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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教参).doc

第1课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教参)

张小黛
2019-06-1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第1课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教参)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第课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课文注释儒家关于“礼”、“仁”、“义”的学说儒家学说中的“礼”,是指一种特定的行为规范。孔子非常推崇西周的典章制度,认为因革于夏礼和殷礼的周礼最为完善,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以他说的“礼”往往专指周礼。儒家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动乱,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欲横流,名份紊乱。要纠正时弊,最可靠的手段就是重建周礼的权威。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要求以周礼来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而维护周礼,必须从“正名”入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正名”就是要辨正礼制等级的名称和名份,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使人人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特定位置,控制自己的“欲”,不超出“名份”所规定的范围,从而消除争乱。按照儒家的阐释,“礼”的内涵极为丰富。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礼”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细致入微地规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义务。“礼”承认每一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认为每一个体在获得一份生活资料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确立了一个个安份的“细胞”。但是,“礼”也极大地限制、摧残了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造欲望,在严格的社会名份的重压之下,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上述双重性,对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塑成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以及安贫乐道、因循保守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儒家学说中,“仁”为其思想核心。孔子即声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仁”的概念,古已有之,最初的含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关系。如《尚书·金滕》中有“予仁若考能”之句,《诗经·郑风·叔于田》中有“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之句。至春秋时期,“仁”一词的使用已十分广泛,其涵义也更加丰富,涉及政治、道德、事功等多个层面。孔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仁学”体系,以此作为儒学的思想核心。《论语》中,“仁”出现的频率很高,达百次之多。据孔子自己解释,“仁”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也解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可见,儒家所说的“仁”,最基本的含义是指血缘纽带下的人与人的“相亲相爱”。儒家认为,仁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如果说“礼”是行为的尺度,是人生的手段,那么“仁”就是行为的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因此“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保守,他极力维护的是日益瓦解的宗法制度。不过,孔子学说的最精妙之处在于以“仁”释“礼”,其基本方法是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要求,从整顿人的社会性中最基本、最一般、最亲爱的家庭关系入手,讲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并以家国同构的精神推而广之,以求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理想状况。这种由血统至政统再至道统的思想途径,深刻启发了后世儒者,从而形成一整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先由社会政治收缩为家庭人伦,再由家庭人伦推广到社会政治,完成这样一次往返之后,“仁学”便因其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最贴近、最亲密的血亲观念之上,从而获得较其他学派更为可靠而巩固的地位。儒家还提出“义”的概念,作为价值判断的准绳。凡是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的行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也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行其义”就必须使一切言行举止与“礼”所规定的社会等级名份,以及成文、不成文的传统观念相符合,惟有如此,才能达到价值判断意义上“善”的要求,否则,“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义”与“善”近乎同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孔子一生不问有利无利,只问合义不合义。合于义,即为真、善、美不合于义,即为伪、恶、丑。孟子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并以“君子犯义”与“小人犯刑”相提并论。在孟子的主张中,“义”已被推向极端,所以“舍生取义”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历史上的“义利之辨”义,指道义利,指利益、功利。关于二者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各思想学派曾持有不同的观点,进行过长期的争辩,思想史上称之为“义利之辨”。原本在孔子的思想中,义作为价值判断的准绳,并不是与利益、功利绝对对立的东西,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但经过孟子,尤其是西汉董仲舒的推衍,义与利便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如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也明确指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话称:“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此,义利之辨成为有关人生价值观的争论焦点。先秦诸子中,墨子重利,但也“贵义”,《墨经》说:“义,利也。”墨子三表中,最重要的第三表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法家韩非也注重功利,称:“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所以“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韩非子·奸劫弑臣》)儒家学者,尤其是孟子、董仲舒等,则主张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尚义排利。汉代盐铁之议,以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余人为一方,以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为另一方,曾在义、利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前者主张“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后者“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后来桓宽著《盐铁论》,以为二者“或上仁义,或务权利”,是一次关于义利问题的大辩论。宋代理学家对义利之辨,极为关注。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遗书·师训》)朱熹也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全书·学四》),可见,程朱基本上承袭了董仲舒的观点。不过,儒家学者还有其他的观点。一是荀子、张载、程颐等人,他们都以义为重,但不绝对排斥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一是李觏、陈亮、叶适等人,他们认为若无功利,道义便是无用之虚语。清初的颜元则明确提出义利统一的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所以要“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学说孟子(约公元前前)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将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四项,又将人伦关系概括为五项,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仁、义、礼、智四项中,仁、义尤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若人人皆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就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为说明上述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认为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为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认为“士”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若遇到严峻考验,则应“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孟子还将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强调道德修养是实行善政的根本。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中提出的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就是据孟子的思想发展而来。在政治思想上,孟子继承孔子“仁”的观念和德治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学说。他将“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力图在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上,蒙上一层血缘亲情的外衣,以缓和社会矛盾。他既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并对尊卑加以严格区分又将上下尊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象父母一样关心民众疾苦,民众应象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从统治者。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状况,若统治者实行仁政,便可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护若不顾民众死活,推行虐政,必将失去民心而成为独夫民贼,被民众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的是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一思想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情况,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经验,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民心向背是关乎天下得失的关键问题。他有关仁政的具体措施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轻刑薄赋,制民以产。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实行井田制,给农户一定田产,使其自给自足。“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若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自然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君主的统治就可平安无事。其二,听政于国民。孟子认为,君主应注意倾听民众的意见,用人得当,刑赏有度,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其三,与民同乐。孟子建议君主“与百姓同乐”“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使百姓“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使百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当然不是让君主的生活下降至百姓的水平,只是提醒君主要顾及百姓的生活需要,以此争取民心,进而稳固统治。孟子的仁政学说达到了先秦民本思想的顶峰。对照商代末年一切以君为本的暴虐统治,显然是极大的历史进步。然而,所谓“民本”,其含义仍是,民为政治之本,民为统治之本,说到底,只是有识之士提出的一种比较明智的建议,其根本的出发点仍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因此,与近代西方倡导的“民主”不可同日而语。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思想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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