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问题的反思及前瞻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反思及前瞻 金忠明李福春[①]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200062)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经历了以恢复常规、尊师重教为特征的启动阶段,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微观改革阶段及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阶段。在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在改革和发展中凸显出历史问题的集聚与现实问题的碰撞。主要表现为数量与质量冲突的目标问题、草根与精英分岔的动力问题、传承与创新对峙的功能问题、渐进与突变博弈的路径问题以及事功与立人抵牾的性质问题。应从六方面加深对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问题的认识:一是变革方略的整体性,二是变革价值的基础性,三是变革深度的转型性,四是变革评估的针对性,五是变革问题的复杂性,六是变革过程的持续性。 [关键词]中国基础教育;问题;反思;前瞻 The Reflection and Foresight on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Jin Zhongming Li Fuchun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Abstract: In the 30 year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phases: starting-up phase: characterized by resuming regular teaching and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their teaching; macroscopically changing phase: centered the reform the education system; microcosmic reform phase: centered the promotion of th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deepening the education reform phase: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quality,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the collis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Five main problems appeared: the goal problem of the conflic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power problem of the dislocation between civilian and elites; the function problem of the confrontation of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the path problem of choosing to be gradually or suddenly; the nature problem of the incompatibility with utility and quality. We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problem from six aspects: the integrity of strategy reform; the base of value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pth reform; the pertinence of evaluating evolution; the complexity of reform; the continuity of the reform process. Key words: Chinese basic education; problem; reflection; foresight 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演变,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又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发生着巨大变化,“发展主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中国基础教育也面临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殊生境。有必要反思中国过去三十年基础教育发展历程,进而透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将要面临的新问题。 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特征 1.以恢复常规、尊师重教为特征的启动阶段(1977—1984)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得以启动,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 执政历史的深刻反思有密切关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乎中国历史转型性发展的抉择,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得以初步落实。1981年,中国共产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对知识分子及科学、文化政策方面问题的阐发深刻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一阶段,在基础教育领域,选拔制度、培养机构和师资等问题均受到重视。特别是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重视人才呼声的日益高涨,基础教育领域在这一阶段逐步恢复重点小学、中学,加强了对人才培养的力度。中国基础教育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并恢复正常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成才的迫切愿望和追求,渐渐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倾向的加剧。1983年12月31日,教育部颁发《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指出:“不能只抓升学,忽视 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抓少数,忽视多数;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只抓高中,忽视初中。”[1]93以此澄清人才培养中的认知误区。 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动阶段,在恢复教育常态重建高考制度的同时,出于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考量,强化了重点学校并不断凸显其价值,使学校和教师把目光过分投在升学率上,从而导致把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优劣的唯一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极端状态。由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有限,使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决策层逐步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力图通过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放的战略性任务。”[2]37至此,教育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2.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1985—1992)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中国教育进入了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3]2286,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价值定位。《决定》指出,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更为突出,主要有教育事业管理权限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及教育思想、教育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教育方法等问题。要破解上述难题,以实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3]2288的教育改革目的,就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对教育进行系统改革,使教育事业权限,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向现代化转变。《决定》中对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有: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采取特定的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加强立法,并鼓励多种形式办学;权力下放,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要求一套更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决 定》明确了中国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战略,使基础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并通过体制抓手,对基础教育进行全面整体改革。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有关教育的法律,使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是对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地位的充分肯定,拉开了中国教育法制化的序幕,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一页,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新时期。为了新时期建设发展的需要,党中央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社会的整体改革发展。 3.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微观变革阶段(1993—2000) 这一阶段“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政府主导的基础 教育改革取向。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7条规定:“中小 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是素质教育概念在政府文件中的经典表述。1993年3月24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特别提出要克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全面认识人才观、质量观,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目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更为明确具体地指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 育。‘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1998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落实中共中央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性地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4.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阶段(2001至今) 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确立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并明确指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4]455该文件对基础教育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是对中国基础教育存在问题的应对之策,对素质教育、教师教育体系、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学制及办 学体制等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在此背景下,2004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订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规定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是高水平、高质量,其中首先是义务教育的质量。为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均衡发展,该计划对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和管理队伍、民办教育等薄弱环节作了强调。该计划的制度创新涵盖面广泛,又提出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并对由制定计划起到202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的性质和任务作了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有机组成的整体。到2020年,要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各类高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形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发展均衡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5]33可见,把控教育领域发展的平衡并明确教育发展的阶段目标,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化解各种矛盾,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是这一阶段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素质教育是决策层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 指出:“要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进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倡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进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作用,形成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6]617 我国基础教育的本质特点可以概括为基础性、普及性和人本性。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强调其内容是人一生发展中最起码、最必须的素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其他层次和种类的教育和培训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系统地建立的。基础教育的普及性决定其面向每一个适龄儿童,在当今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基础教育唯有达到普及性和高质量,才能体现它的重要价值。基础教育的人本性强调并关注以学生为主体,确保所有受教育者都得到发展,使其成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人。上述三个本质属性规定和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三十年来基础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它从本质上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在普及程度和教育质量上努力。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脉络,是以一系列政治变革和政策调整为先导的,它对基础教育事业产 生着重大和直接的影响,也使中国基础教育发展阶段呈现鲜明的政策导向特征,而教育实践领域的呼应则有一定的时间差。 二、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的积淀 与集聚 在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在改革和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既有历史上尚未解决问题的积淀,又有现实中新出现问题的集聚。反思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化改革和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大致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1.目标问题:数量与质量的冲突 党和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教育视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事业,更把基础教育放在全部教育更为优先发展的地位,但现状与要求之间,还有很大距离。如对基础教育事业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对其社会公共利益的未来性理解尚待深入。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数量发展是基础教育变革的重头戏,其中一大突出的表现就是普及义务教育在不同地区达标率的制定上。但仅 有数量的发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它更需要有质量方面的追求。“素质教育”的提出与深化就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质量。而在当今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时往往顾此失彼。要协调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就要对基础教育的价值重新加以审视。其性质决定了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奠基性教育。对于哪些是中小学生的基础素质及其确定的依据,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与论证。 2.动力问题:草根与精英的分岔 在基础教育领域,改革常常是由社会外部力量的推动,更多是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所规划和发动,教育内部动力缺乏甚至缺失,导致基础教育改革缺乏内生性、系统性、全局观和协调性。在此状态下,基础教育的改革难以到位,其变革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教育决策和立法如果不与民主和科学的程序紧密结合,就会严重影响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只是按自上而下的变革路径强力推行,很可能会让一部分师生游离于变革的主体力量。由于基础教育变革的目标有短、长之别,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个体与社会、学校与家庭、局部与整体、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等) 试图通过教育改革达到的目标也有区分,因此,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化改革阻力为改革动力,特别是畅通民间的改革话语,更成为当务之急。要特别关注变革系统中每一种正在逸出主体力量的因素,真正有成效的教育变革,必须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在预期的或非预期的千变万化中,拥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应对策略和统合智慧。 3.功能问题:传承与创新的对峙 马克思认为,对于处于人类发展链条的某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代人来说,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585。应当深入研究并把握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必须明确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一样,都包含精华和糟粕,涉及基础教育的创新,还应结合传统教育加以审视。目前基础教育的创新,不免名称上的标新立异或形式主义,时有浮躁、浮夸现象发生。在实用价值观的制约下,不辨问题之根由,不明目标之取向,偏重于操作技术的花样翻新,甚而导致南辕北辙,难怪有学者疾呼教育革新者亟需补上教育史课程[8]5。中国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 以及在学生终身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决定其对该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力求使改革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 4.路径问题:渐进与突变的博弈 按系统论的视角,中国社会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的复杂系统,维系这一系统并使之获得发展要靠有效的变革系统。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也表明,从整体而言,中国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走稳步渐进之路。其中,要解决好渐进和突变的关系,既不稿“一刀切”,也不搞“大跃进”。同样,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基础教育,也要解决好其发展的渐进和突变的关系。在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过程中,只有切实创造条件,掌握渐进和突变的节奏,才能使教育事业持续向均衡、优质方向发展。要注重基础教育改革进程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抓住发展中的重点问题,通过政策的不断调整,综合平衡改革的速度、广度与深度,使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始终处于最佳的状态,使改革的各种博弈力量形成合适的张力。 5.性质问题:事功与立人的抵牾 教育要回归社会、回归生活,这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基础教育更应如此。但在实际中有些做法不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时矫枉过正则易引发事功与立人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基础教育变革中尤其要注意把握两者的互动和平衡。每个人所应走的道路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它或许需要人为之奋斗终生。学生首先应该做的,是去尝试和体验自己要学的东西和要干的事。基础教育具有特殊性,一切都要与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结合,以避免因教育远离生活而导致的空洞化、抽象化和苍白化。师生应在立足工具价值基础上凸显生命价值,理解生命的尊严和丰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的本质就是一个生命唤醒、激发、促进另一个生命成长、完善、提升的过程。既然生命是人类发展的基础,那么对生命而言教育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立足于人性,引领学生成为能拥有真正的、丰富的生活方式的人。教师的终极指导是让学生成为自己人生的指导者,从而发挥基础教育的长远辐射效应。 三、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问题性质的再认识 1.变革方略的整体性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9]这是执政党对世界和中国社会作出的时代判断。中国社会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下加速发展,已从相对缓慢、稳步发展时期转向速度加快、幅度加大和取向多变的发展时期。社会发展整体性变革的时期,也要求基础教育界“广泛而深刻”地整体性变革,从而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和社会的需要。变革方略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应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思考中国基础教育,从而全面、综合、系统地发展中国基础教育。世界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应与世界基础教育发展变革趋势相呼应;社会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应与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自然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使当代青少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观念;人是一个整体,要求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应以人为本,视人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基础教育变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教育系统本身等各方面的问题。教育问题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各国通过立法来推动教育变革,一方面彰显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并非单纯的教育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合力推动。同时,基础教育的变革除了自身 各要素的协调外,还要与其他教育系统通力协作。要强化教育系统的自觉和自为意识,确立世界、社会、自然、个人及教育自身五位一体的系统改革观,统合各类发展资源和变革力量。 2.变革价值的基础性 中国基础教育变革具有基础性的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指出:“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1]16《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10]4国家法律文本确立了基础教育的根本价值,这无疑奠定了基础教育变革的价值基础。对于基础教育的目标和价值定位,有学者强调:它是为培养合格公民打基础的教肓,不是直接培养政治上、管理上接班人的教育;它是为培养合格劳动者 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直接培养消费者、享受者的教育;它是为培养专门人才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直接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帮助学生认识世界的教育,不是要求学生直接去改造世界韵教育;它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不是限制学生的片面发展的教育;它是公平的普及性的教育,不是选择性的等级性的教育;它是强迫性、义务性、公益性的教育,不是产业性的收费性的教育;它是关注生命价值与意义提升的教育,不是漠视生命的工具性的教育。但基础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违背基础教育根本规定性的现象,已对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11]12可见,基础教育是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素养的基础性、服务性事业,是为生命个体奠定文化知识基础、提高能力、发展智慧和濡养精神的教育,是为学生的一生成长和终身幸福奠基的教育。 3.变革深度的转型性 变革的转型性表现为由过去主要是计划经济、行政力量的机制转向当今的灵活开放、多元协调和全面系统的发展机制。具体到教育领域,这种转型性变革有诸多表现:从领导决策机制方面来说,由行政权力机构的决策机制转向决策咨询机构与行政权力机构联合 的决策机制;从教育经费来源方面来说,由政府统拨、统配转向来源渠道多样化和经费配置的多极化;从办学机制方面来说,由政府统管转向由市场调节的灵活的市场化办学机制并建立国内外教育市场规范运行机制。有学者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了当前关涉教育变革的六大类相关产业:第一大类是投资办学类;第二大类是与中国学生出国相关的系列市场;第三大类是收取高额会务费、买卖入场券的论坛和中小学的“教学大奖赛”;第四大类是以教育科研联合开展课题研究为名所进行的名利交易;第五大类是以宣传媒体和出版行业为主的营利行为;第六大类是久禁难止的正规学校的乱收费。 [12]135-136在实施基础教育深度变革之际,应通过立法等手段建立规范的、符合基础教育特性的机制。 4.变革评估的针对性 对基础教育变革评价的一大误区是重物质、轻文化,重硬件、轻软件,使教育日渐远离其培养人的精神为核心的旨趣,造成评估的针对性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中,效率至上成了一种普遍的追求,受此影响,在基础教育变革评估方面表现为重效率轻公平,导致评估缺乏合理的弹性。变革评估的效果要通过一定的标准来进 行检验,对基础教育变革评估也应有标准意识,并予以落实,发挥出变革评估的应有作用。相应的变革评估与之不相配套,导致变革的评估标准比较粗糙,只有细化标准,才能促进变革目标的实现。又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处理事情时往往重视人而忽视对事的把握,致使变革评估标准难以真正落实。这些都是变革评估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诸如重组学校结构、重新编制课程以及修改教科书等实质性的工作亦需同步跟进。同时还应有相应的变革评估标准对学校结构、课程编制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评估。这些都可以有外显的标准进行衡量,当然,仅有外显标准的基础教育变革还不够,应使外显标准内化为变革主体的自觉准则。 5.变革问题的复杂性 基础教育改革问题具有复杂性,因为基础教育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系统本身等方方面面,基础教育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问题,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问题。教育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全力的推动。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朋友(问题不可避免要出现,如果没有问题,你就学不到东西)”。[13]26应对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乃至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进行全面审视与科学把 握,只有认清基础教育变革问题的复杂性,才能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避免机械化、简单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才能真正实现基础教育变革的目标。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压力社会和消费社会,这使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呈现复杂化的态势,也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深刻变化,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消极的副作用,表现在:过度强调“为财富而生存”,人的精神陷于缺失;过分强调自我,人的利他性微弱;过度学习、盲从西方,自身认同感丧失;片面理解现代化,无视传统等等。同时,变革目标、变革过程和变革主体利益等多重矛盾的纠集,更加深了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 6.变革过程的持续性 变革是学习和改变自身的过程,从而使人们转换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取得变革之前所不能取得的成果。视变革为“事件”,是对变革认识的一种简单化,缺少对变革形态丰富性、复杂性、发展性的理解。变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离开当前状态不断向新的状态转换进发的过程。当前状态,即现状,既孕育着变革的动因,同时也包含着阻碍变革的可能。而在现状中遇到的机遇或问题是诱发变革的因素。反之,现状中给人们以实惠、安逸、熟悉和稳定感的东西往往成为变 革的阻碍因素。变革通常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变革过程中,变革主体身处旧的系统、流程、组织构架、处事态度和方式与新的系统、流程、组织构架、处事态度和方式之间展开博弈之际,感受的常常是变革的阵痛,因为变革不仅意味着得到一些东西,也意味着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变革主体的创造性也会被激发起来。 在深度的变革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显性的物质技术层面,尤其要关注隐性的精神文化层面,否则变革将是表面的,不可能持久。视变革是一个新文化不断生成的过程,意义就在于此,这样,基础教育变革才是一个有“根”的不断生长的过程,才能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题”相契合。 (本文承叶澜教授关心帮助,并得到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编:《基础教育法规文件选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State Commission for Education (Ed.), Selected Documents of Basic Educational Regulation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本书编辑部编:《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Editorial(E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He Dongchang, Important Educa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97),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4]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汇编:2001年1月—12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State Council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Ed.), Compi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January 2001 to December 2001 ,Beijing: China's Legal System Publishing House, 2002.] [5] 教育部:《2003年—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4年第14期。[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2007 Action Plan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 " Communiqué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