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

[分享]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 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 “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乃至于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即便是和平年代的都城迁移，也会闹得“民咨胥怨”(《尚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商书?盘庚上第九》)，于是有了《盘庚》三篇、有了《二京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平王东迁”、“晋室南渡”、“安史之乱”、“泥马渡康王”等等。“迁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不过这些神话，本来就有传说失实的成分，且又多被后世加以附会，尤其是一些地名更是如此。所以不能非常真实的体现出那时候都城迁移的轨迹。而且，在中原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掘出在殷商以前的都城遗址。综上种种原因，关于神话时代的都城迁移，我们不加以考察说明。具体可以考知的都城迁移，已经是商朝中后期的事情了。 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的“迁都”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北迁时代(殷商):环境决定一切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尚书》中看见《盘庚》三篇，那是盘庚在迁殷前后对商朝民众的讲话稿。 商朝享国时间不可考，《竹书纪年》说是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说是六百二十九年，说法不一。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就曾迁移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中记载了盘庚的理由: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盘庚所说的“不常宁，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频繁迁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总之，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商民必须再次迁都。 从地图上看商代的亳、嚣、相、邢、庇、奄、殷七个都城，在东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仔细寻味，就可以发现如下几个规律:他们的都城皆是处于肥沃的河谷地带;为了觅得更有肥力的土地，历次迁都地点不会重合;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迁都的总体方向是往北的。 (二) 东迁时代(从殷商到汉末):东方有乐土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据《诗经》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就曾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而由豳而迁到岐山之下。《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 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豳，大致在今天陕西省的旬邑县;而迁移的目的地岐下，则是今天陕西省的岐山县周原。在地图上看，岐下(岐山)是在豳(旬邑)的西南方向。为什么《诗经》说是“率西水浒”呢,《毛诗正义》是这样解释的: 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难，其来以早朝之时，疾走其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侧，东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毛诗正义?卷十六》) 毛诗中的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各言各殊，在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率西水浒”条有专门的辨析，可参见。总之，这次周人的迁徙，可以看做是一次“迁都”的预演。因为之后，周人在伐商的迁移还有数次，且都是明确的东迁:太公之少子“王季宅程”(《周书》)，程大约在今陕西咸阳县，在岐下的东方，这是一次东迁;王季之子文王“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史记?卷四?周本纪》)，丰大约在今陕西长安县，在程的东南方向，这是又一次东迁;文王之子“武王都镐”(《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镐也在今陕西长安县内，而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所以这一次依然是东迁。 在殷商末年，处于殷商西面的周人部落渐渐强大。而对于殷人来说，周人就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威胁。《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西伯”的称号是商王朝封给周文王的: 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 得征伐，为西伯。(《史记?卷三?殷本纪》) 以前我们说过，在上古“伯”“爸”“霸”同音同意，所以“西伯”其实就是“西霸”，由此可见周人势力的强大。由这一点，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记载: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史记?卷四?周本纪》) 可见“崇侯虎”不但不是一个佞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忠臣，太史公用的“谮”字来形容崇侯虎并不合适。 很快，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营造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洛邑的居民则是商朝遗民。当时西周的核心位置还是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畿附近方约千里的地域。 虽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紧急的外患也是来自西方，特别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时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东周平王)凭借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这就是“平王东迁”，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东迁。 西周孝王时，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大约在今甘肃清水县一带，那时候尚处于戎狄之间。这就是秦朝的始祖。秦人与戎狄杂处，日日与之攻战。自“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竹书纪年》) 后，其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渐强盛。在东西周之际，秦襄公先是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秦襄公又派兵护送。平王无力驱除戎狄收复失地，遂将岐西之地封赐给秦襄公。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襄公于是致力于收复周失地的大业，并最终在“伐戎而至岐”时死去。接过襄公大旗的是秦文公。文公不孚所望，大败犬戎，从而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汧渭水交汇处建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到宪公时(公元前701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向东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此后秦向西灭邦、冀戎、小虢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此次“东迁”，为秦的称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史记》称赞道:“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进入战国之后，征伐日起。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纷纷招徕人才、修整武备，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变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秦国，就有我们最熟悉的“商鞅变法”。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在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 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其实在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以前，秦国的都城已经在献公二年东迁栋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从雍东迁到咸阳，表明秦国的战略方向从西戎彻底转向了中原争霸。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最伟大的君主始皇帝实现了祖先的梦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个耀眼的流星，辉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汉帝国。西汉的都城选在咸阳边上不远处，称为“长安”。在西汉刚建国的时候，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则劝其选择长安。他说: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充分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谓‘周’，指东周都城洛阳)。”刘邦疑而不能决，直到张良也说应建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以上均《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了感谢娄敬在定都这件事上的功劳，特赐娄敬姓“刘”。司马迁在《史记》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即便是“长安”这个名字也不能保佑这个王朝长久的安宁下去。两百年后，在一场“禅让”的闹剧中，国号被改称为“新”。 但“新”没有新鲜多久，又继续“卯金修德为天子”。但在战争中，各路人马出入长安城，城内建筑多有损毁。其中，又以赤眉军的破坏最有毁灭性: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其实，每次起义、革命爆发，对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文物典籍等破坏最彻底的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对于一切都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顾忌。由于长安城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东汉只好选择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作为都城。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东汉定都洛阳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东迁。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熟悉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想来对董卓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洛阳城被一把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而董卓也没有李儒说的那样“无虞”。在公元196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公元220年的许昌，一场“禅让”闹剧再次上演，此时汉王朝已经是彻底的回天乏术 了。 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 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丰饶的土地也很吸引人。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于是，南方的大开发开始。 公元220年，孙权都武昌;公元229年，也就是吴黄龙元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定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这表明，以前大家认为的“遍地瘴疠、满眼蛮夷”的南方，同样也可以建立国家、设立都城，而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荒凉。 吴国是三国中国祚最长的国家，然而终于在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金陵怀古》)。但中原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先是八王混战，然后是旷日持久的“五胡乱华”，中原成为异民族的乐园，黄河流域陷入了空前大混乱。而此时的长江流域，依然安静得一如江南的细雨柔风。在屠刀的威胁下，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长江以南成为安居的乐土，躲避杀戮的室外桃源。 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永嘉大乱后晋室南迁而长期退守江南:公元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明年，司马睿在建业被推戴为晋 皇帝(先称晋王，318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自此，至陈亡近三百年间(317~589)，南方的经济迅速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南迁”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公元589年，隋朝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便被轻轻的“雨打风吹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方留给人们的，不再是六朝繁华、金陵脂粉，除了是烟花满地的苏杭扬益，就是谪贬的蛮荒之地。很少再有人把金陵作为“龙蟠虎踞帝王州”(《永王东巡歌》其四)而提起。似乎，南方与政治绝缘。 然而，一个变数出现了～ 那是在公元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史之乱起，并攻陷二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南迁。同时永王李璘也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招募数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其间，大诗人李白被李璘拉上了贼船。 其实李白同志并不是“情非得已”，他被拉下水的原因，除了是李璘的“热情邀请”，还有就是他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不是很乐观。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他说: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峣杌，昭然可覩。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扄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风人流咏。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乗六合之诪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于物，断在宸衷。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牣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刬铜陵 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横制八极，克复两京，俗畜来苏之欢，人多徯后之望。„„(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由此可见他对渡江南下、割据江东是早有预谋。现在李璘邀他上船，对于一心想做“东山谢安石”的李白就好比瞌睡人遇上绣花枕，于是他就表现出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来。别看他得罪下狱时表现得跟窦娥一样，其实一点儿也不冤。从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就可以看出他之前的“野心”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 楼。(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四) 李白以谢安自命，本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结果落得个锒铛入狱、流放夜郎。“请都金陵”也成为往事。然而唐玄宗避难西蜀，单纯从纬度上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南迁呢,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已经是日过正中、月过十五了，接下来是漫长的下坡路。下坡路走多了，走烦了，就有人想换个花样。在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上书言事，再次提出南迁的建议。他说: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 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八?毕崔刘陆郑朱韩》) 迁都的目标是“襄、邓”，即是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在长安的南方，以前从没有朝代在此建都。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只是个纸上的构思。因为这时的唐皇朝已经病得一丝两气、岌岌可危，再也经不起迁都的折腾。安静的等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唐亡之后，是纷纷攘攘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也闹得乐此不疲，好在终不及北方，依然是很多人憧憬的乐土。等天下人对战争都腻烦的时候，大宋在一场自编自导的“黄袍加身”剧中横空出世，并逐渐占有中原及南方土地。 关于“南迁”的事情，宋朝之后的大家就知道很多。先是“靖康之耻”，北宋徽宗、钦宗被虏获;难逃的宋高宗赵构在“泥马渡康王”的神话里，于临安建立了南宋，在长江以南与北面中原的女真政权隔淮对峙。关于高宗赵构“南迁”的奇闻轶事很多，除了上面说的，经常提起的还有“钱王现梦”: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韦后在娠时，徽宗夜梦吴越王钱俶来谒，觉而异之，时大观二年也。„„又奉元佑皇后手诏迎康王，其略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康王拜受，遂卽位于南京。(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人伦门?君后》“钱王现梦”条) 这些有意无意捏造的异闻，不外乎是想证明康王的天命所归、南宋政权的顺天应命。 即便是有天命，偏安临安的南宋终难免覆巢之祸，皇帝的“行在”也一路南迁，最终在崖山，为三百余年的大宋画上一个句号。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宋朝灭亡的四百年(1279~1644)后，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可惜与东晋、南宋相比，这次却没有同样的后果:膝盖已经变软的中原人在满清的屠刀下迅速臣服;而南迁后的南明，既不能安内，更不能攘外，在一年之后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避地南陲的桂王、唐王、鲁王全都在劫难逃。这一次皇帝的“行在”已经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连蛮荒之地的缅甸也都去了，似乎不走到中华大地的最南端不罢休。这次创造最南记录的南迁，为一千四百多年(公元220~1654年)的“南迁时代”结了尾。 总结历次南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皇帝蒙难，于是藩王乘机割据江南，之后便不思进取，最终为北方势力所消灭。为什么向南迁呢,一方面是强敌来自北方;另一方面就是南方经济发达，可以封疆建国;还有一方面就是可以凭借长江、淮河之险，抵御北方来侵。 (四) 西迁时代(清代以后):有风来自海上 自明清以后，世界航海业大发展，而中国却采取“禁海”等措施，闭关锁国，渐致航海业落后于时代，海防也日渐松弛。在西方列强通过海洋发现中国这块满是膏腴的肥肉之后，中国遭受的主要威胁便来自海上:无论是明代的倭寇，还是清代的西方列强历次入侵，以及晚近的日寇侵华。 诸列强利用海运、及船坚炮利的优势，频频由海疆入侵华夏。由于那是中国总体军队素质和装备情况落后，对列强入侵反应滞后，不能在战争开始时迅速击败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得已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做法来应敌。外国侵略者有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而国人则有人口、地形上的优势。拖延时间是有利于国人的。他们为了迅速击败中国，获得所需的利益，通常采取袭击重要城市的做法，其中又以夺取首都为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因而向西迁都成为了爆发战争后的经常行为。从此，迁都进入“西迁时代”。 在从清代到建国前，比较有影响的“西迁”大约四次: 第一次西迁: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不得不遁避热河。 第二次西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暴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奔西安，以为行在。 第三次西迁:1931~1932年，淞沪会战，日军进攻上海，首都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后因为和议成功而迁都未果。 第四次西迁: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