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和而不同”是一个 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 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实际上在两 “和而不同”在本质上 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就其本意而言，指人际关系，特别是指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关系，这并非难以做到。比如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和而不同”的实现。当然，恰如曹丕在其《典论?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中所言，“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萧公权先生就指出，先秦诸子之间其实是“壁垒森严”，“各立门户，互相攻诋。如墨书以非儒名篇，孟子以拒杨墨为重。申商贱文学身行，老庄讥仁义法术。”[1]可见并非一切都理想。 更值得加以讨论和研究的是第二个层面，即一个国家与社会内在的观念形态之关系，进一步延伸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之关系。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和而不同”总是遭遇困境，理想难以成为现实。 “和而不同”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张力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内在的观念形态之关系上，在漫长的阶级社会历史过程中，不同阶级、阶层的思想其实是难以“和而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统治者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使得他们的思想总是该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谓“调节着”就是对不同思想的修理与管控，统治者总是希望以同达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今天的人们在津津乐道孔子的“和而不 同”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时，而事实上儒家文化经历的是“一阔就变脸”，变了就不讲“和而不同”了。公元前213年，由于齐国出身的博士淳于越不适时宜地建议秦始皇像周朝那样，实行天下分封，引发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儒家思想受到沉重打压。到了汉初，出于构建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董仲舒上书，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至此，儒家思想翻身了，借助极权政治排斥并压制一切其他思想，强行让人民去接受并服从，以话语形式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满足了统治阶级的愿望，具备了一切专制思想的特征。 当然，基于人的主体性差异，人与人的思想观念、此一社会阶层与彼一社会阶层的思想观念，永远是有差异的，思想的改变或改造只能是自觉的，而不能是强迫的。对于“不同”的观念形态，不能简单地拒绝和打压，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专制方式不能存在于现代性社会。因此，“和而不同”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应该说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直至当下，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表述，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算是承认思想状态的现实是“不同”，但是，还是要从“不同”走向“和”，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也说:“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3]“有效整合社会意识”一语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非“和而不同”可以概括，问题在于“和而不同”与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长治久安之间的张力关系，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一直行走在张力关系之中。 西方的伪多元文化主义 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之关系上，“和而不同”的困境同样显而易见。当今世界的奇怪现象是，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并不是高举“民主”旗帜的西方国家，而是西方眼中的“极权国家”， 如中国。 孔子的“和而不同”主张，近些年在中国得到很高的评价，习近平2013年3月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也说，“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各国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尊重，各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4]这都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层面来肯定“和而不同”的，实质上是向强势的西方文化要求东方或者中国的话语权。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国家要高举“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旗帜呢,这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表达的一种反抗。马克思最早论证出，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国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一切都被同化了――本民族的特征不断消失，显示出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全盘西化”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宿命。面对文化同一化，当然只能高举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了，所以，“和而不同”更像弱者的文化哲学。事实上，孔子提出这一主张时，他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 如此便可以理解，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一元文化主义时代的自我救赎之道。由此观察到，西方人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形态之间，他们不喜欢讲什么“多元文化主义”。即使讲，也注定不能自圆其说。1990年代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其实是伪多元文化主义。他一方面承认，“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维护世界和平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另一方面，在西方与美国内部，他祭起的是一元文化主义的法宝，他说:“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 众国，而是联合国。”“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5] 这样，西方人面对内部的一元文化主义主张，很快就解构了他们面向世界的多元文化主义，他们不时告诉世界，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是最好的。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2000年英文版)一书中，以196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建立“争取进步联盟”为例指出，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树立美国的一种身份:美国是一个帮助那些苦苦挣扎中的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仁义之邦”，促使其他国家把美国的行为看成是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传教使命，而实际上不过是使美国对拉美各国的直接干涉“正当化”。也就是说，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并不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有必要，这才有“西方中心主义”一说。 总之，在西方人那里，民主自由作为理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是不可以的，这里，只能“同”而不能“不同”。 历史固然显示出“和而不同”总是在遭遇困境，但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全球，“和而不同”也并非完全不是现实。让这一现实有更大的成长，这就是文明的愿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28. [2]前汉书(卷五十六). [3]新华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2.26. [4]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3.20. [5]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35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