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_葛晓音

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葛晓音北宋诗文革新是唐宋文学史匕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目前对这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及其背景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作者根据大食原始材料,试图从探索此时期文风的儿次变化入手,弄清其曲折历程。作者认为这场运动可分为反对五代体、西光体和太学体三个阶段。柳开同王禹俱,石介、孙复同尹沫、欧阳修在不同阶段中代表了不同派别。而高言空文、以道求名同务实致用、切于世务两种复古来甘的分峡,以雅顺为上同风骚为本两种风雅观的分坎.始终贯穿在各个阶段之中,重道与重文的不同倾向可以从中找到根源。本文对上述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进行了具体论证,画出了这一场运动在政治、道学、文学等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中向前发展的曲线。作者葛晓音,女,1946年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论文有:《论初盛店诗歌革新的墓本特征》、《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等。北宋诗文革新从太祖开宝年间到仁宗嘉枯二年,历时将近百年之久,是直接继承中店新乐府和古文运动精神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目前,各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论若都认为,这次诗文革新的目标是以西良体和杨刘时文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文风;北宋前期各家复古理论存在着重道和重文的不同倾向,而在反对形式主义、强调文学为道服务这一点上,则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这些结论虽然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但主要是从文论本身着眼,所以只能为这场运动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而对干近百年间的文风经过几次变化,这次革新究竟经过哪些阶段才取得成功,各派复古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产生分歧的根源是什么等方面的间题还都不甚了然。本文试图从搞清诸家文论的背景和针对性入手,探索北宋前期复古思潮中产生不同派别的主要原因,分亡析这次运动历经的反对五代体、西亮体和太学体三个阶段,画出运动在政治、道学、文学等各种矛盾的纵横义请中向前友展的曲线,以期更清楚地说明其区别于唐代诗文革新的性质和特征。从晚唐到五代,古文衰落,骄文复兴。宋初继承五代文风,轻淫穆娜,张皇虚诈,洲洛(.)2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华而不实,追求声律。除了艳冶浮薄以外,更因五代时世动乱,“悲哀为主,风流不归”、“气格摧弱,沦于鄙理”②,也是这一时期文风的重要特征。针对这种衰薄浮艳的“五代体”,首先起而矫之的是柳开和王禹假。他们标榜韩柳古文和杜甫、白居易的乐府诗,固然与中唐以后儒家风雅观的重心已经发生了由雅颂转向讽谕的偏移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宋初不稳定的政治形势造成了复兴古道、改革现实的客观条件。太祖建国之初,忙于削平割据的列国,江山不稳,尚未可称太平。太宗时继续平定夭下,干戈不息,天灾不断,水早螟蝗,几乎遍及全国,加上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迫使宋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稳定政局的措施。如宋太祖提倡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民休息、以重法惩治赃吏,并开始重视儒者。宋太宗思复古道,严禁奢侈之风,不准进献符瑞,重视农事,讲求治功等等。这些措施一方面促使一些头脑清醒的文人更积极地为统治者拾遗补网,一方面又为人们展现了太平在望的前景。各家纷起振作,鼓吹兴修风教,而为改革时弊所开的方子则各不相同。从开宝到咸平年间出现的第一次复古思潮的主流,就可分出以柳开和王禹僻为代表的两种不同倾向。关于他们对文道关系的不同看法,不少论著已作过较为详明的阐述,而其分歧的根源则须再作进一步探索。产柳开重道轻文的原因须从其提倡复古的动机去挖掘,他的传道文章大多写于开宝年中进士以前。他早年学习韩柳,最早对“古文”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作为宋初文体复古的首倡者,柳开的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学韩到批韩的转化过程,乃是他不能正确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向来为研究者所忽视。柳开从韩愈处得来的真传仅是王公布衣相资相须的主张,即所谓“为上者必资于下,为下者必依于上”③,并以此为自己这样的草野之士进入仕途制造理论根据。从《再与韩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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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他学古文的真正目的则是“为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很快就从模仿韩愈转为批评韩愈。《东郊野夫传》说他后来“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为式”,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要学隋末王通,用“补亡逸之经典”的形式,来显示“圣人之道果在于我”④。而学习韩愈,、为古文,仅仅是他成为“宋之夫子”之前的必经阶段⑤。要成为“宋之夫子”,更必须少能备六经之阀,辞训典正,与孔子之言合而为一”⑧,所以就要舍韩文而直取六经为’祛。到后来他甚至对六经也有选择,据其门人张景所著《柳公行状》载,柳开曾说:“吾于范仲淹:《唐异诗序》。②四部丛刊集部心小畜外集序》。③柳开.《上王学士第二书》。④柳开:《答减丙第二书》。⑤柳开:《答城丙第三书》。⑥柳开:《补亡先生传,.加2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8)J《书》,止爱尧典、禹贡、洪范、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徐则立言者可跤及矣。《诗》之大雅、颂,《易》之艾象,其深焉,徐不为深也。”至于“用经史百家之言”,当然更被他斥为“杂”,这样就必然重道轻文、重理轻辞,将文章当成传道的工具,以雅颂坟典作为文章的规范。其次,柳开片面发展了韩愈、李翱思想中唯心的一面,强调人之得道在于天性,“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学焉’,②。他自己便是“生而好古,长而勤道”⑧。当然就将“天使我之出”,“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的使命加到了自己肩上。根据这一标准来衡量,连韩愈的文章也因“非其生而知之”,被他降到了“俗下”之流⑥,自然就更谈不上继承韩愈文章的精华了。然而柳开的“道”却只是一些不切时务的高言空文。他所得意的补亡之作,不过是在虞书尧典中寻章摘句,加以辨析.他所说的道德仁义礼乐刑政,在中晚唐已成熟调。而他思想中比韩愈更唯心更迁阔的那部分,倒开了宋代道学的先声。一般认为柳开的道学家气味,主要表现在他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其实从董仲舒到颜之推.王通及中唐一些儒者,一直在宣扬三纲五常,柳开对前人的发展主要是将父子、夫妇、兄弟等亲情都纳入对君的绝对服从之下。如《李守节忠孝论》认为逆臣之子不能以死谏其父,即使本人待罪来降,皇帝肯赦.他也要“请以杀之”。像这样将忠孝节烈观念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长远来看,是符合宋元明清加强中臾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需要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类言论却仅仅表现了池的、词和诞妄。柳开曾当过几任地方官,也有一些处理边事的经验,但他论及时事,很少有实用中肯的见解。如《上言时政表》甚至主张对契丹“以厚赐足其贪婪”、“以抚慰来其情,以宽假息其念”。这种不切时务、空论道德的倾向,对宋代儒学和古文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尽管柳开早年的明道之文竭力“高其言,古其理”,实际上却只是反映了他“栖栖草野,位不及身”时,“著书自广’,⑥、以道求名的狭隘目的。他努力确立自己在道统中的地位,自称性僻气古,世无知者⑦,其实却正是因好古而得到各级官吏延赏,达到了出于人上、知名于世的目的⑧。他虽然批判“今世之人”“以禄学为心”,宣称自己学古的目的不在功名富贵,然而他的文集中大部分是自叹命赛道穷、求人引荐的书信。入仕前求进身,得罪后求赦免,放外任求京官,降职后求升迁,调南方又求河朔,几柳开:《上王学七第四书》。②铆开:《上王学:l第二书》。⑧柳开:《答减丙第三书》。④柳开:《答减丙第一书》。⑤见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⑥柳开:《应责》。⑦柳开:《上符兴州书》。⑧截宋史·柳开传》称“范果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柳、范’。王钻知大名,开以一丈价.戈袋赏激。杨昭俭、卢多逊并加延奖。”(8)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乎一生都在不停地干求请托。他对“人情贪竞、时态轻浮”的现实进行批判,也主要是因为深感“同事同官不和不睦”,“唯怀倾夺之心,全忘仁义之道”。由此可见,柳开对时风和文风的批判,基本上是从个人入仕的目的和仕途中的恩怨出发。然而他又以“开圣人之道”的大言掩盖了卑狭的动机,这就使柳开的“道”披上了一层虚伪庸俗的面纱。韩愈处于唐代士庶斗争的转折关头,公然鼓吹以道求禄,敢于为寒族地主跻身朝列而大声疾呼,虽然世俗,却显得坦率而理直气壮。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士族高门随谱牌一起毁于战火,朱初士庶差别基本消失②,从太祖时起,就确立了科名不能为势家所垄断的 原则 组织架构调整原则组织架构设计原则组织架构设置原则财政预算编制原则问卷调查设计原则 ⑧。虽然宋前期恩荫很滥,但士人多以资荫为耻,以科举为荣④。从太宗到真宗,科举取士数量比唐增加十几倍。韩愈的理想,在米代变成了现实。如何用圣人之道来维护官僚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既得利益?怎样才能使儒者更多地进入上层政权,又能掩饰以道求禄的真实目的?因而就成为道学家思考的新问题。柳开为自己“大出于人上”而自命夫子的高唱,初步显示了道学与生俱来的虚伪性,同时也预示了道举愈趁唯心的发展趋势。正因如此,他才会被后世道学家奉为宋代复古明道的先驱。与柳开同时提倡复兴古道的王禹僻和张脉,代表着与柳开不同的另一种倾向。当时内外矛盾重重,宋太宗屡屡下诏,要求直言朝政之失,鼓励谏官大胆进谏。王禹僻和张妹都历任谏官和地方官。又都好言时务,有“骨埂赛谬之节’,⑥,不同于持禄固位之人。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复兴古道必然注重批评社会现实。张脉说:“呜呼!虽采诗之官阴然久矣,而诗咏讽刺,道不可寂然。”⑥他所作《悼蜀》、《劝学》、《憨农》都是学习中唐新乐府的古调歌诗。王禹僻作《舍田词》,“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苟择良二千石暨贤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对雪》、《感流亡》、《金吾》、《竹朋》、《秋霖》、《乌啄疮驴歌》等,也都是继承新乐府精神的佳作。但他们虽主张采诗,真正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却只有上述很少的几篇.这似乎是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事实。我以为其电缘故,当与太宗时一度曾行观采风谣之事有关。王禹僻《皇华集序》说:“皇上以为四海之大.兆民之众,你樱困于豪右.非询问则情不达。百吏之广,循良杂于苛暴,升非考核则人不劝。召诏辅臣,精择邦彦,按郡国之政,张朝廷之威.召于延英井授以密旨。膺是命者,凡若干人,济阳丁君实使闽越。今春赴朝之期,奏风谣名事,虚怀见纳,前席移时。黝者无怨言,陛者无异议,尽以民痪达犷帝听。”济阳人丁谓曾柳开:《上言时政表》。②见柳开《宋故昭义军节度推官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⑧见《宋史·声举志》。④王禹僻《送陈侯之任同州》:“令子一何贤,耻随资荫流。⑥见《宋史·田锡王禹僻张脉传赞》。⑥张脉:《<悼蜀》序》。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8)5于淳化四年以太子中允为福建路采。“济阳丁君实使闽越”可能即指此事。“皇华”为上古民间流行曲俗,这里借指风谣。王禹僻《送谭尧史序》也提到天子“诏廷臣之亲信者采风谣于蜀部”,《东观集序》还说罗处约在雍熙年间曾“乘使车,将帝命,按狱讼于江浙,采风谣于湘潭。举善发奸,不避权贵”。由此可见,太宗雍熙至淳化年间曾屡次派使者到洛处察访州县吏治,收集民谣,并以此作为升默官员的标准,采风范围几乎遍及全国。王禹俩《对雪》诗作于雍熙年任右拾遗时,《食田词》、《感流亡》等均作于淳化二年贬商州期间,看来确实是希望借采诗官上达帝听的。但后来使臣往往利用权势彻私舞弊,遂使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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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性质。王禹僻《送杉阴宜通判全州序》称柳宜得官“由文艺而取,故有识者荣之,与夫馅权媚势、奴颜脾色因采风谣司槽运者,言而得之者远矣。”可见诌媚小人可以通过巴结采风谣者加官进爵,采风不但失去了反映民澳、考察吏治的实际意义,反而成了趋炎附势者借以进身的一条不光彩的捷径。另一方面,由阿谈遨迎的使臣采上来的风谣,又并不是民间的怨苦之叹,而是对皇上圣德的赞颂之声。正如田锡《送韩援赴阀》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吾皇宵吁念黎民,歌咏皇华遣使臣。昭文馆殿选学士,巡抚使名名号新。二人分得淮南道,人自日边来既早,敷宣朝旨达君恩。淮阴父老私有言,言逢太平歌且舞,利病达聪皆悉闻。”或许正是以上事实使王禹僻等认识到采诗观风之说的天真,他们的新乐府诗也随着采诗制的变质而消沉了。承认王禹僻等人反映民痪的诗作数量很少,并不是贬低他对革新宋初诗风所作出的贡献,而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其复古思想的特点。王禹假称自编的《小畜集》为“滴宫诗什”,其中大多数诗歌还是寄托因滴宦而引起的人生感慨。但他能栩“道”来排遣穷达进退中的烦恼,如他《还杨遂蜀中集》所云:“圣人优患方演易,贤者穷愁始著书。··一一言可采即不朽,名姓长与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辈,穷辱不足形悲好。”达则在位行道犷穷则著书行道。虽与韩愈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前人因被贬而“感感怨咙,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虽韩文公不免此累”⑧。而王禹假将韩愈所确立的穷达都要明道的原则化为达观地对待贬滴的人生态度,则为许多在政洽斗争中俘沉起落的正直士大夫找到了精神平衡的良方。大批寒士通过科举入仕的阿题在宋代既已解决,入仕后如何对待升迁贬黝和宦海风波,便成为官僚士大夫咏叹的一个重要主题。王禹僻所创作的大量滴官诗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正如他在《三翻狱》所写的:“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滴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无论穷达,都要刚正不屈,争取在一生中做一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这一思想在梅尧臣、欧阳修的诗文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宋代进步文人诗感杯兴寄的基本主题之一。这也正是王禹僻司潜运者,即转运使一类官职。王禹僻《送柴转运赴职序》说,当时转运使除了督责转输之事以外,还要“统临诸候,考核群吏,刑罚不中得以申明,利害相交得以改作,民谣宫诱在我之升闻,岁诊天灾自我之存邺。”据此可知当时转运使是兼管考察吏治和采风的。欧阳修:《与尹师鲁书》。·洲场.(8)6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祛尽浇演成古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柳开一样,王禹僻和张脉都有力矫时风和文风的责任感,但他们并不以道统的继往开来者自居。张脉在《偏篇》中说:“伊余小人,生三十年,尽力圣教,穷奇古人,道岂易荷。”王禹僻从不以高谈空论自异于众,只是在为政和作文中身体力行古人之道。因此他们也不像柳开那样为标榜自己得道而否定六经以外的一切文章。张泳本人“秉笔为文,落落有三代风”,但他并不反对今文之俪偶。《答友生问文书》说:“周汉已降,代不乏贤,视文之否减,见德之高下。若以偶语之作.参右正之辞,辞得异而道不可异也。故谓好古以决,非文也;好今以荡,非文也。”认为文风改革并不等于以古代今,古文乖决与今文浮荡,都是不合于道的。所谓“好古以决”,也就是王禹僻在《答张扶书》中所批评的那种语艰义奥,“好大而不同俗”的古文。王禹俩还指出:“诗三百篇皆俪其词,谐其音。”他自己也作了不少较为平易朴素的骄文。他们对声律对偶所持的通达态度表明:使时文归正的关键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各种形式都能为道所用,又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一认识到欧阳修、苏轼之时愈益明确,也是北宋诗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王禹僻和张泳将复兴古道和讽刺现实、补察时政密切联系起来,适时地提出了振兴风雅,以补王化之本的主张。尤其是王禹假,明确标举以风骚为本的诗道②,融合中唐新乐府讽刺时事和古文运动推崇道德的精神,他在《赠别鲍秀才序》中提出了既要“依道而据德”,又要“通古而达变”、“利物而成务”的复古宗旨。不但奏议深中时弊,诗歌直陈民痪,散文广泛涉及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而且以其一生坚持直行的操守为士大夫做出了厉行古道的榜样,加上他善于学习前人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各种文体都能胜任,因而诗文创作的成就远远超过柳开,并成为振起一代风气的文宗,为北宋诗文革新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今人对于宋初文风的认识向来存在着一种错觉:由于把柳开、王禹傅看成是各不相干的两个孤独的诗文革新先驱者,总以为他们的复古只是早期寂寞的呐喊。其实,他们尽管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但因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已合成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复古思潮,并对改变文风起了很大作用。柳开门人张景后来被孙复称为与柳开、王禹偶、孙何、种放并列的“五贤”之一。王禹俩曾“三掌制浩,二入翰林,以文章负天下之望”,自谓“天下举人日以文凑吾门”⑧,其中孙何、丁谓等都是经他奖拔的“韩柳之徒”。孙何、丁谓在中进士前,与柳开也有交往。他们在真宗时位至公卿.以知古道著称于时,世谓之“孙、丁”。“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早年即受其推重,杨亿本来也是以王禹僻:《送公宰崇阳序》。②王禹僻:《还扬州许书记家集》:“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③见王禹俱《答郑褒书》。他在《送丁谓序》中也说自己掌知制话时,’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106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8)夕复古自任的。石介《祥符诏书记》载“刘公随常言:故杨翰林少知古道,故孙汉公(何)集中有送杨序。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辈者,则揪然日:吾将勉力,庶几子云、退之,长驱古今,岂止于辞人才子乎?’又崖相初览其断文数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汉公日:皇甫持正、柳柳州少年时,正当如是。’本朝文人称孙、丁,而皆推重之,则杨为少知古道明矣夕”由孙、丁、杨这几个真宗时的文坛宿将早年都学韩柳的事实可知,宋初柳开、王禹僻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由于他们的倡导,有一大批举子学者受到复古思想的形响,学古道、作占文曾一l付蔚为风气,所以就有效地打击了五代以来卑弱艳冶的文风。二咸平至夭圣年问,是宋初文风的第二个转变时期。咸平年间,柳开、王禹僻相继去世。从大中祥符初年出现《西良酬唱集》开始,古文渐为时文所代。不但少年时期迫慕扬雄和韩愈的杨亿成为西党体和时文的领袖,就连张静和丁谓也都名列《西昆酬唱集》中。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石介在《祥符诏书记》中曾对此作过解释,认为杨亿“性谙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胜,独驱海内。谓古文之雄有仲垫、黄州、汉公、谓之辈,度己终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为,远袭唐李义山之体,作为新制。时执政冯文鹉与二三朝士窃病之。又黄州,汉公皆已死,他人柔弱,无以摧杨雄铭。“·杨遂肆然无复避,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这可能是杨亿改变文体的主观原因之一。但景德、样符以后文风由古变今的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观念的转变。要说明这一点,还必须对西瑰体及杨刘时文的特征重新作一番探讨。一般论著往往将五代体和西良体i昆为一谈。因为从今夭来看.它们无非都是华丽雕琢、以声律对偶为工的晚店五代文风一但在当时却有市大的区别。唐末五l弋文风反映了乱世的衰飒之气,“气格摧弱,沦护鄙但”,“其体薄弱”②,“悲哀为主”。而西昆体和杨刘时文却雍容华贵,典雅丰瞻,是适应太平时世需要的雅颂之音。从太宗淳化年斗后,北宋政局渐趋稳定。景德元年,宋辽建遭渊之盟,河北诸州强壮解甲归农。这虽是以大量输出岁币换来的太平,但内外矛盾暂时缓和,宋真宗便转为僵武崇文。景德年间开始用礼乐,阅太常新集雅院,幸崇文院观图籍,召杨亿等人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袱后名《册府元龟))),都是粉饰太平的盛事。从《西昆酬唱集》中所收的诗篇来看,大多是咏物、咏史及酬答诗,虽然题材用典都是剿袭李商隐诗,所表现的却是“太《西良酬唱集序》为杨亿在祥符初年所作.故成书也当在此时。集中所收诗篇则为景德中杨亿、钱惟演等任编修以后酬唱之作。②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8)8中国杜会科学1989年第2期极垂裳日,中原僵革初”,的太平景象。此外,《西蓖酬唱集》中还有一些涉于艳情的诗作,这与歌咏升平也并不矛盾。早在太宗时期,与王禹俩、张抹齐名的直臣田锡,就一面“条奏事宜思复古”⑧,进献过许多歌咏太平的颂体诗,一面强调“艳歌不害于正理”③,写作了不少词采艳.丽的宫体诗。他直言敢谏,专摘时弊,也不乏抨击世态的兴讽诗。所以他既主张“将领风骚推李杜”④,“兴修风教望还淳”⑤,又为自己解嘲:“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⑥田锡这种观念既不同于柳开,也不同于王禹僻,反映了宋初复古思潮的复杂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杨亿等人因学李商稳而写几首堆砌艳情典故的咏物诗,本来也无伤大雅。事实上,如果不是因《宣曲》诗涉及“前代掖庭事”,西鹿体也未必会以“浮靡”之罪被真宗诏令禁止。景德三年,天下方定,馆职们编修之暇的酬唱已透出一派雍容富丽的气象。大中祥符以后,为配合朝廷大兴礼文之事,赞美瑞世的歌诗赋颂愈益兴盛。在王钦若、丁谓等人的倡议下,真宗模仿汉唐盛举,频频踢酌、屡求祥瑞,封禅泰山,祀汾阴后土,为太上老君、玉皇和自己上尊号。与此间时,真宗还游心文词,以翰墨自娱,召大臣唱和。杨亿《武夷新集》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是祭祀饮宴、吟赏宫苑景物的奉和应制之作,以及颂圣的郊庙乐章。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朝廷只需要讴歌尧德禹功的颂词,不再需要直陈时弊的谏士:“百辟瞻尧眉,九州蒙禹力。朝政无胭遗,谏官惭旷职。”⑦连谏官都无事可作,王禹僻及张妹早年以讽刺为诗道之本的思想也就为崇尚雅颂的观念所取代。杨亿在《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中说:“若乃国风之作,骚人之辞,风刺之所生,优思之所积,犹防决川,泄流荡而忘返。纹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观聂君之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悄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显然有意抬出二雅高于风骚的传统观念,来否定前一时期标举风骚的诗道,使优柔愉悦的歌诗与宣导王泽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因此,杨亿学晚唐只是借用了李商隐好用声律典故的艺术技巧,表现的却是真宗朝雍容和穆的太平气象。从正统的观点来看,这既是对衰弱不振的五代体的变革,又纠正了景德年前怨刺扰思流荡的诗风。从杨亿、张脉、丁调本人思想发展的逻辑来看,他们认为自己不但没有背弃早年复古的宗旨,而且还达到了“越风骚而追二雅”的更高一层境界。田况《儒林公议》说杨亿“其他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武夷新集》“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春容典瞻,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正应从上述角度来理杨亿:《受诏修书述怀感事,o②⑤田福:《呈杨待体》。⑧田锡:《贻陈季和书》。④田锡:《简琳王表才》。阂田锡:《吟情》。⑦杨亿:《次韵和史馆盛学士朝退书怀之什》。加8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心)9解。从夭圣末到庆历年间所掀起的反对杨刘时文的高潮,是北宋诗文革新中钓一个重要阶段。天圣末距离《西蓖酬唱集》问世已有二十多年,杨亿也早在天禧四年去世。而刘绮在文坛上还有很大影响。所谓“杨刘风采”,主要就是指他们用词采华丽、堆砌典故、讲究声律对偶的晚唐体所写的歌诗赋颂。而这种时文之所以会遭到第二次复古思潮的批判,也是与当时政治改革的形势密切有关的。仁宗天圣年间,杨刘时文虽然尚未衰落,但真宗去世后,进献祥瑞的狂热渐渐冷却,各种社会弊端愈益显露。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看清了太平表象下危机四伏的现实,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范仲淹在夭圣三年上万言书,拉开了从夭圣到庆历年间政治改革的序幕。但直到明道二年仁宗亲政,明确表示要革故鼎新之后,才在客观上具备了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改革是以上追三代、复兴尧舜之治为号召的。与第一次复古思潮以复兴唐代之治为号召有所不同。这一阶段诗文革新的成绩和教训几乎都根源于这一基本特征。宋初袭唐旧制,将汉唐盛世看作理想的政治模式。真宗时,袭汉唐之虚名,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曾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仁宗朝为革除前朝弊政,禁献祥瑞,诏问朝政得失,促使人们纷纷到上古三代去导找超越汉唐的理想政治。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我圣朝千载之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并在不少诗文中,将民风颓败、人心不古归咎于秦汉以后三代制度的票废。后来又有不少文人撰论,从各种角度将汉唐与三代相比,认为汉唐虽育百年治世,但“比踪三王为不仲”②,并赞美“主上思复虞夏商周之治道于圣世”,“逾唐而跨汉者远矣”⑧。但在当时一片追慕三代的议论声中,明显地震响着不同的调子。这种不和谐的声调主要出自两个影响最大的文人群体。一个以石介、孙复为代表,早期主要活动在山东泰山。另一个以尹珠、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为代表,天圣、明道年间主要活动在河南洛阳。他们各自形成了这一时期诗文革新中思想倾向不同的两大派别。l孙复早年在泰山教授学者,石介和士建中同推孙复为师,执弟子之礼。他们的复古惠想大致与柳开一脉相承。《孙明复小集》中《尧权议》、《舜制议》、《文王论》、《辨四皓》、《辨扬子》等文章,均从巩固天子尊位、防止乱臣贼子篡逆这一基本观点立论,发择了柳开强调君为臣纲的思想。《书贾谊传后》、《罪平津》等文章,适应仁宗朝反对真宗仿效汉唐旧制的舆论,指责汉“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批评“国家踵隋唐之制,专罗根泽先生认为:’五代矜重声病对偶’,晚唐矜平·剿剥故事,.模仿晚唐的杨刘自然是已革五代芜鄙之气、”(《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西良体1司样矜重.声病对偶”,仅从艺术表现手法去看这种变革关系,准兔造成误解。子f介:乏汉论》。孙复:长奇范天章书二》。②⑧(.)10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这样就从逾唐跨汉、上迫三代之怡的角度提出了文风改革的问题。石介在《赠张绩禹功》中自称“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倡复三代之道比孙复更为偏激。他认为只要执《周礼》、《春秋》二大典就可以兴尧舜三代之治,天下之乱主要是因为“井田之制废”、“封建之制坏”,要革新政治就必须“起今之亡而复古之制”。因此他开口闭口总不离五帝二典、三王二雅,并据此批判“群言缤离”、“六义陵迟”的时风②。这就使他那些倡言改革的诗文,多半是“去贪民自富”、“相与施礼让”、“相与讲道义”⑧一类的空话。同样,石介称赞韩愈“直以古道”,也只是片面推崇韩愈续经典的功绩④,使“众人耳惯所听,唯郑卫慈您之声,忽然闻其太古之上,无为之世,雅颂正始之音”⑤。归根到底,他复古的目的还是“助太平之颂声”⑥。仁宗明道之初,他还写了九首颂诗,讴歌“明道之政”“可作为歌诗雅颂流于金石,被于管弦”⑦。这种虚美的歌诗雅颂本来与杨刘时文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他却是攻击杨亿的急先锋。《怪说》三篇将杨亿与佛老并提,在当时是声讨西良体最著名的一篇橄文,后来又成为今人给西昆体和杨刘时文定罪的主要依据。石介攻击杨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这主要指《西瑰酬唱集》中某些咏物诗而言,其实杨亿《武夷新集》中绝大部分是与同僚饮宴、送别、寄赠、庆吊的应酬诗,风格矜持、稳重。嘲风雪、弄花草的作品不见得比其他文人多。石介的攻击显然有夸大之处。二是以“淫巧侈丽”、“浮华篡组”之词“荆艘”、“破碎”、“离析”、“蠢伤”圣人之经,这是就杨亿堆砌典故和文词华丽而言。由于石介所推崇的同样是歌诗雅颂,实质上他对西良体和时文的批判就只有单纯反对雕琢形式的意义了。石介对杨刘时文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态度却极其激烈,这不能不归因于他借此求名的动机。与柳开一样,石介天性狂猖,“喜声名”⑧,有一种自命为道统继承人的强烈意识。他不但同样标榜“生而知道”,而且进一步提出:“不由钻研而至,其性与圣人之道自合,故能言天人之际,性命之理。”⑨将儒道从精求义理推向讲求性命,由学而知“道”变成天性合“道”,这一步跳跃乃是儒学变成道学的关键。与柳开一样,他自许为圣贤的现实目的,还是为一批“位卑身贱难自达,满腹帝典与皇坟”L的穷寒儒生③岔参见石介《二大典》、《原乱》和《复古制》。见石介《读韩文》。见石介《闲兴》、《密真杜公作镇于魏,天章李公领使于魏,明复先生客于魏,熙道宰于魏,因作诗寄之》。石介:《上赵先生书》。石介:《宋颂九首序》。《末史·石介传》。石介:《上范思远书》。石介:《闻子规》。⑧⑨O110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8)11谋取进身之路。为此他与孙复、士建中等频频上书干求,相互举荐,敦促在位者推贤进材,以致“得沽激好名躁进之论,,l。欧阳修屡次寄书石介,委婉地批评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l⑧,主要是为了“特异于人以取高”③,可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石介鼓吹复古、攻击时文特别偏激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石介重道轻文的根源。活动在洛阳一带的文人群体,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河南人穆修天圣年间在京师与苏才翁、苏舜钦兄弟一起写作古歌诗杂文。后来洛阳人尹沫兄弟又向他学习古文。·欧阳修在西京结识了尹沫,开始创作古文、梅尧臣也常与他们交往。谢绛通判河南府时,与尹、欧、梅等在洛阳、跳山一带过从密切。他们的政治观点基本一致,都主张将复兴古道与政治改革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通过政治革新完成文风的变革。他们和石介、孙复都是庆历前范仲淹所领导的政治改革的坚决支持者,但在许多方面又存在着重大分歧。他们虽然也赞成大宋应修尧舜三代之政的说法,但出发点是务实致用。欧阳修屡次批评当时学者“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要求“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④。苏舜钦也指出:“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非抵蹈道以为乐”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空谈道德性命的风气与古道利世泽民的宗旨相悖,再三强调空言心性不符合圣人的本意。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说:“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孺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外患,石介提出守国之道“最下恃险固,弃德任智力。始知资形势,不如修道德”⑥。而尹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世人不推究古始,以为王者专任德教,不必城守为固”⑦,是一种迁论。同为尊崇三代之治,尹、欧、苏等“直究圣人指归”,务求“贯穿古今,于俗易通,于时易行”⑧,这是他们与石介等人在复古宗旨方面的主要区别。柳开和石介虽在不少方面歪曲了韩愈复古的精神,但韩愈主张从寒庶阶层选拔道德才学之士的思想,反映了他们这批有道而穷者的政治要求。所以他们有一部分叹穷磋卑的诗文,在表达其凭借道德仁义谋取功名富贵的愿望时,还要以韩愈之道作为理论根据。欧阳修《读李翱文》则指出复古明道应以忧天下为务,而不是只求“光荣而饱气此文讥责韩愈《二鸟赋》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称赞李翱在世人大多叹老磋卑的情况下能有忧天下之心,并非比较韩、李二人的优劣,只是借此对柳石介:《上王沂公书》。一②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③石介:《答欧阳永叔书》。④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⑤苏舜钦:《上三司alj使段公书》。⑥石介:《过渔关》。⑦尹沫:《秦州新筑东西城记》。⑧尹沫:《送王胜之赞善一首》。(8、12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开、石介等人提出委婉的批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韩愈思想的局根。宋代科举实现了韩愈要求取士不为势家垄断的理想,“孤寒栖迟”的矛盾已退居次要翅到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位后如何行道?是只求个人“光荣而饱”,还是以天下为忧?这是欧阳修与柳开、石介在明道动机方面的主要分歧,也是贯穿在宋以后封建官僚士大夫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欧阳修适应北宋地主阶级关系的变化,对韩愈的明道观念进行修正,赋予行道者以天下为忧的责任感,并似此作为复古的根本目的,正是花七宋诗文革新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传道明心目的在切于世,致于用,欧阳修等人自然要更多地注目于社会现实,劝导人们正视民生疾苦和时政弊端,将文学兴讽、怨刺的,职能置于首位。宋初以来,将韩柳复古的宗旨归于兴雅颂续经典的看法相当普遍,孙何就认为“韩领其徒,还雅归颂”1、连穆修所推崇的也是“韩《元和圣德》、柳《平淮西雅章》之类”,认为“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攀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②;石介更是极力鼓吹韩愈绍述二雅二典的功绩。苏舜钦则慨然以“潜心撅世病”③.“以救民膏育”④自任,明确地否定了“晋唐俗孺之赋颂”⑤。欧阳修和梅尧臣虽然没有简单地否定歌诗赋颂,但都对当时推祟雅颂、推斥风骚的思潮提出过严肃的批判。梅尧臣着重从雅颂不应专以歌功颂德为事这一点上阐发了他对圣人诗教的看法:“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忌邪意,寄在草木虫。”⑥这就正确地解释了“风骚”和“雅颂”的含义,使兴讽、刺美与怨叹统一起来,构成了风雅观的完整内涵。他还由衷地赞叹郑声优美动人的感染力:“苟能和人心,岂必奏韶夏。郑声实美好,盆情如剔剐。”⑦这对儒家向来斥翻郑卫之音、祟尚韶夏正声的传统观念,无疑是大胆的否定。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对美刺讽谕与穷愁怨叹之间的关系说得尤其透彻:“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并非所有的“穷”者,而只有那些生活接近社会下层的“穷”者,能够将个人的穷愁不平与民生疾苦相联系,写出优秀的诗篇来。这里借赞美梅尧臣诗,提出了要将优思感愤兴于怨刺的问题,既比韩愈更明晰地说出了“穷苦之言易好”的道理,又委婉地批评了以柳开、石介为代表的一批困顿孙何:《文偷》。⑧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后序》。③苏舜钦:《感兴》其三。④苏舜钦:《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⑧苏舜钦:《上孙冲谏议书》。⑧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⑦悔尧臣:《见牧牛人璐江吹笛》。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8)1含士人只为个人双穷磋卑、或为求自达而一味歌诗颂圣的创作倾向。所以他在赠给石介的得意门生杜默的诗中说:“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盎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何必九包禽,始能瑞尧庭。子诗何时作,我耳久已倾。”凤有九苞,可以荐瑞。杜默作了几百篇“铿煌间铸笙’,的领特,被石介赞为“诗豪”,介绍给欧阳修。而欧阳修却劝他不要只想为瑞朝廷,而应当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这正是欧卜田修等人与石介在风雅观念方面的主要分歧所在。关心“百事”,忧念天下,以反映民虞和愤世忌邪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能,确立风骚在诗道中的正统地位,反对虚美的雅诗赋颂,是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基本思想。其针贬的对象不仅包括杨刘的时文和石介的雅颂,而且也指向了晏殊、宋祁等人的诗酒爵唱、歌颂升平之作。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指出:“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所指已非杨刘,而是当时流行的文风了。从那时各家文集来看,晏殊和宋库、宋祁兄弟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往还唱和的大多是描摹云烟花草、抒写闲情逸致的咏物诗。晏殊“当北宋盛时,日与诸名士文酒唱和,当时号日能文,虽二宋之作亦资其点定。”的据《东轩笔录》载:“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姿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云: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日:昔日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袭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会如此作闹。’”由此可见欧晏二人的分歧。②二宋早年工“晚唐浓丽之格”。宋库后登台辅,“文章多馆阁之作,皆温雅瑰丽,讽枫乎治世之音”③。宋祁屡任太常博士、判太常礼院等职,参预过制定礼乐之事。写下了不少关于祭祀礼乐、明堂建制的奏议。他还上书请求仿照诗经《生民》、《公刘》,撰写歌颂大宋列帝列祖创业守成的郊庙歌辞④。景枯年间又上《大乐图义》,在《大乐图序》中声称“国教相沿.民心积习,但闻慈想之尚,不见雅颂之全。是故众邪胜正,群雕散朴”:宋祁又以文学显于时,所著《娥文集》中赋、颂、赞戮量之多,在仁宗朝无人可比。赋颂多为歌咏皇帝祭祀、燕射、巡幸的大篇其所谓“风雅体诗”也是同样内容的四言颂体诗、“献岁承平多乐事,击靴谁处唱唐年’,骨这两向诗,大抵可概括其歌诗赋颂的丛本主题。如果说妥殊和二末就足仁宗朝的“杨刘”,《四库全书·元献遗文提要》。蔡襄:《乞罢晏殊宰相》还指责,公殊当此忧危之际,恬然自安”.“不闻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乃“大臣中尤见其所为之谬者”,安水誉免共宰相之职。《四库全书·元宪集提要》。宋祁:《论乞别撰郊庙歌曲明述祖宗积累之业》。宋祁:《元夜观正阳锡妾》。②⑧④⑤(g)14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是专以诗文粉饰太平的“瑞世之表”,这话是不算过分的。尤其宋祁的赋颂之多,连杨亿都望尘莫及。由此可见,欧阳修等人倡导诗文革新,并非专对西昆体而发,而是针对真宗仁宗二朝北宋诗坛上一片歌咏升平的颂声,提出了承平之世诗文仍应以兴讽怨刺为主的重要思想,这就比唐代文人强调世治而颂、世乱而怨的观念大大前进了一步。换句话说,按照传统观念,在仁宗朝已经实现了文臻于雅颂之致、乐达乎韶夏之和的理想之时,欧阳修等却要用怨刺的郑声来取代大雅颂声,使文学发挥“忧治世而危明主”的作用,这是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区别于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哥特征:正因如此,他们对杨刘时文的形式反倒采取了一种通达而又辩证的态度,与石介过激的高调完全不同。尽管他们也反对“经营唯切偶”f、“移此俪彼,以为浮薄”②的风气,但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③。欧阳修还在《归田录》中称赞杨亿“真一代之文紊也”。杨亿虽是时文领袖,却为人刚直,文格雄健。范仲淹曾盛赞“杨公两朝清风,盛乎斯文”,“公之道其正可知”④。其实就连石介也不得不承认杨亿“学问通博,笔力宏壮”。。苏轼后来道出了石介与欧阳修两派对西昆体持有不同态度的原因:“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鳗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迁阔诞谩之士也。”⑥欧阳修等革新时风与文风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培养一代士大夫优国忧民的思想、鲤直杀衍E的品格,以及合于时用的才能。如果以通经学古反对文章华丽的结果,反倒造就了一批迁阔诞谩、以道求禄的文人,那就比文风华丽更糟。何况俪偶声病,只是艺术形式问题,也可以为古道所用.,后来“苏氏父一户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⑦.终于实现了欧阳修的理想,池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种变化而感到庆幸。这也证明了欧阳修革新诗文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化地排斥拼偶。欧阳修与石介虽然在上述诸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但他对石介在山东二十年厂使鲁人皆好学”⑧、“尤勇攻佛老”⑨等功绩始终给予热情的肯定。这也体现了欧阳修贯以平和通达的态度对待诗文革新的特点。直到由石介导源的“太学体”在庆历以后形成新的流弊,欧阳修才利用知贡举的机会公开解决了这种分歧。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②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③欧阳修:《论尹师鲁基志》。④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⑤石介:《样符诏书记》。⑥《宋史·选举志》。⑦l吹阳修:《试笔·苏氏四六》。⑧欧阳修:《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⑨欧阳修:《读祖徕集》。予114·,叮二,人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8)I右三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实行新政,兴建太学,改革科场考试标准,以策论经义为先。使“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杨刘时文至此已为古文所取代,但不久又出现了险怪生涩的“太学体”。目前有关论著都未弄清什么是“太学体”,以为也是与西崖体类似的晚唐五代文风。笔者已在《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②一文中对它流行的背景、时间、代表人物、表现形式等作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太学体”是从庆历四年创建太学后,到嘉枯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的十四五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内容迁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的古文。这种文体是因石介、孙复、胡缓等在太学当学官时复古过当所造成的。这里拟对“太学体”形成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补充一些新的认识。“太学体”流弊的形成,与范仲淹的复古思想和庆历新政本身的局限宜接有关。天圣到庆厉年间的政治改革以范仲淹为中心人物。以石介和欧阳修为代表的两大文人群体,在范仲淹的旗帜下结成了统一战线。范仲淹在政治上与尹沫、欧阳修、蔡襄等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在人事和思想上与孙复、胡玻等又有密切的联系。据《东轩笔录》载.天圣五年,晏殊留守南京(今唯阳).请范仲淹掌府学。秀才孙复曾渴见范仲淹,范授以春秋。庆历二年,孙复被召拜校书郎、国子监直讲③.即为范仲淹、富弼所举荐。孙复还向范仲淹推荐石介和士建中由,太学创立后,石介脚任博士。胡缓早年在泰山和孙复、石介同学十年,虽然与孙复不睦,但学未宗旨大致相同。景佑二年朝廷更定雅乐,胡玻因范仲淹推荐,被召见论乐,拜秘书郎。后治湖州州学。范仲掩又奏·请太学以胡玻为师恩,并采用他在湖州的教学法。胡玻皇枯末年来太学任教。“太学体”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一味高谈三皇太古之道,歌颂唐尧虞舜之德。这固然体现了孙复、石介一贯的学术宗旨,但究其根源,不能不追溯到范仲淹创设庆历之学的指导思想。宋初以来,提倡复古的人物虽然很多,但王禹俩、穆修、尹侏等人并没有系统论“道”的文章,柳开、石介又只是空洞地宣扬道统。只有范仲淹根据政治改革的需要,全面地阐发了“古道”的内涵。他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各行各业中蝇营狗苟、游堕日增、骄奢淫逸、窃利乱伦的浇伪之风流荡不返⑥。他主张从改欧阳修:《熹钻二年条约举人怀挟它字割子,.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此据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按范仲淹年谱(附《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事在康定二年。此据孙复《寄范天章书一》。见范仲淹《奏为荐胡缓李靓充学官》。见范仲淹《四民诗》。⑨⑧④囚⑥11肠(,B)材中国杜会科学1989年第2期革政治制度入手,寻找实现三代之治的途径,提出了明黝险、抑侥律、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十条除弊更新的措施。但基本指导思想并未超出用人进贤、勤政纳谏、轻摇薄赋、敦励风化这一套儒家的政治理想。因此他对文章与教化的关系十分重视,把文风革新看作政治更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早在天圣三年的上书中,就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并请求皇帝采用自上而下敦谕词臣的方式来救“斯文之薄”,以“厚其风化”。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的精力和才能主要用子政事,所以他能在力“追三代之高”的口号下,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办法,并以“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担负起仁宗朝政治革新的重任,这些正是欧阳修等人始终支持他的原因。但是,范仲淹过于强调文章关乎风化的作用,必然拘守偷家以正风、雅颂、经典为王化之本的传统观念。他在许多诗文中反复强调:“愿此周召风,达我尧舜知。致之讽谏路,隆之浩命司。二雅正得失,五典陈雍熙。颂声格九庙,王泽及四爽。自然夭下文,不复迷宗师。”m并在《唐异诗序》中批判五代以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的文风,认为“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文章还详细说明了他对浇伪文风的理解是:“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也就是说,不是发于真情、合乎时世的悲怨,就不免虚伪做作,导致华靡文风泛滥。与此相反,淳真的文风应当是“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夭下有道,无债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优乐皆出于真情,既不唱虚美的颐歌,也不发盛世的怨叹,似乎确实在风骚和雅颂