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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黄粱梦,悠悠文士心千载黄粱梦,悠悠文士心 千载黄粱梦,悠悠文士心 摘要:在沈既济的《枕中记》中,“黄粱美梦”实现了落魄文人的所有愿望,自此以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对“黄粱美梦”加以创造和阐释的文人不绝如缕,《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续黄粱》成为这一题材的代表作品。这些美梦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文人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枕中记;黄粱梦;文人理想 梦是人们的一种生理和心理活动,正所谓“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中国古人常用梦来解释自己在现实中的遭遇、命运、祸福,很多文人甚至把梦的奇遇与灵验专门写...

千载黄粱梦,悠悠文士心
千载黄粱梦,悠悠文士心 千载黄粱梦,悠悠文士心 摘要:在沈既济的《枕中记》中,“黄粱美梦”实现了落魄文人的所有愿望,自此以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对“黄粱美梦”加以创造和阐释的文人不绝如缕,《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续黄粱》成为这一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材的代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品。这些美梦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文人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枕中记;黄粱梦;文人理想 梦是人们的一种生理和心理活动,正所谓“昼有所思,夜有所梦”。中国古人常用梦来解释自己在现实中的遭遇、命运、祸福,很多文人甚至把梦的奇遇与灵验专门写成小说短书,以传达自己对梦的痴迷和对生命的看法。唐代以梦为题材的小说集与小说作品极多,志怪集如《梦书》、《梦隽》、《梦系》、《梦记》、《梦苑》等层出不穷,而单篇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更成为千古名篇。宋代的洪迈在《夷坚志》中更是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许多与科举有关的占梦故事。但是志怪小说集中的“梦”与传奇之梦又有所不同,一为志奇异,扬灵验,宣命定;一为叙见闻,述遭遇,抒愤慨。志怪作品中借梦宣扬命定思想多属荒诞不经,而那些叙述婉转,抒情写怀的传奇之作却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如“黄粱美梦”的故事就以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为发端至清代蒲松龄的《续黄粱》为结,千年同叹。这些借梦以抒发自己人生感慨的作品,虽然都描写了一些诸如发迹变泰的相似事件,但却反映了不同时期作家不同的关注点。现以唐代的《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樱桃青衣》、《徐玄之》, 宋代的《兜离国》和清代的《续黄粱》为线索,探求唐以来文人们的“黄粱美梦”的变迁轨迹。 一、繁华富贵,人生之适 干宝《搜神记?焦湖庙巫》中的柏枕使贾客杨林娶豪门女、得富贵子的魔力,激起了唐代以沈既济为代表的失意文人的富贵梦,自此之后,文人们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对富贵、功名大胆假设,使富贵梦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 有学者将《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都归为政治小说,认为一是沈既济影射当时宰相杨炎被贬之事;一是李公佐讽刺中唐帝王为了笼络叛臣而将公主下嫁于藩镇将帅之子弟,反而使这些窃位者更加跋扈之现实。这种用索隐的方法探求小说写作动因而得出的结论使我们感觉到了中唐文人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之心。但如果抛开政治因素来解读作品,这些故事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当时文士渴望富贵、积极入世的强烈情感。 《枕中记》中困窘的卢生在入梦前的人生理想是“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而入梦后他的确实现了娶大姓女、登进士第、历清要职的人生目标,并且开河以惠民,破虏以立功,“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子孙贵盛,到老仍过着极奢华享乐的生活。沈既济对卢生做官的过程及享乐的生活做了精细的刻画,并用一种艳羡的口吻津津乐道。《南柯太守传》中的淳于棼有别于《枕中记》中卢生的文人身份,作为一个失意的游侠之士,他入梦后尚公主、任大郡、拔旧友、交豪族,生活中的繁 华排场亦达到顶点。《樱桃青衣》中落第的卢子在梦中亦是婚望族、官清要、子孙昌盛。唐代这三篇以梦为媒介的名作,所描述的人生理想几乎一样,这不能不反映出当时文人们的群体意识——对富贵荣华的强烈向往与追求。虽然卢生梦醒后“怃然良久”,懂得了“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淳于棼“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卢子叹“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宦达矣”,“而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好像他们都看透了现实,认为繁华如梦、功名如烟,不应再刻意追求,但是在荣辱都是梦幻观念的背后仍深藏着中唐士人对功名追求的激情,“懂世而不弃世”。而他们梦醒后的人道行为,只是体现了文人们在理想破灭后失望无奈、牢骚满腹的心态。 三位主人公在入梦前都是失意之人,而入梦后却摇身变为达官显贵。对照作者的经历,或许能看出他们的写作心态。沈既济的《枕中记》大致作于建中二年至兴元元年被贬官的时期,李公佐亦是“平生萍飘蓬转,官止从事”。《樱桃青衣》的作者大抵亦是个失意文人。从沈既济和李公佐的经历来说,他们虽懂得人生如梦、富贵如烟,但却始终在官场奔波,并没有弃世,而且沈既济后来因为陆贽的推荐又步入官场,“终礼部员外郎”。这充分显示出文人所描写的富贵繁华和官场倾轧等现象,既是他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亦是他们人生理想的曲折反映。追求富贵、繁华是唐人尤其是失意文人的共同愿望。 失意文人的富贵梦在唐代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实的社会状况是滋生这种思想的土壤。唐代前期国力空前强盛,社会风气开放,多数文人都有漫游经历,这为激发文人的想像力提供了条件。而并不完善的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使文人可以仅凭一纸奏文而位列清要,或通过引荐而步入官场,达到骤富骤贵的地步。因此唐代文人对富贵的幻想比任何时代都要天真、乐观,他们的思想也就在骤得骤失中起伏。李白在得到玄宗赏识时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在沉闷失意时又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得意时沉浸于富贵,失意时又愤激于世俗。而文人们也都欣赏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放诞任侠性格。处在中唐时期的沈既济、李公佐虽然失去了诸如李白生活的开元盛世环境,但并没有失去得官求贵的社会土壤,当时一代名将郭子仪的人生经历成为人们向往的终极目标。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郭汾阳成为富贵的代名词,而人们对他的奢侈生活有的只是羡慕、向往。沈既济等人与郭子仪同时或稍后,亦可亲见郭之繁盛,从而产生艳羡心理。 世人羡慕奢华生活,亦是唐代贵人生活状况的折射。有唐一代, 达官贵人多豪奢。武则天朝的太平公主有权智,因功食邑万户,三子封王,“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当她被赐死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李林甫为相时,“京城邸第,田园水磴,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杨贵妃之姐虢国夫人,“于宣义里构连甲第,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直到咸通年间,在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之时,为嫁同昌公主,懿宗仍“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自两唐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可见崇尚奢华、追求享乐是整个唐代达官贵戚的共同特点。这三篇“黄粱梦”则是以小 说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把这种社会现实表现出来,并寓合了自己对宦达富贵的向往和求之不得的失落心态。而文中所反映的在现在看来有批判色彩的如交接权贵、以权谋私、科场舞弊等现象,只不过是作者对当时普遍的社会现实的一般表述而已。 对文人来说,娶大姓女可以抬高自身地位,中进士第是获得清要职位的最佳途径,尚公主、婚豪门可得到帝王的无数赏赐,入台阁,做宰辅是功名富贵的最高体现。这些既在唐代士人生活中发生着,也激起了更多人追逐的热情。失意文士或出于羡慕,或囿于无奈,或激于感愤,以梦境的方式加以表达,想像着富贵繁华的人生之适。 二、直言敢谏,勇参国政 李玫《纂异记》中的《徐玄之》借用《南柯太守传》中“蚁穴世界”的外壳,以梦中世界表达了对昏君治国的不满和对昏乱现实的批判,显示出对“黄粱美梦”题材的变异和超越。 徐玄之是个儒生,在梦中目睹了一个王子出游打猎时“俳优之类,不可尽记”的奢华排场和王子骄傲轻狂的品行。面对王子自称“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的骄横和对徐“发鬓焦秃,肌色可掬,虽孜孜石乞石乞,而又奚为”的嘲笑,徐玄之因不加理会而被绑缚至蚍蜉大王面前。大王欲以重罪惩罚,太史令马知玄以“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的谏言而被杀。这些充分表现了国君的昏庸和权贵的狂傲。马知玄死后草泽臣螱飞又上疏,阐明“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谠者,国必丧”的道理,并替马知玄鸣冤,使国王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放回了徐玄之。 李玫以徐玄之的经历和见闻,批判了唐朝末期国君的昏庸,他们在“天图将变,历数堪忧”的时代背景下仍纵欲无度、祸国殃民。而儒生徐玄之虽“孜孜石乞石乞”却生活窘困的状况,又写出了下层文人不得志的现状和作者对文人悲苦遭遇的同情。最后徐玄之“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的做法与淳于棼挖蚁穴、探根源的行为如出一辙,这表明《徐玄之》借鉴了《南柯太守传》的构思。但李玫又不拘泥于此,他摈弃了以往文人们那种对富贵生活的狂热艳羡,而是结合时代特点,以心系天下的胸怀,充分展现出他对昏庸帝王的不满和对家国命运的关注之隋。 与唐末的李玫相似,宋人何光的《兜离国》亦借梦中文士的遭遇来表现作者关心国事、渴望参政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了“黄粱梦”的内涵。 以作者交待的“嘉熙丁酉仲夏”的时间来看,故事发生在宋理宗时的1237年,此时离宋王朝的彻底灭亡只剩43年。相对于北宋而言,南宋失去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中原广大地区,只算偏 ),更安一隅,而且还经常遭到金兵的追袭。金被蒙古灭后(1234年加弱小的南宋面对的是更加强大的蒙古铁骑。而此时的南宋却是权奸当道、政局昏乱,随时有亡国亡种的危险。面对内外交困的危机现状,那些有识之士的焦虑之情可想而知。《兜离国》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但昏乱的国内政局使其献策无缘,报国无路,只能借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想。 在《兜离国》中,周生因梦而得见大王,参政议政。并因不满皇帝所拜之相而上书言事,阐述治乱之道理,宰相之重要。他把治乱之源归为治国者或参与治国者的个人道德品质,即是君子之政还是小人之政,“治乱之分,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政,未足以胜百小人之奸;一小人之奸,深足以干千百君子之政。”这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表述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士,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道理一致。封建王朝虽然是帝王政治,但小人预政,足可以使国破家败。因此“植治之阶,浚乱之源,系乎人君用舍之顷,一穗不容间尔”,“相国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国之相位也,任之匪人,乱源立见”。贤相可以兴国, 而奸相则祸国殃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带来贞观之治。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取得开元盛世,而以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却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的教训,对于喜读史书的宋人来说永远记忆犹新。因此对皇帝将要任命奸相,周生极为震惊,出于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他慷慨陈词,指出屈曲蘖的罪恶,“其人也蛊毒百端,狐媚万状,内藉宫掖之援,外肆溪壑之求”。但是周生的直言急谏却遭大王斥责,并让他离开此地,放逐回乡。周生的遭遇反映了忠臣往往不能为用的社会现实。 何光所刻画的入梦上书谏君,出梦后离世访山的周生形象,是宋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宋人文学观念的体现。王安石提倡“文需有补于世”,张邦基认为“小说亦需有补于世”。在宋人“补世”的文学观和南宋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双重观照下,使何光的《兜离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故事将发生的时间限定在嘉熙丁酉(1237)年,即理宗14年,就充分显示了作品的现实感。文中指斥当朝宰相,“尝领郡寄,视版籍如蒙氈”,“上以误殿下,下以误苍生”,“士为废书,商为罢市”,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南宋为权相政治,从光宗到理宗,韩佗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执掌大权。韩为固己之位而草草发兵伐金,不但失败,且“蜀口,汉、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胜计,公私之力大屈”,“兵端一起,南北生灵,强者殒于锋刃,弱者填于沟壑,流离冻饿,骨肉离散”。其“夤缘肺腑,窃弄大权;蒙蔽圣明,擅作威福;首引群枉,分布要途,排沮忠臣,陷之大戮”的罪行令众臣愤 怒。史弥远为相26年,“擅权用事,专任憸壬”,“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而作为外戚的贾似道更是“酷嗜宝玩,建多宝阁”,“言路断绝,威福肆行”,“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但皇帝却对这些权臣宠爱有加,除了韩被杀外,史、贾不但长期为相,且备受皇帝庇护。因此南宋人民不仅要外受金、元侵略之惊吓,且还要内遭权奸误国、民生凋敝之悲哀。面对奸相祸国的现实和皇帝的昏愦无能,何光以梦之形式来加以指责。而周生被国君放逐的结局,又显示出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 何光虽然借用“黄粱梦”的外壳,让周生在梦中做了大官,参与了国家政治,离开了“粥鱼斋鼓,荒凉萧寺”的困境,享受着“华丽奇巧,服御光生”的生活,但相较于卢生的姬妾罗列、钟鸣鼎食,卢子的平步青云、历任台阁,周生的富贵就显得卑微而纤弱。因为何光的感情基调本不在享乐,而重在借梦以实现谈国事、斥时弊的愿望,因此“黄粱美梦”的题材在宋人笔下开始变得凝重、悲凉。虽然没有了梦中的热闹、奢华,但那关心时政,希望国家强盛的呼声和忧国忧民之心却更值得后人敬慕。 三、幽愤讥刺,劝善惩恶 明清时期,文人们更加热衷于“黄粱美梦”,此类题材在小说、戏曲中都有突出表现。在小说方面,凌漾初的《二刻拍案惊奇?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续黄粱》,虽然继承了“黄粱梦”的外壳,但却更加偏离了它的原旨,并进一 步反映出新的时代风尚和作者的感情倾向。 凌濛初的“二拍”以宣扬因果报应和命运天定为宗旨,时刻不忘以“果报”思想劝诫世人行善积德、听从天命。《田舍翁时时经 理,牧童儿夜夜尊荣》一篇就是借“黄粱美梦”之形式来宣传这一思想。在此篇开头便言:“人生富贵荣华,常防翻覆,不足凭恃。劳生扰扰,巴前算后,每怀不足之心,空白了头没用处,不如随缘过日的好。”以此奉劝世人听天由命。“古人寓言,做着《邯郸梦记》、《樱桃梦记》,尽是说那富贵繁荣,直同梦境。却是一个人做得一个梦了却一生,不如庄子所说那牧童做梦,日里是本相,夜里做王公,如此一世,更为奇特。”明确表明他的故事与《枕中记》、《樱桃青衣》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挥和改变。 此篇的主人公寄儿是个替土财主莫翁放牧的牧童,遇见了一位道士教他一句口诀,并告诉他只要睡前念上百遍“婆珊婆演底”,便可以梦中游乐地。果然一字不识的寄儿在梦中摇身成为儒生,并通过贿赂掌文者而被授为著作郎,占尽风光,然而一梦醒来却仍在草铺。后来美梦越做越大,在梦中主文柄、尚公主、封侯爵、加九锡,而白天却处在贫穷和劳累之中。昼夜处境的极大反差使他决定不再念咒语。此后便夜做噩梦,受尽惊吓,而在白天却无意中得到无数的金银钱财。当他在白天享受着金钱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在夜间经历着数不尽的灾难折磨。最后道人再次出现,讲出“前见汝苦恼不过,故使汝梦中快活。汝今日间要享富贵,晚间宜享恐怖,此乃一定之理。人世有好必有歉,有荣华必有销歇”的道理,最后度牧 童入山修道而去。 道士所讲的荣辱相间的道理其实就是凌漾初对人生的看法。这种观点与“二拍”的其它故事所宣扬的精神一致。凌漾初在感悟生活的基础上,翻新了“黄粱梦”的题材,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它让人们明白富贵与贫穷相辅相成,在命运面前最好随缘,要想抛却所有烦恼,学道入山是最好的途径。这种虚无的生活态度在冯梦龙的“三言”中亦屡有体现,在明清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反映。《金瓶梅》中西门庆之子官哥舍入寺院,《桃花扇》中侯方域披发入山,以及《红楼梦》中贾宝玉出家,都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文人创作中的虚无感和幻灭感。这种普遍的情感是文人们在复杂而又黑暗的现实面前无所适从,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一种解脱方式。 明清文人对当时的社会怀有强烈的不满。凌漾初之流的随缘无为思想是表达这种不满的一种方式,而蒲松龄则用更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 清初的蒲松龄,以发愤著书为宗旨,将满腔的热情和感情都倾注在《聊斋志异》中。他有感于时人仰慕高位,渴望过上“宫室妻妾”的富贵生活的思想现状,而步《枕中记》之后尘,创作了《续黄粱》。 《续黄粱》的主人公是高捷南宫的新贵一曾孝廉。他得到星者“宰相之运”的预卜后便趾高气昂,马上许诺若得宰相即提拔姻戚。果在梦中被拜为太师,居“绘栋雕榱”之宅,日事笙歌,管官员黜陟,纳赂填欲,富贵到极点,却突遇龙图学士包上书揭露其罪恶而被抄家充军。又入地狱遭受酷刑,托生为乞女,做妾受虐,被诬告而死。 蒲松龄以曾孝廉的梦中经历,表达了自己对名利、善恶的看法。蒲松龄和《兜离国》中的周生一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政权的实际操作者——当朝宰相。梦中的曾孝廉没有任何治国良方,却被天子委以重任,把持官员升迁,任人以亲不以才。强纳民女充媵妾,霸占他人财产。尽情贪欲,纵情享受。龙图学士包的上疏,以四百余言斥其罪恶。《兜离国》中有贤、奸二相,而蒲松龄笔下只有权奸,只有丑恶,这充分显示了他对当权者的极度失望。这种宰相形象是他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总结。明清两代全以八股取士,以固定程式束缚士人思想行为。因此才华横溢、深谙吏事的蒲松龄屡屡应试不第、报国无门,而靠八股走上仕途的官员却以享乐贪贿来弥补自己的寒窗之苦。官场上贪贿成风,即使皇帝用“剥皮实草”、腰斩等酷刑也不能禁止此风。 蒲松龄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却无权亦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只能让曾孝廉受酷刑、地狱冤报,来表达自己对这些人的愤慨,并希望以此来警告权臣,作恶多端必遭报应。 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当权者对士人进行严厉控制的各种制度已走向极致,读书人要想有所作为,只能走科举入仕之路。如果不中科举,又没有高贵的门第,即使胸有万策亦毫无用处。蒲松龄就深受科举之害。他终生奔波,但由于“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的耿直性格和考场上的几次失误,使他总与得第失之交臂,终生无报国之路。“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终生过着“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的苦寂书馆生活。曲折 困顿遭遇使他认清了社会,认清了官场。他熟读书史,历览前朝宰辅败家丧身之由,目睹现实,看尽了当时权臣的贪贿恶斗。前朝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促使他秉笔直书,揭露官场之恶、权相之恶。但是作为正直的、有理想的读书人,蒲松龄又希望能改变历来官宰作恶的状况。因此他极力描写了曾生被罢官后穷途末路之凄凉境况,并以地狱毒刑施诸于其身,以轮回报应让他后世遭罪。这些惩罚手段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又是多么令人无奈。 “福善祸淫,天之常道”,这是蒲松龄的善恶是非观,也是他对黄粱梦的全新阐释。“花面逢迎,世情如鬼”,书生的感慨和无奈在蒲松龄的笔下力透纸背。 《枕中记》开创了书生对富贵功名幻想的先河,从此唐代的书生在枕中、在蚁穴、在梦中享受着一番官场得意、繁华奢侈的生活,使文人的世俗理想得到了最大满足。这时的书生是乐观的、放纵的、充满激情的。虽然他们在梦醒后认为人生如梦,似乎看透了生活的荒谬,但实际上作家们乐此不疲地描写相同境遇,这正是作者对梦中生活充满渴望的最好解释。注重务实、希望有补于世的宋代儒生运用梦中畅欲抒怀的表现方式,借以抨击国政,为君王献言献策,希望能改变国运。这时的书生愤世而不弃世,他们仍对政治充满幻想。而遭遇坎坷、历尽磨难的蒲松龄则看透了帝王政治,看惯了官场腐败,对宰辅只有痛恨,只有批判。出于小人物卑微的理想,他希望能有善恶之报,以此来警醒恶官,改变腐败的吏治。这则显示出穷途末路时书生的无奈和感慨。蒲松龄使“黄粱梦”题材在内容 和形式上都达到了最完美的地步,融唐人“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和宋人“文须有补于世的”的传统于一体,想象和现实充分结合,达到了思想上的顶峰,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小说的趣味性,成了抨击现实的工具。这也使“黄粱美梦”的题材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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