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近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约稿、由我与童杰、陈鑫合作完成的《文史通义》选译本出版，此为前言，供大家参考。 在中国史学史上，前有唐朝中叶的刘知几《史通》，后有清朝中叶的章学诚《文史通义》，可以并称为两大史学理论代表作，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大阶段性成果。 1、章学诚其人 对于大众来说，已经过世三百多年的章学诚，是一个陌生的人名符号。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 。享年64岁。章学诚的祖籍地在会稽县道墟镇，这是一个章姓集中的村落。1950年，会稽县并入绍兴县，道墟镇划归上虞市，故而2005年在上虞市道墟镇开辟了一个章学诚纪念室。不过，章学诚家自从祖父章镳开始，就已经迁居绍兴城中大禅法弄，他就出生于此。章学诚晚年归乡，“卜居城南”，以平生积蓄购得老屋数间，继续从事著述。故居在绍兴城中的塔山北麓，坐南朝北，两进三开间，前进平屋，后进楼房，辟为“滃云山房”藏书楼，藏书5万余卷。2002年，章学诚故居已经恢复，对外开放。 绍兴是中国进士之乡，明代有“天下人才出浙江，浙江人才出绍兴”之谚，可见一斑。生于进士之乡，绍兴人自然热衷科举考试。章学诚家就是一个读书家庭，经过几代积累，到了其父亲章镳时代，终于考取进士。不过，清代官场僧多粥少现象严重。章镳虽然早在乾隆七年(1742)中了进士，但直到十六年(1751)，才分配到一个知县名额。于是，随父母来到了湖北德安府应城县。这一去，就是四十多年，客居他乡。 章学诚少时体弱多病，自称“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 ，是个不折不扣的“笨小孩”。直到十五六岁以后，才仿佛在读书上开了窍，那时他已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尽管章氏少时并没表现出过人的天赋，然二十三四岁时就提出了“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这样的卓见。 章镳不善做官，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就被免了官。罢官后，因家贫，竟然无法返乡，只得留居当地。章学诚虽不喜欢举业，但在当时又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乾隆二十七年(1762)，章学诚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不谙世故，屡屡受挫。乾隆三十三年(1768)，父亲病死。此后，全家迁居北京。乾隆四十三年(1778)，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已经41岁。天津博物馆藏有乾隆四十三年章学诚殿试卷，上书:“臣章学诚年三十九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由副榜贡生，应乾隆四十二年乡试，中式，由举人应乾隆四十三年会试，中式。今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并所习经书开具于后:曾祖匡义，祖如璋，父镳，习《易经》。”这里提及了曾祖名章匡义，习《易经》，这是前人不曾提及的。 章学诚虽中了进士，然而自知性格与社会不合，不敢走仕途之路，直到逝世，都以教书、编志与著述为生。由于没有入仕，没有固定的收入，导致他一生为生存而奔波。四处应聘、漂泊无止的生活，使他不时面对家庭经济的危机。他曾在一封书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拮据:“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家有十人，可见家庭经济压力不小。面对这样的生活，章学诚有时候感到万念俱灰，失去做人的乐趣。 不过，尽管一生都在“车尘马足之间”劳顿奔波，章学诚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他参与编修或主修过《天门县志》、《顺天府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史学理论著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还有 目录学巨著《史籍考》等。 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在穷困潦倒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由于贫穷，也由于不合时宜，他的著作在生前只付梓了几卷，此为《文史通义》自刻本。去世前，他曾将手稿托付给同乡萧山友人王宗炎(1755-1826)，请其代为编订。由于多种因素，王宗炎的编订工作进展缓慢。到道光六年(1826)王宗炎辞世时，完成了《实斋文集》16册。临终前，王氏将文稿归还章学诚长子。不久，又入次子章华绂手，录得副本16册。不久，又入章学诚四子章华练手，今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道光十二年(1832)，《文史通义》首刊于河南开封，后人称为“大梁本”。章学诚遗稿后来为嘉兴沈曾植(1850-1922)所得。 章学诚的受人重视，是20世纪20世纪的事。日本学人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曾9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在1902年秋的访问中，内藤湖南接触到了章学诚的著作。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内藤湖南对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发表了《章实斋年谱》(1920)。日本学人的章学诚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学人对章学诚的关注。胡适撰写了更为详细的《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文中不仅考证了章氏的生平和交游，并摘录章氏著作中材料，对其学术思想进行阐述。梁启超虽然没有专文，但《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甚推许章学诚。上述三人登高一呼，其后国人纷纷重视章学诚研究。 学界对章学诚的重视，促进了其作品的刊刻工作。1920年，浙江图书馆根据徐氏钞本《章氏遗书》，刊刻于世。1922年，湖州藏书家刘承干从沈氏手中得到文稿，由嘉业堂出版刊行《章氏遗书》，此时距章学诚辞世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此，一位长时间不为重视的杰出学者，才又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章学诚遗书》，为目前较全之本。1993年，仓修良编纂出版了《文史通义新编》，为目前较全的《文史通义》版本。此外，更为全面的《章学诚全集》，也正在编纂之中。 2、章学诚的学术贡献 要理解章学诚的学术贡献，得从时代学术风气的对比中加以解读。 顺治、康熙时代，学人治学有自己的学术灵魂、学术主旨，那就是经世致用。顾炎武的《日知录》从形式上看，是一部札记汇编，但其中倾注了作者的经世致用主旨。雍正、乾隆初期的全祖望，固然注重文献考据之学，但他也有其学术灵魂。但到乾、嘉时代，学风明显不同，人人竞言考据，崇尚博雅，为学贪多、炫博，认为一物不知，是儒者之耻;考索只管旁征博引，不管义理当否，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让人折服;纂述只管详尽备列各说，不管有无矛盾。他们说这是王应麟、顾炎武两位大师教导的。至于王、顾的学术灵魂，他们则搁置一边。大师当年的治学手段，现在成了他们的治学目的。为考据而考据，没有更高一层的目标。章学诚虽生当乾嘉考据盛世，但却能不为时风所动，以做大学问为己任，试图找回清初大师的学术灵魂，开创新的学风。 章学诚对考据时风进行了猛烈批判。针对汉学洋洋自得的考据、博雅习尚，章学诚一针见血地说，考据不成家，博雅仅是“求知之功力”，绝不是“成家之学术”。他认为，考据、札记是治学之阶梯，积久贯通后可以成为学问，但本身绝不是学问。博采是做学问的物质基础，但不能为博而博，想样样精通，读遍天下之书，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博必须深入到专、约，才能将所学知识串连起来，也才能有所创新。他觉得治汉学者分析过细，过于繁琐，只有一些小心得，缺乏会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在批判旧学风基础上，章学诚明确主张改变旧学风。他对学风的演变规律作了理性的思考，认为学风的演变，是一个新陈代谢过程。作为一个高明的学人，“不宜以风气为重轻”，而应“持世”，救正时风，创造出新的学风来。宋学空谈，但治汉学又征引太多，他的主张 是兼采汉宋，“识大意”、“知大体”，加强宏观性、理论性研究，从整体上去领会、把握前人著述中的精神内核，“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章氏遗书》卷29《又与正甫论文》)。 章氏一生，以做大学问为己任。所谓大学问，是指在理论上有创新、能自成体系的学问。贵专家、贵创造发明，力图在理论上“自成一家之言”，是章氏治学的最高奋斗目标。从以后的治学实践来看，章氏的奋斗目标基本是实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基础，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仓修良《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史学史研究》1994年2期)。 史学是章学诚的特长。这点他很得意，自言“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章氏史学的特点是“贵其著述成家”。提倡写著作，这是他在史学上最高明的见解。所谓著作，是指在观点、村料、体例上有独创的史著。又称“独断”、“撰述”。著作是相对比次、考索而言的。比次又称记注，是指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选辑和汇编原始资料之书。考索就是考订、札记一类史著。这是从学术研究、学术价值角度立论的。从学术角度，将天下史著区分为三个档次，是一种十分高明的认识。这对当时那些成天“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朴学家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章氏的著作论，为史学的科学化指明了方向。 章氏史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写著作展开的。他认为，只有史义、史德、史体、史事、史文有机结合的史著，才可称著作。他用人身比喻说:“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义，事、文三个概念，是孟子概括《春秋》旨意时提出的。章学诚借助这些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构筑了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 史义，又称史意，相当于今天所言的历史观。章氏认为“史所贵者，义也”(《中德》)。何谓义,义是“史家著作之微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是一书之“精神”。有义，“书始成家”。具体地说，高明的史义应能“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四《答客问上》)。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多讲史法，不太讲史义，章氏重视史义，把史义置于首位，主张以史义指导修史实践，说明到了封建社会末叶，史学的科学性已提上议事日程。 史德。史学是一种主体通过史料中介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主体素质关乎史学认识的水平，所以，传统史学自刘勰、刘知几以来，一直重视这个问题。刘知几有著名的才、学、识“三长”说，刘知几以后，曾巩、揭傒斯、胡应麟等人力图完善刘氏理论，纷纷提出了“心术”、“直笔”、“公心”诸概念。章学诚结合当时现实，对扬、胡诸人的概念作了进一步提炼，明确提出了“史德”概念。且对“四长”位置作了重新排列，以史识、史德置于首、二位，史才、史学次之。 史体。体例是反映历史内容的形式，形式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一部史著的水平。要写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著，没有好的体例是不行的。中国传统的史体，到宋代已臻完善，但没有停止史体革新的脚步。明中叶以来，史家仍在努力探索新史体，曾出现过种种新的综合性史体，只是没有为后人认可、接受而已。章学诚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史体革新者，他曾“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书而删书志之名”(《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邵二玄论修宋史书》)设计过一种新综合史体。章氏新纪传体有四部分:纪，相当编年史，是纲;传，伸编年之详，用纪事本末法，或书人，或述事，灵活多变;图，专门写天象、地形、舆服、仪器等难以用文字说明者;表，排列难以稽检，难以详写的人事。章氏的新史体，曾在修《湖北通志》时实践过。史料上，提倡“六经皆史”，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 林，皆是史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报孙渊如书》)。这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 章氏贵著述，最终归结点是提倡修通史。他认为通史便于阐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他作《释通》篇，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前人对宋代郑樵《通志》议论纷纷，章氏则从郑樵承古通史家风角度，给予郑樵很高的评价。 章学诚晚年的思考进入到了历史哲学思考层面，这是其伟大之处。章氏史学理论，代表了中国传统封建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准。从某种意义上，他是封建旧史学的殿军。 3、《文史通义》其书 《文史通义》应是一部仿《史通》而编的、有一定体系的、能成一家之言的论文集汇编。据其自已的设想，分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 史”的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学术的著作。由于它是“文”“ 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文史通义》的命名，先标“文史”，突出地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要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及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并且亮明旗帜，归结为“义”，即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点;其方法则是古今上下贯通，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之“通识”。由此可知，此书更像是传统国学的通论。 当然《文史通义》也有着其局限性。首先，《文史通义》为评论体，其中有些问题因立论过于偏激，言过其实之处不少。书中对郑樵的《通志》捧得过高，而对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贬得过低。其次，《文史通义》没有一个严格的著述义例，大多是应时借题而作，尤其是外篇，更是以随感等形式发挥自己的学术主张，故内容庞杂，组织松弛。 4、本选译的说明 对新手来说，《文史通义》绝对是一部难读的书，所以，得有注释本作为参考。本选译正为此而设。关于本选译本，作此三点说明。 选文顺序，根据仓修良编纂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涉及了文、史、方志三大领域。 继承了前人题解传统。《文史通义全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为方便读者理解，均有解题。本书继承了他们的成果，略作简化而已。 重在解释型注释。《文史通义》的注释，始于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再于严杰、武秀成《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三于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三种注释，风格不一。《文史通义校注》偏重学术性注解，重在让人了解典故与句子的来源，文字的校勘。这种风格，是清人注释《困学纪闻》风格。《文史通义全译》除了继承《文史通义校注》风格外，更重视难懂词句的注释，这是由其普及风格决定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则偏重人名、书名的注释，而省略难懂词句的注释。这些注释，可称为学术型注释。本书是国学普及读本，重在大众方便理解，可称为普及型注释或消费型注释。注释的精神是“麻烦一人，方便众人”，得让大家读得懂。本书在以上三部注释本基础上，朝前走了一步，一是保留了部分人名、书名、典故的解释，删除了普通读者不太关注的文句来源注;二是加大了难懂词汇的解释;三是纠正了前人部分错误的解释。总之，以方便初级水平以上读者阅读理解为基准。 尽量提升翻译质量。翻译是建立在内容理解基础上的，理解越深，翻译越好。也只有对其上下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才能表达出合适的意思。《文史通义全译》是目前最好的《文史通义》翻译版本，这既提供了方便，也出了难题。有了前人的译本，如何再做新的 译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遇见过的难题。从知识的生产来说，要弄得与别人不一样，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求异是为了表达的更为精确。追求不同，会逼迫着人有不同的表达，从而有可能出现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只要仔细研究，相信是可以发现一些新的表达方式的。通过实践认识到，对于新手来说，必须先抛开前人的译本，直接研读原文，进行翻译。否则，直接参考前人译本，思维容易被框住，陷入前人的成译。等翻译好以后，才可以参照前人译本，进行损益，使之更好。可惜，我们缺乏经验，仍是走了弯路。我在二稿基础上，对照《文史通义全译》，逐字逐句地作了深入的研究，对译文作了局部的修订，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增减词句，使之更为简练;更换表达方式，使之更为通顺;吸收了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深化了部分高难度句子的翻译，提升了翻译质量;在技术层面，原文自注的翻译放进了括号内。翻译也不能完全直译，得对个别结构作一些调整。毕竟，古今汉语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完全直译，就会有一点别扭。 注释、翻译工作也是一种研究，得费时间琢磨，得参考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特别要感谢严杰、武秀成两位先生的辛勤工作，提升了学界对《文史通义》一书的理解，使本书的注译工作省了不少力气。本书的注释、翻译在他们基础上作了一些补正工作，但这些微小的新思考，必须仔细比对才会发现，在此也不能一一罗列。当然，仍有一些难点，如《书教中》之《策府议林》一书，作者与时代问题就解决不了，尚希后来者继续努力。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注释、翻译稿，仍可窥见《文史通义全译》的影子，这是我相当不安的，希望得到严杰、武秀成两位先生的谅解。 钱茂伟 2011年11月于宁波大学 《文史通义》 编辑词条 目录 1 基本信息 2 作者简介 3 图书目的 4 专家点评 5 思想体现 6 内容简介 7 图书目录 8 文本选读 1 基本信息 书名:《文史通义》 作者:章学诚类型:史学理论 成书时间:清嘉庆六年(1801年) 2 作者简介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 “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因“二三当事，猥以执笔见推”，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学诚用是喟然谢去，非无所见而然也。昔李翱尝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几至三代两汉，而史才曾无一人堪与范蔚宗、陈承祚抗行者，以为叹息。夫古人家法，沈约以前，存者什五，子显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监领，一变马班以来专门之业，人才不敌陈、范，固其势也。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如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喏，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龉不入，良可伤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刘知几，字子元，是唐朝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曾在史官中任事多年，后因忍受不了史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嫉贤妒能的腐朽官僚体制，愤然离去，退撰《史通》，于是成为一代史学名著。章学诚在这里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 关于《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年代，章学诚未曾明确说过，但还是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行迹和言谈推断出来。 在上面给朱春浦的这封信中，章学诚还说道:“出都以来，作为《文史通义》。”这表明《文史通义》一书的动笔时间，应当在他出都后不久。根据他信中说明的情况，章学诚是在出都的次年写的《文史通义》，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章学诚离开故乡是1753年，则《文史通义》的动笔时间应当是1772年，章学诚时年35岁。 由于章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可见，《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35岁起，至他64岁逝世时止，共历时29年。但严格说来，仍没有写完。 3 图书目的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此外，他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 “史所贵者义也。”在《中郑》篇中说:“史 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文史通义》命名来源。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4 专家点评 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也是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的。自清初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之后，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至乾嘉时代，考据学者们终日埋头典籍，不问世事，竟为无用的鱼虫之学。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明人无本空谈的一个极端又走到了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了，因而对考据学风应当有所矫正，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时， 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表明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也有矫正时下考据学风之意。 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高峰，后人若要赶上或超过他，就必须寻找到前人遗留下的空隙，并以此为突破口，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决不能走前人走过的路。当章学诚青年时就在史学理论方面崭露头角，人们把他与刘知几相比，他不但不高兴，反而辩驳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正是因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大力倡导史意，言刘知几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起第二个高峰，真正能够做到与刘知几比肩齐名，否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及刘知几的。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他在《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个目的。此外，还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这类意思。所谓“校雠”，不仅局限于核对书籍、厘正错误的一般校勘性工作，更主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校雠通义》的序文中，曾对这一词语做过界定: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他为校雠这一词所做的定义在《文史通义》一书中，自然也得到了印证。如他在《与严冬友侍读》一文中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其中最主要的是史学著作。他在《上朱中堂世叔王书》一文中说:“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辩也。”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开《文史通义》，察看其篇目内容，便可一目了然。据此，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或史学理论著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定义又有失偏颇。因为《文史通义》一书也包括对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的品评和校雠。章学诚在《上钱辛楣官詹书》一文中明确指出，校雠不但包括史，也包括文。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他是浙东史学的殿军，继承并发展了浙东史学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他认为，著史如果不切合当时人事，便没有资格谈论史学。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5 思想体现 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这点前文已有论述。 再次，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 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文史通义》还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78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 6 内容简介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又增《补遗》8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 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 龟酢?炅谑拢?汀岸?ぁ保?淳呒舨谩?骷曳ǎ?奶氐悖?绕涑圃尴裰i?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7 图书目录 卷一内篇一 卷二内篇二 卷三内篇三 卷四内篇四 卷五内篇五 卷六外篇一 卷七外篇二 卷八外篇三 8 文本选读 ?文德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 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於先，而司马再误於其後，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於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於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於西晋，司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於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後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於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於稼穑也。夫识生於心也，才出於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於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於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於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余幼学於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 有一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後，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後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後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後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 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後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後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後，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 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於《後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後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後，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於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於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後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後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书，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後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 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闇，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後於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後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於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讫於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後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馀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馀卷耳。) 至於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 ，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後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钜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於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於世。盖方策体重，不如後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於离合之外，又无关於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於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於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於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後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孔子生於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与功，皆不相袭， 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後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後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诟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 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乎,盖人皆听命於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於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後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 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法，无异梓人之惎琢雕，红女之传絺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於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於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於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後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後，书必数倍於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13k4j国k1jda学iuf57网97n67 学问之於身心，犹饥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异於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於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人，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 年，亦犹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於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徵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於啾啾之鸣也。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画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徵也。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後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