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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启蒙主义觉醒
——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认识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分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
西方
启蒙思潮在中国得以传播，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一直闭锁的国门，动摇了国人长期以来的“天朝上国”的观念，他们开始把中国摆进世界格局中进行对比，也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劣势。爱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探寻民族解放之路，救亡之路。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以启蒙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反礼教、反专制、反迷信，并大胆地提出张扬个性，为人的个体存在争取地位。
“人的觉醒”成为了“五四”先驱们的精神信仰。“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人的现代价值的重建运动，否定“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自我价值成为了“五四”时代人们所推崇的现代伦理，因而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
在文学领域里，“五四”先驱们意识到:“白话”的语言价值和伦理学领域里普通人的“人”的价值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语言观念上的是否尊重白话，直接反映着伦理观念上的是否平等，从而赋予白话文运动以深刻的现代意识。
从此，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再现现世人生的百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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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非人的”生活境况的批判和理想人生的向往，“人的文学”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最重要的理论话语和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人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关键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判的“现代性”标志。此后的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和创造社的“自我表现”的文学观，认为“表现自我”的欲望和冲动是文学活动的基本动力，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鼓励文学多元化发展发展。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启蒙主义的要求。
在倡导人的解放及其自由的同时，五四启蒙并没有简单重复西方启蒙运动的道路，而是
把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立人”与“立国”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作为东方封建大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封建思想对个性的压抑，因而自觉学习吸收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推崇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挥个性，表现自己”的“立人”作为文学的宗旨;另一方面，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五四”先驱们又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国家落后、民族积弱造成的时代痛苦，感受到封建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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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大民众从精神到肉体的严重摧残，期望人民早日从贫穷和愚昧中觉醒过来。可面对国人的现状，鲁迅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只得以冷峻的笔融，描写国民的麻木、冷漠、愚昧、落后等的病态状况，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创作态度描写那些“向来就没有斗争过的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当他们面临整个社会腐朽黑暗之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逐渐将斗争视野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立国”。
百年前鲁迅曾经预言:“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是前驱者们的伟大理想，而“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当代文学只有时刻不忘“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使命，才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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