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性黑暗怎么办
读韩非子，常常惊叹于他对我国国民人性之恶的洞察。要了解我国人的生存状态，梁启超、鲁迅、柏杨、孙隆基、吴思等人的论述未必超过韩非。
韩非没有用“国民性”
“劣根性”“国民素质”“文化的深层结构”“潜规则”等一类观念来描述国人的生存品质，他毫不客气地取用了一个字――“奸”。他认为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止奸”，他对奸术的观察在《奸劫弑臣》《备内》《八奸》《内外储说》中有大量的描述。
以系统的《八奸》为例。韩非从现实生活中归纳出八种奸术:“同床”，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吹枕头风”;“在旁”，利用对方的身边人、对方的左右亲信来说情;“父兄”，利用对方的宗亲至戚来附和自己;“养殃”，利用古董收藏、酒色财气等来拉拢腐蚀对方;“民萌”，利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流行”，利用能言善辩之人来制造舆论;“威强”，利用暗杀来制造恐怖气氛;“四方”，投靠外人来要挟对方„„这些形形色色的奸术在韩非那里虽然是官吏迷惑君主的行为，但我们今天读来尤其觉得刺目脸红，因为“奸术”早已从官场逸出，上行下效，世世代代在全社会泛滥。对这些奸术，我们的社会已经习以为常，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我们视而不见这其中的是非、善恶、正义之缺失。
韩非的研究者陈深先生说:“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另一位学者周孔教则说:“韩非子之书，世多以惨刻摈之，然三代以降，操其术而治者十九„„”这些话堪称韩非子的知己。谭嗣同曾直白地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是在韩非观察的“奸术”基础上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如果把他们跟梁启超以降的国民性研究者的发现相印证，我们对国民人性的黑暗程度和普遍化状态未免绝望。用一句俗语，人们的行动非奸即盗。
在韩非时代，民众还是朴素的，真正奸化奸猾的是官吏，故韩非有言，明君治吏不治民。后来则不同，官腐民败成为社会常态，以至于外人摇头，王小波一直记得他老师的话:“你们中国人太老谋深算了。”杜威也对年轻的中国政治学者萧公权说:“你们中国的文明是过度了。”
我们今天理解，这个文化的生态确实已经烂熟得腐朽，人们生来即在这“酱缸”里讨生活、争做人上人、偷奸耍滑。知识人多只能痛心疾首地描述现象。韩非子走得远一些，他主张“尊君”，比“权威主义”更极端;主张“法制”，比“法治”更惨苛。韩非的理论建立在“人皆挟自利心”的判断之上，今人会说这里有“经济人理性”，只是“理性”和“自利”导致了一种生态、世态、心态失序，韩非的出路就是历代中国人陷入的生存怪圈，“乱世用重典”。他的话是赤裸裸的，“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意思是说，与其让乱民活着，不如让他们饿死干净。
站在今天世界知识的肩上，我们回头看韩非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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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他对现象的描述和强调都是精准的，只是他寻找的出路过于极端、残忍。后来的思想家王充就批评他太片面，王阳明、李卓吾这样的思想家面对韩非的问题，同样没有求助权威、严刑峻法，而是提撕人的良知良能，提撕人的童心。现代知识谱系则以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为人性、人心、人格定位并指明方向。
就是说，不要像指明“奸”“酱缸”“潜规则”等现象一样去揭露社会，不要去斥责大众，而是从心理学、政治学等角度去安顿人，如此才是尊重人，才能把人请回存在的本体位置。如萨特们做到的，即使他人是地狱，但人有自由意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存在
即是一种选择。
面对人性黑暗怎么办,韩非想到了“尊君”，后来人想到了“虚君”;韩非和后来人都想到了“治吏”。但民众呢,曼德拉提供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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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南非人则说，曼德拉是“黑暗中的一道光亮”。
(摘自《新金融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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