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从“黑五类”到《福布斯》富豪

论文范文—从“黑五类”到《福布斯》富豪 从“黑五类”到《福布 斯》富豪 1956年,我出生在 甘肃兰州的一个军人家 庭,2岁时,全家随父亲 的部队调到了宁夏。 那时候,“反右”运动如火如荼,身为团职干部的父亲因为太耿直,提了很多意见,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被抓起来判了三年。父亲想不通,就自杀了。从此,我们孤儿寡母,一家五口艰难地生活着,而且,还要承受政治上的歧视,被看做是“黑五类子女”。 13岁那年,母亲在值班时也不幸中毒而撒手人寰,我们兄妹四人就成了孤儿,常常一饿就是好几天,有时甚至上街要饭。那时,人是用出身划分、用政治地位划分的等级,人的尊严都是不被重视的,那是一个“人不如狗”的年代。 1973年中学毕业,我们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宁夏农村插队。由于我能写能算,成为村里的会计,大家都叫我“黄会计”。插队的时候,我是当地很有名的积极分子,成了标兵,还组建了篮球队,在村里非常受欢迎,吃百家饭,睡老乡的大土炕。尽管生活清苦,但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日子。 在农村生活的那几年,我一直坚持学习、写诗。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很幸运,作为首个宁夏学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北大毕业后,我走得很顺。留在了北京,进了中央部委,并在五年后就成为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处长、部党委委员。 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处长到局长,再从局长到副部长,等等;总之,一眼就可以看完。 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 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尤其是读了契诃夫那篇《小公务员之死》,给了我很大震撼。经过深思,我终于决定出来干。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也有很多领导挽留我,但我心意已决。 1990年,我从中宣部出来到建设部,在建设部下面的一家出版社当社长。我是从中宣部出来的,有规定不允许下面的人卖书号。那么,怎么解决大家的福利呢?我提出成立一个企业,以业养书。但那个企业并没做大,当时卖玩具娃娃,卖名片,还倒腾过复印机,当时的电脑只有286。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完全是凭胆子挣钱,加上在部委的一些资源,机会很多,所以我也就很容易地做起来了。1995年,我们和北京印刷三厂合作改造了一个办公楼,挣了一些钱。然后,就到宜昌去做地产,在山西做了两家三星级酒店,赚了些钱,这应该是我真正的“第一桶金”。也是在这一年,我成立了中坤集团。 1997年,我开始开发安徽宏村,投了两三百万元,那时候也就这么些钱。接下来,最大一笔进账是和中欧工商学院同班同学李明合作的都市网景,我找的地,他找的资金,最后我挣了8000万元,他挣了一两个亿。之后,我又做了长河湾、大钟寺国际广场等项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成长。 如今,企业发展得不错,可我的心灵却一直很痛苦。越有地位和金钱的时候,我越悲哀。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小时候在宁夏,整天被骂成“反革命的狗崽子”。现在回去了,却是市长的座上宾,还要被请到电视上“拜年”。当年插队时,睡在一张铺上、吃在一个锅里的乡亲,如今一起喝酒都要小心翼翼的„„ 唉!越想越觉得没意思。 现在,写诗依然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本身是一个诗人,是诗人派到企业第一线的间谍。别的企业可能只追求利润,但由于我的身份主要是诗人,我有自己的价值诉求,不会因为利益孤注一掷,我 要感恩于时代,感恩于社会,感恩于民众,感恩于自己曾经一样贫穷、至今依然贫穷的人们。 黄怒波2008《福布斯》富豪榜第72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处长,现为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中国市长协会会长助理、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 从“黑五类”到《福布 斯》富豪 1956年,我出生在 甘肃兰州的一个军人家 庭,2岁时,全家随父亲 的部队调到了宁夏。 那时候,“反右”运动如火如荼,身为团职干部的父亲因 为太耿直,提了很多意见,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被抓起来判了三年。父亲想不通,就自杀了。从此,我们孤儿寡母,一家五口艰难地生活着,而且,还要承受政治上的歧视,被看做是“黑五类子女”。 13岁那年,母亲在值班时也不幸中毒而撒手人寰,我们兄妹四人就成了孤儿,常常一饿就是好几天,有时甚至上街要饭。那时,人是用出身划分、用政治地位划分的等级,人的尊严都是不被重视的,那是一个“人不如狗”的年代。 1973年中学毕业,我们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宁夏农村插队。由于我能写能算,成为村里的会计,大家都叫我“黄会计”。插队的时候,我是当地很有名的积极分子,成了标兵,还组建了篮球队,在村里非常受欢迎,吃百家饭,睡老乡的大土炕。尽管生活清苦,但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难得的快乐日子。 在农村生活的那几年,我一直坚持 学习、写诗。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很幸运,作为首个宁夏学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北大毕业后,我走得很顺。留在了北京,进了中央部委,并在五年后就成为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处长、部党委委员。 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处长到局长,再从局长到副部长,等等;总之,一眼就可以看完。 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尤其是读了契诃夫那篇《小公务员之死》,给了我很大震撼。经过深思,我终于决定出来干。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也有很多领导挽留我,但我心意已决。 1990年,我从中宣部出来到建设部,在建设部下面的一家出版社当社长。我是从中宣部出来的,有规定不允许下面的人卖书号。那么,怎么解决大家的福利呢?我提出成立一个企业,以业养书。 但那个企业并没做大,当时卖玩具娃娃,卖名片,还倒腾过复印机,当时的电脑只有286。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完全是凭胆子挣钱,加上在部委的一些资源,机会很多,所以我也就很容易地做起来了。1995年,我们和北京印刷三厂合作改造了一个办公楼,挣了一些钱。然后,就到宜昌去做地产,在山西做了两家三星级酒店,赚了些钱,这应该是我真正的“第一桶金”。也是在这一年,我成立了中坤集团。 1997年,我开始开发安徽宏村,投了两三百万元,那时候也就这么些钱。接下来,最大一笔进账是和中欧工商学院同班同学李明合作的都市网景,我找的地,他找的资金,最后我挣了8000万元,他挣了一两个亿。之后,我又做了长河湾、大钟寺国际广场等项目,企业获得了较快的成长。 如今,企业发展得不错,可我的心灵却一直很痛苦。越有地位和金钱的时候, 我越悲哀。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小时候在宁夏,整天被骂成“反革命的狗崽子”。现在回去了,却是市长的座上宾,还要被请到电视上“拜年”。当年插队时,睡在一张铺上、吃在一个锅里的乡亲,如今一起喝酒都要小心翼翼的„„ 唉!越想越觉得没意思。 现在,写诗依然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本身是一个诗人,是诗人派到企业第一线的间谍。别的企业可能只追求利润,但由于我的身份主要是诗人,我有自己的价值诉求,不会因为利益孤注一掷,我要感恩于时代,感恩于社会,感恩于民众,感恩于自己曾经一样贫穷、至今依然贫穷的人们。 黄怒波2008《福布斯》富豪榜第72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处长,现为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中国市长协会会长助理、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 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