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商

扬州盐商 一、概述 所谓扬州盐商,是指侨寓扬州,或者说坐镇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但究其实,扬州盐商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那么为什么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会选择扬州作为其聚集地呢?这和扬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即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对于扬州盐商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通过垄断市场而低价获得商品、高价出售是他们的创富路径。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37年(1772年),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 1 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在封建社会,盐课是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税源。中国古代的盐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质不外乎专卖制和征税制两种。前者是由国家经营,寓税于价;后者是由商人经营,课税于商。但产运销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在这种严厉管制之下,盐商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说政策就是盐商的生命。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的发韧和衰败,无疑都受到了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性影响。 二、扬州盐商销盐 清代有三大商人集团,山西的票商、广东的进出口商,还有扬州盐商,其中利润最高、实力最为雄厚的还是扬州盐商。但盐的价格却很低廉,盐商又是怎么从价格低廉的食盐中赚得利润呢?这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盐业的运作方式。 从汉朝开始,政府就采取了盐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商人们要想从事盐的买卖,必须得到政府的特别许可,历代王朝都从这项盐业专卖制度中获取了巨额的税收。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要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而从事盐业的经营,就必须获得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引”。 “盐引”俗称“窝子”,是清代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商们获得盐引之后,必须到指定的地区去贩卖食盐,两淮盐区包括6个省,它们是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离扬州不远的仪征是清代两淮盐业的运输集散地,当时这里集中了无数的运输食盐的大小船只,每年4月,两淮盐业的主管官员都要率领各大盐商到这里集中,举行开江大典。从这天起,两淮盐商的盐船便开往湖南、湖北、江西等政府指定的销售地点。 食盐在运销的过程中,必须统一使用官方发放的口袋,每袋称为一引,引是一个计量单位,但时代不同,引和斤的换算比例也有很大差异。 两淮地区是当时中国食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以乾隆朝为例,两淮地区每年核定的食盐运销总量为180万引。以一引364斤计算,180万引就是6500多万斤盐。盐商们在两淮盐场的收购价格为一斤5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为每斤二三十文钱,毛利达到约500%。而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 据统计,除去政府税收、运输、销售的成本,扬州盐商每年实际获利达到75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为4500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的收入相当于清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扬州盐商的运作资本更是达到7500万两,而当时掌管中央政府财政大权户部的库存银两也就是七 八千万两白银。盐商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同时,清政府也获得了大量的税收。 官商协调靠总商 盐业生意未必一本万利,盐商们如果经营不善也会破产,甚至会遭遇灾难。为避免破产的盐商影响政府税收,清政府设立了总商制度。 总商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是盐商们的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代表盐商的利益。在总商制度下,如果有盐商拖欠税收的,就由总商带领其他盐商共同陪补,有了总商,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证。此外,如果政府需要盐商们额外掏腰包的时候,也先通知总商,让总商向下摊派。 三、扬州盐商发展史 扬州盐商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清朝初年他们并非十分富有,但淮扬作为自古赋税重地的地位,使扬州盐商得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极大支持,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一方面,他们受益于国家的引岸制度。当时清政府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扬州盐商所在的两淮盐区,包括了江苏、安徽等六省的大部分地区,且尽是富庶之地,这为他们聚集财富创造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受益于当时在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即政府授予若干资 本雄厚的大盐商以贩盐专利,由其总领盐引,普通盐商不直接享有贩盐专利,而是必须先向政府特许的专商购买盐引,才能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其所纳课由专商代缴,一切经费亦由专商摊派。客观上造成了专商对盐的贩运和销售的垄断,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盐商由盛而衰,尽管也有战争等诸多因数的集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对两淮盐区盐业政策的改变。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起,清政府在两淮盐区逐渐取消特许专商制度,开始推行盐票法,即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四、盐商经济与扬州文化 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厉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需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需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 士和商不再是两不相干的阶层,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与扬州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戴震,父亲是徽州市商,戴震少时曾跟随父亲在外经商。扬州学派中阮元的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轻时有过经商的经历;汪中年轻时是扬州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学商的。当时相继而起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等,都是这一土壤的产物,扬州有广阔的文化市场。 商人,主要是扬州盐商,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使转而向文化发展。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由商人而进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会文化事业,乐于出钱出力。具体的一些人物和活动,已成为扬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如著名的“扬州二马”,“富藏书,喜结交文士”,为学者的撰述提供种种方便,并为他们刻书流传,他们自己也有著作传世,至今为人所称道。盐商们对扬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尤有普遍意义。显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马”之一的马曰琯独力重修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臵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靖间,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修义学一所,供贫家子弟入学。书院学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进入盐商出资兴办的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当时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均隶属于盐运使管辖,以财赋之余培育人才, 教师的待遇亦较他处为优。盐运使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的书院全靠盐商财力支持。这本身就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康熙时命曹寅在扬州主持辑校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乾隆时在扬州汇编《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颁赐的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要由两淮盐运使负责管理,这固然由于扬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艺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种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点,还是借重扬州的财力,主要是盐商的财力。 大造园林在盐商中蔚然成风,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称。现在扬州的园林,多是那时留存下来的。园林风格豪放与婉约兼蓄,创造了一种富有扬州个性的园林文化。 消费的需要带动了消费的产生。当时扬州的茶楼、酒肆、浴室、书场、戏台遍及城乡,在全国首屈一指,形成并逐步丰富了一种消费文化,淮扬菜系臻于成熟,搓背、修脚有了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由满足口腹之欲和人体之需上升为有美学意味的艺术。这又反过来引起人们的休闲兴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饮茶和沐浴),成为普遍的生活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精致来。 扬州经济在扬州文化上的体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扬州是交通发达的地区。隋唐以来,由于运河的开凿和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和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优越的交通地理 位臵,造成了扬州经济的繁荣和发达,促进了扬州与国内外文化的交流 五、盐商代表人物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旌德县江村人。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终年69岁。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江演幼年时即与其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江春22岁参加乡试考举人,名落孙山后去扬州协助父亲经营盐业,父死后不久,继为总商,并由江春之侄江昉协助江春经商,直到在扬州去世前四十余年时间内,一直驰骋于扬州两淮盐业界。江春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名以旗称,故人们包括乾隆帝在内又称他为江广达。江春在经商生涯中,办事能力十分高强,他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支出浩繁,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江春的办事能力也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 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江春得到乾隆恩宠,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他被乾隆召见于镇江金山行宫,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不计其数。乾隆27 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缺,故江春在很多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乾隆50年(1785),江春被乾隆邀请参加北京举行的千叟宴,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来他更被乾隆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成为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 江春为迎接乾隆南巡,两次在自家所建的康山草堂别墅接驾皇上,江春除建有康山草堂外,还有江园(乾隆赐名净香园)、深庄、东园等,在清代扬州盐商中,江春是拥有园林最多的一个。由于历史的变迁,昔日这些繁华的园林,如今大都已无迹可寻,仅有的康山草堂遗址,也只有后辈人们兴建的一座亭子。 由于迎驾以及大笔巨款报效,江春富有的家产逐渐消乏,表面上繁华,内囊已十分空虚,乾隆33年(1768)发生两淮盐引案,对江春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打击,这是一次盐商勾结盐务衙门官员的经济贪污大案。审讯结果,除有关官 员受到惩处外,江春也被革去职衔,贪污巨款公款(白银1019万余两)着落各盐商分赔。江春虽受此打击,但乾隆仍对他信任有加,乾隆36年(1771),因江春“家产消乏”,乾隆赏借他30万两皇帑,以资助他营运盐业。乾隆50年(1785),乾隆又一次赏借25万两皇帑给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死后,到嘉庆6年(1801),嘉庆皇帝又因江春之子江振鸿“资本未充”,赏借5万两白银作其运营盐业资本,乾隆和嘉庆对一介商人如此关怀备至,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绝无仅有。 黄至筠第一当属曾经的个园主人 - “两淮盐业总商黄至筠”,字韵芬,一字个园,原籍浙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著籍扬州府甘泉县。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黄至筠(1770-1838),原籍浙江。因为他的父亲在赵州做官,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生在赵州,也即今天河北赵县。黄至筠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家产为人掠去。数年之后,他骑着一条毛驴独自进京,凭借父亲的朋友给他捎去的一封信,见到了在京的两淮盐政。两淮盐政是管辖扬州盐业的最高长官,他见黄至筠谈吐不俗,颇有心机,觉得是个人才,就委任他到扬州去做两淮商总。从此以后,黄至筠就加入了扬州府甘泉县籍。 这时候正值嘉庆初年,朝廷因军费开支增大,水灾急需处理,财政日益困难。为济燃眉之急,朝廷公开卖官,号召富人捐钱,然后赏给荣誉官衔。黄至筠这时急朝廷之所急, 想皇家之所想,首当其冲,率为人先,前后捐资数十万两白银,清廷因此赐他“盐运使”的荣誉官衔。同时,清廷还邀请他进京祝寿,赏他到圆明园听戏,赐给他仆人。他的长子、次子,都因捐资而被赐给“郎中”的官衔。 一时间,黄至筠在扬州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上自盐政,下至商户,都要看他的动静。扬州的老百姓,从贩夫走卒到妇孺乞丐,谈起话来第一话题就是他。 道光年间,盐政改制,商总的作用大不如前,但扬州盐商仍将重大事务委托黄至筠处理。而黄至筠也不负众望,照常坐着轿子出入两淮盐运使衙门,出谋献策,当机立断,将扬州盐界的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 卢绍绪(1843—1905),字星垣,江西上饶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从江西上饶来扬,在淮南富安盐场(今东台一带)近二十年,先官后商,任盐场盐课大使职,正八品官,后业盐场商、运商而致富。峰时拥有财富四十余万两纹银。在光绪二十年(1894)择原康山草堂遗址造屋构园作万年基业,传承子孙,即今康山街22号至羊胡巷63号、65号,及对面今南通路12号、14号。称之卢氏“庆云堂”,后人俗称“卢公馆”,是晚清扬州盐商屋宇规模与体量最大的住宅群,也是扬州大户人家传统民居杰出代表作之一。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卢宅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始扬州现存规模最大的盐商住宅建筑之一,主要建筑有百宴厅、藏书楼、意园等。当时卢绍绪以“卢庆云堂”名义,花了八千两 银子购得康山街南北两块空地,在此建造七开间房屋七进,各种厢、披、廊、亭合计二百余间,前后走廊十三道,大小天井十七方。整个宅地历时三年建成,共费银七万八千九百两,为晚清扬州住宅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