knott两个人因为名字的谐音打了一通毫无意义的电话，读来令人捧腹，在翻译成中文时，虽然这两个名字的谐音所产生的幽默意味无法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用中文中同样存在的谐音现象进行再创造：   “你是哪位？”接电话的人问。   “申默。”   “请问您叫什么？”   “我叫申默。”   “是啊，我就是问您叫什么？”   “对啊，我刚说了，我叫申默。” 停了好久，电话那端申默问: “你是布朗吗？” “不，我布士。” “请问您是？” “布，布士。”   于是双方都挂断了电话。   这种短篇的笑话中可以用再创造的方式来解决不可译问题，这正体现了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一事实。但是在长篇文本的翻译中，因为要照顾前后连贯，这种方法就不能百分之百地适用了，这时就需要一种比较无奈的方法： 2、  加注释法   当文本的互译过程中遇到涉及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词汇空缺等不可译问题时，转换法无法适用，只能采用加注释法，这种方法必须要打破文本的连贯性，强迫读者中断阅读过程去读与文本无直接关系的注释，实在是无奈之举，但对相当多的不可译问题来说却是有效的办法。例如： 1、 今天，余新江没有穿工作服，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2、 妈妈也盼望生个儿子，来缓和一下这个“维持会”的局面。                                     （王扶《我不愿做女孩》） 3、 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线袍，白净面皮，三缕须，真有龙凤之美。 （吴敬梓《儒林外史》）   以上几个例子中的“中山装”、“维持会”、“武巾”、“团花线袍”等等都是中国文化中才有的事物或称谓，任何西方语言中都没有完全的对等项，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为了不破坏译文的连贯性，只能先用音译法把词汇翻译后，再用加注释法进行解释，以一整句话或一段话帮助译语读者克服阅读障碍。   上述两种办法都能达到解决不可译问题，确保交流顺利进行的效果，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两种语言间的语言、文化层面的不可译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加强国家与民族间的交流，促进沟通，逐渐缩小民族文化差异，实现世界大同。 参考文献 [1] Cao Xue q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 by David Hawkes. [2] Bassne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0: 37-38. [3] Catford, J.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0-21. [4] 毛发生，《论不可译性》，[J].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报, 200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